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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繁荣
——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述评
大江
5月的上海，日丽风和。那里演奏了一曲从容不迫和紧张热烈交融而成的理性的乐章。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市委的领导同志，还有文化战线的老战士，三百余人会聚一堂，平等讨论，各抒己见，共同探索上海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探讨之中，意见各种各样，彼此争之鸣之。有的殊途同归，有的欣然存异。虽海阔天空而中心明确，既议论纷纷又目标一致。会内如此，会外也十分活跃，处处都可以听到改革、开放、科学、民主的声音。
这就是近来人们常说的上海“文化热”。
对“海派”的褒贬扬抑
在上海讨论文化，大家自然会谈到来历已久的“海派”。过去的“海派”，是和租界联系在一起的，租界又是和洋人巨商联系在一起的。商在传统思想中是受鄙视的，而且，租界还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因此，“海派”的名声一直不佳，有时几乎被当作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同义语。不过，如今建国已经三十多年，旧中国的痈疽竟还被用来作为反对实行开放政策的根据，几千年鄙视商人的陋习，又和对商品经济的恐惧结合在一起；平均主义、“大锅饭”、产品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而这一套观念又被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此，许多同志深感痼疾之深，观念需要更新之迫切。在这次研讨会上，许多同志重新探讨了“海派”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大家认为，建国以来的实践说明，上海的经济发展这样快，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和它原来的基础分不开，这个基础既包括经济上的优势，也包括技术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但是，三十多年的实践同样说明，上海经济发展所以不能有更快的步伐，恰恰是上述那套陈旧观念和僵硬模式抑制了它的经济活力。发扬上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就是要善于汲取，善于创新，勇于开拓，不断前进。要不断地持续地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尤其是封建主义遗毒，还要花力气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这一点，对于上海来说特别不能忽视。
研讨会一开始遇到的，就是冲破陈旧观念的强烈呼声。
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
为什么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大地上会出现这样一股
“文化热”呢？眼前的情况，使众多的与会者联想到八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那次讨论，现在大家已经十分清楚了。历史发展到一定时刻，就需要对总体作理性的反思，需要清理阻碍历史前进的旧观念。如果当时不驳倒“两个凡是”，不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哪里会有今天的局面？
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到，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曾广泛引用过列宁的一段话。列宁说，经过了一场剧烈的革命斗争以后，革命政党“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列宁说，这样做的
目的是，“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列宁全集》第17卷第25页）。重温列宁的话，联系八年来我们自己的经验，对于当前的这场“文化热”就会有比较自觉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发展到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触及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习惯，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是八年前的那场争论所不能相比的。今天的改革，是一项全面、综合、动态的社会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心理结构都是相互关联的。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经济改革如果没有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没有相应的配套，就很难前进，甚至已经有的进步还可能得而复失。
参加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绝大部分同志同意这种估计，认为这次“文化热”确实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承担的历史任务，似乎更加艰巨。
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研讨会上，有的同志说，产生这次“文化热”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对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产生强大的冲击，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另方面是，在改革中，大家感到原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了改革的障碍，这可以说是传统观念对社会发展的抗拒。这种历史进程中两种力量的碰撞，产生了思想解放运动。
讲到传统文化和思想解放，大家就把历史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五四运动。本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逐渐觉悟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建筑在对这个老大帝国的局部改良的基础上，而需要对文化和社会作全面的改造，特别需要对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以及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性的清算。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思想界批判传统文化，介绍东西方文明，非常活跃。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文化热”。这次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促进了从西方引进来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它并没有解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参加研讨会的同志指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把主要精力用在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上；建国以后三十多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没有适时地把工作的着重点放到实现现代化这个历史任务上来。正当我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却在大踏步地前进。我们远远地落后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历史再一次提出了过去我们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进行全面的改革。经过几年的实践，人们终于明白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大道理。中国的改革，虽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任务是很艰巨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革，不是局部的经济、科技、教育的改革（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内容），而是一项需要解决许多错综复杂的多层次交叉的社会问题的系统工程。而目前迫切的任务是要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旧习惯、旧价值观念的阻力。许多同志认为，由上海带了头的当前我国思想界的这场“文化热”，不仅是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继续，而且将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全民族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形成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现现代化需要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
勿忘《宣言》的教诲
“文化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对待世界文明成果的问题。
在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会上会下，会内会外，很多人议论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可是，有的人却更习惯于闭关锁国的一套办法。固守这套办法的人对于世界文化的畏惧心理，甚至并不比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更高明些。他们对于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动态，包括当代工人运动中各种流派、思潮、理论，现代科学发展提出的新观念、新思想等等，基本上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打倒一切的做法是很少了，但用现成的哲学结论作为限制不同思想交流的精神围墙却是存在着的。这样做，是无论如何搞不了现代化的。
不少同志指出，毫无疑问，开放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腐朽的思想。共产党人如果连战胜这些东西的信心都没有，还说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呢？我们不能把这项历史的重任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的身上，而只能从世界文明成果中汲取养料。与会同志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道理，不但多次引用经常为人称道的列宁的名言：“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而且反复重温《共产党宣言》的教诲。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巨著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
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许多同志谈到，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更是超越了国境的隔离，互相汲取，互相渗透，互相汇合。谁若是想要阻挡这种潮流，谁就会被历史进程抛在后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实践在呼唤
参加研讨会的同志普遍地认为，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没有任何现成的公式可以照抄照搬的。许多同志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问题，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的社会，而我们却要强调商品经济这个着重点。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新问题。许多同志指出，过去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十年动乱时期，有人竟把马克思主义篡改得面目全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所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得到恢复和发扬。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突破了一系列僵化的“左”的观念，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科学地阐明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问题，确实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库。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如果理论不能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不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那末，任何理论都会成为毫无用处的教条。大家认为，当前理论界出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坚持和发展的争论，如果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精神，是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各种场合，人们总是感慨万端而又信心十足地提出这样的希望：要使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要使文化、教育、艺术、学术繁荣昌盛。这不是容易的事，这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一切有志于此的志士仁人大胆探索、潜心研究、努力创造。这样就首先要有一个使探索者可以无所畏惧地探索真理的环境。要允许探索者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产生失误。过去那种无理由而有组织的所谓“学术批判”再也不能重演了。自然科学可以试验六百零六次才获得成功，就是说可以有六百零五次的失误或不完善，为什么社会科学研究或文学艺术创作一有了失误就要大惊小怪，以为天会塌下来，以致动不动就棍棒交加呢？
大家认为，创造条件，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者、探索者得以自由地发挥其创造精神，这是我国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在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的时候，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的出乎意料的热烈、和谐、开阔、深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改革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繁荣，理论的繁荣必将反过来推动改革的蓬勃发展。这就是当前我国出现的这股“文化热”的历史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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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在我国文史哲三界，兴起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随着讨论的深入，学者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两个根本性问题上：
一、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和核心精神？
目前大略有如下诸说：
认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礼”或“礼治”，它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内容。但具体认识又有两种。一种是对“礼”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礼”的内容主要是等级隶属观念，它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在隶属他人的关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从而使个性的压抑达到最大强度，这是“礼”的消极面。但另一方面，这种隶属观念又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对家庭和国家具有强韧的亲和力，这就使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礼”的积极面。另一种对“礼”的认识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礼”是一种对人的设计方式，其特点是在感情交流的人伦关系基础上，强制地赋予他们尊卑名分的意义。在“礼”的统治下，人的一切个性都被当成“人欲”而由“天理”彻底消灭了，从而就形成“主奴根性”的卑劣品格。
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一种人文主义精神，但具体认识也有两种。一种观点强调：中国的人文主义与西方人文主义根本不同，就在于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认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助个体。因此，西方人文主义强调自由、平等、权利，中国人文主义则强调和谐、义务、贡献。合理的观点，应该是二者统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从其主流看，导向的恰恰是王权主义和使人不成其为人。采取的方法就是强调和倡导道德上的自我净化，时时处处把自我当成斗争的对象，从而在最富于人情的关系中，巧妙地取消了人的独立性，把人变为道德的工具。
此外，还有许多其它认识。有的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实用理性”，有的则称之为“直观的理性主义”。有的认为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有的认为是“人本主义”。有的归纳为四点：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与中，天人协调。有的总结为三个“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还有的确定为“七大特质”，象“大一统与多元化两种倾向并存”，“作为主导心理的入世思想”，“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等等。有的提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宋明时期的道学。还有的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人伦关系，“互以对方为重”。
也有少数学者着重指出：中国文化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来也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所谓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和核心精神，当然更不存在。
二、怎样认识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和作用？
大致有三种看法。
①持否定或基本否定认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古典文化不但形态不一样，具体历史命运也不相同，它不可能靠自我批判达到自我更新，因此，传统文化不能作为建设新文化的基础和旗帜。有的同志着重指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往下向人生落实时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秩序制度、风俗习惯等等，都是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被淘汰的。它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将不采取民族文化复兴的形式，而采取“被现代化”的形式。它意味着需要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思想、观念和素质。因此，每前进一步，都将伴随着对旧传统的反省和批判。
②持肯定或基本肯定认识。这种观点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互以对方为重”的思想是未来世界的前途，必将取代西方那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思想。因此，将来的世界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的学者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面看得太多了，批判否定得太多了，今天应当着重看看另一面存在哪些东西。象道学家们所说的伦理道德指出了道德行为的共相，即公私之分、义利之辨，这在今天仍然是道德评价的最高标准。还有的学者对孔子和孔学的评价很高，着重论述了孔子思想中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成分，这实际上也是对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作用持肯定的评价。
③对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持两面分析的取中态度。其中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主要是从“存在”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已经在两千多年中融化在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抛弃传统文化，而只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份。
第二类取中的观点是力求做到尽可能客观的、不偏不倚的两面分析，由好坏来定取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既有开放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所以在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决不应有盲目性。片面夸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会鼓励盲目排外的夸大狂；而片面夸大民族文化的消极面，则会降低民族自信心，还会不自觉地宽免了人们理应担负的历史责任。（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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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警予文集》出版
姚维斗
《向警予文集》已经由湖南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共收入向警予文章一百三十二篇，其中有许多是十分珍贵的。
向警予（1895——1928）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是我党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妇女运动的领袖。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她不仅是妇女运动杰出的组织家，而且是著名的宣传家和妇女问题的理论家。
向警予从中学时代起，就关心妇女问题。她撰写的七十多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分析妇女问题，成为这本文集最重要的部分。她把妇女运动看成是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妇女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她指出：中国妇女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把党的斗争每一步骤作为达到完全解放必经的“站驿”，把“政治改革运动”与
“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向警予指出，中国劳动妇女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她直接领导上海女工的罢工斗争，参与领导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并在运动中不断撰文总结斗争经验，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妇女干部。
向警予十分重视将中国妇女的解放和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与世界妇女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她经常引导中国妇女密切注意国际妇女运动的状况。
《向警予文集》还收入她写的时评、文稿、书信、日记和诗歌等。她的时评短小精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党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其它文章中也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向警予思想发展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妇女运动史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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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中山哲学思想讨论会综述
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广东哲学学会、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以及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等六个单位发起，在中山大学召开了孙中山哲学思想讨论会，就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历史地位等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关于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除有的同志继续坚持认为孙中山哲学是机械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以外，会上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孙中山哲学是不完整的辩证思维的唯物主义。他的哲学是建立在进化论、细胞学、能量守恒转化律以及有机物与无机物互相转化和放射性元素的发现等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比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还进步些；这个时期的哲学斗争的突出任务是反对形而上学，如变法维新反对的是封建当权派的“不变论”，辛亥革命则批判改良派的庸俗进化论，而且中国有不曾中断的朴素唯物辩证法可以继承。因此，孙中山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发展观等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已有相当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还有些同志认为，孙中山哲学是向辩证唯物主义过渡的唯物主义。他们说，孙中山哲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形态，既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又具有一定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一种中间的过渡的唯物主义。
关于孙中山哲学的历史地位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哲学是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并为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孙中山以比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更完备的形式表述了进化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否定了在自然、社会、认识等领域的庸俗进化论，强调“突变”、“革命”、“后来居上”在进化中的作用，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转变为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共产主义者时，孙中山哲学起了“先导”和“桥梁”作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哲学没有达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最高水平，也没有为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诞生准备什么条件。理由之一是，孙中山1919年出版的哲学代表作《孙文学说（心理建设）》的成就，没有超出章太炎哲学。孙中山这本书出版前十多年，章太炎就批判过庸俗进化论，提倡“聚变”，并把革命引入进化论，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的手段。另外，孙中山这本书出版时，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文章。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因此，孙中山哲学根本不存在起“先导”和“桥梁”作用的问题，相反，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哲学。（周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