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谈谈诺贝尔文学奖
李文俊
漓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要评价这套丛书还得从诺贝尔文学奖说起。
从1901年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算起，已经过去了八十五个年头。这期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别的原因，奖金有七年没有颁发；但是又有四次，奖金由两位作家平分。因此，获奖者到去年的法国小说家克洛德·西蒙为止，一共是八十二位。对于这些作家是否真正符合获奖标准——是“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如诺贝尔在遗嘱中所规定的那样，历年来差不多都有争论。而八十二人以外的许多作家——人们常常提到的名字有：托尔斯泰、左拉、瓦雷里、高尔基、鲁迅、乔伊斯、马尔罗——为什么没有授奖，种种议论，更是年年都有。争论到今天，能为大家接受的结论竟是这样一句有点象格言的话：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不伟大。
的确，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没有可以议论之处的。例如，八十二个人中，瑞典作家就有六人，以致后几次每逢瑞典人得奖，人们都戏称之为“家庭事务”。瑞典之外，挪威、丹麦各占三人，芬兰、冰岛各占一人，北欧获奖者总起来竟有十四个之多。北欧地处欧洲一隅，文学纵然再发达，得奖者占这么大比例总给人一种失重感。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亏得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大提倡，人们才对北欧文学有较多的了解。这无论如何还是一件好事。何况基金是北欧人设置的，提掖本地区的文化，即使热情稍嫌过分，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北欧之外，还注意到了中、南欧与东欧的文学，使我们得以熟悉显克维奇和安德里奇的作品，得以知道埃里蒂斯和塞弗尔特的名字。我们也因此更加坚信，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果北欧地域倾向严格说不能算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缺点，那么，对于西欧（包括北美）获奖者过于集中这一点，主管颁奖的瑞典皇家文学院恐怕就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了。八十二人中，法国作家占了十二人；英国八人，加上两位爱尔兰作家，一共十人；德国八人，美国也是八人；意大利、西班牙均为四人。这些获奖者多数都是大作家，但是也有一些（特别是开头若干年的获奖者），在当时也未见得很突出，今天看来，更显得卑琐平庸，足见评选者有时还缺乏高瞻远瞩的大批评家眼光。可是，另一方面，世界上更为广袤的地区，尽管不缺乏优秀的文学，却始终没受到重视。亚洲迄今为止只有印度的泰戈尔和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加上1966年与人分享奖金的以色列人阿格农，勉强算三个。非洲则一个也没有。难怪日本有人直率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有“西欧中心主义”的偏向。对于拉丁美洲文学，瑞典皇家文学院也是较近以来，才改变对它的冷漠态度的。从1945年起，总共有四位拉美作家得奖。象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得奖，固然使他们的声誉得以提高，但诺贝尔文学奖何尝不因此增加了自身的光辉？这样的工作多做几件，定可增强诺贝尔奖的权威性。
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主管者认识到，他们应该象注意拉美文学一样地注意亚非文学了。据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长拉斯·吉伦斯丁去年在访问日本时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表扬非欧洲的文学，比如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他又说：“我们在从世界各国收集有关现代文学的信息。但是，文学不同于科学发明，语言是一堵厚厚的墙壁。对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非洲文学，我们是注意的。可是苦于没有好的译本，而文学作品却又需要通过阅读来作出判断。这真是个难题。”
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位负责人承认语言的隔阂是个问题，对于思想、感情的隔阂并未涉及。其实，正是后面这个因素，更大地影响着评选。从本世纪初不公平地对待托尔斯泰与左拉时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据文献记载，当年的诺贝尔奖的负责人说，托尔斯泰之没有入选，是因为“他对道德表示出怀疑的态度；作为一名文学家，对宗教缺乏深刻的认识，他居然还批评《圣经》”。从1923年起，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被提名，可是主管者却以“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等为由，不予推荐。诺贝尔文学奖不授予高尔基，却在1933年颁发给了长期居住在巴黎的布宁。布宁固然有一定的文学成就，但毕竟不属于苏联文学的主流。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索尔仁尼琴，这显然带有使苏联当局难堪的政治目的。当时的苏联报刊纷纷指责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御用工具。这固然是一时的激愤之言，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未能严守原定宗旨，恐怕也是事实。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给过一个中国作家，这本不值得细较。但是它在1938年却授给了一个美国的所谓“中国通”赛珍珠，理由是她
“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以及她的传记性的杰作”。如果为别的原因把奖金授给赛珍珠甚至授给任何一位更蹩脚的作家，中国人可以不置一词。可是偌大的中国仿佛没有一个够水平的写农村生活的作家，竟需要有人来代表，这种行事方式未免过于骄横。鲁迅就曾说过：“她（指赛珍珠）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时至今日，赛珍珠的作品是否有文学价值，已无需多费唇舌：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考虑欠当，却已经成为定论。
总之，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奖金，它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是它的判断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可能反映了世界文坛的真实情况，也可能没有。何况文学艺术不同于体育竞技，衡量高低优劣的绝对标准是没有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过重，更没有理由把夺得诺贝尔文学奖视为登上世界文学高峰的同义语。对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可以学习参考，却不必模仿。中国作家只要写出了高水平的作品，世界读者的心中还是有一杆“公平秤”的。
以上所述，接触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工作中的一些偏差，这并不等于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成绩。八十多年来，这个奖金评选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他们当中有罗兰和法朗士，有叶芝和肖伯纳，有托马斯·曼和海塞，有福克纳和海明威。即使不以文学创作闻名的获奖者如罗素和丘吉尔，也都有隽永、雄辩的小品或演说词可供欣赏。诺贝尔文学奖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世界文学。许多作家把得来的奖金捐作基金或奖金，鼓励了他们本国的青年作家。我们倘若顺着获奖的优秀作家的次序，读他们的作品，大致可以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有一个粗略的了解。他们的作品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们的感性与艺术手段丰富了人类的心灵。因此，无论是作为学习资料还是参考文献，我们都有必要按读者的需要，区别轻重缓急，把获奖作家的优秀作品译成中文，介绍进来。这个工作，五四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做。有不少作品还是我国介绍在前，作者获奖在后。其中的一些译品，如《约翰·克利斯多夫》和《苹果车》，出自傅雷、老舍这样名家之手，已经溶入中国文化，水乳难分。但是过去的介绍比较零乱，评论方面也不够深入。五、六十年代获奖的作家，更是介绍得不多。漓江出版社有鉴于此，在草创伊始即决定出版一套规模较大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套书每辑十本，第一辑已经出齐，第二辑也在陆续出版。假以时日，这套较全的丛书会给我国的读书界提供一个饶有特色的小文库，当不是梦想。这套丛书所组织的译者据我所知都是有专业修养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多方搜集资料，潜心研究，写的前言序言都有一定学术水平。每部作品也都附有授奖辞与受奖演说，另外也尽可能附上作家生平年表、自传一类的有关资料。编者替读者设想，可谓周到。对于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我作为一个同行，由衷地感到钦佩；作为一个读者，我又因为能得到这么多优秀的读物而产生深深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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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跨越生活的“铁门槛”
——由黄士元创作《嘻队长》想到的
郭汉城
1985年秋天，我在长沙参加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年会，第一次看到了常德县花鼓戏剧团演出的《嘻队长》。这是一出反映当前农村新形势、新问题的喜剧：寡妇月秀嫂家死了牛，春耕发生了困难，嘻队长为了帮助贫困户解决困难，把自己新买的牛借给月秀嫂使用，与私心很重的妻子满堂客发生了矛盾，并通过满堂客怀疑丈夫与寡妇有不正当关系，月秀嫂的妹妹二打卦又怀疑嘻队长串通老婆故意欺侮、坑害她的寡妇姐姐等误会纠葛，引起观众不断的笑声。歌颂了自己富也要帮助别人富的社会主义思想，批评了只想自己富、不管别人穷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这对农村由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在人们生活上、思想上都引起巨大变化的今天，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戏的成功，不仅如上所说，把农村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遇见的人物、事件、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活动，与体现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趋向的农村改革密切联系起来，赋予这些日常琐事以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还在于在总的历史趋向制约下，当剧中人物按照各自的目的去行动的时候，也严格地按照人物性格逻辑的规定。因此，每个人物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时代精神的苍白的影子。人物与人物之间冲突的社会意义，也体现在性格冲突之中，既没有抽象的性格冲突，也没有脱离性格冲突的社会意义。
关于这个戏创作上的成就，在这里不想多说，还是让观众自己到剧场中感受更为亲切一些。我倒想说说作者，或许更有助于对剧本的理解。提起黄士元这个名字，观众未必熟悉，但他的作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的人。事实上，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很大程度得力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黄士元同志出身于农民，十四岁念完高小就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插秧、割谷、打鱼、摸虾、修水利、挑大堤、建筑道路、防汛抢险等各种活路都会干。他参加农村各种活动，留心各种事情，帮农民办事，替群众分忧，广泛结交农村各阶层的人作知心朋友，所以知道人民的疾苦，了解人民的思想。他为了更多地了解乡土民情，更广地熟悉各种人物，还在自己家的门口搭个凉棚，吸引群众来聚会聊天。由于他深深地知道农民的心，也就产生了对农民的爱。他在《嘻队长》中写的人物，如嘻队长、满堂客、月秀嫂、二打卦、黄兽医等，都是天天在生活中接触的朋友、同事、乡亲。他不但充满深情地写了嘻队长、月秀嫂、黄兽医，而且对满堂客、二打卦这样的人，虽对她们的缺点有所调侃，但调侃中也带着溺爱的成分。熟悉生活，所以才写出了《嘻队长》这个作品。
在熟悉各种生活中，掌握群众的语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语言是显现人物心灵的窗口，揭示人物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的有力武器，区别人物个性特征的重要标志。语言是最有民族性的，它包含着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生活和斗争的智慧结晶，因此学习、掌握人民群众的语言，就成为创造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作品必备的条件。黄士元同志所以能把《嘻队长》中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与他非常熟悉农民的语言是分不开的。比如，嘻队长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怕老婆，实际上，他是软磨硬泡，迂回曲折，最后还是要让老婆按自己的意志办事。他十分得意，说“这就叫大丈夫怕老婆怕得有水平”。这样的话，只有嘻队长这样的人物才说得出来；又如满堂客参加选干部时说：“大家莫吵，大家莫闹……那些叫化子烤火只往胸前扒的，不管是党员，还是社员，都给我拿筷子挟出来！”这不是活脱的一个快口利嘴的厉害女人的声口吗？我想，这些生动、贴切的性格化的语言，决不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存在于生活中的。不熟悉生活，就不可能掌握这样的语言。
一个剧作家，必须熟悉生活，这是“铁门槛”，跨不过这条“铁门槛”，休想取得成功的希望。但光有生活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深刻的洞察生活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缺乏这种能力，就不能把生活中感受到的零散的、偶然性的事情，提炼、制作成为完整统一的艺术作品。比如说，在农村生活中，女人吵架呀，寻死呀等等，这是常见的事情。《嘻队长》中也描写了这些事，但作者并不是照样搬来，而是根据人物性格、关系，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把原来带有悲剧因素的生活材料，变成了“双上吊”、“三敲铜盆”等非常有趣的喜剧情节。当然，话还得说回来，作者所以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想象能力，还必须靠生活的诱发和对生活深刻认识的指导。
目前在戏曲创作队伍中，象黄士元这样有根基、有才能的中、青年作家各地都有，而且有一大批，这是戏曲未来的希望，我们应该十分的重视他们，爱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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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鬈毛》〔中篇小说〕
作者 陈建功 载《十月》1986年第三期
一个二十岁的待业青年，他自认为“活得认真”，可周围的人却说他玩世不恭。绰号“鬈毛”的卢森，为了找到赔人家录音机的八十块钱，在北京的大街上转了四天，其间的遭遇从各方面刺激着他自尊而又茫然的心。其实，他有一个做报社副总编的父亲，他本可以按父亲的安排轻松地到电视台报到上班。但他觉得这么活着“没劲”透了，他要自己找八十块钱，就是他寻找一条“有劲”的生活之路的第一步。这条路，直到小说结尾他还没有找着。
“鬈毛”对世情有着过人的清醒，也有着惊人的冷漠和偏颇。他对时弊冷眼斜睨，却拿不出建设性的行动。有人说他象“迷惘的一代”，有人说他象“多余的人”，都有一点道理。但说到底，他还是我们这个经济和文化都面临着巨大变革的国度和时代里，一部分青年心态的写实。小说还随着“鬈毛”的双脚双眼，展示出一组闪烁着炫目光彩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它们联缀成一幅经济改革背景下的北京风俗图卷。 （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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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作协决定加强儿童文学工作
为了给三亿多儿童少年提供更多丰富优质的精神食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要求自己的会员在明年底以前每人为少年儿童写作或翻译一篇作品或评论文章。这是最近召开的中国作协四届四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中向全国所有作家发出的号召。
《决议》还要求：作协及各地分会真正把少年儿童文学工作列为自己重要的工作日程；恢复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作为主席团的参谋、咨询机构；设立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暂定两年评奖一次；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提高儿童文学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 （沧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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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家座谈深入生活问题
最近，陕西省文联召开创作人员座谈会，对新时期深入生活的新意义、新特点、新方式进行了探讨。
与会同志认为，深入生活是个永远常新的老课题。任何时候都应坚定不移地积极深入生活。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更新的，作家、艺术家又必须追踪时代生活的变化，从中开采新的美。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反映了一定的时代意识，作家离开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关注，是不可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的。大家在讨论中谈到，文艺工作者应当关心国家、民族的发展，反映人民的理想愿望，通过艺术多样化来共同体现时代主调和民族特色。
有的同志强调，深入生活中不下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难免流于平庸。一些同志主张深入生活的方式要多样化。由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开放，像过去几十年只蹲一个点的单一的深入生活方式，就显得很不够用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深入生活方式，使作者们深刻地理解并反映我们的新时代。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的支持下，会议期间落实了贾平凹等八位作家到基层兼职深入生活的安排。 （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