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马虎的艺术
米博华
马虎不算大错。买精盐而给你碱面，要眼药水儿而扔出一瓶“脚气灵”，吃爆猪肝而给你端出一盘溜肺片……这样的事，如果不是“于今为烈”，至少也是“古已有之”的。冯梦龙所纂《古今谭概》，收马虎一类的笑话洋洋大观。因马虎而丢了官的，赔了夫人的，乃至送了命的，很多很多。其规模、水平，其意想不到，令人笑而不能。所以虽说这不是大错，但超过了一定的“度”，如检修线路时合了闸或做手术时忘了输血，就很可能铸成大祸。
铸成大祸该杀该剐，咎由自取，然而教训确很珍贵。特别是对那些无心办坏事或有心办好事，只因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人来说，毕竟还是很沉痛的。
但我这里说的是另一种马虎。倘说上述马虎是无意，这一种却是有心。是马虎的艺术或艺术的马虎。
有的人说的认真，做的马虎。他们极谙以标语、口号满眼生辉之道。左一联“五不准”，右一联“六满意”，横批是“保障供给”。你道是“五不准”吗？错了，鼠窃狗偷样样准；你道是“六满意”吗？又错了，除了这对联让你满意，处处和你呕气；你道是“保障供给”吗？首先是保障三亲六故的供给；你道他太马虎吗？冤枉，他弄这种取悦上峰的四六骈文要多认真有多认真。
有的人对别人认真，对自己马虎。譬如，某单位领导声色俱厉地要求别人退还多占的住房，检查、丈量特别认真。而对自己多占的住房，对不起，马马虎虎，忘了。若有人对他多占房屋也进行丈量，那尺子奇妙地短了，卧室的面积算到厕所帐上。马马虎虎，算了。
有的人对公家的事马虎，干自己的事认真；对不利自己的事马虎，对有利自己的事认真；只往里马虎，不往外马虎；其味全在无害与有惠的巧妙结合之中。
真正的马虎其实是不难纠正的。开飞车的小伙子，撞了人，坐了班房，遂能省悟。因为他明白了人命关天，是马虎不得的。难办的倒是这种乔装的马虎。不属于脾气秉性之类，多是思想意识和品质方面的问题，甚至索性就是一种高级诓骗。于是马虎的缺点在这里变成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特长”、“优势”、魔法、人生“真谛”。
不正之风，用一味“认真”的猛药，兴许有救。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一旦认真地研究了马虎之后，都渐渐地感到这样的马虎非常“聪明”，不马虎的人也学得或被逼得马虎，马虎的人更加的马虎了。而做的马虎加上查的马虎和处理的马虎，这样，硕鼠之类又何惧一片“认真”的喊打声呢！
第8版()
专栏：
“期文化之交互”
——记夏丐尊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
叶至善
内山完造先生和我的岳父夏丐尊先生是好朋友。他们见最后一面，我恰好在旁边。那是四十年前——1946年4月，夏先生去世前的四天或五天。
那时上海的日侨集中居留在一起，等候遣送回国，内山完造先生也不例外，出来不很方便。夏先生病重，不知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特地请了假，请翻译——好象原先是他书店的伙计陪同，来探望夏先生。
翻译先进来通报。我听说是内山完造先生，跟夏先生说了一声，赶忙出去迎接。没等客人坐定，夏先生在床上已经挣扎着坐起来了。我在他背后加上两个枕头，让他靠着。内山完造先生毕恭毕敬地坐在他脚边的椅子上。
夏先生能说流利的日语，他们俩谈话根本用不着人翻译。翻译靠方桌坐着，听他们说。我站在床边，听不懂他们俩讲些什么。只觉得夏先生兴奋极了，话讲得多极了，好象涌出来似的，只是语音有点儿模糊。我们从四川回到上海已经两个多月，夏先生几乎没离开过床，讲话每次至多两三句。我看着又高兴又担心。他见了老朋友如此兴奋，怎能不高兴？可是这样滔滔不绝，我怕他太累了。
内山完造先生一声连一声地应着，难得插上一句话，夏先生不住嘴地说，好象不让他有插嘴的余地。不到半个小时，内山完造先生站起来告辞，才叮咛了一些什么。
我送内山完造先生出了门，悄悄地跟在后边问那位翻译：“夏先生说了些什么？”翻译说：“前言不搭后语，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听了这话，我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再一想，总不至于说胡话吧，可能骤然见了老朋友，要说的话全涌上来了，来不及理出个头绪来。回屋里再去看夏先生，他推开了我给垫的枕头，已经躺平了，闭上了眼睛在喘气。他实在太累了。
4月23日夜间夏先生去世了，25日在上海殡仪馆入殓。内山完造先生又特地请了假前来吊唁。对着长眠的夏先生，他注视了一会儿，又低下头，嘴角微微颤动，似乎在默念什么，站了好几分钟才退出去。他跟夏先生说了些什么呢？也许跟夏先生告别，说他就要被遣送回国了，而把心爱的夫人——他的事业的共同的支撑者，永远留在了中国。
内山完造先生的夫人是一年多以前——1945年1月逝世的，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内山完造先生请夏先生题了墓碑，墓的样子很别致，并排两个墓穴是用大理石凿成的两座小小的桥，右边的葬夫人的骨灰，左边的空着，内山完造先生留给自己用的。小石桥向南的坡面上都刻着一行大字和一行小字。大字是“内山美喜子之墓”和“内山完造之墓”；小字相同，都是“内山书店创立者”，开办书店原是他们夫妇俩共同的事业。墓前还有一块平躺着的大理石碑，是一本打开的书，书页上六行大字：
以书肆为津梁
期文化之交互
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吁嗟乎
如此夫妇颂辞这样简短朴质，在别处似乎没见过。两行如实概括了墓主夫妇的事业，两行说的内山完造先生的心里话，两行是夏先生对他们夫妇俩的赞叹。文是夏先生的文，字是夏先生的字，熟悉夏先生的人都一望而知，可是后边就没有落款。1943年12月，夏先生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过，是内山完造先生营救出来的。时间才相隔一年多，上海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天下，夏先生的名字当然还是不出现为宜。
夏先生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深恶痛绝。“一二八”战役之后，他从立达学园的瓦砾堆上拣回一块炸弹片，把它当作假山摆在案头。他说他“不愿在这严重的史迹上弄轻薄的文字游戏”，作什么诗歌或铭文，“宁愿老老实实写几句记实的话”；还说“照理该用血来写”。在小说《整理好了的箱子》中，他借主人公的嘴说：“如果中国政府真个会和人家打仗，我们什么都该牺牲，区区不值钱的几只箱子算得了什么。”他是作好了什么都该牺牲的准备的，匆匆离开战区的时候几乎什么也没搬出来。后来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审讯，他拒绝用日语作答；他说他是中国人，在这种场合他只能说中国话。可是对日本的文学艺术甚至生活习惯，他没有一样不爱好的。他喜欢插花，喜欢到了一天也少不得的程度。
夏先生过世后不久，内山完造先生跟一批日侨一同被遣送回国了。在拥挤的轮船上，他一定思潮澎湃，他会想起扔在中国的事业，想起扔在中国的夫人，想起中国文化界的许多朋友，有的已经过世了，有的正在为中国的新生而呼号奔走……他大概不可能料到事态的发展会如此之快，在他离开才三年多一点儿，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兴奋地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解放了的中国的土地上，最后竟应了他的心愿：“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1959年他又来中国访问中，突然得了病，在北京去世了；骨灰送到上海，葬在他的夫人内山美喜子旁边。“吁嗟乎，如此夫妇”！来凭吊的人念着墓碑，都会发出跟夏先生同样的赞叹。
198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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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别慈母
刘海粟
法国政府盛情邀请我四度赴法访问。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由北京飞往巴黎。您用黎明的曙色，爱抚的灯光，漂白了儿的头发。即使是短暂小别，也会泪眼朦胧。您把长城系在心上，用寒风教导我冷静观察，免得头脑发热两眼昏花。到榆叶梅怒放时节，再用暖风抱我下飞机，亲人的欢歌笑语接我回家。我贴胸装着一包沃土，让娘的慈祥，在梦里开花。儿把法兰西的笑容，以响亮的色彩，写入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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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云里来，风中去
刘梦岚
黄宗英可是个大忙人。有人说她是“云中走笔人”，有人说她在“八面来风中”，就连她胞兄黄宗江也常常不知她的行踪。
春节前，她在北京做了胆结石手术，没有安静地休息几天，便在北京、上海、杭州、湖南之间来回奔走了。
两年多前，当她刚刚踏上八面来风的“商船”时，就说：“我搞的是文化企业，是携笔从商的，有时还得粉墨登场。作为一个作家，我更醉心于写作。”
从此，她便在“从商”的间隙中，每每伏案至深夜。近年来她更兴致勃勃地搞起了电视报告文学。
电视报告文学能比较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既具新闻性，又有文学性。由于采用现场实拍的方法，真实，自然，因而更富有魅力。去年与观众见面的《小木屋》，就是黄宗英尝试拍摄的第一部作品。这部片子引起了强烈反响。
《小木屋》掀起的波浪尚未平息，黄宗英又在构思和拍摄新的电视报告文学了。仅去年一年，她就完成了《蛇口人》、《深圳风情录》、《晚霞与朝霞的对话》、《地球，你好！》几部片子的“总体艺术构思”和前三部的拍摄工作。在撰写“构思”的案头工作之后，她用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实地考查、即兴创作和现场拍摄。她以摄象机为“笔”，不断地向观众奉献出新的视觉形象。这种创作，比住在宾馆或家里写作，自然要艰苦得多。如今，为了拍摄反映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和改革精神的新片《地球，你好！》，她又将拖着大病初愈的身体，奔赴新疆、浙江，去和地质队员们一道转战荒山野岭，敲石头、住帐篷，亲尝野居之苦。
黄宗英还冲破了轻商的旧习惯势力，挑起了一个公司的领导重担。公司创办一年多来，已生产影视片十一部。眼下，她正在为拍摄中的专题系列片《中国一绝》到处奔走。至于手中那支笔，她当然不肯放下。现在，她正偷空写一篇新的报告文学，主人公就是新型企业家、杭州中药二厂的厂长冯根生。
为了这一切，她只能云里来，风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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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题
于沙
一
橡胶树是不拒绝刀割的，它乳白色的汁液，就是从深深的刀口流出的。那伤痕，正是它光荣的标记。伤痕愈多，奉献愈丰，声望愈高。
我走进橡胶林，看到了伟大的残缺美。
我怕疼，更怕残缺，在橡胶林里，我无地自容……
二
头上的明月，很小；手中的蒲扇，很大。无论如何，这两个圆，不是一样大小的。这是真的么？说是真，却是假；说是假，又是真，这要看你站在哪个位置说话。
三
里面，生命已经完结，坟，是一个句号；外面，评说刚刚开始，坟，是一个逗号。既是终了，又是开头，怎能用凝固的眼光看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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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雨丝集
患难之交
唐弢
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我编了一部鲁迅文献纪录片。在上海计划写电影的时候，我曾根据当时的想法，挑选鲁迅生活中若干片断，用浅显的笔墨写成故事，一共十篇，交给一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间经过修订，增至十四篇。到1964年，先后印了七十四万七千册。出版社希望再修订一次，我答应了。函信往还，商榷未已，事情突然中止。不久，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了一篇篇鲁迅的故事，连新写的《鲁迅传》也在期刊上连载了。我又读到姚文元的纪念鲁迅的文章，他说：“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他还举红卫兵为例，我心里恍然大悟。姚文元的话在当时是圣旨，果然，革命的《鲁迅的故事》终于由原来约我修订的那个编辑部付印出版了，而我却什么回响也听不到。
1971年底或者1972年初，大病初愈，我还不能完全起床，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派人和我接洽，以我原来写的那本《鲁迅先生的故事》为例，约我重写一本。他们还将上海发表的那些故事带给我看，直率地指出其中的谬误。在普天同风、一片叫好声中，闻此特异之见，恰如空谷足音，令人又惊又喜。惟有从患难中展示的这点信任，的确使我感动，使我如在冰窖里摸到温暖的心。我于是一口承诺，决定去写鲁迅传之前，先写一本《鲁迅的故事》。
我告诉出版社：如果重写，打算将读者对象变动一下，从儿童移到少年，以初三、高一的学生为主要对象，写得深入浅出一些，也许少年人能读，成年人也能读。1978年我开始动笔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去做的，但深入浅出并不容易。我很感谢几位评论家的好意，有一位说：《鲁迅的故事》让他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倘真如此，我已经应当满足了。
说实在话，我自己是喜欢这本小书的，这是个薄薄的小册子，但我花去的精力并不亚于一部学术著作。我要求每一个故事出处的真实，也要求以真实的心地对待每一个故事。例如《文学挽留不住的人》、《为胡适画像》、《同志的信任》等篇，我以自己生命中深藏的真实的感情，去描写我所理解的鲁迅生命中藏得最深的真实的感情，尽管我太藐小了，感情还是在真实中得到了交流。我厌恶装腔作势的虚伪。在弥天大谎的噩梦似的日子里，一切假话通行无阻。使我觉得幸运的是：出版社对我说了真话，我对读者说了真话，真话使我们缔结了患难之交。
《鲁迅的故事》正是患难之交中我们相见以诚的一个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