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五月三十一日联合举行了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座谈会，十六位同志在会上讲了话。这里发表的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编者
努力贯彻双百方针
董辅礽
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三十年的实践表明，按照这个方针办，我国的科学文化就繁荣昌盛；背弃这个方针，我国的科学文化就停顿以至衰退。就经济理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有沉痛的教训。
就沉痛教训来说，在我国经济学界中有两个突出的例子，一个就是五十年代对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理论的批判，另一个就是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对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整套卓越的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越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轨道，背弃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作为政治斗争来进行的。被批判者被扣上种种不能成立的、令人生畏的政治帽子。这些批判窒息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的研究，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纠正以往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给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环境，使我国的经济理论在百家争鸣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双百方针的贯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也经历过一些曲折。要使双百方针得以切实贯彻，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一方面，希望理论工作主管部门能为经济理论工作创造更加良好的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正确地理解双百方针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具有理论研究的勇气，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不仅要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不同观点的争鸣和讨论，而且更要提倡批评和反批评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歪曲人家的原意，断章取义，动不动就给别人扣政治帽子，或者听到别人的商榷式的批评就火冒三丈，这样一类不良风气，也要切实清除。
我国经济学界面临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改革和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大课题。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有大量的、异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需要我们探索、研究、解决。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要对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种种问题进行大胆的探索和研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在探索和研究中会有成就也难免失误，同时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看法。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勇于坚持真理也勇于修正错误，开展平等的、民主的、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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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作自由、学术自由与双百方针
何匡
我们党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艺术、科学领域里的根本指导方针提出来，实在是一个创举。可是自从这一深得人心的方针提出后，好景不长，很长时间内实际上被取消，被废除，成为一个空名。我们在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年的今天，应该认真总结这个历史教训，以为前车之鉴。
于光远同志5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总结教训，列举了双百方针被废除的四条原因，其分析我认为是深刻的。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谈一点意见，就是如何认识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问题。
综观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是繁荣艺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古往今来，一个艺术工作者或科学工作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是在自己的思想上和实践上坚持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就越有可能充分地发挥自己潜在的创造能力，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反之，他的潜在创造能力就会趋于枯竭，空有较好的禀赋而无所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如果有了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社会环境，众多的在艺术科学方面有巨大创造才能的人们，就会群星灿烂般地出现在人类艺术科学的舞台；反之，许多天才就会被埋没，被扼杀，脱颖而出的人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寥若晨星（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可称是这方面的典型）。
既然创作自由、学术自由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究竟什么是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呢？
我以为，当前有两种对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认识，是不那么端正的。
一种认识，是一听到自由就认为是胡思乱想，胡说胡写，不顾一切条件地随心所欲。把自由作如是理解，那承认和提倡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就不得了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就会一片混乱，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没有了，同心协力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局面就没有了。这种自由观，可以说是一种自由恐惧症，谈自由而色变。
一种认识，是认为不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没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就谈不上有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这种对自由的要求，一方面是把哲学上的自由与创作自由、学术自由上的自由混为一谈，同时也是等于要求一个人认识了客观规律才去探索客观规律。这种自由观，可以说是自由高调论，把自由视为高不可攀。
这两种认识实质上是各从一个极端来否认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必要性，从口头上承认到实际上取消创作自由、学术自由。
所谓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我以为，无非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或科学工作者独立自主地进行观察，进行思考，进行探索，进行创造。他尊重已有的知识，但把已取得的知识仅看作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并不把它视为不可逾越的顶峰；他尊重艺术上学术上的权威，向他们学习，但不盲目崇拜，跪倒在他们面前，不敢超过他们；他追求真善美，追求真理，不屈服于外来的压力（不论是神权的、君权的或任何权力的压力），经受得住任何权和利的引诱，他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双百方针之所以正确，正是因为它是建立在这种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基础上的，它为实现这种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创造出最好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如果没有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社会环境，双百方针实际上就是被废除了。
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提倡、鼓励和维护创作自由、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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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批判马寅初中吸取教训
肖灼基
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6—1958年间，先后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论著，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控制人口等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创见的观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当时，不仅没有认真研究和采纳马寅初先生的正确意见，鼓励他和学术界的同志对这些问题继续进行探讨，反而错误地把马寅初先生的意见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加以批判，指责马寅初先生“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1958年和1959—1960年的两次点名批判，各种报刊发表文章一百六十多篇，北大校园内张贴有组织的大字报九千多张，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从对马寅初先生的错误批判中，应吸取哪些教训呢？除了已经讲到的以外，我认为还有以下三点：
第一，要重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也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很重要的。忽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或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必然要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损失。
第二，要尊重理论工作者的探索创新精神。过去，对理论工作者鼓励少，批评多。诚然，理论工作有落后于实际的情况。但是，许多理论工作者也有所创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论著，都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和新对策。同时，理论上的新概括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对理论工作者不但不能苛求，而且要多加支持，鼓励他们大胆地探索。
第三，在学术问题上不能搞“舆论一律”。马克思曾经说过：“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的这段话虽然是在批判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时说的，今天我们的情况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这段话的精神，仍然是有重要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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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术争鸣和阶级斗争
王惠德
百家争鸣这个方针，1956年提出来没有多长时间，实际上就被否定了。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教训要吸取。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那时曾经认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可是没有多久，对形势的这个正确估计被否定了，转而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虽然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解决了，但是，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主要集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把意识形态领域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当然就谈不上百家争鸣，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进行较量。再加上后来提出“兴无灭资”，对于那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不能容许其争鸣，而只能将其消灭。
我们今天来吸取这一段历史的教训，就一定要肃清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流毒，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如果把学术争鸣看成阶级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看作是一个“兴无灭资”的过程，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双百方针。
还有一点，讲百家争鸣是繁荣学术的正确方针，那就必须敢于承认，即使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某个问题有十种、百种不同的见解，也是正常的现象；大家的见解趋于一致，是讨论、争鸣的结果；是不是真理，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能事先就断定，某一种见解是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其它九十九种见解是谬论，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从而“兴”一种见解而“灭”其它九十九种见解。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说明和看法，这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是正常的、必然会有的现象，不要对其大惊小怪，不要先验地区分哪一家是马克思主义，哪九十九家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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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双百方针 发展社会科学
何建章
双百方针早在1956年就提出来了，不过真正贯彻这个方针，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现在看来，贯彻这个方针遇到的干扰是不少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一、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凝固的、封闭的体系。凡是本本上没有说过的都不能说，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凡是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过的范畴和方法，都是反动没落的东西，必须全盘否定，不能借鉴吸收，否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认为，列宁所说的批判地吸收前人包括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成果，只适用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不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不适用于社会主义阶段等等。
二、家长制作风，垄断理论论坛。有些同志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本身也要发展，但是却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只限于领袖个人，或者扩大一点，只限于几个理论权威。至于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更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其任务只是领会、注释领袖和权威们的言论。
三、对知识分子不信任。虽然党中央早已宣布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幽灵总是在一些人脑海中时隐时现。知识分子的言论稍不合自己的心意，或者越过他们所视为的雷池半步，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看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兴问罪之师。
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就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革命的、批判的、开放的科学体系，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敢于突破某些过时的结论，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某些合乎科学的观点和方法。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反对以权压人，以势压人。要充分信任广大知识分子，学术上的不同观点要由实践来反复检验，不要轻率地下结论，甚至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当然，学术上的批评是必要的，应该提倡，同时也要允许反批评，允许学者保留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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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百方针和科学群众团体
冯兰瑞
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没有科学群众团体。第一，它是党和国家的一个得力助手，是党和国家联系科学工作者的纽带。科学家的情绪、要求和建议，可以通过科学群众团体向上反映，党和国家的要求可以通过科学群众团体传达到更广大的科学工作者中去。第二，有利于加强各部门、各单位、各地区的科学工作者之间的横向联系。通过科学群众团体可以把分散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集中力量从事和完成许多重大的科研项目。第三，在科学群众团体的活动中，科学工作者可以自由地开展讨论，交流科研成果，进行不同意见的争论，充分发挥科学工作者的才智和能力，发扬民主、自由的学术风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学群众团体增加很快，科学群众团体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在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都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严格地说，这些团体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但是总起来看，科学群众团体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可是，现在对科学群众团体却存在种种不正确的看法：一是看不到科学群众团体的重要性，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最好是少一点好。二是看问题和缺点多，看工作成绩少；批评多、鼓励少。有时候因为个别团体出了一些问题，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多数团体都成了问题了。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科学群众团体的重要作用和工作成绩给予充分估计，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要促进而不是去促退。
科学群众团体不同于行政机关，不能用行政办法来管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用行政办法来管科学群众团体。作为科学群众团体，经常的工作就是搞学术活动。有些主管单位对学术活动管得很死。许多不合理的规定，限制了科学群众团体的合法活动，不利于百家争鸣。
我认为，科学群众团体是需要管理的。但是管理的办法需要改变。应该采取适合科学群众团体性质的办法，不要用简单的行政办法来管。这就要尊重科学群众团体的民主性和独立性，不要去干涉它们的学术活动。建议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尽快制定科学群众团体法。有了法律，有助于把科学群众团体管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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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端正学风 开展争鸣
赵人伟
三十年来，双百方针的贯彻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今天，应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为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里，仅从端正学风和改进学术管理的角度，谈几点个人看法。
首先，要为学术讨论创造一个和谐的气氛和环境。在学术讨论中，应该不分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高低，大家都服从真理，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不要认为自己身分特殊，或认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某种权力的支持，因此真理必然在自己手里，有权以教训人的口吻和做结论的架势来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有权就有理”的作风是学术领域中垄断行为的一种表现，只有改变这种作风，才有利于平等争鸣气氛的形成。
其次，要提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随风倒。在学术探索中，人们通过研究和讨论，坚持自己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和改变某些观点都是正常现象，这在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中都不乏先例。学术研究不应该随风倒，不能什么观点行时就赞成什么观点，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种学风显然不利于学术争鸣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即使某种观点是比较正确的，但由于同时有其他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使这种观点得到补充、修改和发展。不同观点的存在还可以起互相监督的作用，可以防止一种比较正确的观点和做法因缺乏监督而走向极端，导致错误的后果。一个时期只有一个调子和一种声音，从短期来看似乎相当平静和一致，但从长期来看往往导致波动和反复。
再次，要坚持学术民主。我们经济学界有这样的人，自己不研究问题和探索问题，却热衷于打棍子，阻碍别人进行探索。由于这种人的干扰，我们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杂志曾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象孙冶方这样的探索者也遭到无端的迫害。有的作者仅仅因为投来一篇学术论文，就遭到这种人的政治打击。因此，需要用民主化来抵制这种不良行为和保障学术探索的自由。这样才能少付代价，避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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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励不同学派的形成和竞赛
唐宗焜
鼓励不同学派的形成和互相竞赛，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经济既是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又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使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当代社会经济过程，由于研究的领域、角度、方法等等的不同，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学派。鼓励各个学派的形成和互相竞赛，能够推动经济学者对有关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的钻研，不断深化和完善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具体论点和论据，这也有助于改变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的相互在低水平上重复劳动和“一窝蜂”式的研究状况。各个学派为了在互相争辩和竞赛中能使自己的理论站得住脚，经得起不断发展着的实践的检验，就得经常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批判地吸取一切有益于正确认识客观社会经济过程的理论成果，这将使脱离实际的空泛议论愈来愈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各个学派在深入实践和深化理论上互相竞赛，必将在理论与实践愈来愈紧密结合的过程中促进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并造就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应该害怕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争中发展的，它将批判地吸取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以丰富自己。
不同学派互相竞赛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学术上的批评和反批评。理论观点只能接受实践的检验，不能接受任何人的裁判。任何理论观点都没有不容批评的特权，任何理论批评也没有不容反批评的特权。批评和反批评都必须是平等的、负责任的，要评之有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既不以权势压人，也不装腔作势吓人，而是以理服人。这也是学派和学阀的区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