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舞台（报告文学）
史中兴
湘水滔滔，被渡轮犁开的水面上溅起的浊浪，象是伤心的泪花。
这位顶着草帽、凭栏而立的年轻人，心里也经受着煎熬。
“胡均亮！”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转过身，瘦瘦的长方脸，草帽的阴影，遮不住他额头上渗出的一排细密的汗珠，沉思的眼睛，还没有回过神来。
“从中央党校回来了？哪天到的？”
“前天。”
“溜达到这儿来了！大热天，不在家休息？”
“昨天休息过了，今天来自行车厂报到。”
“开什么玩笑！？”
名单上了三梯队，再到党校泡一泡，跟着就是三级跳。这首打油诗对三十三岁的胡均亮并不适用，他上党校前是衡阳市经委副主任，学习归来没有加官晋爵，反而下到自行车厂来了。
一看胡均亮说的不是假话，这位好心的同志不胜惊诧：“你怎么愿意到这个鬼地方来？”
胡均亮心里颤了一下，前不久发生在市区商店柜台前的一幕景象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采购员：“蛮什么，我有付款委托书！”
营业员：“你们自行车厂还能付得起？我们要现钱！”
采购员还想辩驳，一看积存在铺里的无人问津的本厂的自行车，顿时泄了气。这个隔着湘江、离市区二十公里、能年产三十万辆自行车的中型企业，建厂十五年，十一年亏损。1984年年底没到，亏损冲破二百万大关。轻工业部给国家经委送的1985年生产安排报告上，一笔勾掉了这个厂。国家经委认为办这么一个厂不容易，再给它一次机会，保留一年，还不行就关停并转。
这就是国家投资两千万的自行车厂吗？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劫难呵：马达哑了，机器停了，玻璃碎了，蜘蛛结网鸟筑巢，工人不见了：种菜的、养蘑菇的、湘江上抓鱼的、开酒坊的、为舞会守门、卖门票的，全都各自谋生觅食去了。
真的，他怎么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
这是组织的决定——衡阳市委领导要给这个年轻人压担子，是块好钢也得淬淬火嘛。
这又是他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
他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就是新中国的经历。我们有幸福，也有困惑和痛苦。我们当中不少人生下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刚刚毕业就待业，结婚以后没有窝。酸甜苦辣我们都尝过了。”
时代终于发生了转折。他作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回到衡阳时，那漫长的疯狂的节日已经终结。在市委办公室这个信息涌集的枢纽岗位上，真理标准讨论的的风雨，拨乱反正的艰辛，彻底翻转了灌输给他的满脑子斗争哲学。他是工人的孩子。兄弟姐妹五人他老大。最最革命的口号、超级豪言壮语和无限拔高工人地位的漂亮言词，尽管闹得天花乱坠，他从家庭感受到的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乏。父母终年劳碌，维持起码的温饱以外，再别无的奢望。母亲对着空白的墙壁梳头，他看了心酸，劝弟妹们每人把大年夜拿到的两角压岁钱凑起来，给妈妈买了一面镜子。穷人家的孩子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是泡在奶油、蜜糖里的孩子所无法比拟的。现在从生活深处发出的、滚滚而来的涛声，总算让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能不击水中流，奋起追回耽搁了那么多的岁月？
可他能有什么高招？解放初期那段辉煌的岁月，军代表比他年轻得多，会上做一个报告，大伙心里热得都象添了炭火，激动得热血沸腾，只等你指向哪里他们就奔向那里。他来就任党委书记的这个厂，十年换了二十一个领导，希望——失望的恶性循环，什么大会报告、施政演说，政治热情被多次玩弄、伤害的群众，对这一套早腻了。
“我来这里，不是赶时髦。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来。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全厂一千多号人有工资发，大家的福利有所改善。我也不见得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使工厂起死回生，但是，有中央体制改革的好政策，依靠全厂职工奋力拚搏，我们能够掌握工厂的命运！”
一张条子递上来，他停下话，先念条子：“请问胡书记，你能在大石渡（自行车厂所在地）呆多久？”他放下条子，沉稳地回答说：“我要在大石渡落户。”
角落里传来嗤之以鼻的笑声。不就有这样的“三梯队”，到基层几个月，八字还没一撇，就算完成了一道“镀金”工序，拍拍屁股飞了。
“你的话算数吗？”
“算数”。
尽管他说得斩钉截铁，人们上够了空头支票的当，并未把此话当真。
料峭的春风摇荡着湘水，被渡轮犁开的水面上溅起的朵朵浪花，令人心旷神怡。凭栏而立的胡均亮，已经不是只身一人，他身旁站着妻子姜淑贞，手里搀着六岁的儿子。有人发现了他们，问姜淑贞：“把孩子带来渡假？”
当过展览馆讲解员的姜淑贞，爽朗地回答说：“是来定居。”
“开什么玩笑！？”
“要看看调令和户口迁移证吗？”姜淑贞当真开起玩笑来了。
有位技术人员不肯轻信，悄悄到市里去调查，胡家那套四室一厅的住房已有了新的住户，户口也迁了。姜淑贞听说有人调查她，满肚子委屈，为了支持丈夫，放弃在市区电大教英语，调来厂里教子弟中学，儿子也从市重点小学转来厂子弟小学，“为什么这样不信任人？”
丈夫安慰她：这不能怪人家。人家越是不信任，我们就越是要以行动取得人家的信任。
以权谋私，种种不正之风造成的逆反心理，给领导者带来严重的信誉危机。恢复丧失的信誉不容易呵。开始的日子，胡均亮很难说是由于党委书记这个头衔赢得了群众的感情，对厂里年轻人产生吸引力的是他的诗文、书画的艺术爱好。一群文学爱好者组织了一个《晨风文学社》，在一天中午，端着饭碗来到胡均亮的住处。“胡书记，我们组织了一个文学社，想吸收您为会员。但声明，您不是以党委书记的名义参加，因为我们是不同官方合作的。”
望着这班可爱的小青年，胡均亮笑了：“行啊！你们看得起我，我就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参加”。
对知识的轻视鄙薄已成为历史的梦魇。才艺人人珍爱称羡。对一个跟各种人打交道的党委书记来说，多一种才艺，就是多了一种接近人、吸引人的本领。胡均亮自幼喜爱书法。高中毕业后进了灯泡厂。象当时所有的工厂一样，墨汁、纸张比原材料的供应更充分。他烧大炉、吹玻璃，每天顶班八小时，工余时间，横标、墙报、画廊，那数不清的书写活儿，全让他给包了。书写的内容他厌恶，书写本身却使他乐趣无穷。“日临法帖三千字”。他练了汉隶晋楷，又临鲁迅，再学颜真卿、苏东坡、黄庭坚、何绍基。多方寻师觅友，胜览古碑石碣，书法日益精粹。他在衡阳市举办的书法展览，两万人观看。省文联主席康濯赞之为：“字劲勤怀状，书遒品格高。”胡均亮苦练书法时没想到日后会有用。一旦发现书法艺术给他党委书记的工作带来意外的便利，他就更充分运用他的这份优势了。
不论是企业管理还是思想政治工作，最后都要落实到人。开放、改革的冲击波，历史潮流不可遏阻地推进与支流的惰性回旋，使人的思想面貌出现了多层次的复杂画面。现在不是党委书记指向哪里，人家就奔向哪里；是人家走到哪里，党委书记的工作就跟到哪里。说“跟”也许不恰切。胡均亮能“吸引”人，他也被人“吸引”。他接受了《晨风文学社》的要求，《腾飞文学社》也来了。青年们集体过生日，他揣着墨盒，挟着纸笔，兴致勃勃地恭临盛会。蛋糕上摇曳的烛光映着他通红的笑脸：“幸福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我没有什么礼物，送你们几个字吧！”掌声、喧闹象欢腾的潮水，冲开姑娘、小伙子们的心扉，人们围拢在他周围，观赏他展纸挥笔，大胆地评头论足。兄长的亲切代替了只能在听大报告时从下仰望的书记的威严，谁还会感到言不由衷的拘束。
“感情投资！”
受不了新名词轰炸的朋友，也许感到这个时髦词儿带有交易所的气息。投资是要求偿还的，这岂不撕下了罩在高尚的感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还是换一句现成的、被冷落多年的、象征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老话吧——将心换心！反正，两种说法取得的效果同样都是显而易见的。
不是只有青年们才吃这一套，老厂长刘祥楼显然也受到感动。
书记和厂长——改革年月，这二者间的关系变得敏感了。如果这两者间出现什么缝隙，那无需书记、厂长本人拉队伍，就各有一伙自愿效忠者紧跟着乘隙而上，扯皮、内耗、乱了套。光是解决这没完没了的关系问题，就够折腾得你精疲力尽。刘祥楼大胡均亮十五岁，仍当年富力强，搞生产也算得上是一位行家里手。过去厂里党政关系不协调，心里窝着疙瘩，也想走，新来的书记年轻气盛，是个什么路数？他隐隐存着几分戒备。
刘祥楼走进厂长办公室，意外地发现多了一张办公桌子。胡均亮跟他商量过，书记、厂长一起办公有许多好处。这么快就把桌子搬过来了！一个长时期，文艺作品里的书记总是第一号人物，而厂长照例充当路线斗争的对立面。如今实行厂长责任制，厂长成了第一号人物，总是具有开拓精神，而书记又成了保守、僵化的代表，只好充当改革的掣肘和阻力？胡均亮不承认这两种模式，他和厂长一个屋子办公，随厂长一起参加每天的生产调度会，厂长跑多少车间，他也不少跑。他说他的责任是为厂长排除干扰。他和厂长的关系，用得上一句亲昵的词儿：哥俩好！
刘祥楼看出年轻的新书记路子正，思想敏锐，是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又不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处处以改革家自居，不由得浑身劲头也上来了。改革中的困难挫折他不怕，如果还要防同事一脚，就免不了左顾右盼，一步三趔趄了。现在书记真心实意领着全厂职工撑他的腰，做他的后盾，他的自我感觉就大不一样，豁出条命，也要和书记同心协力，使企业杀出一条血路。
厂大礼堂人声嘈杂，黑压压一大片，全厂职工热烈的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台上，市长、市经委主任、市计委主任、轻工局长、财政局长、银行行长都到了。这在衡阳自行车厂建厂史上是个破天荒；厂长、书记一起签字，向市人民政府承包这个厂。
承包合同上写明五项指标：
一、产品质量保持在九十分以上；
二、完成产量二十七万辆，争取完成三十万辆；
三、库存结压不超过三万辆；
四、保证轻工部1985年6月一次验收合格，并拿到生产许可证；
五、1985年底扭亏为盈。
根据厂的机器设备条件，这指标不能算高，但是连年亏损，1984年只完成十万辆质量过不了关的车子的生产现状，这个指标就够让人捏一把汗了。合同上还有条件：完不成承包指标，厂级领导的工资，向下浮动二级。全厂职工的工资，向下浮动一级，取消全年奖金。完成指标，承包者奖金二万元，晋升一级工资，全厂向上浮动一级工资。
刘祥楼心口怦怦直跳，有些紧张，这是全厂职工连同家属在内五千人的命运所系，自行车厂起死回生，在此一举！他感到了承包合同非同小可的分量，这分量他担当得起？
“老刘，你大胆签吧！”胡均亮声音很轻，也紧张，但他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兵临死地而后生。他在给厂长鼓劲，也是在镇定自己。刘祥楼涨红了脸，猛地抓笔在手，好，签了！胡均亮一把紧紧握住厂长的手，书记和厂长的决心是共同的，全场掀起的决了堤的潮水似的哗哗掌声，一千五百颗怦怦跳动的心，和书记、厂长连在一起了。
呼啸的北风阻挡不住朝上海方向高速急驶的列车。改革的春意使乘客们的心里荡漾着温暖的涟漪。胡均亮黑黑的脸蛋上映着红晕，鸭舌帽扔在铺上，向坐在对面，香烟一支连一支抽着的厂长，兴奋地论证着此行上海洽谈横向技术合作，对实现承包合同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
完全摆脱小生产式自我封闭的局限，这也是企业领导者具有现代意识的重要标志吧。衡阳地处中国弓箭形工业布局的中右弦，横而观之，与尖端工业所在地区——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最活跃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皆为近邻，善于引进吸收这两个地区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实可收左右逢源之效。自行车生产，全国一百二十家厂总产三千万辆。十来家“名牌”厂占了两千二百万辆。而永久、凤凰、飞鸽三大名牌就占了一千一百万辆。一百多家“杂牌”的“生存空间”十分狭窄。竞争激烈，不想被淘汰，只有拚命追名牌。到上海找名牌攀亲，就是为了挤进阔亲家的行列。
他们找上了上海市杨浦区科协，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名牌厂的门槛高，从名牌厂退休的技术人员在这里聚集不少。“我们以优厚的条件礼聘。”胡均亮和刘祥楼想到了一个点上。
他们又找上了上海宝山县的宝友轴皮厂。别看这是个小厂，成功的经营管理和优质的产品，使它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轴皮专业厂，创办了宝友实业公司。攀亲不能一厢情愿。宝友的领导也要看看衡阳自行车厂的家底。“行，我们欢迎！”胡均亮和刘祥楼表现出同样的热忱。“宝友”的领导带着技术人员到衡阳自行车厂考察的结果，最让他们动心的是书记、厂长两套锣鼓一齐敲，都敲在改革、振兴的点子上。书记支持厂长整顿劳动纪律，有权聘用副厂长和中层干部。光明的前景总是诱人的。衡阳自行车厂和上海宝友实业公司联合生产经营“双雁牌”自行车达成了协议。
按照协议，宝友以每辆车三元的比例提成。“这合算吗？”意见反映到厂长那里，厂长寻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书记。“给人家三块钱肉痛，车子质量上不去一百几十块全拿不回，为什么就不肉痛？”有了胡均亮的这句话，刘祥楼心里踏实了。联合要对双方有利。人家派技术干部驻厂，传授技术、管理经验，不也是智力投资？企业家的气魄，要打大算盘。你不小家子气，人家也心里有数。果然，1985年三十万辆车的生产销售胜利完成时，宝友按协议提成，可得利润九十万元。可他们为了让衡阳自行车厂休养生息，同意分成利润只按一半提取。这也同样是社会主义企业家的气魄呵！
冷落了多年的衡阳自行车厂响起震耳的鞭炮。承包合同上的指标全部胜利实现。1985年盈利一百五十万，上缴税金六百五十万。“双雁牌”自行车质量达到轻工部认定的A级标准，畅销全国。在全厂欢腾的时刻，《衡阳日报》刊登了衡阳自行车厂的一则启事：重新接收那些被除名、劝退、留职停薪的职工回厂工作。这成了衡阳市的一大新闻。
这些由于旷工、赌博、偷盗而被“请”出工厂的老少爷们，曾经告状、骂街，在厂里着实闹腾了一阵。是厂长宣布的处分，他们就去找党委书记闹。胡均亮态度沉稳、耐心，但毫不模棱两可。厂长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要维护。闹的人一看苗头不对，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厂里的生产形势已经根本好转、事实证明对他们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时候，书记、厂长还会如此宽容地想到他们。这些一度迷途的浪子，离厂时刻对书记、厂长咬牙切齿，现在重新回来，就含着感激书记、厂长的真诚的热泪了。
滔滔的湘水，被渡轮犁开的水面上溅起的排排浪花，在骄阳的映照下绚丽多彩。凭栏而立的胡均亮，已经不是三个人，在他周围拥着一群亲密的伙伴。胡均亮和刘祥楼一起，又为衡阳自行车厂制定了新的目标。目标也是一种动力。胡均亮和他的活跃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千千万万共和国同龄人一样，是胸怀着崇高的目标，呼喊着跳跃着，登上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广阔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