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是一切事业的成功之道
——介绍《陈云文选》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陈云文选》编辑小组
《陈云文选》第三卷（1956—1985年）已在全国发行。至此，陈云同志的文稿已按原定选编计划出齐。我们现在以第三卷为主，联系1984年出版的第一、第二卷，对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三卷《陈云文选》在时间上是从1926年7月到1985年9月，前后共六十年。读者可以在发表的一百五十七篇文稿中，从若干重要方面，看到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经历的光荣而曲折的道路，成功和失败的经验。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分为两大时期。前二十八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后三十七年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前一时期，遵义会议是从失败到成功的转折点。在后一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个转折点。三卷《陈云文选》所收的文稿，属于前一时期的有五十三篇，其中遵义会议以后的四十六篇；后一时期的共一百零四篇，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是二十九篇。在陈云同志的所有文稿中，正如大家熟知的，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一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变的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七年多中间，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如党中央反复强调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也就是说，走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多次讲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首先要弄清“实事”是什么。中国有十亿人口，80％在农村，耕地又少，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同时，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也落后，分布又不平衡。我们要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策略、各项政策和实施方案。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要花很长的时间，用很大的力气，克服很多的困难。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预言无产阶级一旦革命胜利，经过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将转变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这样的设想，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而作出的理论上的推断。但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到中国革命胜利为止，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除个别国家外，经济都很不发达或不够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都不高，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从已有的实践经验看，确实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社会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将从低级到高级，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状况，表明我们还只是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搞建设，搞改革，都要考虑这个事实。
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从1980年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近年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从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经过努力，我们有信心实现上述目标。对于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及其各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我们宁可设想得长一点。当然，准备慢，应该争取快。
我国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又多，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发挥优势，避免劣势，并且妥善处理政治和经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矛盾。
二
五十年代初，我们在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以后，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制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把总路线的“相当长的时期”确定为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正如大家知道的，在执行中急于求成，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做法带来了不少问题。陈云同志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就指出了迅速建立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在这以后，他集中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党内同志的正确观点，对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应兴应革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各点。
在所有制结构及经营问题上，陈云同志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主张，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它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陈云同志这一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的观点，写进了党的八大决议。大家知道，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他的意见在一段时间内被屏弃了。公社化中的“共产风”和“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应有的界线，极大地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中，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的提纲，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重新阐述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调节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观点，并且批评了计划管理上该严的不严和该宽的不宽两种不良倾向，以及忽视价值规律的陈旧观点。他所说的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邓小平同志在去年也说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有了公有制这个基础，国家掌握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容许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形式的存在，并将市场调节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是有利于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早在1957年，陈云同志就针对当时我国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缺陷和问题，亲自为国务院起草了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等三个重要部门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规定的内容，加上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以及1977年以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讲的许多重要意见，可以概括为下列十点：（一）在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管理权，必须给地方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但又要有一个限度，以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二）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应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三）改变工商企业的购销关系，即把原来工厂为商业部门加工订货的办法，改变为工厂自进原料、自销产品的办法；除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包销外，其他产品实行选购的办法。（四）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应分散生产，克服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集中生产的现象。（五）商业应分散经营，国家应放宽市场管理，除求过于供、需由计划分配的商品外，其他商品取消自上而下的派购办法，改变为自下而上的自由选购，并开放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六）国家的价格政策应有利于生产，物价要力求稳定，但不能简单采取“统一物价”或“冻结物价”的办法。要重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价格及其相互的比价，并与工业品保持一定的比例，使之既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又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七）改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适当减少指令性指标；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都要应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八）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搞活经济的时候，要注意那种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国家计划是保证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九）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在必要时，国家可采取行政干预的办法。（十）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一项重要政策。我们要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陈云同志一再强调，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个论点呢？我们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自然要与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本性相适应，因此，首先需要研究和总结我国的情况和经验，把那些实践证明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不断加以改革和改进，在这个前提下，吸取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为我所用的经验。但是，在应用别国成功经验时，又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抄，而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消化吸收，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
陈云同志还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他用形象的语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三
陈云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负责经济工作。但从1958年起，他多次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实践证明，他是一贯保持清醒头脑的经济实践家。在几次“左”的浪潮中，他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从不放弃经过自己周密调查、反复思考而形成的切合实际的观点。这表现了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本色。
陈云同志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中，发表过许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意见，并得到不少领导同志的支持。现在收入文选的文稿，关于经济工作的占了大多数，内容很广。除上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意见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有不少也已为广大经济工作者所熟知，现在只就其中最重要且对当前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部分，作必要的说明。
第一，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陈云同志多次讲过：经济活动按比例，或各种比例关系相协调，就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非关系全局的局部比例失调，经济虽能发展，但不能取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如果大部分比例包括关系全局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就要倒退，出现危机。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同志再次指出：“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就经济发展的本身来说，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要求按比例的。一旦主要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发生破裂，就会出现危机，经济倒退。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有可能利用计划的手段，迅速地妥善地调节国民经济的活动，避免比例关系长期、严重失调。这里说的是可能性，不是现实性，如果有了失误以至大的失误（普遍的倾向是急躁冒进，指标过高），同样会发生危机，即人们常说的“折腾”。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应尽力掌握全面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几个基本比例关系的问题，运用计划调节的手段，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各种比例关系协调起来。从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考虑，从总体上看，我们决不能削弱计划工作，而应精心改善和不断加强计划工作，使之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经济的按比例发展，还涉及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问题。某些重点要突出，但如果不顾一般，那是不能持久的，最后重点本身也会落空。突出重点必须照顾一般，而且要适度，这也是我们必须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二，综合平衡是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法。陈云同志说，平衡了，就大体是按比例的。反之，不平衡，甚至缺口很大，就不能按比例。综合平衡，包括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也包括各个部门内部、各个地区内部、各个环节内部各个方面的平衡。指导全国的经济活动，当然首先要求总体的平衡。这种总体平衡，一方面应建立在各个局部的平衡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应指导和约束各个局部的平衡。
什么是总体平衡的主要内容呢？陈云同志1957年在论述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个问题时，就说到财政收支、信贷存放、物资供需三个方面的平衡。在这三大平衡中，最具实质性的是物资平衡。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要同社会购买力的需要相适应；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要同工农业生产、流通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适应。这是物资方面两个最重要的平衡。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外汇收支的平衡又成为综合平衡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的交往发展很快，规模越来越大，重视外汇收支平衡是一件大事。
我们国家一方面还比较穷，另一方面又要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所以不可能样样宽裕，必然是紧张的平衡。即使有的物资一时较宽裕，但因为人口多，情况一变，就会很紧张。因此，宽裕了也不能大意。平衡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陈云同志一再说过的，决不能使平衡紧张到破裂的程度。到了那种程度，简单再生产也不能保证，损失就太大了。六十年代初就发生过这种状况。为了防止平衡过分紧张以至破裂，陈云同志主张，在综合平衡工作中，要按“短线”平衡，不能按“长线”平衡。当然，当发现“短线”即薄弱环节的时候，应尽力加以改变，使比例关系逐步趋于协调。能够运用计划的手段和综合平衡的方法来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这一观点，来源于中国人多地少、国大民穷的特点，同时借鉴了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在1981年强调：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
建设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控制积累率问题，首先是薄一波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当时得到中央所有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赞成积累率一般以20％至25％为宜。但后来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多次发生积累率过高的现象，往往超过30％，有的年份竟高达43％以上。事实证明，积累率过高主要由于生产增长速度的指标定得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摊子铺得太多，其结果不但不能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而且造成主要方面的比例失调，损失极大。
基建规模过大，摊子铺得太多，这是一种“常见病”。在“六五”计划前几年经济调整工作中，我们初见成效地“治疗”了这一“常见病”，但到后两年，它又重新复发，而且出现“并发症”，消费基金也失控了。积累和消费两头失控，国民收入就必然超分配，发生“赤字”。物价上涨过快，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国民收入超分配问题，事关全局，当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采取了有力措施，已初见成效，但仍须坚持贯彻，并防止复发。
第四，坚持以农业为基础。这个观点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来的。它同样是我国实际情况决定的，并且符合马列主义原理。五十年代陈云同志曾指出：农业问题就是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经济建设如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就不能巩固。而农业问题，首先又是粮食问题。当时他还提出“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的论断。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陈云同志针对当时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状况，又强调要进口粮食，减轻农民负担，把农民这一大头稳下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屡遭挫折，主要是长期没有找到一条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的路子。几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许多来自广大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使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从而使全国经济欣欣向荣。但有些地区在处理农业和工业、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上也发生了一些偏差，片面强调“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放松农业、特别是放松粮食生产的倾向。为此，陈云同志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道理。
第五，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陈云同志1957年初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在这次发言中，他还讲了纠正保守倾向比纠正冒进倾向较为容易的观点，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并略有结余的观点，物资紧张时要按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后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然后再用于基本建设的观点，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程度要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的观点，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的平衡必须瞻前顾后而避免陡升陡降的观点，等等。所有这些，集中起来说，就是要量力而行。这一指导思想，不但适用于基本建设，也适用于各个经济部门，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其他部门。这是经济事业和其他事业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保证。这一思想，过去曾经被指责为否定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唯物论，但历史证明，不是被批评者陷入了机械唯物论，而是批评者陷入了唯意志论。近几年陈云同志还说，我们是共产党，谁不想多搞，搞快一点，问题是有无条件。讲究条件，这不是机械唯物论，而是辩证唯物论。没有条件或条件不完全具备，当然应该去努力创造，不能采取坐着不动的消极态度，但创造条件本身也受到当时的物质条件和主观能力的限制。
除了上述五个主要问题以外，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见解。如他认为，建设新企业和原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从总体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后一方面；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以便脚踏实地的前进；而外来新技术的消化和应用，主要靠我们现有的技术力量，即建国以来我们培养的几百万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陈云同志强调，做好商业工作，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要求从事商业工作的干部和职工，树立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防止和克服单纯业务观点和事务主义倾向。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我们就不细说了。细心的读者还会从陈云同志的文稿中，找到许多现在仍然有用的东西。
四
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党，是每个党员首先是党的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任务。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不能成功。
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就详细阐述了关于党员标准、党的支部、党的群众工作、党的纪律、党的干部政策及学习理论等问题。在《文选》第三卷中，陈云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的问题，又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主要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要抓党风。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1月，他在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就指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1980年11月，他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一重要观点，并要求抓紧搞，永远搞。这几年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这个主张，是切中时弊的。1982年1月，他和其他中央常委一起，要求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分子。同年6月，他提出整顿党风中要注意那种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现象，克服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倾向，决不能让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他认为，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再次指明：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就是党员，不是党员的也受到某些党员的保护。对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打击，就会败坏党风，使党丧失民心。1985年9月，陈云同志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党风这件大事，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在教育好子女这个问题上，在职和离职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要带好头。他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进一步指出，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从上述陈云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整顿好党风确是一件头等大事，它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
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否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或不正常的主要标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极为深刻。建国以后，“左”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主要问题又在集体领导日益削弱，习惯于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说了算，一锤定音。这样，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就难以纠正，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同志深刻地指出：党内没有了民主集中制，取消了集体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再三说，党内生活就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在党内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辩论，这不是坏事，大家可以谨慎一些，可以少犯错误。在我们党内，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而担负重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尤其要虚心，多听不同意见，听反面的话，否则人家就不愿意讲话，或不讲真话，光讲迎合的话、假话。这种情况，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陈云同志还希望新进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
第三，抓紧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陈云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认真选拔接班人的意见，于1981年提出，要立即着手培养提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以便能够接好老干部的班，使我们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他们共同认为，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任务。
陈云同志一贯强调，提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对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坚持原则，遵守纪律，艰苦朴素，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仍然是每个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但现代化建设要求所有干部首先是身处第一线的各级领导干部，还应具有更高的文化修养、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而且年富力强，朝气蓬勃，这些正是进入老龄阶段的许多老干部所缺乏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新的任务要求建立新的干部队伍，这是历史要求。陈云同志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两篇文稿中，反复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几年以来，我们在培养提拔大批中青年干部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批老干部和老党员，也从全党利益出发，自觉自愿地退居二线或离休退休。在1985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央领导人作了梯级配置的合理安排。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无疑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件大事，直接关系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竭力主张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同时并重，互相结合，一起抓紧。因为如果没有好的党风和好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没有远大理想、坚强意志、刻苦勤奋的精神，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就要受到严重干扰，不能按预定目标顺利进行，以至难以成功。邓小平同志不久以前强调说：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受“文化大革命”的损害，比组织上的损害更为严重，它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作风搞坏了。而在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一段时间里，又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乘虚而入，某些封建社会的恶劣习气也死灰复燃，侵蚀我们党的肌体，败坏我们党的作风。陈云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郑重指出：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同志还告诫全党：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意见和指示。
五
凡是熟悉陈云同志或他的著作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陈云同志事事处处都很实际。他考虑问题，提出决策性的意见，都坚持从实际出发。陈云同志确实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间，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领导者之一。我们从陈云同志六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正是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不论党交给任何艰巨、复杂的任务，都能做到失误较少、成效较大的根本原因。
实事求是这一全党都必须时刻遵循的思想原则，是改造客观世界最有力的武器。它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相符合。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坚持到底，首先要求通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总结我们在实践中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使自己的认识从片面趋于全面，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性。从历史经验中，我们还看到，坚持实事求是，还要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旨，在胜利面前决不骄傲，虚心谨慎，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真心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不能设想，一个既无马列主义理论又无实践经验、还缺乏坚强党性的人，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早在四十年代初，陈云同志在延安跟随毛泽东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后，就提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一发人深省的观点。“唯上”和“唯书”，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病根所在。当然，“不唯上”并不是可以不执行上级集体决定的决议，“不唯书”并不是可以不读马列的书，甚至抛弃马列主义原理，这是不应误解的。
陈云同志早先用“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九个字来表达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并在以后长期工作中坚持身体力行。到了五十年代，他又把认识真理的方法概括为“全面、比较、反复”六个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建设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以后，他重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论点。他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只看一面，还要看另一面，各个侧面都要看到，避免片面性；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和决定计划，要作过去和现在、国内和国外等多方面的比较，不要钻牛角；有些复杂的问题，作了全面了解和多方比较，还应进行反复考虑再作决定，不要仓促从事。这六个字，是唯物辩证法的要领。
陈云同志的上述两句话，十五个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既通俗易懂，又切实可行。我们要认识事物，总是要从实事出发，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子，力求全面，多作比较，反复考虑，才能逐步接近真理。由此看来，陈云同志这两句话，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只有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严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问题就可以了。他在考虑某一重要问题时，总是先掌握基本情况，然后开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在调查和议论中间，他特别注意听取与他原来的设想不同的意见。如议论中人们没有这种不同意见，他就多方引导人们从反面考虑问题。当他听取了各种正面反面的意见之后，就进行比较，反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学习陈云同志的三卷文选，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三卷《陈云文选》，陈云同志都亲自审阅过。他要求在编选文稿时，决不要改动原意，讲错了的也不要改动，以免失实。他再三说，在为文稿作注释或作介绍时，千万不能丝毫夸大他的功劳。我们取得的任何成就，首先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其次要归功于党，个人应居于末位。至于做错了的，自己应勇于检查，吸取教训。陈云同志这种求实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使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深受教育。
大家从第三卷文选中可以看出，从1962年3月以后，到1977年3月以前，共十五年时间，选集中没有陈云同志的文稿。这正是他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以至受到批判，而基本上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他既能坚持真理，又能严守党纪，洁身自处，潜心探索。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立即为党的事业尽心尽力，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这种在艰难的环境中保持坚强党性的高尚风格，是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这种风格，必将传之后世，教育所有的共产党人。 （原载《红旗》198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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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纪委努力做好新时期纪检工作
创造一个比较宽松、协调的社会环境，促进改革顺利进行
新华社广州6月15日电 （记者刘卓安）中共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纪律检查工作服务于改革、开放工作，努力创造一个比较宽松、协调的社会环境，促进改革顺利进行。
实行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明确提出纪检工作要为改革、开放服务。他们认为，要支持改革，纪检干部首先要具有改革的思想，要加强理论学习，努力深入实际，充分认识新旧体制转换过程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几年来，市纪检会负责人经常带领纪检各部门的干部，到开放、改革的一些先行单位，和干部群众交朋友，向他们学习，同时，还收集问题，听取意见，和干部群众一起探讨解决新问题的办法。前年，在纠正不正之风时，有不少问题政策界限一时分不清，影响改革前进的步伐。当时，市纪检会组织一批同志到改革工作较好的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和那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对一些政策界限问题作了研究，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支持改革的十二条政策界限，分清了严重官僚主义和工作上失误造成损失的界限；关于企业领导正确行使职权和任人唯亲、打击报复、独断专横的界限；关于动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工作、业务需要适当接待的界限等等。这十二条政策界限公布后，广州市的厂长、经理们认为这十二条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既有利于纠正不正之风，又能让大家放心大胆地搞改革。他们纷纷称赞：“市纪检会为改革做了件大好事。”
在改革的洪流中，广州市涌现了一批大有作为的开拓型干部。他们在工厂、商店、学校、机关、科研单位，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冲破了一些旧观念、旧规章、旧制度、旧办法。对于这些改革，多数人拥护，但也有些人不理解，不习惯，说三道四，议论纷纷。有的人还抓住改革中某些不足之处，甚至捕风捉影，给市纪检会写揭发信。面对这种情况，市纪检会敢于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保护干部群众改革的积极性，为改革开绿灯。广州市万宝电器工业公司建成我国第一条引进的电冰箱生产线后，1984年电冰箱产量和利润增长都居于全国同行业单位的首位。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写信揭发创造“万宝奇迹”的带头人、公司经理邓绍深勾结外商贪污受贿等问题。市纪检会根据揭发信提出的问题，组织调查组先后到五个单位，分别找了四十多名知情人进行调查了解，逐一核对事实。经过二十多天的全面调查，市纪检会认为邓绍深是一位有魄力，为广州冰箱厂现代化生产作出贡献的开拓者，他的工作虽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没有贪污受贿等问题。市纪检会书记肖鸣对邓绍深说：“你不必理会那些流言蜚语，放心大胆干吧。”邓绍深改革的锐气更足了。去年，这个公司接受消费者的批评，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夺得年产二十万多台电冰箱的好成绩。
改革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复杂事情，有些干部在摸索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失误。广州市纪检会热情地帮助这些干部克服在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广州钢琴厂厂长黎达苏，近几年来在经营管理，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他在厂里设立社会科学奖，厂里领导干部做的本职工作也被评上奖。他还用公款补贴给“关系户”以解决本厂木材不足问题。群众对这些做法很有意见，给市纪检会写了揭发信。市纪检会经过调查研究，肯定了黎达苏的改革方向和成绩，同时严肃地指出他存在的缺点错误。黎达苏心悦诚服，知错就改。他主动把自己所得的社会科学奖金全部归公，表示今后要虚心接受组织和群众对自己的监督。
广州市纪检会还认真分析向纪检会写揭发信人的情况，对揭发准确，帮助组织了解干部情况的，给予支持、鼓励；对于无中生有，确属诬告的，事实一旦查清，就对诬告者进行严肃处理；对于思想方法不对，看问题不全面，或者有私人成见的，就给予批评教育。
广州市纪检会认为，改革中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管理上势必出现这样那样的真空或漏洞，某些不法分子就会利用这种情况进行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行贿诈骗、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对于这些犯罪活动，坚决打击，严肃处理，就是保护改革。广州图强电器厂曾以先进单位受到表扬，厂长朱巨发被称为“合格厂长”。但群众纷纷给市纪检会写信揭发朱巨发的问题。市纪检会冲破重重人情关系网，对朱巨发的问题开展全面调查。事实是，朱巨发不但把工厂的管理搞得混乱不堪，而且有贪污受贿等严重问题。朱巨发于今年初被依法逮捕了。从1981年至现在，市纪检会查处了二百七十九起大案要案，有力地打击了经济犯罪活动，保证了改革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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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强调
军队和地方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好今年转业干部安置任务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孙勇、盖玉珉）今天结束的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强调，今年是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第二年，也是安排编余干部的关键一年，各级党委、政府应再接再厉，加强同军队密切合作，努力把今年的安置任务完成好。
据了解，今年需要安置的军队转业干部，数量大大超过去年，但素质是历年来最好的。他们当中，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党员干部，也有为部队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立功人员；有军事、政治工作干部，还有大批专业技术干部。三十九岁以下的占88％以上。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3.7％，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2％。
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成员、劳动人事部副部长焦善民在会上讲话时说，军队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军队转业干部要服从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此，各地在坚持转业干部回原籍或入伍地安置原则的同时，可以打破地、市、县的界限，选出一部分转业干部统一调整分配，以适应新开发地区、重点建设工程和新建扩建单位等对干部的需求。
参加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方针原则，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今年的安置任务。他们认为，安置军队转业干部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关系到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困难再大，也要把这项任务完成好。军队参加会议的同志表示，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帮助地方做好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千方百计帮助转业干部解决实际困难，教育他们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自觉听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四化建设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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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退居二线老同志组成的空军学术研究委员会成为空军各级党委的“智囊团”
据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记者蔡善武）由一百多名退居二线的军职以上干部组成的空军学术研究委员会，成为空军党委得力的参谋咨询机构。干部战士们称赞它是“我们空军的‘智囊团’。”
这个学委会是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83年9月成立的。近三年来，会员们已写出各类学术文章二百零七篇。这些文章受到了空军各级领导和机关的重视，有的还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
在昨天召开的空军学术研究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空军司令员王海要求空军各级党委，不仅要十分尊重和珍视老同志过去对党、对人民、对军队和对空军的贡献，还要十分尊重和珍视他们今天在学术研究中所做出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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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防化学院党委在整党中健全组织生活
本报讯 人民解放军总参防化学院党委把健全党内组织生活作为整党中的重要内容来抓，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党内组织生活正常化。
这个院党委在整党中，发现部分支部的党内生活不够正常，尤其是师以上领导干部因种种原因，参加组织生活的制度坚持不够。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正常参加组织活动，院党委强调不经业务部门批准，任何支部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党日活动时间，确因工作需要占用的，事后要坚决补上，无故缺席者，要严格追究责任。与此同时，他们还制定了检查考核制度，要求各支部、党委定期检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情况。对检查出的结果进行多种形式的讲评，表扬好的，批评差的。
（白锁地 景后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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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在整党中端正医疗作风
本报讯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在端正党风中，端正院风和医疗作风，开展优质服务，获得患者好评。
这个医院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时，对过去少数人以医谋私、刁难患者、不负责任和收受病人礼品等不良现象进行对照检查，并制订了端正院风、医疗作风的十条措施，各科室也制订了相应的规定。院党委、科室领导深入到病房、医护人员中，征求意见，解决问题。 （黄联星 张文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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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欢同志参观皇史宬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黄文欢同志今天上午在北京参观了皇史宬和《清代帝后活动档案展览》。
黄文欢对皇史宬这座独特的无梁建筑和被称为“石室金匮”的明清两代皇家档案库非常赞许。他还说，据史书记载，越南人阮安参加了北京故宫的总设计和建筑。黄文欢同志对《清代帝后活动档案展览》展出的清代皇帝的生平事迹、朱谕手迹，同治的篆刻，光绪的随笔画，慈禧太后的发迹史料等都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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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会见参加北京桥牌赛的各国和地区朋友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来到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欢迎前来参加北京友好杯国际桥牌邀请赛的各国和地区朋友。
万里说，希望经过这次桥牌赛增进中国运动员和各国和地区运动员的友谊和了解，提高中国的桥牌水平。他说，他希望中国的各项体育运动都能达到世界水平，但是有些项目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中国的桥牌水平不高，还需要努力学习，尽快达到世界水平。
在会见中，北美桥牌协会主席托马斯·桑托斯对万里说，中国桥牌队的水平还是高的，而且每天都在进步，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中上等水平，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万里感谢他的称赞。
参加会见的还有中国桥牌协会主席荣高棠以及香港知名人士徐展堂和美国杨小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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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会见玻利维亚参议院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今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议长奥斯卡·萨莫拉率领的玻利维亚参议院代表团。会见后，耿飚设午宴招待玻利维亚客人。
今天下午，代表团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萨莫拉说，在中国访问期间，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和会谈是卓有成效的。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萨莫拉说，玻中两国1985年7月建交，玻利维亚首任驻中国大使将于7月到中国就任。
代表团定于今晚离开北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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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之所图
——离休干部孟宪爵的自述
本报记者 贾建舟
他是一名因病残疾离职休养的干部，理应躺在家里由人扶侍，可他却在病床上刻苦自学中医知识，为许多患者解除了痛苦。
他制做的药膏如果拿到集市上出售，每年至少可得五万元，可他一直坚持义务行医，不肯去发这笔大财。
他和老伴的工资，加上自己的护理费，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可他为制药居然欠了两千五百多元的债。
也许人们要问：他究竟图的是啥呀！？
亲爱的读者，请您听听他的自述吧——
（一）
我叫孟宪爵，现年六十四岁，原任山东省临沂县县直机关党委书记，1982年因病离职休养。
196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间，我突然患脑溢血，八天八夜不省人事。经医生抢救，虽说保住了性命，却从此下肢瘫痪，变成了一个残疾人。
那年，我四十九岁，整天躺在病床上。一个共产党员，不能奉献，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甚至想到了死，死了就不再给党组织和亲人增添麻烦了。
正在我想寻短见的时候，一位老战友来到了我的床前：“老孟，千万可不能胡思乱想啊！你虽然腿不能走了，而大脑还能思维，双手还能动弹，想为党做事，路多着哩！”他讲述古今中外一些名人如何正确对待挫折和不幸，一直讲了大半夜。第二天，他又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到了我的床头。我的心，被保尔钢铁般的意志深深地打动了。我不能轻生，要顽强地活下去。
（二）
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能为人民做点什么呢？学医吧，学会了好去解除病人的痛苦。
听说学中医要先读《本草纲目》，谁知打开一看就傻了眼。翻开那种古版的线装书，就象看“天书”。于是，我借来《康熙字典》、《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不认得的字，不懂的词，就查字典。一些关于病理、药性的书，实在理解不了，就等医生来给我治病时再请教他们。后来，我又熟读了《烧伤学》、《烧伤治疗学》、《伤寒论》等近百本医书及部分当代医学杂志，写了六七十万字的笔记，还搜集了六十多个治疗烧烫伤的土方验方。慢慢的，我便试着给人治病了。
治疗烧烫伤用的药膏是用香油和中草药熬制的，它根据伤的部位和轻重，来确定不同的配方和熬制时间。当我第一次把亲手熬制的药膏涂在一位烧伤病人的伤口上时，只见病人疼得掉泪，没见伤势好转。
我也曾动摇过。但一想到那些面部七扭八歪、手指象鸡爪子样的伤残人，就又鼓起了学医的勇气。听说城北关有位专治烧烫伤的民间医生，我就让儿子用车推着登门求教。谁知他靠“绝招”吃饭，不肯收徒弟。我想，刘备三请诸葛亮，张良桥下拾履得兵书，难道我用诚心换不了秘方来？第二天，我早早起来，让老伴用小车推着，二次登门拜师。老医生不解地问道：“老孟，你一月挣百把块钱，又有病，跟我学这个干什么呢？”我恳切地说：“老医生，我不是为了挣钱，而是想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尽些义务啊！前些日子，一个叫前进的男孩烫伤了，抹上我配制的药大半天也止不住疼，看着孩子又哭又喊，我揪心啊！”老医生拉着我的手说：“你这人心好，我教！”
（三）
试验是痛苦，也是欢乐。我先后进行了三百八十多次试验，研制出了一百六十三种治疗不同类型烧烫伤药膏。经有关部门鉴定和医疗实践，这些药疗效快，治愈率高，能使大面积的三度烧烫伤部位治愈后不留疤痕。
1983年5月6日，一对老夫妻拉着烧伤的儿子走进我的家门。孩子名叫彭树新，因棉花失火烧伤面达94％，其中三度烧伤达92％。去过几家医院，都说“没救了”。患者焦头烂额，遍体脓血，血压已难以测到了。听着夫妻俩一迭声地喊“救命”，看着那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就是豁上这条老命，也要把孩子救活。没有病房，就腾出了我的住室；为了防止伤口继续感染，我特制了四个红外线烤灯，然后把防治感染、化腐提毒、收敛生肌的一至十五号药物分别敷在病人不同的创面上。经过二十六个昼夜的治疗，就痊愈了。
去年7月，我配制出四种治疗战伤的药，连同药方一起寄给了云南边防部队。
说实在的，熬药膏光要香油，每年就需六七十斤。这几年，光香油就买了四百三十多斤。这样做，在经济上是要吃些亏的。但我想到，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党员干部，在我身强力壮之年就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反而靠党和人民来养活，实在问心有愧。这些年我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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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主席离开北京去西安访问
赵紫阳总理到国宾馆送行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秘鲁部长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瓦·卡斯特罗和夫人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西安参观访问。赵紫阳总理到钓鱼台国宾馆为秘鲁贵宾送行。他说，阿尔瓦主席的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中国愿意和秘鲁在发展经济方面不断交流经验。
阿尔瓦说，他对中国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秘鲁将继续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
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陪同阿尔瓦一行到西安参观访问。
贵宾们到达西安时，陕西省副省长张斌等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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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秘延长贷款使用期的换文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赵紫阳总理和秘鲁部长会议主席路易斯·阿尔瓦·卡斯特罗今天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关于延长中国政府向秘鲁政府提供的贷款使用期的换文。他们还出席了中、秘政府贸易协定及补充议定书的核准书、批准书交换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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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双臂的一等残废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刘平昌（右二），放弃优越的疗养生活，回乡当了乡邮员。他在家乡辽宁省黑山县无梁殿镇每天步行二十多公里，为一百五十多个订户投递邮件。十五年来共投递邮件一百七十一万多件无差错，被人们称为身残志不残的绿衣使者。
徐京斌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