第7版()
专栏：
文学家与革命家的完美结合
张光年
在纪念茅盾（沈雁冰）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盛会上，在深切缅怀这位为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奋斗终生的伟大革命文学家的时刻，作为深受过他的思想影响和艺术熏陶的文艺工作者，我回想起聆听他的教诲、工作上得到他指点的那些美好时光，那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页。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这位文化巨人和文学大师对于我国现代进步文化和革命文学事业的卓越的历史贡献。这是我国人民、我国文化界铭记不忘的。
早在四十年前，重庆文化界庆祝茅盾五十诞辰的时候，王若飞同志就首次称茅盾同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赞誉“茅盾先生的最大的成功之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1981年，胡耀邦同志在茅盾同志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又高度评价他毕生的历史功绩，称他是“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赞誉“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在纪念茅盾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刻，提起这些历史性评价，不禁在心头引起热烈的回响。
茅盾同志诞生于1896年7月4日，那时鸦片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刚刚两年。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与谋求独立解放的坚韧不拔精神，给予青少年时代的茅盾极其深刻的思想震撼。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便怀抱改造旧社会的理想，开始了文学活动。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加速了茅盾思想的初步形成。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成员之一，是第一个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重要理论家。他主持改革的《小说月报》，荟集了五四时期以现实主义流派为主的一批重要作家，吸引、鼓舞了一大批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和广大青年。他写下的大量倡导“为人生”的文艺评论，不仅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廓清道路，而且为我国早期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我国新文化发展的每个重要时刻，茅盾同志一直站在开拓者的行列。无论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还是无产阶级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和解放前文化界民主运动艰苦奋斗的岁月，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期，他不仅在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中，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精神，并且始终以严谨、扎实、勤恳的大量劳动成果，发挥革命文学反映时代、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正在陆续编辑出版的《茅盾全集》（不包括翻译作品），总计四十卷，共一千二百余万字，广泛涉及中外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真可谓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显示了一代文学宗师巨匠的博大精深与多才多艺。其中，《蚀》、《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杰作，不仅以深刻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力量，特别是一系列富于生命力的典型人物的塑造，显著地提高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水平，充实了我国现代精神文明的宝库，促进了一代又一代青年思想的革命化；还被译成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流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一个民族的一定时代的精神文明与智慧水准，总是以这个民族与时代的精神领域、思想领域的杰出人物为代表，那么，茅盾同志和一些同时代的杰出的英雄志士、思想家、科学家、文化巨人、文化大师们一起，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与智慧水准的当之无愧的优秀代表。
茅盾多方面的文学业绩与丰富经验，对于我们正在兴起和正在发展着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也有直接的重要意义。茅盾同志晚年就曾为呼唤与扶持新时期文学而鞠躬尽瘁。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执笔写下的新作，强调尊重艺术规律，提倡思想解放，呼唤艺术民主。由于他的卓见与声望，对于我国遭受劫难之后的文学事业的复苏与振兴，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呵！那时，他已是年逾八旬、体弱多病的老人，仍然把全部精力与热情，倾注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临终前还在牵念“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并为此捐献稿费设立文学奖金。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献身精神！这种崇高的品格与献身精神，贯穿于茅盾同志文学生涯的始终。献身激情来自庄严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早期倡导“为人生而艺术”，到后来明确提出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茅盾始终把文学事业与人民的命运、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他反对作家脱离时代、脱离人民钻进“纯艺术”的象牙之塔，也反对缺乏艺术魅力与审美价值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他强调“文学是有激动人心的积极性的”，“我们希望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而他自己，则以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贞信念与艺术上的精益求精的精神从事文学活动。文学家与革命家，在茅盾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
茅盾的文学成就，是立足于中外文化艺术丰厚土壤之中的。他十分注意从中外文化巨人们那里广泛吸收艺术经验。在《创作的准备》一书中，他公开承认：“我曾经努力学习过去以及现在文学巨人们的经验，我还在继续学习。”对待外国的文艺思潮流派，茅盾一向反对“唯新是摹”，盲目照搬，主张“必须穷本溯源”，“作一番系统研究”，从中择取适宜于表现我们的时代和社会人生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如此才能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粹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划时代的新文学”。他说：“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他的作品，不但反映现实，而且针对着他那时代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他提出了解答。在他作品的艺术方面，除了他独创的部分外，还凝结着他从前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提炼得来的精髓。在伟大的作家，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智慧作为他的创作的准备的。”还在青少年时代，茅盾就曾“读经读史，读诸子百家”，获得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渊博知识与扎实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他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但并没有因此而虚无主义地全盘抛弃民族文化传统，而是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予以重新审视和估价。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广博的中外文学素养的大家。既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又具有开放性、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据初步统计，他在外国文学方面结集出版的翻译作品和研究专著就有三十余种，散见报刊未曾结集的文章近百万字，几乎触及了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十九世纪以及两次大战前后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匠和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他思想解放，胸怀开阔，站在中外古今文化艺术的交叉点上，从发展我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需要出发，纵横博览，取精用宏。他的革命现实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广阔的、开放的。他和鲁迅、郭沫若一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后自成一家。茅盾的经验昭示着巨匠的成功之路。今天的作家，尤其是精力充沛、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中青年作家，应该借鉴他的宝贵经验，多方面地扩大和丰富自己的学识，既不要因循保守，自我封闭，也不要毫无鉴别地“唯新是摹”，或急功近利，浅尝辄止。那样的作家是长不大的。我们要力求站在巨人的肩上进行新的创造。
茅盾同志一直寄希望于中青年作家，希望在他们中间出现新一代的文学巨匠。1978年，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他对青年作家们说：“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会产生未来的鲁迅、未来的郭沫若。”（当时李季同志插话：也产生未来的茅盾。）他殷切期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产生自己的巨人。其实，在他毕生的文学活动中，一直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文学新人的培养。从二十年代初新文学草创年代，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他不断地发现并热情扶植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受过他教诲与扶植的著名作家，数量相当可观。例如，丁玲、沙汀、艾芜、王鲁彦、萧红、张天翼、臧克家、吴组缃、欧阳山、草明、姚雪垠、碧野、端木蕻良、陈白尘、于逢等，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茹志鹃、王愿坚、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杨沫、杜鹏程、王汶石、李准、陆文夫以及刘心武、冯骥才、谌容等，新文学一代代作家的成长，都凝结着他的劳动和心血。沙汀同志回忆茅盾对他作品的评论时说：“他的评介，使我有勇气把创作坚持下去。”茹志鹃说：茅盾对她的教诲、鼓励，在她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上，起了“转折的、奠基性的”作用。应该说，这代表了许许多多受过茅盾同志教益的作家的共同心声。我还清楚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上，茅盾同志抱病出席，会见与会的一批青年作家。这些男女新秀围在他们尊崇的老师身旁，以无限喜悦的神情吸收他的教诲。我感觉到了他那目光中的殷切希望和期待。他是文学巨匠，又是培育巨匠的园丁。展望新时期文学越来越喜人的发展势头，我想，茅盾同志的英灵是会十分欣慰的。
学习和继承茅盾同志的文学遗产，茅盾研究是不容忽视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茅盾研究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1983年3月，在周扬同志主持下，成立了茅盾研究学会；在巴金同志倡办的现代文学馆里，成立了茅盾文学陈列室；接着在北京、桐乡两地修缮并开放了茅盾故居，开展茅盾研究的学术活动，出版《茅盾研究》丛刊；规模浩大的四十卷本的《茅盾全集》也正在陆续出版。广大研究者为深入开展茅盾研究、整理茅盾遗著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当然，茅盾同志博大精深，他的遗产有如高山大海一样丰厚，对于他的研究，只能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还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努力。我想，为了推动茅盾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们应该注意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既珍视老一代研究者的成果，也注意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努力提高研究者自身的修养与素质；我们需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创造自由、融洽、民主的学术气氛，鼓励有创见的研究成果，鼓励有意义的争鸣。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做好茅盾著作及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工作。
多年来，茅盾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对作协工作和作家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今天，我们郑重纪念他的九十诞辰。我们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们高兴地向他汇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的文学创作和各项文学工作日见繁荣兴旺起来；茅盾文学奖以及其它奖掖文学的措施，已经结出并正在结出越来越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读者中发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在以巴金同志为主席、包括文学界一批骨干力量的作协主席团领导下，中国作家协会及其三十个分会的工作，正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我国作家决心继承茅盾同志的遗志和献身精神，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昌盛献出全部力量！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茅盾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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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
——评川剧《潘金莲》
刘宾雁
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吴祖光交口赞誉；有些外国人也对此剧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也听到戏剧界少数人相反的声音，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示异议。
建国以来，一部戏曲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是罕见的。这是为什么？说《潘金莲》从内容到形式对传统戏曲都有所突破，还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是突破，却不是一般的突破。从思想和内容上说，是因为它触动了中国人思想意识中较深层次上一个相当顽强、因而十分敏感的角落。作者又以新颖的艺术手段，在这个古老的问题上表达了现代意识；这一声反封建的响亮的呼喊，又是从几百年来不断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和加强封建意识的戏曲舞台上发出的。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大都从童年起便通过戏曲舞台接受了封建思想的洗礼。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从政治、经济生活和思想教育两方面对于忠孝仁义等封建观念有过较大的冲击的话，那么在家庭与两性关系方面，封建思想却并未受到大的触动。由于把妇女取得政治上、经济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视为妇女解放的完成，又由于不能把家庭与两性关系上的正常变化、发展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区分开来，客观上往往保护了这个领域里的封建关系与封建思想，乃至对舞台上公开宣扬封建伦理观念习以为常，对改变这种观念的企图反倒难以接受。比如，不久前电视连续剧《武松》里关于武松杀嫂祭灵的那个场面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就没听到什么人反对，而川剧《潘金莲》只不过对于武松的行为仅仅有一点保留，就惹来一些人的不满，说什么“作者化丑恶为善美，化善美为丑恶。美化了潘金莲不算，而且把武松‘改编’成一个封建伦理的卫道士，是很不公正和令人难以接受的”。
试问，施耐庵笔下的武松、石秀等人，如果不是“封建伦理的卫道士”，又是什么呢？在北京戏剧界的座谈会上，一些同志还认为这一点写得不够呢，认为：潘金莲与武松之间不能产生爱情，障碍不在于武二郎的“冷面铁心”，而是伦理观念上的约束。《潘》剧对这一点写得不够，致使剧中尽管有许多历史人物出现，仍然缺少历史立体感。的确如此，施耐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武松树为英雄人物的。历来戏曲舞台上（直至不久前的电视剧）对于“杀嫂”那个场面的着力渲染，难道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表面看来，关于《潘》剧内容的争论，中心似乎是如何对待潘金莲这个人物的问题。“不许为潘金莲翻案！”“这不是那个真实的潘金莲！”“古典名著《水浒》中的潘金莲是个妖艳邪恶、毒杀亲夫的人，象这种已成定论的艺术形象，不必为她鸣不平”。实际上，分歧并不在一个人物身上。一位评论家已经挑明了一个观点：
“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淫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逼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
如果舞台上的悲剧已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潘》剧也就不会在今日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了。《刘巧儿》之后，妇女的解放和幸福的问题很少在舞台与生活中被人们所关注了。“三从四德”和“从一而终”等律条，形式上是消失了，在实际生活中和男性的思想中，甚至就在妇女本身的意识中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主宰着她们的命运。“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结果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封建意识。当年摆布祥林嫂命运的那种精神奴役，不是继续象幽灵般纠缠着一些甚至年轻的中国妇女，使她们自愿地选择和延续着不幸而不能自拔吗？封建主义在婚姻关系中的残余，即使在经济和文化发达得多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并未绝迹。日本影星吉永小百合最近拍摄的影片《天国车站》里，她所扮演的当代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就和潘金莲相似到惊人的程度——她的两次婚姻都是不幸的，或为解脱苦境，或为拯救他人，先后杀害了两个丈夫。从道义上讲她是无辜的，法律上却犯了大罪，最后被判处绞刑。《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淫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在过去的时代里，曾有过许多为迎合一时政治需要而歪曲历史的历史剧，近年来则见过为数不少的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历史剧。象《潘》剧这样在当代人的心中引起强烈呼应的历史剧或历史小说，则很少见。魏明伦基本上没有改变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形象，只不过按照生活的逻辑做了些合情合理的小小补充。他并不掩盖自己的创作意向，《潘》剧演出的效果证明，作品的思辨色彩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作者通过
“帮腔”和古今中外的戏剧性角色的介入，分明是在向观众顽强地传达他的主体意识，为什么人们却不觉得他在说教而感到嫌恶，反而自愿地附合作者，被引入沉思呢？
有人不去正视这一点，却依据“艺术即形象”的传统观点习惯地认定，即使作品以成功的方式表达了进步思想并引起观众震撼，也仍然是
“编导意念的传声筒”。一家报纸甚至进而把近年来我国一些艺术家勇于思考列为文艺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叫做“思考风”。思考如果也是一种歪门邪道，那么有存在权利的就只剩下商业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了。这种观点，其实不过是近年来文学界那种继“非社会化”而来的“非思想化”倾向的反映而已。按照这种观点，只能是没有头脑而只有感觉的艺术和艺术家万岁！
然而，当一些艺术家离开现实去追逐“永恒”的艺术价值时，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于是，“编导意念的传声筒”《潘金莲》就战胜了许多无意念的戏剧、小说和电影，使戏曲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把各种年龄、文化层次和不同国籍的观众紧紧吸引到舞台下边来。它证明：即使仅就艺术魅力而言，具有思想深度的雅俗共赏的作品也未必逊于追逐纯艺术价值的曲高和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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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生活中酿造的醇酒
——读邹志安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
韩望愈
曾以《哦，小公马》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邹志安，近年来又陆续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如
《窦利利》、《清澈》、《冷娃致富》、《肖肖》、《樊家母女》、《对抗》、《大梦初醒》等。这些作品不仅保持了以往热烈明快的特色，而且注重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剖析，形象性格的刻画，矛盾冲突的展示，时代意识的开掘，努力追求一种现实美与艺术美的结合。
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特点，每个作家也总有自己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个性。邹志安把审美的视野投向农村沸腾的改革生活以及那些创造着业绩的普普通通的人们。从时代的高处鸟瞰生活，从不同侧面透视、把握生活的流程，时代感与生活的美感相交融，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魅力。青年农妇窦利利
“凭一只鸡，十四个鸡蛋”和两只兔，要“三年后发家致富”。她给县委书记算的那笔饲养鸡兔致富帐，今天看来并不多么惊人，但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显示了农民群众要求改变穷困状况、闯荡开拓的迫切心情和勃勃雄心，表现了党的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新生活的希望。在《肖肖》、《樊家母女》中，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幅农民群众开始治穷致富的动人图画。两篇作品都充满思索、欢笑和拚搏的情趣，肖肖和樊丽云这两位普普通通的农妇，犹如翠竹杨柳，得时代之风气而枝繁叶茂，如浑金璞玉，在新生活的磨砺中放射出异彩。她们都在党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脱颖而出，变成时代的佼佼者。
邹志安没有仅仅满足于对农民致富行动的描写，而是勇敢地把笔伸向生活的纵深，在人物性格、思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去开掘生活中蕴藏的美，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美的品格、美的精神。《哦，小公马》笔酣墨饱，情趣盎然，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善于调查研究，敢于秉公执事，坚持原则，同不正之风搏斗的青年干部郑全章的形象，有力地揭示了八十年代在中国古老大地上兴起的这场革命的内在热力和潜能，歌颂了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作品在人物塑造上，着重写他的心灵，写他内心的感情，写他在各种矛盾冲突中的行为和品德。作者写这位青年干部的气魄、韧性、倔强劲酷似一头“撒开蹄子，狂奔向远方”，“认准了方向、道路就毫不犹豫，毫不回头”的小公马。作者把这种思想和情绪深深铸进郑全章的形象、性格里去，使他的形象、性格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脊骨。
邹志安近年的创作十分注意艺术风格上新的探求，注意方言土语的提炼和运用，注意人物关系的编织、故事情节的安排，注意诗的氛围的描写和乡情美的开掘。在他的笔下，关中平原农村是那么丰饶美丽、明丽多姿。古朴的风习，勤劳实干的人们，一片田园，一渠清水，一行柳树，一个村落，一条小路都显得那么入情动人。特别是那丰美的带有古老秦川风味的小吃，色彩斑斓、熙熙攘攘的古会，静卧于平原山沟间碧绿清澄的水库，粗犷豪放别有一番滋味的秦腔、眉户调和民间皮影戏，都带着音响、色彩溶入作品。他在写故乡的改革、致富生活中，写出了人们对新生活、对美的热爱和追求，他把关中平原的土地风情写得那么秀美、浑厚、开阔，充满了热力和新的生机。
1986年以来，作者尝试着写了几部反映农村改革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如《南鱼儿》等），在写法上较之过去的小说有了较明显的突破。注意了在较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揭示真实而复杂的人际关系，从伦理道德和心灵的更高层次上，去剖析和把握改革生活在农民群众思想感情深处所激起的波澜。在以白描见长的冷峻客观描写中，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审美情操的揭示，在故事的有机进展中，细致绵密、楚楚动人地去展现新人物内心世界的隽美。
关中平原上一个小小的村庄，聚散着时代的风云，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微末，国内外的大事都会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留下踪迹。深入地体察一个“原点”，就能感受到整个时代的脉动和升腾。邹志安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在故乡的山水泥土中浸泡出来的。他勇敢而坚定不移地沉下去，同群众共呼吸，共苦乐，表现了对新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热烈的追求和一种可贵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从而在生活中酿造出艺术的醇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