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理论的探索、创新与“百家争鸣”
陈岱孙
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触及面千头万绪，提出了许多在拨乱反正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学术理论问题，又有社会实践问题。历史没有对这些新问题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能为我们提供成熟的经验。认真探索这些问题，是今天我们经济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翻开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古往今来几乎没有一种经济理论不是从解答当时的经济问题的要求出发，从而形成对于某一经济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又反过来以观点、主张、政策的形式为当时的经济实践服务的。学以致用，实即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几十年来口头上也承认并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恰恰在这应该是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的学术探讨上，却犯过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我们中间有的曾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推理；有的曾习惯于引经据典搞经院哲学式的烦琐争论。我并不否认搞清经济概念的必要性，也不反对征引前人在科学的探索上所已取得的成果。但如果前者变为概念游戏，后者成为不可触犯的教条，对我们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对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都是毫无裨益的。
对于这种理论上缺乏探索、实践上惮于创新的局面，在七十年代末期前的闭关情况下，人们已经比较习惯了，似乎可以长期以不变应万变。但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形势变了。随着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的实施，接踵而来的是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对这些新问题，我们的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对策，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稳步前进。但是我们也得承认，现在我们经济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还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反省一下，我们经济学界对这些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究竟做了多少突破性的理论探索，能否走在实践前面，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应该承认，我们过去的理论研究工作，距国内外形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赵紫阳总理在今年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对国内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情况作了估计说：“目前，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落后于改革和建设的实践，还不善于对丰富的实践作出新的概括。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鼓励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精神。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我完全同意这个估计。
如何改变这种落后情况，如何能使理论工作者进行大胆深入的探索，为实践的深化提供理论依据？这是在上述反省之后必然会提出的问题。答案也许应该包括好些方面。但我认为创造一个适宜于独立思考、大胆探索、自由讨论、以理服人的，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气氛和环境，是一个关键的前提。
“百家争鸣”这一方针，三十年前便已正式提出。但在提出后的几十年，它却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在它提出的翌年，就开展了反右派运动。而在“百家争鸣”被解释为实际上是以无产阶级为一家、资产阶级为另一家的“两家争鸣”后，它就名存实亡，而到了“四人帮”时期，就更是名也不存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又继续强调一定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提倡不同观点的争鸣与讨论等等。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由于多年来“左”的影响在学术界没有完全消除，“百家争鸣”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一个适合于展开学术自由讨论的气氛已经初步形成。在贯彻“百家争鸣”中需要坚持的原则，如学术观点不应和政治概念相混淆；在理论的探索中，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的争辩是认识真理的途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认为“权力所在，真理存焉”等等，似乎在理论上也可以被接受了。
然而，也要看到，在这大原则下面，还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貌似属于纯学术的范畴，但实际上，对它们的错误解释都会对于大原则的贯彻起着扭曲的作用。在经济学领域里，这种情况似乎特别显著。
首先，什么是经济理论？这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我们抽象地说，经济理论不过是对从经济实践中分析出来，又准备反馈地用于经济实践中，以取得验证的经济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和说明，也许没有人反对。但一遇到具体应用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经常遇到人们把经济理论简单地等同于而且只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所涉及的经济思想、论断。这种狭窄的理解就把经济学中各具体部门经济所具有的理论全盘否定了。我们不是常听说，某一部门经济（如财政、金融等等）的理论不外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这一部门的应用吗？如果再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缩小到生产关系，又把生产关系具体化为阶级关系乃至阶级斗争，则各部门经济的理论探索最后都变为在这些部门中寻找特殊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规律了。这样，就否定了一切从探索这些部门经济本身运转发展规律所形成的认识。而且由于这些领域的问题，在经典著作中查无实例，这些领域本身理论的探索虽然不划入禁区，也会被贬为化外。我们并不否认经典著作中所涉及的经济理论是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最重要的。但基本理论是一般理论，除了一般理论外，应该承认还有附属于各分支的部门经济学的特殊理论。
其次，由于把理论囿于上述的框框之内，就容易把理论神秘化了。理论可能变为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神谕，于是不见经传者，且不说与之似有抵触者，当然都是异端邪说。我们应当同意这样的论点：经典著作中所涉及的论断所以是对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先哲”的论断；而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践中被证明是真理。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个忠告是应该记取的。
再次，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何区别。如果说理论的神秘化为学术的自由探索设置了一些障碍，那末，把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解释为对政策的学术探讨就是政治性的错误，更是为“争鸣”设置了一个森严的禁区了。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基础，经济政策是理论的实践。理论要在政策的实践中得到检验，而政策又要从理论的探索中得到依据和引导。如果经济政策及其实践的效果绝不允许人们置喙，则理论的探索就只能成为毫无实际基础的空谈。当然，经济政策一经颁布就要求贯彻执行。但是如果对于在执行中的经济政策绝不允许讨论，对它的正确性、可行性绝不允许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那么我们又何从对它进行修订呢？有人主张对政策的讨论得有个场合或范围的限制。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界限还不清楚。是否讨论只限于决策机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更为广泛些？是否讨论的公开程度对不同层次的政策可以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为了集思广益，为了多看出一些问题，对现行的和行将拟定的经济政策进行理论探索，这对于经济政策的抉择、审查和完善，只能是有好处的。
最后，“百家争鸣”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现在已经广泛流行，但它的含义似乎并不十分明确、具体，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样，就有可能在“争鸣”中对任何和习惯认识不同的见解都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在经济学中，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虽然近年来大力提倡大胆探索，学术界争鸣的气氛已大大改观，但十年动乱加于学术界的创伤所造成的余悸尚未完全消除。如果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明确的界说，它将成为一把悬在学术界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对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创新都是有害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在思想领域中，我们应该相信真理会最终战胜谬误，而争鸣恰恰是保证真理取得胜利的途径。一切压服的手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总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促进四个现代化，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和在别的学术领域里一样，我们需要群策群力，以大胆的理论探索求得实践的创新。我们有必要切实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扭转目前经济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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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纵百家之智 开争鸣之风
——浅谈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唐晓云 穆福田
如果说，春秋战国年间的百家争鸣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不为过誉。两千多年前，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的风云，孕育了这场思想、理论、学术界纵智论争的丰沛山雨。分别归属于奴隶主、新兴地主、商人、小私有者和农民等不同阶级与阶层的知识分子，竞相登上舞台，就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文艺、历史诸问题，精心探求，著书立说，相互驳诘，激烈论争。汉代的司马迁父子和刘向父子分别把那些见解独到、足成一家者，概括为“六家”（阴阳之术、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和“九流”（前列六家及纵横家、杂家、农家），可谓学派林立，群星争辉。百家争鸣，象一阵嘹亮的鸡啼，撕破了数百年奴隶制传统观念的黑幕，迎来了体现时代特色的新学说、新思想的曙光；象一股清新的晨风，吹散了“学在官府”、理论屈从权势的雾幛，开拓了学术自由、平等探讨的先河。多少年来，一些开明政治家寻觅治世之道，往往从这里受到启迪；一些刚直学者抗御强权，往往从这里汲取力量。今天，为着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科学，研究一下春秋战国年间百家争鸣所以勃兴的原因，不会是没有裨益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社会变革感觉最敏锐的莫过于知识分子。因为较高的文化素养，赋予他们开阔的眼界、灵敏的思维和尖锐的洞察力，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运用各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新理论，创造新观念，勾勒新世界，往往形成色彩纷呈的诸多学派的论争。所以，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无不以知识分子的解放为前提。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如此。
当时的知识分子解放，首先表现为知识的解放。殷周时期，知识和学术深锁在奴隶主贵族的禁苑中，文化官员“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对于学术，他们只求“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率仍旧章，不越雷池。这当然无争鸣可言。春秋末叶，礼坏乐崩，贵族有降为平民者，官方学子有流落民间者，文化始散播于社会。出身没落贵族的孔丘在民间办私学，“有教无类”，竟达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后来的许多著名学者，也多聚众讲学，“率其徒众，辨其谈说”。一个新兴知识分子阶层应运而生，内中流品复杂，几乎遍于社会各界。这个硕大的母体中就孕育了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解放。奴隶制度数百年间构筑的传统观念曾牢牢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以天命观为主的自然观，以历史复古主义为主的社会观和以宗法礼治为主的政治观，俨然成了天经地义的“禁区”。春秋战国年间奴隶制度的衰败，使这些传统观念的神圣光环随之黯然。知识界首先苏醒。他们先是怀疑起自己曾盲目笃信过的“真理”，继而便随着时代的步伐大胆地踏进了以往不敢窥伺的思想“禁区”，从不同角度重新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从而开拓了许多全新的知识领域，创立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理论，奠定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知识分子的解放，最为重要的是人身的解放。殷周时代，处于贵族下层的知识分子被宗法制度的粗绳大索牢牢束缚在高等贵族的权势之下，所言所行，唯命是从；终生依附，绝无选择和流动的自由。春秋末叶，阶级关系的大动荡使宗法制度的链条分崩离析，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方向，独立地判断学术理论的是非，而无须受命于他人了。宗族的旧谊，家国的眷恋，都不曾成为他们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羁绊。一旦他们的思想和当权者不和，便毅然离君离“国”，拂袖而去。“士不怀居”，蔚成风气。孔丘风尘仆仆游历诸国，寻觅理论信仰的知音；墨子居无定所，灶上的烟囱尚未熏黑就又远走他乡，致使史有“墨突不黔”之说；孟子一生奔波劳碌，娓娓然游说诸候，愤愤然指斥国君。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大舞台上，他们有坚持己见之勇，无仰人鼻息之虞，自然能够顺理成章地演出“百家争鸣”的壮观史剧。
知识分子的解放为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统治集团的学术开放政策则为百家争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群雄并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的条件远未成熟。更何况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都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一切尚需摸索、试验和鉴别。因此，各诸侯国在理论学术上大都不尚一尊，而是兼收并蓄，容许多种学说同时并存，有的还颇为大度地鼓励论争，为不同学派的交流和争鸣提供方便。例如，齐国的威王、宣王都“喜文学游说之士”，他们在都城临淄创办稷下学宫，不拘一说，广招诸子百家数千人，先后或同时于此讲学。操黄老之术的宋钘，阴阳家邹衍，名家儿说，儒家孟子、荀子，法家慎到以及“学无所主”的淳于髡等，群星云集，各展所长，雄辩滔滔，使稷下学宫成了盛极一时的学术理论中心。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统一中国，彼此进行着从攻城野战到“折冲樽俎”的复杂斗争。知识分子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潮流，“礼贤下士”便成了各国统治集团学术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孔子当年周游列国，虽也受到一些礼遇，但也曾“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有时竟闹得“惶惶如丧家之犬”。但到孟子、荀子周游列国时，已是冠盖相望，优礼有加，再也没有那些七灾八难了。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七十六位学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高门大屋，锦衣玉食，“不治而议论”。范雎至秦，秦王向他讨教，竟谦恭地“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甚至“若是者三”，范睢方才吱声。当然，清高孤傲固不足取，但是知识分子被如此重视，地位被提得如此之高，他们自然不乏锐意探究、纵智论争的魄力和勇气，诸侯国的一些当政者，对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和的学派，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和礼遇。以孟子为例，他鼓吹的以“仁政”为核心的儒家理论，在诸侯国武力争雄的形势下显然已不合时宜。他游说齐威王，意见相左，但离去时，威王仍赠金百镒以示尊重；他恳谏魏惠王，歧见颇多，但惠王仍以礼相待；他折返齐国，齐宣王任其为客卿，参与朝政；就在话不投机，孟子执意欲去时，宣王还登门拜访，一再挽留，并准备在都城为他营造住宅，让他聚众讲学，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各统治集团通过这种学术开放政策，理智而审慎地从百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以完善自己的统治之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没有官方的粗暴干预，没有强权划定的研究“禁区”，没有预先钦定的结论，更没有后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广为流行的思想犯、言论罪和文字狱。百家争鸣于是被推向了高潮。
春秋战国年间的诸子百家大都具有一种较为正派的论战作风，这也是百家争鸣能勃然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平等论争，共存共荣，这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诸子百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些不甚严密、但初具规模的思想体系。他们“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争论是相当激烈的。披阅《孟子》、《庄子》、《墨经》、《公孙龙子》、《老子》诸家典籍，古代学术大师们深邃的思想，机敏的辩术，生动的语言，力透纸背；满腹经纶、挥斥方遒的英姿，依稀可见。他们游说诸侯，自然也想为自己的学术观点寻找政治上的支持，但很少有以“官学”自居，悬尚方宝剑于他人项上的专横。有的只是平等的态度、直率的论争和坦诚的友谊。即使百家杂处的稷下学宫，也未见有什么诸子相殴、互告刁状、倚官仗势、落井下石的丑闻记录。曾经鼓吹过以暴力禁绝“杂反之辞”，“去其身而息其端”的韩非，不仅没成什么气候，反被同窗好友李斯借秦王之刀杀掉了。这是个别的例子，当然记不到百家争鸣的帐上。
不怀偏见，追求真理，这是诸子百家留给后世的一种良好风范。他们虽分属不同学派，但很少有“党同伐异”的帮派习气。阴阳家邹衍曾说：“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也。”论战双方，胜者坚持并发展长处，不胜者从中学到新的东西。在儒、墨论争中，墨家虽激烈地驳诘儒家的许多观点，但对孔子“当而不可易者”，还是公开首肯，毫不羞羞答答。在儒法论争中，儒家的荀子对法家的“法治”思想就予以肯定，并把它揉进了自己经过改造的“礼治”思想中。法家韩非批评儒家，言辞过激之处累累可见，但他对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就十分赞赏，并进而提出了“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命题，和儒家一道缔造了封建伦理的“三纲”。
自我扬弃，弃旧图新，诸子百家正确对待本派学说的豁达胸怀，为学术争鸣创造了一种良好气氛。诸子中的一些大学者，虽然以其渊博的学识，站在当代学术思想的高峰，但他们大都不固步自封、敝帚自珍。一旦被论争的对方指破差池，即能正视与修正。例如，孔子曾力主“天命”，墨子据理驳斥。荀子虽属儒家，但他认真研究了墨子学说后，不但大胆接受了墨子的意见，而且比墨子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墨子主张“明鬼”，荀子主张无鬼。经过多年争辩，墨子的学生勇敢地抛弃了先师的谬误，在阐发墨子正确思想的同时，连个“鬼”字也不提及了。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这正是百家学术在争鸣中获得发展的一大缘由。
百家争鸣，是推动科学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动力。古今通理，概莫能外。我们浅览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经验，不避疏陋，献给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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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来自改革第一线的好文章
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教授在《中国科技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安徽省贫困山区经济发展战略初探》的文章，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对山区经济发展提出十个问题：一、在县城和乡村之间，是集中经营还是分工联合？二、在财政金融之间，是混而为一还是分开独立？三、在工业和商业之间，是重工抑商还是以贸促工？四、在林业的管理方面，是征材砍伐还是植树封山？五、在种植业的经济方面，是闭门自给还是香飘万里？六、在养殖业的类别方面，是养猪为主还是草食、水生多种并举？七、在加工业的耗能方面，是依靠电力还是利用人力？八、在交通业的规划方面，是只顾干线还是网络平衡？九、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是单项孤立还是宏、微交叉？十、在适用人才的培训方面、是单纯搞普教，还是普教为主同时重视职教？
对这些问题，作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对财政和金融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不论从理论或实践看，财政和金融两者合一则两败俱伤，分开则灵通互活。从我国实际出发，似应从县级基层开始，并以户办和联户办的企业为金融业的主要服务对象，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中的一个特色。在加工业耗能问题上，作者指出，乡镇企业凡是靠人力运转的半机械工业和手工业，只要产品有市场，卖得掉，都全面开工，发展很快；但凡是以电力运转的加工业，厂长无不诉苦，当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有的还因电力停五开二或停四开三而导致亏损。作者认为，我国农村和集镇加工业的用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人力和电力并用的局面，而且以人力为主。
《中国科技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以《推荐一篇好文章》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我们推荐这篇文章，不仅因为这里提出了若干新鲜的有价值的意见，而且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好的学风，值得提倡。评论认为当前一些理论性文章的弱点有二：一是为改革而大胆探索的精神不够，缺乏为我国改革事业作理直气壮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论证，更不用说那种对改革貌合神离的所谓“理论”了；二是学风不正，闭门造车，脱离实际，空泛议论。有的文章似乎把主要精力用在引文和套话上去了，从理论到理论，好象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不断转抄经典作家语录，而对于眼前轰轰烈烈的改革事业，则不被纳入研究之列。
评论特别指出，文章的作者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是，他却热心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热心于国家的改革事业；他又是一位副省长，但是，他不是高高在上只靠别人的汇报指挥工作，而是下到贫困山区，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作为自己工作决策的依据，同时供别人在研究工作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