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良师诤友
——缅怀李维汉同志
阿沛·阿旺晋美
今年5月23日，是李维汉同志和我分别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庄严签字三十五周年纪念日；6月2日又值李维汉同志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日。望着台历上的这两个日子，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我同李维汉同志相识，是在1951年4月。那时，我以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身份，率领其他四位全权代表来到祖国首都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商谈有关和平解放西藏事宜，李维汉同志是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4月22日，我们到达北京，李维汉同志率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位全权代表在车站迎接。我们相识了，友谊也从这里开始。在谈判开始阶段，李维汉同志提议要我们先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的进军西藏的“约法十条”，并且告诉我们，“约法十条”将作为谈判的基础。他特别强调：“谈判就是民主协商，就是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基本一致的协议，而不是把一方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话虽如此，我也相信这一点，可是在反复学习两个文件之后，我感到非常为难。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约法十条”很好，我们想到的问题写进去了，有些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也写上了，完全可以做为谈判的基础。但是，我们来北京时原西藏地方政府要我们提的条件同“约法十条”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在基本点上距离太大。比如原西藏地方政府要我们在谈判中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但不能接受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和维护日常社会治安的任务，由藏军担负；可以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机构，但不能派很多工作人员到西藏，等等。而“约法十条”的基本点则是维护祖国统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理应把西藏地方政府的那些条件提出来，不提不行，可是又担心提出那些条件，同“约法十条”对立起来，会造成谈判的障碍，形成僵局，甚至在客观上会产生把谈判当儿戏的影响，导致谈判破裂。而这种结局同我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要坚决设法避免；加之在其他几位全权代表中对“约法十条”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特别是对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这一条，同西藏地方政府的要求恰恰相反，所以都不敢承担责任，持保留态度。面对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李维汉同志了解到我的为难之处，及时给了我十分诚恳的帮助和指点。他首先告诉我，应该耐心地帮助其他代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要使大家意识到这次谈判关系到祖国统一和西藏各民族的前途，每个代表的肩上都挑着很重的担子，要从大局着想，他还教诲我：爱国的道路一定要坚持，不仅自己爱国，还要团结和带领更多的人一起走爱国道路，才有力量。至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你作为首席代表，当然可以在谈判中正式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不提是不对的。既然是谈判，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没有不同意见还谈判什么呢！他讲这些话时显得非常严肃认真。我听了之后如释重负，思想亮堂了许多，精神上轻松了许多。我组织大家反复学习、研究“约法十条”，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展开争论，逐渐趋于一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维汉同志在一次谈判中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讲到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各民族的压迫，讲到各民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才能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各民族共同解放和共同发展繁荣；从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基本政策；他详细地讲了藏族同汉族以及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分析了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给这种关系造成的危害和给西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指出西藏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才能有光明幸福的前途，并且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他用无可辩驳的理由批评了不同意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荒谬要求。他的讲话，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味道。听了他的发言，我们几位代表都感到心服口服。这样，在我们内部讨论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并结合着再次讨论“约法十条”时，大家一致认为应当以“约法十条”作为协议的基础。李维汉同志的多次发言和谈心，使我受到极大启发，懂得了爱民族和爱祖国的一致性，懂得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道理和重要性，真正懂得了我们所解决的问题关系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从而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放在了更加自觉的思想基础之上。李维汉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54年9月，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同志亲自领导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接待工作。当时我以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身份，担任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同中央联系，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务活动方面的事情，同李维汉同志接触较多，在工作中得到他的许多帮助和指点。特别是在协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解决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之间的历史悬案方面，李维汉同志把高度的原则性同适当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领导才能，使我十分钦佩。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一条规定，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担心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百般阻挠，以致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三四年期间，军政委员会没有能够成立。我们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提议在西藏不再成立过渡性的军政委员会，可考虑直接筹备成立自治区，并且提议趁我们都在北京的机会，共同协商关于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问题。为此，在李维汉同志领导和具体指导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等四方面代表组成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协商小组。根据他提出的原则，经过反复的充分的协商，确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带政权性质的协商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按照从现实出发，照顾历史的原则，确定了筹委会委员名额分配的合理比例，达成了各方满意的协议，写出了方案。与此同时，李维汉同志还亲自指导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代表，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了解决双方之间的历史悬案的原则协议，增进了西藏内部的团结。他提出的互谅互让，大的照顾小的，小的尊重大的，在新的基础上加强西藏内部团结的原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此外，李维汉同志还同西藏地方政府方面反复商谈，充分交换意见，对改编藏军、收回藏钞等问题，确定了切实可行的原则和基本措施。这些问题报告国务院后，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3月9日召开国务院第七次扩大会议，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西藏革命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李维汉同志为树立这座里程碑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也具有历史意义。
1957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是建国以后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李维汉同志告诉我，有人提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不应实行区域自治，已经建立的自治区也应改成加盟共和国。他说，有这种思想的人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是不懂得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属于认识问题；有的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搞所谓民族独立，分裂祖国统一，是政治问题，要警惕。他还给我讲了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联邦制，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道理，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我联想到，那几年在西藏也有人在上层人士中讲过加盟共和国和联邦制之类的问题，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加盟共和国或联邦制，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经李维汉同志这样一讲，我感到在西藏谈论这类事，很容易被那些有西藏独立思想的人利用，确实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阐述了在我国只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实行联邦制。这件事给我很深的教育，认识到李维汉同志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及时提醒我，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的最好的关心和爱护，是真正的诤友。
1959年3月，西藏上层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激怒了早就渴望翻身的农奴和奴隶，他们以极高的热情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叛乱之后，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4月份，我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等来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听取并讨论中央关于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的指示。李维汉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在西藏边平叛边改革的决策和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同我们一起讨论民主改革的方法、步骤和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他一再强调，民主改革一定要搞，这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也是西藏各民族走向发展繁荣的先决步骤，但是民主改革一定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步骤要稳妥，政策要宽，要坚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在划分农奴主阶级分子时，要坚持可划可不划的一律不划，在戴叛乱帽子时，要坚持可戴可不戴的一律不戴。这些应该是总的原则。后来的实践证明，凡是严格按照这些原则办了的地方，民主改革就进行得顺利，反之，就造成扩大化，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深深体会到，李维汉同志在考虑西藏工作的每一个步骤时，总是把西藏民族的发展繁荣摆在首位。
1962年7月间，根据班禅副委员长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平叛扩大化、上层统一战线、宗教问题、培养干部等方面的意见，在北京讨论制定相应的政策文件，李维汉同志主持了这项工作。他明确指出，制定这几方面的政策文件，目的是要改正工作中缺点错误，把事情办得更好、更符合党的政策，而不是全盘否定平叛和民主改革。这些文件制定后，由于全国形势发生变化，贯彻“左”的指导思想，没有能够执行。现在看来，这些文件除了个别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有不够妥当的地方以外，都符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如能贯彻下去，是会收到好效果的。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在李维汉同志弥留之际，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回忆录，他的原则是不写个人的回忆录，而是通过写回忆录总结党的工作，重新认识、吸取历史的经验。因此，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把事实核对准确，如实纪录下来。他说：“你也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了，希望你在回忆录中注意这些原则。”我当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有连声称是。心里想，李维汉同志在西藏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多次指引我走正确的道路，现在当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还指点我如何写好回忆录，在他心里，除了国家和民族、党和人民的利益，还能有什么呢？他的思想境界是多么崇高，他有一颗多么纯洁无疵的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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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呕心沥血辟新区
——忆徐子荣同志在豫西
郭林祥 王诚汉
1944年9月，徐子荣同志作为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的政治委员、豫西地委书记，和皮定均司令员、方升普副司令员、郭林祥副政委等同志一道，率领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渡过黄河，挺进敌后，披荆斩棘，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救苦难深重的豫西人民，开创了豫西这块抗日根据地。在那艰苦的斗争岁月里，他遵照党的指示、发挥集体智慧，驾驭着这只抗日的航船，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驶抵了胜利的彼岸。他那虚怀若谷，运筹帷幄，多谋善断，肝胆照人的形象，至今还留在我们的心目中。
（一）
1944年7月3日，太行军区五分区政委徐子荣、七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和副司令员方升普，风尘仆仆赶到山西省左权县上麻田村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来受领新的战斗任务。
八路军前方总部负责人、北方局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和副参谋长杨立三同志，向徐子荣、皮定均和方升普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为了牵制日军行动，解救豫西人民于苦难，扩大解放区，从战略上沟通华北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决定从太行军区抽调一支精干的部队，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迅速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滕代远同志宣布了总部的命令：任命皮定均为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徐子荣为政治委员同时担任豫西党的地委书记，方升普为副司令员，郭林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接着详细介绍了豫西的敌情和部署了我军进入豫西的任务。邓小平政委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徐子荣同志是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参加过有名的赤南农民暴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白色恐怖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敌人的监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机智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中，曾先后担任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太行五分区地委书记兼政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加强党的领导，在林县的临淇镇郭家园，召开了会议，组成了党的豫西地方委员会，由徐子荣同志任地委书记，皮定均、方升普、郭林祥同志为常委，史向生同志担任组织部长，孔祥祯同志任宣传部长。在地委统一领导下，挺进豫西的各项准备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二）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很快组建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战斗部队——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与此同时，太行老根据地还抽调了一批地方干部，组成豫西工作队，准备随军挺进豫西，开展工作。9月5日，支队从林县郭家园誓师出发，9月21日渡过黄河，进入百栗坪，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开展？这是徐子荣同志考虑的主要问题。
在支队其他领导的支持下，徐子荣同志当即召集了地委委员和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和分析了当时形势，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决定立即兵分四路，由支队主要领导同志和部分团的干部，分路率领部队，展开武装大宣传。
经过半个月的武装大宣传，迅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在以嵩山为中心的周围近十个县的范围内，到处点燃了抗日的烽火，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鼓舞了群众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徐子荣同志建议尽快同豫西地下党取得联系，帮助恢复豫西党的组织。支队进入豫西之前，就选派了一批原来曾在豫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先行到豫西寻找地下党员和党的组织。支队到达豫西后，又把积极寻找地下党，列为武装大宣传的重要任务之一。就这样，短短的时间内，便有三百多名地下党员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些地下党员，由于长期失去了同党组织的联系，曾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他们见到自己的部队，无比激动和欢乐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他们怀着满腔的热情，要求恢复党籍，立即分配工作。
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而又十分严肃的问题。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同志们意见很不一致，徐子荣同志耐心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十分恳切地说：“依靠地下党组织，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对于这些同志，不论过去干过什么，只要是愿意出来参加抗日工作，我们都要热诚欢迎，相信他们，给他们分配工作，布置任务并提出要求，在工作中了解和锻炼他们。至于恢复组织关系，可以等我们调查了解清楚之后，再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由于徐子荣的意见既体现了党的组织原则的严肃性，又保护了这批地下党员的革命热情，所以大家都一致拥护，也十分赞佩。这样，重新整顿和恢复了地方党的各级组织，除了区乡党的基层组织外，还先后建立了登封、伊川、偃师、巩县、临汝、禹县、洛阳、荥汜、密县等县委，并建立了嵩山、箕门两个地区工作委员会。
部队进入豫西后，徐子荣同志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便时刻想着邓小平政委的另一重要指示：“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是瞧不起的。”在徐子荣同志主持下，支队领导讨论决定，在军事行动上，要坚决贯彻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积极捕捉战机，主动打击敌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徐子荣还建议，要选择对我根据地威胁最大的目标，打下后能有效地震慑敌人，能有力地鼓舞群众。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支队先后袭击了陇海线上的黑石关车站，袭击并拔掉了偃师佛光峪日寇据点，部署了针对登封日寇的曹村伏击战，以及巩县琉璃庙沟痛歼日寇的战斗，并且都取得了全胜。在打击日寇的同时，对那些死心塌地的伪军和公开勾结日伪与我为敌的国民党顽军，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
为了加强对敌武装斗争，我们还积极建立人民武装，发展壮大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短短十个月内，在主力部队不断发展的同时，全区基干民兵即发展到一万多人，各县独立团和独立营四五千人，他们在保卫抗日民主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徐子荣同志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时度势，准确地观察和把握局势，从中抓住主要矛盾，把斗争引向胜利。在我们支队进入豫西后，我们碰到的是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除了日寇和伪军外，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地方实力派的保安团、自卫队，以及土匪武装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武装，其政治背景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武装呢？徐子荣同志深深懂得，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打击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日本侵略者和死心塌地的汉奸走狗。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先后争取了百栗坪、大峪店、陈庄寨、石道、缑氏镇等伪顽缴械投降。特别是对地方实力派，凡能团结争取的，都尽力团结争取，徐子荣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为了争取裴子明抗日，徐政委和皮司令“三顾茅庐”到裴子明家中做工作，使裴大为感动。他把收缴国民党军队的一大批枪支弹药献给我军，全家都参加了抗日工作，裴本人担任偃师县武装科长，后来还参加了共产党。裴子明被争取过来后，在上层人士中引起很大震动，一些群众自卫武装纷纷参加了抗日队伍。
（三）
徐子荣同志对新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及时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经过两三个月的艰苦奋战，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袭击、追截、“扫荡”，豫西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十个县范围内先后建立起来了，并成立了嵩山、箕山两个专员公署。人民群众政治上获得初步解放之后，如何从经济上获得翻身、生活上得到改善，这是关系到根据地能否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大问题。徐子荣从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豫西人民长期遭受水、旱、蝗、汤的祸害，缺衣少食，生活艰苦。在灾荒年间，多数农民为了活命，忍痛卖掉土地，有时一亩地只换一袋面，甚至几十斤红薯。祖祖辈辈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把土地赎回来。只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1942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为了拉选票收买人心，曾规定灾荒年贱价卖出的土地可以原价倒回，但并未真正实行。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徐子荣当机立断，召开地委会研究决定，支持农民倒地，并以专员公署名义公布法令：因荒年卖给富户的土地，准予按原价不计利息赎回。徐子荣在审查布告时还特别加上：青苗应随土地转移，破坏青苗者受法律制裁。他说：“青苗随土地转移很重要，明年春天农民就有吃的了。”徐子荣亲自到群众中去领导倒地运动，他对专、县干部说：“这可是一件大事，你们一定要抓紧，要办好。这件事办好了，人民就拥护你们这些‘青天大老爷’了！”开始，倒地是由民主政府派干部下去一村一村地亲自办理，徐子荣发现光依靠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倒地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就要求各级干部从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迅速发展农会，把倒地交给农会去办，农会解决不了的问题，可通过行政手续报县政府审批。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倒地运动，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四）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也在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壮大。支队由刚进入豫西时的一千五百多人发展到近万人，其中有自动参军的青年，有改编地方实力派的武装，还有愿意抗日的伪军俘虏。为了建设好这支人民军队，徐子荣时刻注意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特别重视抓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树立共产党、八路军的高大形象。在他的教导下，我军广大指战员对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
徐子荣十分关心培养教育干部。开辟豫西根据地需要大量干部，从太行带去的干部有限，每县只能分到一两个，大批干部需要在战斗中培养。因此，支队一到豫西，不顾当时战斗任务的频繁和环境条件的艰苦，徐子荣就提出创办八路军豫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并请皮定均担任校长。在他的带动下，支队领导同志都亲自担任教员，给大家讲课。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军政干校就办了三期，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在徐子荣和支队首长的领导下，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开创了西起洛阳、伊川，东达荥阳、密县，南到临汝、禹县，北至陇海铁路，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九个独立团（营）的地方武装，从日寇手里收复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豫西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艰难历程，无不怀念为革命事业立下卓著功勋的老战友、老政委，并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