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建议开展文艺管理学的研究
李军
目前,文化艺术领域正在积极进行改革,不少部门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是,相对经济、科技、教育的改革说,文化艺术的改革显得逊色一些,只是偏重于艺术生产的基层,特别是表演艺术团体,整个文化艺术系统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展开,或者说展开得很不够,文艺生产关系中落后的、不科学的因素仍在阻碍着文艺生产力的提高。
文艺改革进展慢,固然与这一领域许多由于精神生产的特点而带来的复杂性有关,但同时我们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文艺改革起步匆忙,没有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也没有及时地、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作些理论建设工作。
所谓改革,就是要改掉现有的不合理的东西。比如目前文艺管理体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作为文艺活动细胞的文化艺术企事业单位由于行政上的条块分割,被统得过死,捆得太紧,严重缺乏活力。我们怎样一方面坚持党和政府在方针、政策上的领导,一方面又充分给予文艺企事业单位以最大活力,使之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呢?这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又如管理方法问题。现在我们在管理文化艺术活动时主要依靠行政方法,这在一定的时候是必需的,但不应也不必时时处处如此。文化艺术活动的精神生产属性决定了单一的行政命令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特别是在改革与开放的情况下,文化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要求我们综合采用社会方法(如文艺评论、竞赛、评奖等)、经济方法(如投资、贷款、税收、价格等)、法律方法(如处罚)等。但是究竟在什么时候对什么对象采用何种管理方法、以及何种管理方法会产生何种作用,这也是需要研究的。又如文艺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我们提倡打破“大锅饭”,但是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差别较大,许多艺术品虽然有商品属性,但绝对不能商品化,一定要以社会效益、艺术效益为最高追求目标,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经济战线打破“大锅饭”的办法。那么怎样结合艺术生产的特点,使之外有压力、内有活力,搞好经营管理呢?这需要我们研究这种生产经营管理的性质。再如管理制度问题,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制定整套的管理制度,有了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建立良好的艺术生产秩序,取得最佳的艺术生产成绩。管理制度还必须具有科学性,不能违反艺术生产客观规律。目前对文艺管理制度的研究也是很不够的。
对于文艺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往多从局部的具体的方面就事论事,而很少从宏观角度上升到一定的理论抽象的高度进行把握;多从“左”的方面指责谈论,缺乏真正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探讨。为了解决这些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建立一门文艺管理学。这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完全符合当今正日益加强的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潮流,它将借鉴社会学、人才学、心理学、经济学、未来学、政治学、法律学等有关学科的成果,以揭示文艺生产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为基础。以研究一般管理原理和方法的现代管理学作指导,来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管理动态系统的内部规律。在我国,文艺管理既是指党、政府及文联和各协会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宏观管理,也包括文艺系统内部各部门、各层次的微观管理。它的实质是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以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去认识和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创造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整体目标。文艺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就是围绕这个实质展开的;它将研究文艺管理体制、文艺目标与文艺管理目标、文艺管理原则、文艺管理机构和人员、文艺管理内容、文艺管理过程、文艺管理制度与方法等。无疑,文艺管理学研究会因它所展露的艺术生产管理理论而大大丰富现代管理科学。
研究文艺管理学不仅是为了它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指导文艺改革实践。文艺改革的中心是文艺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探讨我国现行文艺管理体制的形成历史、演变过程,对其合理成分加以肯定,对其不合理成分加以否定,从而为体制改革提供科学指导,使其沿着正确方向和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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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真实而有意义的书
——读《特殊连队》
童小鹏
邓颖超同志向我推荐一本书,她说,这本书写得好,很真实。并嘱我向老同志和青少年介绍。
这本书就是描述红一方面军休养连长征生活的《特殊连队》,作者郭晨,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这个书名取得好,这的确是一个“特殊连队”,是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关照组建的,并先后任命了连长何长工、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在这支有三百多人的特殊连队中,包括了老、弱、病、残、妇。其中有德高望重的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三老”。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位女同志,有二十四位在这个连队呆过,如邓颖超、贺子珍、李伯钊等。队伍中有骑马的、坐担架的、挑担的、走路的,甚至还有“解放脚”(即小时缠过脚的女同志)。他们夹在庞大笨重的中央纵队里行军,在漫漫长途中是“困难户”,比战斗部队不知多吃了多少特殊的苦。由于他们行动困难,目标很大,经常遭敌机轰炸,不得不多走许多夜路,因而天未黑就要准备火把,所以战斗部队常戏称中央纵队为“火把队”。战斗部队早就宿营了,而他们还在黑暗中蹒跚前进,甚至一夜走不了二十里。战斗部队打了土豪,没收了敌军粮食,吃得饱饱的,而他们还要出款购粮。当我们从书中看到“三老”和“大姐”(其实当时邓大姐也只三十岁,因严重肺病,在干部休养连当休养员)们长征中的艰难历程,立即产生敬仰之情。他们的模范行动,鼓舞着我们顶着困难前进。
这本书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军事活动和政治斗争上,而是写生活,写长征中的老同志、女战士和伤病员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生活。他们是那样平凡、普通,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胸怀革命理想、有着严密组织纪律性的革命者,他们真正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所,都显得坚定、乐观、豪迈。书中用大量具体生动的事例表现了这一点。比如写她们过草地时如何用酥油炸皮带吃,如何充分地利用脸盆来维持女性的生活,以及她们的爱情、婚姻。她们在饥饿和寒冷中高唱山歌,在生死未卜的途中追逐嬉闹,一桩桩、一件件,多么动人心魄。更感人的,是几位女战士生小孩后,毅然决然地把亲骨肉送给老乡,义无反顾继续长征。这些细节的描写,使人觉得她们非常亲切、可爱。总之,这本书是写长征中人的生活的。长征不容易,写长征也不容易。象《特殊连队》这种写法,也是一种创造,而这种创造是成功的。由此我想到,长征题材和其他战争题材,都可以在写政治、军事活动的同时,发掘战争中人的生活。这样,战争中的英雄就更可爱,形象就更丰满,和读者的心就贴得更近。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今天的四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这本书的出版,会让青少年形象具体地理解长征精神,学习红军高尚的牺牲精神和吃苦精神,学习他们把革命理想化为一步步艰难的行进,学习他们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也学习他们正确地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
最后,愿文艺工作者在宣传当代英雄的同时,也多写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生活和风貌,为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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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合唱节的感受
李凌
1982年,北京第一届合唱节提出了今后要扩大业余合唱事业的发展,并号召众多的专业指挥家来共同开拓。今年北京第二届合唱节业余合唱大发展,果见成效。
在有着近二百万业余合唱队伍参加的“红五月”歌咏比赛的基础上,选出五十多个合唱团,参加会演和评奖,使歌咏舞台出现众多的生动活泼、较有水平的歌队,显示了新的可喜威力。
这届合唱节,在开办之初,还由合唱节办公室和工人文化宫、社会音乐学院,创设了一个两年毕业的大专性质群众合唱指挥培训班,为提高群众合唱事业打下稳实的长远基础。
几年来,音乐艺术中的民乐、交响乐、合唱、独唱独奏,走在一条曲折的征途上;有人消沉,有人犹豫,但也有人不甘蹉跎,大胆的思索、革新。他们紧紧抓住“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一真理,向前进攻,大胆探索,因而出现一个特异的景象:新花朵朵放异彩。不管在创作题材上、表现形式上、新风格的缔造上、表演艺术的演变上,都有所开拓,并结出一些令人欣慰的新果实。象云南的《云南风情》、广西的《八角飘香》、《哥妹双双赶歌圩》、中央民族学院的《土家族民歌联唱》这许多新异的、充满生气的、有特色、有个性,而又有艺术、有意境的新作,开始向新的多种多样的天地进发。
其次,在创作技法上,也尽量使富有东方传统美的民族音乐,冒出新芽,吐出异彩。如西安的《终南山》、《雨》,云南的《摩梭葬礼》,中央民族乐团的《诗经五首》等,都或多或少地在民族音调的塑造上,做出有益的探求。就是部队合唱,如战友文工团的《军旅剪影》,也着意于新的风趣,从侧面描述士兵生活。他们还写出了通俗合唱《都市之声》,尽管这组小品,有些曲子还有某些弱点,但其敢于探索,给部队音乐开拓新的领域是很有意思的。
再次,合唱艺术继续从民间歌曲、戏曲的故事合唱中延伸,出现了象《黄河边的故事》(战友)、《兰花花》(西安)、传奇清唱《还魂曲》(江西)、《南方——这样的一片森林》(南京军区)等一些新作。有些精致一些,有些则稍嫌薄弱,但它告诉人们,沿着这一路线挖掘、创造,是很有前途的。
对于创作中的某些音调的陈旧、单调、呆板,声部编配的臃肿,结构的拖沓、松懈的情况,还是累累可见,这有待于不断革新。而总的面貌,是开始向更宽广、更多采、表现方法更为新异的程途上迈步了。
几个有传统、有深度的合唱团,如中央乐团、广播、总政、广州合唱团等,大多还保持旧日的演出水平,五老四少合唱团依然在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令人兴奋的是不少新军在困难的境况中得到很快发展,如西安、昆明、广西的民间合唱团,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教师合唱团,海军直属机关业余合唱团,广播之友合唱团等以新的姿态和特异的成绩跻进较高的行列。这是我国合唱事业向前拓展的可喜的重要因素,这许多新军,不管在音质、音色、声部的协调、艺术表现上,都有较高的要求和创造,一切一切,充分看到合唱艺术事业,光景可喜,前途远大。可见困难并不是命里注定事业的消沉,而是锻炼有志者的气质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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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表现“思想者”的风韵和神采
——评祖慰的报告文学创作
於可训
祖慰的创作始于戏剧和小说,但是,当他连续三届蝉联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之后,人们不能不承认,他已经是新时期崛起的报告文学新军中的一员骁将了。他的全部报告文学创作,除了一些新近的作品,大都收入了他的报告文学集《智慧的密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最能张扬祖慰的报告文学的独特标帜的,我以为是他描写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作品。按照他的说法,即所谓对现代“高智能人物”的塑造。
对“高智能人物”发生兴趣,无疑是有着新时期特定的背景的。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报告文学中充当主角的一直是工农兵。粉碎“四人帮”以后,报告文学率先在题材上突破了这种局限,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一次对“高智能人物”启动了采摄的快门。由于“文化革命”给文化人带来的深重灾难,由于在结束这场灾难的时候,人们对知识分子价值的重新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和人才的推重,报告文学在题材上发生这种变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祖慰的“高智能人物”报告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勾画出它的雏形。
按照祖慰的说法,传统的文学手法注重的多是人物“干什么”和“怎么干”。这见之于报告文学的实践,则是长期以来对工农兵群众的英雄业绩的“努力反映”。即令是近几年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也仍然信奉这个艺术的圭臬,所注重的依然是人物在社会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变化中“干什么”和“怎么干”。这诚然是一笔宝贵的艺术经验。但是,除此而外,我们的文学是否还应开拓新的表现领域,由表及里,用它的洞察幽微的笔触,深入地探究一下人物“想什么”和“怎么想”的问题呢!特别是,当你的表现对象的主要活动方式就是运用脑力的思想或思维,当这些思想或思维本身就具有十分强烈的启迪心智的内容和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这又是以往的艺术经验所无法完善地传达的,这时候,你是否就应该考虑重新选择你的艺术手段呢!
大约是祖慰感到了这种新的困惑,因此,他那些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不靠对人物活动的描绘取胜,而是注重表现对象“想什么”和“怎么想”,注重塑造“高智能人物”作为“思想者”所特有的艺术的风韵和神采。
传统的文学手法通过表现人物“干什么”和“怎么干”,所开掘的是人物内在的精神品质,较多地注重的是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以广布“教化”。祖慰通过表现人物“想什么”和“怎么想”,为的是捕捉人物思想或思维的特定内容和方式。他要挖掘现代社会中最能释放人的智能的现代思维方式,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发掘“当代美学价值观念信息”、“代表未来方向的美学信息”,希望用这种“智能”的因素给读者带来思维的启迪、心智的解放。而实际上,他确实实现了这个意图。他在大学校长刘道玉身上发现了“一切以未来为参照系”和“要夺世界教育‘奥运会’冠军”这两个闪光的晶核(《刘道玉晶核》)。从“快乐学院”的一群大学生身上发现了不是单单为人做好事的唯善原则的集体主义,而是建立在各学科知识和哲学方法论上互补的、有着文化整体和历史责任感的集体主义(《快乐学院》)。从王小凡身上发现了使他迅速成才的前喻法,即前一代人鼓励下一代人自己去选择求索的目标(《智慧的密码》)。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思想力的冲击、智慧力的冲击。
祖慰不仅在作品中探求到了“高智能人物”的思想世界,而且寻找到了对于特定对象的独特的“感知”手法、表现手法。这些手法包括:其一是主体的参悟。在这类作品中,《写不写他——△X》最有代表性。一个“文化革命”中毕业的“红卫兵”大学生,无论在教学、科研上,都无独特成就,但却在努力“争得时间去完善那个伤残了的自我”。这样的人该不该写,围绕这个问题,作者有一个大起大落的由“参”到“悟”的过程。在这类作品(还有《智慧的密码》等)的采写过程中,作者的由“参”到“悟”,实际上是借助输入信息(作者的采访)和输出信息(被采访者的反应),去撬开对象的思维的“黑箱”。这或许就是科学方法论在报告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实际的应用吧。
其二是主、客体的论辩。《审丑者》是其代表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和采访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讨论问题的地位上。通过对某些问题的探究,使采访对象的思维得以延伸和“外化”。正是运用这种独特的“感知方式”,作者从青年漫画家周中华的“虚无中感知到他的充实,从他的审丑活动(画漫画)中感知到他的更高的审美,从他的平庸中感知到他的伟大感”。这些作品颇有论辩之风。正是在这种论辩中,通过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有效地把握了对象的思维内容和方式,从而也有效地表现出对象作为“高智能人物”的精神能量和特征。
其三是客体的自省。例如他的《快乐学院》就是。这种写法或许可以叫做“思想流”。但是,象作品中所写的那位“直渡”长江的大学生艾路明的思想流动的线路,又并非纯粹抽象的逻辑形式,而是揉和着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借助“直渡”长江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外界刺激,引发对“多学科讨论会”的诸多联想。在这里,外界的刺激是随机的,因而思维的逻辑是跳跃的,但“多学科讨论会”的内容却是恒定的。故此,思维本身又是理性的。作者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为“快乐学院”的“学员”们那些个赤裸裸的思想,寻找一种借以集中传达的外在形式。如果没有这种形式,要真实地“报告”出他们“想什么”和“怎么想”,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纸出色的会议记录。
所有这一切,是祖慰为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尤其是为报告文学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所作出的弥足珍贵的努力和贡献。这并非故作艰深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标新立异,而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在新的表现对象面前,不甘平庸和困惑所作出的孜孜矻矻的劳作和追求。虽然这并非就是塑造“高智能人物”的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至少在开发“智能”这一点上,祖慰是以他独特的探求和表现手法,实现了他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独特的审美观照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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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京剧大观》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数以千计的传统戏中,精选出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演唱风格的二百二十多出戏,收录了谭鑫培、萧长华、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艺术家以及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些中青年演员的具有代表性的唱段唱词,从中可以摸到京剧的发展脉络,看出它们所反映的时代风貌。
(周末)
△《张天翼小说论稿》(杜元明著)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系统地探讨了张天翼小说在选材、构思、人物描写、语言艺术和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充分评价了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于之欣)
△文化部艺术局主办的以推荐交流上演剧目为宗旨的《交流剧本》(季刊)最近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艺)
△香港作家东瑞的散文集《旅情》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六十余篇散文中倾注了对祖国山川及游踪所到之处的深情。 (文)
△《古代百花诗选注》(向新阳、孙家富编)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选入咏诵百种花卉的古诗四百一十四首。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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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召开创作座谈会
鼓励探索创新 提高创作质量
本报讯 河北省最近在徐水县召开了文联工作经验交流会和部分作家艺术家座谈会。会议的主旨是:努力创造宽松、融洽、和谐的气氛,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努力提高作品质量,形成河北的作家、艺术家群,把文艺创作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省内各地、市文联负责人和作家、艺术家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在会上讲了话。
李文珊同志在讲话中谈到要同心协力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时说:近年来,河北的文艺工作大有起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省委贯彻党中央的文艺政策,理顺了许多关系,制定了繁荣文艺创作的措施,在河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说,党的文艺政策是稳定的,有连续性的,希望大家对文艺界的一些现象不要“过敏”、不要“刮风”,而是要以团结为重、相互切磋、相互激励、共同提高,尽快造就第一流的作家艺术家群。
在分析了河北省文艺工作的现状后,李文珊同志认为,提高文艺人才的素质和作品质量是当前重要而迫切的问题。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抓质量,人才抓尖子,作品抓拳头。一个尖子通常代表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拳头往往代表一个新的水准,我们文艺的各个门类都要争取出尖子、出拳头产品,把精神产品的质量搞上去。他强调,要抓人才和作品质量,就要鼓励探索与创新,鼓励争鸣和讨论,鼓励研究生活的“深层结构”,还要提高创作队伍的思想和艺术素质。
李文珊同志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文联要扎扎实实搞好“服务”工作,主管文艺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经常与作家、艺术家接触和对话,这要形成制度。
会议期间,省委领导召开了多次小型座谈会,同文艺家促膝谈心。
 (华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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