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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宏大的翻译工程 丰富的理论宝库
顾锦屏 王锡君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五十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本，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全集本之一。中文版《马恩全集》的出版，是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一个巨大成就，也是我国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巨大成就。
《马恩全集》的翻译工作是从1955年开始的，依据的版本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的《马恩全集》俄文第二版。俄文版原定出三十九卷（共四十一册）。后来从1968年起苏联又出了十一卷补卷（共十二册）。正卷加补卷共五十卷（五十三册）。中文版第一卷在1956年出版，到1985年底全部出齐。
《马恩全集》的翻译出版是个巨大的工程，五十卷五十三册，总字数约三千二百万。翻译出版工作整整经历了三十个年头。在整个翻译出版过程中，除了编译局翻译同志的辛勤劳动之外，还得到一些专家、学者和兄弟单位的大力帮助。
现在的中文版同俄文版也有某些不同之处。例如，中文版中增补了我国掌握的马克思的两封信：1875年7月12日马克思给茹斯特·韦努伊埃的信和1877年8月25日马克思给尼·德利乌斯的信。在第四十四卷中增补了马克思写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这是一篇揭露英国政府同沙皇勾结以及沙皇俄国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著作。此外对注释也作了一些修订和增删。
《马恩全集》是个内容异常丰富的理论宝库，其中收入了两位革命导师的二千多篇著作和四千多封书信。此外，还收入了四百多件文献资料，其中包括马克思家庭成员的一些书信，同时代人给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书信，马克思、恩格斯的未经本人审阅的演说和谈话记录，以及他们参与起草的各种决议、文件等等。这些著作、书信和其他文献资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一生的革命活动和理论创作活动，记录了他们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取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马恩全集》五十卷可以分为三大部分：著作卷、书信卷和补卷。第一卷到第二十六卷是著作卷，收入了马恩在各个时期写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军事等等方面的著作和各类政论文章，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经常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这一部分集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第二十七卷到第三十九卷是书信卷。书信中的思想十分丰富，仿佛是马恩思想的实验室，其中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许多精辟的论断和深刻的见解。列宁曾高度评价他们的书信说，如果用一个词来表明他们的全部通信的中心思想，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全集前三十九卷出版较早，大家已很熟悉。这里着重谈谈十一卷补卷的内容。
十一卷补卷约六百万字，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六卷即第四十至四十五卷和第五十卷的一部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还收入了原来没有编入和后来陆续发现而来不及编入前三十九卷的一些著作和书信，后四卷即第四十六至四十九卷和第五十卷的一部分，集中发表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各种手稿。
补卷中马恩的早期著作占有相当大的篇幅，第四十卷、四十一卷和第四十二卷的一部分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前写的文学和诗歌习作、书信、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这些文献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科学和真理的大胆探索，对民主和自由的热烈追求，对反动统治的疾恶如仇，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他们为人类服务的崇高理想。这些材料对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形成、思想发展和生平活动有重要价值。
在早期著作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占有重要地位。这部手稿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马克思为创立系统的科学的世界观而在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手稿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发表后，曾引起国际理论界的广泛注意，掀起了热烈讨论，至今仍然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方面对手稿进行了研究，并作出各自的评价。争论的焦点是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著作，正确回答争论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仍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补卷中除早期著作外，还有马恩在以后各个时期写的著作。其中包括有关1848年革命的文章，有关欧洲各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文章，马恩批判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论述工人运动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文章和谈话记录以及一些学术笔记，等等。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到，这两位革命导师时刻关心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切注视着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而且善于从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不断探讨新问题，提出新思想，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补卷中马克思在1879年到1881年写的有关古代社会历史的四篇笔记有重要理论价值。这四篇笔记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所有制〉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这四篇笔记被称为“民族学笔记”，也被称为“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在笔记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出发，研究了氏族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被阶级社会代替的规律性，考察了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特别是保留着很多古老社会关系的国家（今日的亚、非、拉国家）的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了这些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历史，探讨了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对它们的影响，从全世界历史的广阔角度探索了它们未来的道路。
补卷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各种手稿，约二百六十万字。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第一次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还扼要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形态。在探讨未来社会形态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人的发展和人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手稿中阐发的许多宝贵思想，对今天我国的四化建设仍有现实意义，例如：
马克思阐明了时间的节约的意义，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马恩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马克思还明确阐述了科学是直接生产力的思想。他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同上，下册第219—220页）这里所说的一般社会知识、一般智力，就包括科学在内。马克思在分析再生产问题时，除了物化劳动的积累以外，还把人的知识和生产技能的积累作为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来论述。他说：“除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时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劳动的积累以外，还有工人个人技能的不断积累，其方式是把已获得的技能传授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工人。”“科学就其被应用于生产的物质过程来说，其积累也与这里的问题有关。”（《马恩全集》第48卷第154页）
马克思在分析大工业的作用时曾预见到人的直接形式的劳动的作用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日益缩小，随着机器体系的出现，人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而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当事者。“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这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长期性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在谈到扩大再生产问题时，用相当篇幅说明了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人力，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无须追加投资增建新企业就能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道理。马克思至少指出了四个方面。首先，要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其次，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积极性；第三，充分应用科学；最后，加快周转时间。关于最后一点，马克思指出：周转时间如果缩短到平均周转时间以下，就“能够使同量预付资本可以进行较大量的再生产”。（《马恩全集》第49卷第496—495页）马克思对商品流通速度在整个生产中的意义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指出商品流通是生产的必要条件，流通速度的缓慢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他说，如果流通速度缓慢，商品就会变坏，“经过一定的时候，商品体会变成商品的尸体，而商品的美丽灵魂即价值从中消失。”（《马恩全集》第50卷第58页）在论述中，他特别强调交通运输业对加快流通速度、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作用。他用大量事实材料证明，在许多落后国家，由于交通不便，生产和人的积极性都受到很大限制。
总之，《马恩全集》是个丰富的理论宝库。这个宝库中的许多最基本的思想已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但是，还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消化，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这部全集的出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将起重大推动作用。
《马恩全集》五十卷中文版还存在不少缺点：译文中有一些不确切和误译之处；有些文献还没有编入；有几篇不是马恩的文章被误收入全集，据考证，第一卷中《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是费尔巴哈写的；第十八卷中《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是波克罕写的；第十九卷中《论美国资本的积累》是伯恩施坦写的；《品特是怎样造谣的》是李卜克内西写的。我们期待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再编一套质量更好，内容更全的《马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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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勇于探索的精神
映光
马克思、恩格斯是富于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的。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非常珍视前人文化科学遗产。马克思、恩格斯又不是前辈思想的简单重复者，一切先人的学说在他们面前都要重新检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创新发展。正是因为这样，才能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把自己创立的理论凝固化，他们总是不断研究新情况，一旦发现自己过去的观点有缺陷，就毫不犹豫地用新的看法修改过时的看法，使自己建立起来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肯定《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根据二十五年来大工业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改变，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公开承认《宣言》中的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并且加进“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作为重要的修改，使《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更加完满。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终极真理”，堵塞后人发展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的道路。他们反复强调，不应把他们的理论当成教条。恩格斯1887年在致弗·凯列—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在1895年致威·桑巴特的信中则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的学说是不可突破的。他们自己勇于探索，也为后人的探索创新，发展他们创立的理论，敞开了大门。所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
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勇于探索的产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还需要大胆探索。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包括最近赵紫阳总理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于我国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及“七五”期间改革的任务，都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说明。应当看到，我国在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确实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轮廓越来越明晰了，路子越来越清楚了。但是，也应当承认，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并不都是解决好了的；即使在原则上比较明确的许多问题，拿到实际工作中具体贯彻，使之真正落到实处，还会碰到很多新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探索，才能求得较好的解决。就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若干基本理论来说，有许多似乎是解决了，实际并没有完全解决。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为例，虽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明确的肯定，但在理论认识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有商品的计划经济这两种不同的看法，说明这个问题仍有探索的必要。与此相联系，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问题，虽然讨论了好几年，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微观搞活与宏观管理的关系问题，是近两年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如何使二者恰当地统一起来，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还需要深入地研讨。总之，经济改革中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很多的，为了更好地实现“七五”计划期间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现在更需要大胆探索。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在理论学术上有不少重大突破。对于这条战线的成绩，必须充分肯定。现在存在的理论落后于改革实际的状况，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大胆探索不够，理论上的大胆探索还缺少一个和谐的环境和气氛。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无中生有的指责和批评，批评与反批评的不对等，毫无根据地乱扣帽子，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得不到鼓励，甚至抓住他们的某些所谓缺点错误，横加批判，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对理论学术的探索创新确实没起好的作用。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出现理论学术繁荣的局面。理论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论争是正常的，是应当提倡的，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我们要发扬马克思、恩格斯勇于探索的精神，鼓励大胆探索，要为理论学术的探索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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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走向世界》
王庆成
钟叔河同志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在，他又以所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贡献给学术界。
《走向世界》共二十三章。依年代先后，介绍、论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至二十世纪初二十多位中国人游历欧美、日本的见闻和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其中有林铖、斌椿、志刚、张德彝、罗森、容闳、王韬、李圭、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何如璋、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单士厘等。这些人大部分是奉派出游或出驻国外的。其中不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各有著作行世，但很少从“考察西方”的角度被加以专门研究。另一些人则不大为学者注意，经作者多方搜访发掘，获得他们记述海外生涯的著作，在本书中加以介绍论列。如开篇介绍的林铖和第八章介绍的罗森，他们与外国商人、教士有密切关系，但事迹不显，少为人知；第二十三章《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所介绍的单士厘，是清末外交官钱恂之妻，1899年起随其夫到日本、欧洲，作者根据她的著作介绍了她对西方文化艺术的认识。这些人物在通常的近代史研究中是不见经传的，他们在中国认识西方过程中所留的痕迹，赖有钟叔河同志的所编所著而得以为读者所知。
本书的写法是以人物为主，逐人介绍、研究他们出游西方的事迹和对西方社会的认识。作者对于每一位对象都是细心地加以描绘的，对王韬、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着墨尤多尤浓。王韬是近代知识分子中最早与西方人士有密切交往的人物之一。他在旅英期间，对西方的科学、教育、物产、民风都极为推崇；在他的笔下，当时的英国就是理想社会。作者认为王韬在1840—1870的三十年间完成了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政论家的变化，是思想始终能走在形势发展前面的人。关于郭嵩焘的一章中，作者对影响郭嵩焘的社会历史因素和他的鲜明个性，对郭在鸦片战争期间和咸、同年间接触洋务洋情以及他由此形成的对外国的看法，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讨论，而重点则在论述他在1876年奉使英国以后所体认的“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的落后性”。作者分五点对此加以概括：批评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其势有所不行”；肯定西方教育制度，主张办学校、派留学生；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修养的学者，对中西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作了比较研究；反对“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封建虚骄观念，主张开放和学习西方；对国内洋务派的脆弱和虚假提出了批评。关于曾纪泽，作者介绍了他“由通西学而入洋务”的事迹和他的外交生涯、成就和主张，而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以“曾国藩的影响”为题，专节论述了曾国藩的思想和家庭教育对于曾纪泽的影响，认为曾国藩对西学和洋务的根本观点，是曾纪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薛福成，作者着重于讨论1890年他奉使英、法、意、比四国后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认为他在出使期间对西方富强本原的认识在逐渐加深，不但批评了把“西法”只看成“制器、军火、船械”的错误，也纠正了他自己以往只注重经济问题，比较忽视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缺陷。作者认为薛福成是从洋务派向维新派蜕变的人物。
这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之一。以钟叔河同志这本考察西方、认识西方的著作作为丛书的第一种出版，是有理由的，因为中西关系问题可能是近代文化史的最大问题。近代中国之认识西方，西方文化之影响中国，不是在和平交往的形势下，而是在西方国家用武力打破中国的大门、侵略日益加深的历史时期中进行的。作者在“代跋”中说到：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反帝斗争史”。但在具体的论述中对这一点注意不够。象林则徐这样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反帝斗争史”的开创者，似乎应在“考察西方”的过程中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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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马恩全集》原文版的编辑出版情况
周亮勋
《马恩全集》原文版，又称历史考证版，在国际上通常叫MEGA（《马恩全集》德文的简写）。国内有人根据过去苏联的说法，叫国际版，我认为称原文版更好些。MEGA是苏共中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共同决定出版的，由两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负责编辑。MEGA1975年开始出版，到1985年底出了三十卷（册），原来预计约一百卷，本世纪九十年代可以完成，现在估计不少于一百二十卷（册），大约要到下一世纪一、二十年代才能出齐。
MEGA版与现在的《马恩全集》一般版本比较，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MEGA版真正是一个全集版，现在的《马恩全集》实际并不全。MEGA版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书信、手稿，而且还包括他们的各种笔记、摘录、在书上作的批注、记号等等。总之，任何书面的东西统统收在里面。
二、MEGA版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文字出版。他们原来用德文写的，就用德文发表，原来用英文写的，就用英文发表。根据目前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大约60％是用德文写的，30％是用英文写的，5％是用法文写的，其余5％是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等。
三、凡是马克思、恩格斯一个著作的不同稿本，MEGA版都加以收入。不仅稿本本身，而且他们审阅过的译本也收在一起。
MEGA版共有四部分：1、所有哲学、经济、历史和政治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除外）；2、《资本论》及其手稿；3、书信，既有马恩之间和马恩给别人的书信，也有第三者给马恩的书信；4、笔记、摘录、批注等等。
MEGA版的每一卷又分正文卷和资料卷，正文卷中有编者写的详细序言，资料卷中有注释和各种索引。柏林和莫斯科两个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这个版本的编辑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和细致考证工作，发现了两位革命导师的一些新文献，也发现现行《马恩全集》中的个别著作并非他们所写。
MEGA的编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出版史上一项大工程，它将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提供最重要最可靠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