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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英雄史诗 友谊丰碑
——读索尔兹伯里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伍修权
“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这是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长征》）中的几句话。一位外国作家，早就把中国工农红军的几万里长征，当成“人类伟大史诗”而立志予以讴歌，七十年代初就请求来华访问和写作此书，终于在他年逾古稀时，带着疾病，和他的夫人及又一位美国友人谢伟思一起，克服了许多困难，踏着三十年代红军长征的足迹，来了一次八十年代的艰苦“长征”。接着又高速度地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写作并出版了这部史诗般的新作。他在书中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在我看来，索尔兹伯里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座新的丰碑，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以及各国朋友对我国人民友好感情的又一丰碑。
正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3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几个月，我就在保安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记者斯诺会见交谈过，随后又在他的不朽著作《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中，读到了他对长征的描写和对长征战士的赞颂。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在他访问时，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他在著作中对长征的叙述，难免存在着局限，因此他曾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长征的全部史诗。”
我们高兴地看到，斯诺几十年前的愿望，正在由他的同胞和同行索尔兹伯里实现着。我当年曾被斯诺写进自己的著作中，如今索尔兹伯里又多处将我的谈话和回忆写入他的作品。我为此感到荣幸，更为从斯诺到索尔兹伯里等美国朋友，对我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关注、热心的珍贵友情，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加深发展感到高兴。索尔兹伯里这部新著，比较系统、全面和生动地叙述了长征的来龙去脉及全部过程，不仅写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曲折艰险，还以好几章篇幅描述了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生活。全书既有史实的记述，又有政论性的分析，更有文学性的描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索尔兹伯里在这方面的工作及其成就，有的已经走在他的中国同行们前面，他为我们自己对长征的研究及其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范例。所以，我们感谢作者继斯诺之后，再次向世界宣传和歌颂了中国的长征，还感谢他在这方面对我们实际上作了鼓励与鞭策，促使我们早日也拿出新的研究成果及作品来。
在相当长一个时间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被人污蔑为只会“杀人放火”的“赤匪”，中美建交以前的美国官方宣传就是如此。三十五年前，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特派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的有关会议，有的美国报刊连我的服装甚至面颊上的枪伤，都要加以歪曲和攻击一番。我从来不认为那是美国人民的态度，只有从斯诺到索尔兹伯里这样善良正直的朋友，才能真正代表美国人民。《西行漫记》和《长征》生动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中国人民是相通和一致的。《长征》中写道：“长征是一部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整整一代人”。作家又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四化建设与历史上的长征联系起来，他说：“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以长征精神激励着的十亿人民，正在“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正因此，作家不是一般地甚至冷漠地叙述一些老故事，而是对长征这一“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进行历史的探索、分析和反思。作家通过对长征中一段段史实和一个个人物的描述，展示了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信念、意志和品德。这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不受时代、环境和国度限制的，它可以也应该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作家之决心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也正是这一精神在他自己身上的体现。
当然，正如长征中有过胜利和欢乐，更有过失败和痛苦一样，红军和共产党内也不个个都是圣徒，即使是英雄人物，也可能有着某种性格或意念上的弱点，其思想言行也会有所失误。《长征》一书没有隐讳我们的某些“阴暗面”，有时还写得相当尖锐。但是作家不是象某些人那样，别有用心甚至幸灾乐祸地渲染夸大这些问题，而是怀着惋惜谅解的心情，来冷静客观地陈述历史往事，以图使人从中获得某种教训和启示。所以他对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不是一味美化以至神化他们，对于蒋介石和张国焘等“反面人物”，也并无丑化和攻击之处，而是通过这些人的活动及其作用，让人们自己对其作出评价。毋庸讳言，作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来陈述一个逝去时代和陌生国家的历史往事，从观点、材料到写作上，不可能都是准确和正确的，但是造成这些缺点和差错，并非有意，更无恶意，因而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
我有幸与索尔兹伯里同年出生，如果将我们的一生比作长征，我们都已走过“雪山、草地”甚至是“腊子口、六盘山”了。但是索尔兹伯里及其作品给予我的印象，似乎还正处于“金沙江、大渡河”阶段，其探求和奋斗精神尤其如此。特别是他以七十五岁的高龄，胸内还带着心脏起搏器，竟和当年的红军指战员一样，也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虽然有着吉普车等交通工具代步，但其艰辛劳苦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正如作家在《长征》自序中所说：“这在1934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但是他为了“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不仅以长征的精神，更以长征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同样堪称为奇迹的《长征》史诗。他的这种决心和勇气值得赞佩，他在采访中的认真细致精神，更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就在他那次访问我时，忽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李德的面部肤色如何？我说他是欧洲白色人种，面色自然是白的。作家又问：“那么他有没有发红的时候？”我说那自然也会有的。他马上又问道：“在遵义会议上红过没有？”我说红过。他紧接着追问道：“你能不能说说，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红，又在什么情况下发白？”我想了想道：“在我的印象中，博古发言的时候，他有些脸红；到毛泽东发言时，他又转而发白了。”作家一听就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细节，就把李德当时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了！”现在我们在《长征》中果然读到了这个生动细节。
索尔兹伯里曾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同样，他作为写出长征故事的人，也正以自己的作品使人们认识到，长征精神曾如何鼓舞、激励人们去发挥威力和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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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儿艺”三十年
周来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年来，创作、演出了上百部各种题材、风格的儿童剧和话剧，在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演出了五千七百余场，广大少年儿童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剧院”。1983年5月，她被全国儿童和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评为“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先进集体”。自1980年以来，全院人员在“一切为了孩子们”的口号鼓舞下，不辞辛劳，年年都到外地作巡回公演，几乎每年的演出都不下三四百场。1985年完成戏剧演出四百零四场，举办青少年音乐会二百场，合计六百零四场，观众达七十二万五千人次。同志们用辛勤的汗水赢得的这个创纪录的数字，揭开了“儿艺”演出史上新的一页。
三十年来，“儿艺”走过的道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如果用线条表示，颇有些象两座驼峰：第一个十年是创业。1956年6月1日建院首演的童话剧《马兰花》和《以革命的名义》、《岳云》、《英雄少年刘文学》以及《宝船》等一批优秀儿童剧涌上首都舞台，呈献在小观众面前。它们是那样丰富多彩、斑斓夺目，展示了这个新诞生的剧院的生命力和欣欣向荣的面貌。第二个十年是停滞。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我国的儿童戏剧事业遭受到“四人帮”严重的破坏和摧残，中国“儿艺”的建制被撤销，人员流散，业务荒废，没有也不可能上演真正为孩子们所喜爱的剧目。第三个十年是复苏。以歌颂周恩来总理的《报童》为先导，儿童剧创作开始活跃。1978年恢复建制后的儿艺，八年间不仅上演了一批优秀保留剧目，还新创作、演出了《奇怪的101》、《东海人鱼》、《十二个月》、《喜哥》、《闪烁吧，繁星》、《和月亮交谈的六个晚上》等大小剧目四十多个，标志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儿童戏剧的再次崛起，重新赢得了自己的观众。
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读书多，看电影、电视和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多，可是对儿童戏剧却相当陌生。为了吸引他们走进剧场，我们在安排剧目时力求题材广泛，不仅选择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戏，也经常上演一些童话、神话、寓言、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科幻作品和世界名著。为了适应新时期中新一代的少儿观众求知、好奇、富于幻想、愿同演员交往等心理特征，更好地满足他们在审美和娱乐方面的需求，近年来“儿艺”的编、导、舞美人员在剧本的舞台体现和演出形式上也进行了相应的革新和探索，对不同题材、风格的剧目强调采取不同的艺术处理，力求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我院的许多剧目在走出镜框舞台，打破“第四堵墙”的局限，改变固有的时空观念和戏剧结构，以及缩短剧中人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等方面，都作过不少有益的尝试。
三十年来，“儿艺”培养了一批艺术上颇有成就的演员、导演、编剧和音乐、舞美人材。以方掬芬、覃琨、李若君、连德枝等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演员和王铁成、邵冲飞等成年演员，已为剧院的建设贡献了大半生精力，他
（她）们曾塑造过众多的性格鲜明的儿童和成人的形象。这些老演员，如今虽年过半百甚至已届花甲，仍坚持在舞台上为孩子们演出。在剧院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演员中，一批新人已脱颖而出。第二、三届梅花奖获得者梁彦、闪增宏，先后获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男演员、男配角奖的陈宝国、许亚军等中青年演员，几乎都是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他们的出色演技和在舞台、银屏幕上创造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人物，受到了广大少儿和成年观众的称赞。在儿童剧这一综合性、集体性很强的艺术中，演员是剧作家和导演艺术构思的创造性的体现者和最终完成者，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得失往往决定一出戏的成败。三十年来中国“儿艺”得以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恰恰在于她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身怀精湛演技，具有为儿童戏剧事业献身精神的优秀演员。这支队伍的成长和成熟，是发展、繁荣儿童戏剧的基本保证。
长期的实践表明，每当我们排除了“左”的干扰，遵循艺术规律办事时，儿童戏剧就得到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剧目繁茂，人才辈出。反之，则裹足不前，无所作为。为了将现有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并向前推进，当前十分需要鼓励和扶持儿童剧的创作，要为剧作家提供深入生活的必要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应该有发表和上演儿童剧新作的园地。我们以为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具体措施，才能改变目前儿童剧剧本相当短缺的现状。
中国“儿艺”的同志们正潜心致力于开拓儿童戏剧的未来，深信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儿童戏剧事业和我们的剧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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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
——读《湖滨拾翠》
顾骧
林文山同志赠我以牧惠笔名撰写的杂文集《湖滨拾翠》（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读罢全书，欣然不寐。
这本集子的突出成就，不在于它的博识，而在于它以古今中外史籍为纬，以社会批评为经，在经纬交织中，显露出烛照历史与现实的思想锋芒。《湖滨拾翠》是历史的产儿。文山开笔于1979年1月并非偶然，那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唤。它表现了杂文、也表现了文山对时代节奏的敏锐感应。这本集子是抒情释愤之作，抒时代之情，释人民之愤。十年动乱，林江擅权，人民苦难无边。当梦魇般的严冬已经过去，党中央新的进军号角在晨风中回荡的时候，我们整个民族在继续沉思：对以往历史行程的反省。这本集子，不妨看作是文山在十年岁月中积聚的无数悲愤，找到了杂文这个渲泄口；同时，也是他反省历史的“沉思录”。他对“四人帮”的丑行恶德和余毒，掷出了有力的“匕首和投枪”。他用冷峻愤激之笔，扫荡着“四人帮”专制、独裁、愚昧、贪婪、虚妄的污秽。他的杂文贯串着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作品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相映照、相印证中，获得了丰满的逻辑力量。《姓名里头的文章》、《差拨艺术》、《说“讳”》以及几篇解剖“四人帮”文网的绝妙文章《文字狱古今谈》、《论“影射”》及《重读〈三家村札记〉》等都是。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所写的一批倡导民主与法制、尊重人民权利，批判“四人帮”专横暴戾、倒行逆施的文章，如《“兼听”以外》、《朱元璋删〈孟子〉》、《华表的沧桑》、《清官戏与民主》、《“唯上”杂谈》、《想起了〈权与法〉》、《论“好使人同己”》……。这些作品凝聚着深邃的思想意义和理论内涵，我以为是他集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对过去谈史文章中常见的颂扬“明君”、“清官”的“兼听”、“纳谏”、“让别人讲话”的德行，实际上仍是颠倒“主”“仆”关系的见解加以匡正，力证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民主要靠人民自己来争取。这种认识，在当时来说，实属可贵。
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浪头是“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今天终于赢得了应有的名声和地位。我看，《湖滨拾翠》就是杂文领域的“伤痕文学”。它和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中的“伤痕文学”一道，肩负了以不妥协的态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投身于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光荣任务。《湖滨拾翠》有时代的投影，是历史的纪录。它饱和着人民的爱憎，艺术地反映了历史大转折时期一代人的思考。鲁迅曾说，他的《且介亭杂文》与《花边文学》，“……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鲁迅的杂文已具有革命史诗的规模。我说《湖滨拾翠》也有着若干时代的眉目，恐不为言过吧？
文山杂文也并非篇篇都是佳作。大体说来，这本集子后半部质量稍逊于前半部。我同意严秀同志在《序言》中的分析，在文山杂文的思想、学术、艺术三因素中，艺术弱于思想与学术。若说，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那么文山杂文政论强于诗。文山杂文长于讽刺而逊于幽默。人说，杂文的哲理美、诗情美与幽默感，构成了杂文美感的三鼎足，据此，文山的杂文似乎有着美感的不平衡。
最后，我想顺便说几句有关杂文的题外话。新时期的杂文创作有着很大成绩，此点不容否定。但是，在整个文学的大花圃中，杂文恐还难以与群芳争艳。人们常说，新时期的文学，在很多方面已超过以往，但似难以包括杂文。“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史，曾有一个绵延不断、波澜壮阔的杂文运动，佳作迭现，名家辈出。在现代文学史上，杂文是值得骄傲的一朵奇葩。然而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杂文屡遭摧残。风刀霜剑，花谢花飞，阶级斗争扩大化声浪高涨之日，就是杂文创作江河日下之时。现在，世道清明，有了适宜杂文繁生的较为自由的土壤。但要使杂文“绿树成荫子满枝”，还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我们生活中还有历史积淀的尘垢，还有种种腐败现象，我们需要讽刺。我们充满信心与乐观地在改造世界，建设四化，我们需要机智、风趣的幽默。作为一个读者，我热望各界多多关注、提倡杂文创作，为作者消除“余悸”、“预悸”，我切盼有更多的作家到杂文这块阵地来“柳营春试马”，也吁请评论家们把审美的触角伸向杂文这方天地，更愿全国文学刊物都慷慨地借出一角宝地，作为杂文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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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著名文艺家呼吁
设立“国家级文艺大奖”
本报讯 《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最近分别报道了一些文艺家关于设立“国家级文艺大奖”的呼吁。
文学艺术家们普遍认为，设国家级文艺大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是现在应该做的一件大事。老诗人冯至说，我国至今没有一种具有相当权威、高层次的国家级文学奖，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泱泱文化大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缺憾。李德伦指出，近六七年来，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开始走向世界，设国家级文艺大奖与我国文艺百花齐放局面是相适应的。现在文艺家们在政治上受到关心和肯定，而设“大奖”，则是对文学家、艺术家在艺术上给予充分的肯定。
设立“大奖”，对爱护、保护艺术人才，对促进优秀艺术人才涌现，都将起积极作用。刘长瑜说，梅兰芳是在国外获博士学位的，叶少兰去年也是在国外得到学者和教授的名誉的。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不正常现象，不应再继续下去。李德伦还认为，设“大奖”将为中青年艺术家的成绩得到充分肯定提供有利条件。他们认为，应该让我国那些真正有成就的文艺家，首先获得自己国家给予的荣誉。建国初期，我国曾授予老舍先生“人民艺术家”称号，对文艺家积极性的调动，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国家文艺奖的设置，大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有人提出可以借鉴国外设立国家级文艺大奖的经验。邹荻帆提出，国家奖应授予近年仍有新的艺术创造，成绩卓著的艺术家。邵燕祥等人建议，国家还应为那些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作出杰出贡献、至今仍健在的老一辈文学艺术家颁发荣誉奖，以表彰他们一生在文艺事业上的斐然功绩。（钟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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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中国的“小皇帝”》
〔报告文学〕
作者 涵逸 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三期
这里描写的不是1911年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数目不是一个，而是难以计数。他们就在你身边，就在每个家庭、学校。
请看：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每天还要母亲半夜起床来为他“接尿”；四年级的学生对着没剥蛋壳的鸡蛋竟无从下手，只好不吃……如果这是讽刺喜剧中的夸张，我们便可以一笑置之、高枕无忧。可惜，作者以朴实的描述，揭示的是一幅幅令人怵目的现实图景，当代生活中独特的现象带来的崭新问题——独生子女问题。
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计，计划生育势在必行。但如何教育好独生子女，尚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四个祖辈（祖父母、外祖父母），两个父辈（父母亲）绕着一个“小太阳”转——“四二一综合症”，使不少孩子生长得不健全。进出坐小车的霍老爷子为八岁孙子作“大寿”，颇有学术威望的爷爷追在孙子后面学狗叫猫叫，只为了使他乐意吃一口饭……种种可笑可悲的事令人想起封建时代宫中小皇帝受到的娇宠。家族的延续从来被当作头等大事，帝王将相如此，平头百姓也如此。现在，这观念也未改变多少。
历史证明，娇生惯养的“龙种”有作为者不多。当今的“小皇帝”又如何创造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呢？作者精辟的分析论断，虽不全面却撼人心弦。已做或将做父母的以及他们的父母，不妨都来读一读这篇报告文学，在似曾相识的家庭素描中，或许能看到自己的一些投影。
（周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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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版《曹禺戏剧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较完整的《曹禺戏剧集》，其中包括《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九部话剧。其中解放前创作的剧本，基本上根据由巴金主持的原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重排，和解放后出版的版本有些不同。
五十年代初期，《雷雨》、《日出》和《北京人》，曾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编入新文学选集丛书。但由于种种原因，生硬地加进了不少新内容，并删去了一些精辟的台词。这次重版，除有所恢复外，曹禺同志也作了一些小的改动和增添了一些细节。《原野》和《蜕变》，解放后没有再版过。
该社同时出版的《论戏剧》收集了曹禺历年来发表的戏剧论文。全书分戏剧总论、剧评、对中外戏剧家的回忆和评论、谈自己的作品和创作经验四部分。
（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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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术馆工作会议召开
文化部艺术局最近在南京召开部分省市美术馆专业工作会议。与会者对社会主义美术馆的性质、方针、任务进行了探讨，并就提高藏品管理水平，加强研究力量，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加强美术馆自身队伍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决心进一步发挥美术阵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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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说界》举办小说评奖
上海文艺出版社两年评选一次的第二届《小说界》作品奖，最近举行发奖仪式。孙健忠、冯苓植、彭见明、楚良、陈冲、赵长天、王小鹰、沈善增、李本深的作品分别获奖。为繁荣长篇小说创作，该社将设立“长篇小说大奖”，首届评奖将于一九八八年底举行。
（邢庆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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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心理研究》出版
彭立勋的《美感心理研究》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力图把多种学科结合起来，以美感心理结构和功能特性为中心，进行多侧面的研究。
（黄治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