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
王贵秀 张显扬
四十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之一，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发生过深远影响。今天，重读这篇历史文献，仍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特别是其中着重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原则和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大业，有着极端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本来是一句古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含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无关系。毛泽东善于古为今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反对主观主义的报告中，给这句古语注入了新的内容，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从此，实事求是就成为一个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今天，这个科学命题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实事求是并非别的，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现实事物本身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这也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科学态度和作风。不难看出，我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包含着确定的、深刻的科学内容，与这句古语原有的含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今天有谁望文生义，用语源学上的理由或别的什么理由来否定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那就不只是无知，而且是有意曲解了。
实事求是作为一个科学命题，高度概括和集中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按照恩格斯的意思，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把握世界，而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我们完全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最高方法论原则。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观察情况和解决问题，都要遵循这个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邓小平文选》第242页）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同上第133页）总之，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取得的，也只能靠实事求是来取得，而决不能靠别的什么东西，例如主观武断、胡吹瞎说、装腔作势、咬文嚼字之类。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2—793页）
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诞生于世，并一次一次地战胜各种错误思潮而日益发展，归根到底，就在于它的创始人和继承者彻底地、始终不渝地坚持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实事求是，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也完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产物。离开了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从而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背离马克思主义，使党和国家蒙受很大的灾难，也恰恰是因为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思想路线被抛弃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最根本的就是重申和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思想路线，并使之在各个方面得到坚持和贯彻。试想，如果没有实事求是原则的重申、恢复、坚持和贯彻，能有拨乱反正及其胜利吗？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吗？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吗？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八年前我们党与“两个凡是”的那场争论。那场争论是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从思想基础上说，其实质就是要不要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争论。当时，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又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文选》第108—109页）他还指出：“如果反对实是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同上第113页）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那场争论的焦点、尖锐性和严重性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概括。这些论述，和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斗争的总结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如果有谁由于时过境迁而忘了，人们就应该提醒他。
我们现在面临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究竟怎样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实践早已证明，无论是坚持还是发展，都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和解决国际国内的新问题；只有在这样的探索中才能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而实事求是正是它的生命的源泉。离开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命而变成僵死的东西，坚持和发展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一方面侈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这样那样地蔑视、贬低、怀疑、动摇以至否定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同样必须实事求是。现在，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都在向纵深发展。其间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和经验，也有失误、教训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否正确看待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大好形势，能否妥善解决改革和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关键全在于能否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这个原则。改革顺利时称颂改革，而当改革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就泼冷水，甚至想着走老路，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锐意改革、热心建设的人，决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须知，改革和建设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实实在在的大事。对待这样的大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实事求是，是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如果在思想上否定实事求是，在行动上背离实事求是，那就会使我们的事业走到邪路上去。
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的党性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在民主革命时期，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搞主观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坚持甚至反对实事求是的原则，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是党性不纯，甚至没有党性的表现。为了顺利实现“七五”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和目标，推动改革和四化建设的稳步前进，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无论是党的各级领导还是普通党员，都应该勇于和善于坚持、捍卫和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要被任何胡言乱语所迷惑，而发生丝毫动摇。这是我们无往而不胜的思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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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根本的问题是要相信群众
刘异云
双百方针是发展和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1956年陆定一同志对这个方针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并且强调指出，要把双百方针同民主与自由联系起来。
我们现在的改革要深入发展，需要配套。不仅经济体制要进行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都需要改革，即认识上要有所突破，观念上要有所改变，方法上也要有很大改革。小平同志说过：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现在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很重要，但还不够，还需要一个全面改革的战略规划。最近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讲，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说，政治民主起码的一条就是要让群众讲话。我认为这条很重要。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也要考虑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政治民主化。应该说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们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考虑了，向这个方向前进了。比如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来又加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又加一个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都是向政治民主化前进。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相信人民。人民绝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是拥护改革的。因此，对群众的思想要有个正确估计。我们做宣传工作的有个习惯，公布一项新政策、推广一条经验、做一个报告，总要收集动态反映，收集完了就向上级汇报。这种做法当然无可非议。但是，这当中也往往出现一些不大实事求是的东西。譬如，不看群众的真实情绪如何，总是说什么群众很拥护，很兴奋，符合人民心愿；群众提出一些问题，又说什么有好多糊涂思想、错误思想，甚至还有个别反动思想或别有用心的议论等等，这就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群众议论议论，有些不同意见，发点牢骚，有什么了不起？说不定骂人的话里头还有些正确的东西。总之不要随便轻易地扣帽子。搞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是人们希望所在，对这一点我们应当坚信不移。
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至今已是三十年了，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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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试谈“争鸣”
邵燕祥
因为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最近有些关于“争鸣”的争鸣，我看很好，并非空谈。这三十年间，我们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正面经验也有一点，更多的却是以势压人、压制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或者预设结论、强迫表态的反面经验，这些可称驾轻就熟，手到拈来，在某时某地甚至溶化到了血液中似的。如不适当地回顾总结，急于吹哨开球，即刻开始争鸣，而其实大家对球赛的基本规则、球员的职业道德还不甚了了，则比赛过程中难免发生野蛮冲撞、伤人犯规等种种不愉快的事情，而犯规者还会振振有词呢！
当然，我不是说，把生活实践和学术文化研究中提出的众多新问题摆在一边，开办一个“如何争鸣”的学习班进行集训，那又是老一套的办法了。不过，应该首先澄清所谓百家争鸣归根结蒂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以及所谓百家争鸣、“一家作主”等等的提法造成的障碍，并且要使有志参加争鸣的各方（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是两军对垒的双方，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都能逐步熟悉、适应和习惯于民主的和平等的原则。否则过去压制和歪曲“百家争鸣”的悲剧也许难免竟会在“百家争鸣”的舞台上重演。
但是，不仅要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也贯彻民主的、平等的原则，谈何容易！比如，大家知道，发言权是一项民主权利，而不发言权也是一项民主权利，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保持沉默的自由也应该受到尊重；这一点却往往为我们习于“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组织表态、统一舆论的同志所忽视：给你发言权，你为什么不参加争鸣？……很容易上升为对待“百家争鸣”方针的态度问题哩。可惜无论“百花齐放”或“百家争鸣”，都不是用“叫阵”的方式所能促成；先声夺人式的“叫阵”，是大轰大嗡的残余，倒是并不利于双百方针的实现的。
还是拿球赛来作比吧，要共同遵守必须遵守的规则，要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也是争鸣所同样需要的；不同的是，赛场上只求一决胜负就是了；学术文化的争鸣者，如果不是为了通过自由讨论，共同认识和发展真理，一心想的只是“我方”“得分”，那不但离
“争鸣”很远，离真理就更远，不过在原地踏步罢了。
（原载《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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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希望保持学者的布衣本色
费孝通最近在中国社会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学会工作发表意见说：
改革和做好学会工作，首先要明确学会的任务和性质。学会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开会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成立理事会、干事会也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是封官封衔的场所。何况“学者”或什么“家”是不能自封也不能受封的，只有辛勤劳动，有了扎实的学术成果，才会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承认。因为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防止那种利用学会争地位、乱花钱、出无价值的东西的坏风气。我们全国的学会要简化层次，搞一个真正为学者服务的机构。
他还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要放开眼界，给后来人搭桥开路。至于叫什么“学”无关紧要，也不要称什么“家”，当什么“官”，希望能保持学者的布衣本色，为后人留下些有用的东西。现在确有一些人，靠“名”办事，装门面，争势力，这种风气很不好。
（摘自作者在中国社会学学会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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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民族理论要发展
刘先照在《关于民族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研究有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和一些问题。现在，民族理论研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老话、旧话、套话仍然太多，有新意的理论甚少。这种情况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很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怕”，怕搞不好出问题，犯错误。主要是过去“左”的思想和作法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影响在民族理论研究中留下的后遗症还相当严重。民族问题很敏感，要慎重，这是对的。但是，我看有点过分，慎重有余而开拓不足，探索不足，创新不足。第二个原因是“浮”，即从事民族理论研究的人员浮在上面多，走出书房、走出办公室、深入实际少。
民族理论怎样才能发展？作者认为，第一，要创新，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才能加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二，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现行民族理论和政策，允许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的见解。第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在研究民族理论中，不能只用马列说过什么话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从概念到概念，而应该以实际来证明是否正确。归根到底，还是要用实践来检验。
（摘自《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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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日关系史的两部大书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和《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
缙云
中日两国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和则共荣，敌则俱损。文化、经济，更是源远流长，息息相关。王芸生先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和张篷舟先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所记时间起自古代，迄至1982年，内容衔接，实为最完整的中日两国关系史著作。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倡议“明耻教战”，由王芸生先生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文，逐日在报上连载，内容起自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迄至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前后共六十年。1932年起修订出书，第一卷补入《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文，从《山海经》说起，接至近代订约，于是自古迄今之中日关系，首尾具备，成为唯一的中日关系史。全书出版七卷，但只写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强占山东，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引起五四运动为止。全书均用浅近文言之叙述体，颇见重于学术界。前数卷由日本人波多野乾一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其时日军正在侵略华北，王芸生忙于《大公报》编务，故以后十二年无暇续写。1958年他决定修订全书，补足续稿，由张篷舟给他当助手，用语体文重新写出一二两卷，后因运动不断，又致中辍。1979年再次进行修订，由三联书店出版，王芸生先生决定一、二两卷即用重写本；三至七卷仍用旧本校订，并补入新出史料；所缺十二年改用大事记体裁，附录重要文献补齐。1980年王芸生先生逝世，第八卷的十二年由张篷舟遵其遗志，代为编成，1982年出齐全书。
张篷舟先生在两次协助修订此书时，即感到“九·一八”后中日关系更趋严重，随之而有华北事变，八年抗战，日本投降，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交往只在民间，1972年两国复交后，始渐进入友好时期。此乃中日关系在近代现代的大转变阶段，尚无专书记载史实，就决定约集友好，编辑《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一书，沿用大事记体裁，附录重要文献，以继承王著，体现中日关系迄今为止的全貌。此书于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分卷印行，现已出版一、二两卷，估计全书将出十一二卷，四五年内可以出齐。
《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为1932至1934年大事，主要内容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国联发表《李顿报告书》，日军侵占热河并制造华北事变，《塘沽协定》，关内外通车通邮等。
第二卷为1935至1937年大事，主要内容为察东事件，张北事件，《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日军策动华北特殊化，冀东成立伪组织，“一二·九”运动，华北日人走私，内蒙成立伪组织，成都事件，北海事件，绥远抗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平津，“八·一三”上海抗战，平型关大捷，日军侵占上海、南京，南京大屠杀等。
第三卷为1938至1939年大事，主要内容为日军侵占济南，新四军成立，日本对华绝交，台儿庄大捷，花园口决堤，武汉会战，广州失守，长沙大火，滇缅公路通车，汪精卫叛国，日军侵占海南岛，随枣会战，重庆大轰炸，长沙会战，南宁会战，昆仑关大捷，粤北会战，日汪密约等。
第四卷为1940至1941年大事，主要内容为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豫鄂会战，粤北第二次会战，百团大战，鄂北会战，日汪条约，皖南事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日军偷袭珍珠港，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军入缅抗日等。
从待写的第五卷起，时间为1942至1982年共四十年，估计要出七八卷，最后一卷为全书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