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说“三不”
邵燕祥
“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作为一项旨在民主团结的方针，据说“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文革”之前，这个安民告示，贴而复撕者再，其中种种，该由历史去评说了。
粉碎“四人帮”至今已近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近八年。在拨乱反正那个阶段，平反了许多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这是此后认真实行“三不”的前提。历史毕竟前进了。
然而时至今日，似可不必再提“三不”的口号。
或者有人问：难道没有人还在留恋“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一套了吗？难道广大干部群众包括知识分子，个个都已敢于讲话，余悸全消，毫无顾虑了吗？
当然不是。现在强调创造和谐、融洽的学术环境和舆论环境，正是为了争取有更好的民主空气，以利于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促进改革和建设。而要破除疑惧，广开言路，仅仅重申“三不”怕是不够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姑且不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和社会，即使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来说，“三不”云云，也嫌标准偏低，“取法乎下”了。
试问：谁能对党内党外的公民“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呢？总非有权力者莫办，而权力是和一定的领导地位相联系的。如果承认“领导就是服务”、干部就是公仆的话，那末谁曾授予服务员即人民公仆以对他为之服务的对象即国家主人“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权力呢？这不显然是一种“无法之法”的违法行为吗？既然这类事本来不该发生，就应当从法律、纪律、规章制度上设法杜绝其重演，依法切实保障公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绳之以法。相形之下，一句“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未免显得笼统而乏力。
这使我想到公共汽车服务公约上的“不夹不摔”，无论从防止夹、摔乘客来说，或从全面提高服务质量来说，都远不能算是积极的口号。对乘客不夹不摔，乃是司机、售票员起码的本份；比起任意夹、摔以至殴打乘客，这不失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是就服务业谈服务，终究是极大地降格以求了。最近有一幅讽刺降格以求的漫画，王健作，画的是三位受表彰的干部，分获“无亏损奖”、“不贪赃奖”、“不损公奖”！我以为，国家主人和人民公仆倘不能同时跨越“三不”，而满足于以“三不”为民主生活的佳境和极致，那就仿佛要设立“不抓辫子奖”、“不戴帽子奖”、“不打棍子奖”，而“能不挨整，于愿足矣”则将被誉为模范公民的模范心理了！看似笑话，岂不着实地可悲么？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格，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格，都不容降格以求。什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跟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共产党的宗旨和应有的作风都是格格不入的，有辱国格和党格。一个死抱住这一套不放的人，如果是共产党员，那也是不合格的。
所见也许会被讥为迂阔，但愿不以迂阔而轻之！
1986.5.28．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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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愈之与写别字
徐柏容
胡愈之同志晚年于文字改革，贡献良多。但他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关心，却非自晚年始。1934年9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在上海创刊，胡愈之是《太白》的特约撰稿人之一。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一篇被人称为“怪文”的文章：《怎样打倒方块字》，副题为《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提出了他当时对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胡愈之认为：方块字的最大罪状，不在于难学难写，而在于“根本就和口头语的组织冲突”。因为，口头语是以词为独立单位的，而方字是以每个字为独立单位的；口头语是从语音来表现意义的，而方块字则是以形态来表现意义的。因此，要使语与文统一，“若是不打倒方块字，就不会达到目的”。他对实行拉丁化的主张表示佩服，但认为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有个过渡。他提出过渡的办法就是提倡写别字和实行词儿连写。
他提倡的写别字，原则是“只认声音，不认形态”，因此，只要用声（而且也不分四声），形态上写成什么字都可以。他提倡的词儿连写，则是把组成词的各个方块字连着写，而词与词之间则各有间隔，不相连排。这样排印出来的东西，就象外文一样，而一个个方块字成为组成词儿的字母了。
这篇文章一出，哄动一时，对于词儿连写，大家倒还易于接受；对于写别字，却是议论纷纷，臧否不一。1934年11月出版的《太白》半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一封署名“郑淑生”的信，肯定了词儿连写的主张，而认为写别字的主张与词儿连写的主张自相矛盾。因为词儿连写目的在于使词义显豁，而写别字则会使词义模糊不清。因此，他和他代表的一群人赞成规范化的简化字，而反对同音互代的写别字。发表这封信时，信尾附有以《太白》编者名义写的按语，认为“现在还有本来不愿意写别字而实际在那里写别字的人，也有痛骂别人写别字而实际也在那里写别字的人”，以为胡先生文章除了“正经意思之外，也还含有对于前一类人的幽默的同情和对于后一类人的严肃的讽刺在里头”。编者说，“那篇文章含有三分幽默，四分讥刺，五分正经。”
老实说，当时还是一个初中学生的我，对《太白》编者的那番话，就有所怀疑，未敢信服。因为翻来覆去读胡愈之这篇文章，总也看不出有多少“幽默”、“讥刺”的成分。也许这是由于我幼稚而又缺乏幽默的缘故吧。当时我是大体同意郑淑生信中意见的。
现在，胡愈老去世了，我也垂垂老矣。回过头来看，仅仅就事论事地来否定写别字，或者把它视作幽默、讥刺，我以为都不免失之浅薄。
五四运动是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三十年代，一些革命者提出的某些主张，例如“打倒孔家店”以及鲁迅的叫青年人不读线装书、否定中医中药等，在今天看来，很容易被认为是过激或者偏激。但倘若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从当时否定封建主义旧时代、旧文化的战斗任务来看，却并不是什么过激、偏激，而是彻底的决裂，而是革命。对于胡愈之在1934年的提倡写别字，我以为也应当作如是观。
况且，即使就事论事地来说，提倡写别字的主张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全国解放后公布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中，不就也还包括有同音代替字如以“了”代“瞭”、以“范”代“範”等等“别字”在内么！
令人不解的是，词儿连写的主张，虽然当年就已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却反而始终未能付诸实行。胡愈老九泉有知，是否亦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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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三首
夏怀仁
访宋庆龄故居
七绝二首为求书剑作干城，负笈乘风万里征；玉貌绮年终不惜，江山情重此身轻。人去琴书依旧存，倍增仰止客盈门；琳琅四壁风云事，付予春秋仔细论。
看电视
七律纷纷丝管荡轻尘，舞袖翩跹一室春，围坐银屏同入梦，静观万象更移神；烟云过眼惊弹指，粉墨登场学笑颦，假竟似真真似假，原来我亦此中人。一九八六年春于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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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不能因“利”废“教”
罗郁文
有一天，在北京一家新华书店少年儿童读物的柜台前，一位母亲恳切地要买有关诚实教育的低幼读物。热情的营业员替她找了一阵，“没有！”
那位母亲说：“我那孩子从幼儿园出来上了小学，学习不错，可很爱撒谎。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您说能不揪心？跑了几家书店也没买着。”
营业员说：“现在品德教育、思想教育的书，由于销路差，出得很少了。其实，如果编得好，书店又主动向顾客推荐，买的人不少。”
这也许可以叫因“利”废“教”吧！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我家附近的公园里有一个儿童游艺场，内有八件大型体育玩具。可是，近几个月以来，游艺场里两个秋千只剩下破损的一个；压板、荡船、滚筒、轮椅也一天天损坏而无人维修，现在有的报废、有的不见了。
而游艺场另一侧收费的自控飞机（一人玩两分钟收两角钱），保护完好，停开时还小心翼翼地盖上了苫布。
无独有偶，最近在报上看到一张批评性图片，原来象北海公园和成都南郊公园的儿童游艺场里也出现同样情况。
一位搞儿童教育研究的同志谈起他们正在研究一套适于儿童在各个年龄段开发智力的系列玩具。设计后需要生产部门试制。由于这类玩具多是能供儿童自由摆布，以构成各种新图形的无结构性材料，比起几十元一个的电动玩具之类的现成玩具，更有利于培养和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利润要小得多，所以很多厂家不愿合作。
陈云同志说：“关心下一代，关心少年儿童，就是关心我们祖国的伟大前程。”二十一世纪的主力军就是今天的娃娃，这是明白不过的事。
“今天的儿童，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起决定作用的是如何度过童年。”（苏霍姆林斯基语）我国民间不也有“三岁看长，八岁看老”之类的说法吗？
想帮助孩子们度过良好的童年，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和教育。儿童应该有游戏的环境、阅读的环境和艺术的环境。如果小学、幼儿园的教师能多向儿童及其家长推荐一些德育书籍，作用更是不可低估。
近来出现象以上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看来其中有个共性的因素，就是受到了“利”的牵动。我们不能因“利”废“教”，更应该来个以“利”补“教”。我们拿出一些从其他方面精心经营获得的利，来弥补用于为儿童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完全可行的。
做好这些事，每位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是有力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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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山铺路工
刘志坚
太阳疲惫了。游人观赏了瑰丽的自然风光之后，纷纷找下榻的地方。
黄山，又恢复了宁静。
而我，仍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攀登。
倏地，一阵“哎哟——嘿哟”的号子声如歌如涛，富有乐感，我顿时受到了感染，沉重的脚步，蹭在石级上，也遽然变得轻快了。待我走下百步云梯，这才看清，前面的山峡里，就是铺路的采石场。四个粗壮的汉子，抬着打凿好的条石，正在登山。那“哎哟——嘿哟”的号子声，就是他们唱出来的。
因路面逼仄而又陡峭，迫使抬石人，肩挨着肩，臂挽着臂，每登一个台阶，是那样艰难。他们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粗布短裤，夕阳在紫铜色的肌肤上涂上一层金色。那线条，那身影，活象一组从岩石上凿出的浮雕。
我骤然明白了，这黄山的千仞石级，这弯弯曲曲的小径，是铺路工用肩膀扛上去的。
抬着条石上山，那是一种怎样的劳动啊。
我感动了，虔诚地跟在他们后面。
抬石人弓着腰，蹲下身子，将那又短又粗的杂木抬杠，往自己厚实的肩膀上一搁，吱溜一声，粗大的麻绳刷地被蹦得笔直，条石颤悠悠地在胸前晃动。他们全身肌肉微微隆起，两腿青筋暴凸，也因过分吃力而颤抖。每挪一步都得分外留神，不能泄劲，不能停下，纵或力不能支，也只能咬紧牙关挺住。
他们每登一个台阶，就得洒下一片汗水；到了折与折之间的小方平台上，才能歇一下肩，擦一把汗，或仰着脖子灌几口凉水。直到把条石送上山头，才“哄”地撂下抬杠，自由自在地活动一下筋骨，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看他们身上，已没有一根干纱，那条石，也被汗水渍得湿漉漉的了。但他们还互相戏谑，互相打趣。
抬石的号子，开始是乐悠悠的，舒缓而又明快。后来愈抬愈吃力，石阶也愈来愈高，号子也愈来愈短促，声调也由悠扬而变为迫促了。最后完全失去吟唱的韵味，纯然“哎哟、哎哟”的呼喊。
声声号子牵动我的脚步，我不能也不愿超越他们，只是虔诚地尾随在后面。那旋律就在我心头撞击——是劳动号子，也是歌。
一个石级一个音符。从前海山麓到天都峰，而玉屏楼，而光明顶，那该有多少石级啊！
黄山的路，是铺路工馈赠给黄山的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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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与散文
散文作者要自重
曾绍义
写散文“不经心”，不仅写不好散文，也写不好其他任何形式的作品。因为“任何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剧作家，乃至政论家，同时也一定是杰出的散文家”（夏衍语），也因为从事艺术创作都是极为艰苦的劳动。秦牧同志说他写一篇很短的文章也都象狮子搏大象那样用尽全力。茹志鹃同志也说“那怕是一篇短小的散文，我都在调动我一切储备，好象这篇写完了以后，别的东西不准备写似的”。而冰心老人千余字的《小桔灯》写了十二年、八百字的《一只木屐》写了十五年的事实，更证明了写好散文并非易事！散文，恐怕是最能直接显示作者人格的文学体裁了，所以要写出好作品，首要的一条是作者要有高尚的人格、严肃的态度。换句话说，一旦涉足散文领域，就要自珍自重。倘若把它戏弄，它立刻便会把你的卑微灵魂展露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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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南国的玫瑰》
诗人严阵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选集《南国的玫瑰》最近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一个个独特的爱情故事，作了哲理的概括，铺述于缠绵悱恻的抒情气息之中，读后犹如在苍茫的水墨之间看云海腾涌，或在朦胧的月光之下见山影起伏，使人感到别开生面。
（布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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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沙丘
高洪波小沙丘只有一米高默默地倚在墙角。小沙丘是地球的一粒小小的排泄物。一粒沙和百粒沙赛过恒河沙数般的沙子聚在院落里联欢堆出一座娃娃乐园。孩子们在沙丘上攀援觉得自己英勇、高大；象巨人一样俯视着蚂蚁搬家。小沙丘很小孩子们更小小沙丘托着小孩子清亮亮的笑渗入沙粒。这是盖高楼的沙子沾上了这笑声高楼会站得很稳再不怕“7.8”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