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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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双百方针座谈会发言摘要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政治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团体联合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单位,5月29日在北京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这里发表的文章,是座谈会上部分发言的摘要。 ——编者
贯彻双百方针要解决几个问题
吴明瑜
二三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过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的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从来没有过象今天这样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也从来没有过象今天这样对世界现代文明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面。但就在这样的局面下,贯彻双百方针仍然遇到不少障碍。
双百方针是符合人类思维活动的客观规律的正确方针,为什么不断受到阻挠和干扰呢?过去固然有其重要的历史原因,如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迷信等等。而今天则往往是同下列三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对知识界的估价。党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专门发表了讲话。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又特别说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了。但是要在各方面贯彻下去,还远远没有做到。今天,在双百方针方面的各种摇摆、障碍,都是和对知识界的估价联系在一起的。不久以前,报纸上先后有过一些文章,其基本意思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即又强调要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我认为这和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估价是背道而驰的。有时常常因为个别知识分子的一次发言、一篇文章当中有某些不完善或错误之处,或者根本没有错误,只是由于看法不同,有人就得出结论,以为形势非常不好了,思想界究竟是谁在统治了?等等,我觉得这种估计实际上是动摇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信任,动摇了对双百方针的基本信任。
第二个问题是,精神生活是单调化好呢,还是多样化好?我认为应当多样化,应当是丰富多采。无论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文化艺术生活,总之一切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应当是丰富多采的。我们决不能再回到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时代去了。精神生活中应该允许并且提倡多样化地去探讨。当然,我们号召艺术家、科学家都要有一个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但是不能用这去限制每一个具体的作品和研究课题。一个作品究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是那么容易判别的,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甚至是长期的反复检验。如果规定只有符合方向才允许创作,那么,首先就发生一个问题,谁来做裁判呢?如果只是由几个人来裁判,那就可能把大量的作品扼杀掉。只有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才能发现最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最有生命力的作品,而把那些格调低下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东西逐渐淘汰掉。成功是不断探索、不断成长的结果。如果要求探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就等于不许探索,那就是堵塞创造的道路,堵塞寻求真理的道路。我们不能以个人(包括领导者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作品或科学研究工作的正确或谬误,决定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内容。
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停滞的,还是要向前发展的?我想没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是停滞的,都说是要发展的。但是,我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允许人们突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一些过时的原理,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听到突破两个字就很害怕,看到同原来的某些论点不一样,就认为是异端邪说,那实际上就是不允许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才真正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如果不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讲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就很难有生命力,就是灰色的理论。生活是常青之树,理论如果不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前进,就会变成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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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双百方针座谈会发言摘要

关于百家争鸣的争鸣
黄青禾
三十年前,我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在遗传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曾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这一方针在当时是多么顺乎民心,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如何为之雀跃欢呼,它犹如久旱的土地上洒下的甘霖,使全国科技界的百花园显得一片生机。经过了三十年的曲折道路,大家对百家争鸣方针本身的认识也在深化。这里提出的两点看法,也算是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一种争鸣吧。
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定,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动的一场改革。
双百方针要解决的是政治力量对学术、技术和艺术的不恰当干预问题。苏共在三四十年代对学术界实行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在建国初期传到中国,首先是在遗传学和有关学科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李森科在一篇为悼念斯大林而写的文章中写道:“斯大林同志本人揭示了一系列最重要的生物学规律”。就是说,揭示一系列最重要的生物学规律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不是生物学家的斯大林。生物学学术争论的结论要由政治家来作,可见当时政治同学术的混淆到了何种程度。
1956年是一个值得回忆和纪念的年份。党中央提出了振兴科学和繁荣艺术的双百方针。如果把三十年前的双百方针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其中似乎有若干重要的相似之处:都是为了给相应的系统注入活力的改革。这两种改革的模式也是相似的:百家争鸣方针在“微观”方面的原则是政学分离,在学术问题上党不作结论;在“宏观”方面的原则是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气氛,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科学技术界内部都要遵守双百的原则,以理服人,互相学习。
二、对中国出现一系列对待科学家简单、粗暴、甚至野蛮的做法,以及落实双百方针阻力较大的原因的探讨。
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宣传部不断接到农业科学家的告急信号:四川省农科所研究员鲍文奎的小麦同黑麦远缘杂种试验地被粗暴地铲掉了;河南农学院吴绍骙教授从美国带回的杂交玉米种子被禁止试验;华南农学院教授林孔湘因为对柑桔黄化病的病因问题同苏联专家看法不同而受批判,等等。这些事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敢相信会是真的。然而,这些都是真的,而且远不是全部事实。
今天,如何来解释当时和后来发生的这些现象呢?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1)最直接的、表面的原因是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把错的东西也一起学来了。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的做法,苏联在五十年前已经出现了。在1935年的一次大会上李森科说道:“旧科学的任务是帮助资产阶级、富农及一切剥削者,而我们的科学则是为集体农庄的建设服务……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集体农庄中有,而且在科学界,他们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也是同样的……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引出这一段历史来,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建国初期在我国遗传学、生物学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而且“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更极端的做法,也可以从中找到渊源。
但是,这种外来的影响,虽然是明显的,毕竟是肤浅的,只要相应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外来影响也就会因为失去支持而逐渐趋于消失。
(2)稍为深一点的原因,也是稍为间接一点的原因是不发达。文化不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导致缺乏鉴别能力、容易上当受骗或简单化。不发达是整个社会的总体状况,因而即使是社会中的一些优秀分子,也难免会发生鉴别不清、简单化和上当受骗的情况。
不发达是我们自己的弱点,这个因素的消除难度稍大些。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总是要发达起来的。
(3)更深一些的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二千年来除春秋战国时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外,长期是儒家一家独尊。古老的传统使得许多人习惯于单一化,不习惯多样化;习惯于注重权力和关系,不习惯于注重个人能力和创造;习惯于稳定,不习惯于变革。这些社会心理因素是不利于实施双百方针的不良环境和不良土壤。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社会心理也会发生变化。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变化毕竟是比较慢的。
在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时候,一方面为今天出现的大好局面和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欣慰;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实施双百方针的困难。双百方针作为一场改革,必然会有阻力,甚至会有反复,我们的思想准备必须更加充分些,对双百方针的期望也必须更加实际些。这些是经过三十年的实践之后理应得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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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双百方针座谈会发言摘要

追求真理和美的愿望优先于一切
严家其
实行双百方针,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和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保障他们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它本身也是所有追求真理的学者所极为珍视的一种目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希望自由地、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希望有一个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不受打击迫害的环境,一个为中国的科学和文化繁荣发展而工作的环境,希望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能产生和成长出一批又一批科学文化的巨人。多年以来,我国的学术界、理论界对凭借权力来支持一种观点、禁止另一种观点的现象十分愤懑。如果我们相信,经过人们的自由讨论,任何错误意见都是无法长期存在下去的;如果我们相信,借助于自由讨论,人们能自行纠正错误的观点和意见;如果我们的报刊能对学术上的不同观点进行自由争论,允许不受权力干预的批评和反批评,这不仅对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有极大好处,而且对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有极大的好处。如何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是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没有学术自由的充分发展,是谈不上研究、探讨什么是政治上的高度民主的,更谈不上实际建设政治上的高度民主了。
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由”,“也就是一个人不会因为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损害”,而且还需要另一种自由,即“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
对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来说,中国科学文化繁荣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我们社会所创造的“外在自由”的程度,而且取决于我们千千万万个知识劳动者“内心的自由”的程度。一切发明、发现、创新和进步,它最早来源于在实践中活动着的人们的思想,来源于“内心的自由”。没有这种“内心的自由”,人类既不会取得今天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也不会产生诸如莎士比亚、伏尔泰、托尔斯泰、贝多芬、马克思和鲁迅这样的思想和文化巨人。
科学需要通过实践在思想的海洋中进行选择以求得真理,艺术需要通过实践在形象的海洋中进行选择以求得美。没有选择的自由就没有创造。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基于追求真理的愿望优先于其它一切愿望,那么同样可以说,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基于类似的一条原则基础上,那就是追求真理加上追求美的愿望优先于其它一切愿望。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科学和艺术才能得到发展,人类的文明才能不断进步。如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追求美来进行选择,而是为了防备一些可能的攻击和伤害去精心选择使自己获得政治上安全的字眼,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意见的权威性和防备别人的指责而精心选择马克思列宁的个别词句,那么这种选择不可能带来任何创造,也绝不是“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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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双百方针座谈会发言摘要

双百方针是一项基本国策
荒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理论的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情况都是历史上空前的。特别是和“文革”时期相比,愈加证明,要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昌盛繁荣,只能执行唯一正确的双百方针。确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双百方针是有利于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从文艺战线的情况看,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强调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文艺理论的僵化,形成种种禁区,实际上扼杀了双百方针。
文艺要反映生活,不能不揭示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要求创作无论是历史题材或现实题材,都只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否认矛盾的复杂性,掩盖了许多矛盾,结果必然导致题材单一,作品概念化和公式化。这既违反了生活的规律,也违反了艺术的规律。
作家不能揭示生活中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有主题、题材开掘、选择的自由,不能反映生活的真实,就没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就没有形式风格的自由竞赛,就谈不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近几年来,一些有争议又恰恰受到广大群众关怀和欢迎的作品,如《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沉重的翅膀》、《高山下的花环》、《新星》等,正好证明,作家应该有勇气面对现实,揭示矛盾,鼓舞人民正视现实,正确认识和理解我们生活中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去探索、寻求答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奋勇前进。这些作品题材新颖,主题开拓得深广,人物形象真实感人,充分显示了作家的才能,在形式和风格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而作家的丰富的实践,又为文艺理论提供了许多有待探索和研究的新课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现在,文学艺术的横向联系广泛多了,由于四化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的大变动,由于经济形势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思想、心理、观念的变化,科学文化的发达,文艺理论要研究文艺现状的变化和发展,也必须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这又是我们文艺理论很少涉及并亟须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文艺理论方面的学术讨论,也不可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截然分开。现在看来,如鲁迅讲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真正到来了。一批闯将已经涌现出来了。当然,闯的过程是一个探索和创新的过程,难免有失误;但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也是不行的。
在今天的大好形势下,不仅要回顾历史,总结双百方针不能很好贯彻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根据新的形势来加以发扬和发展,更加明确双百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唯一正确的方针,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战略性的方针,是一项基本国策。
不坚持双百方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也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既要继承并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又要实行开放,引进和借鉴国际上一切有益的东西。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理论研究工作,促进创作繁荣,反映伟大的现实斗争。要创造一种宽松、和谐、团结、互相信赖的气氛,使文艺界的领导人与评论、创作人员能够平等自由地探讨理论和创作问题,这样才有利于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的高度发扬。
过去一提双百方针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学术问题一有不同意见,就急于下结论,搞“大批判”;在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中,稍有失误或失败,就简单否定,结果往往从“左”的方面干扰双百方针的贯彻,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了。
我非常同意有的同志的意见:应该明确把双百方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文艺理论和创作,只要不违反宪法,不触犯刑律,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应该受到保护;应该使双百方针法律化、制度化,文艺也应该根据双百方针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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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双百方针座谈会发言摘要

军事学术研究也要贯彻双百方针
姜思毅
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军事科学、军事学术的研究也不应该例外。
现在,我们正处在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军现代化建设要在改革中前进。胜利的军队不能把过去成功的经验当作包袱背起来,以致在发展着的战争面前,不去发展我们的军事学术。军队要改革,要改善武器装备,调整体制编制,培养现代军事人才,首先要努力实现军事思想的现代化,包括制定正确的国防发展战略,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新问题。总之,要以繁荣军事科学作为军队改革和国防现代化的先导。
很显然,如此繁重的学术研究任务,单靠少数人是办不成的。一定要靠集思广益,靠百家争鸣。军事科学研究,领导干部要搞,一般干部也可以搞;专业人员要搞,非专业人员也可以搞;打过仗的要搞,没打过仗的也可以搞;现役军人要搞,地方同志也可以搞。军事学术研究,如果不限于一家之言,不是只有权威的声音,而是依靠百家争鸣,就一定能迈出更大的前进步伐。
军事学术研究的管理方法,应当是民主的。要真正做到在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职位与行政权力同知识与真理不能划等号。管束太严,苛求太甚,众口一词,万马齐喑,决不是好现象。叶剑英同志讲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就是吵架的机关,要提倡辩论,提倡抓真理,学术上的争鸣不是阶级斗争。
研究科学要有科学态度,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敢于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探讨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结论。搞科学研究,如果只是看经典著作怎么讲,行政首长怎么讲,我也就怎么讲,那么就只能写一些“驳不倒也用不上”的东西。要把研究历史、研究现实与研究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只是向历史寻找发展的轨迹,不注重研究现实,不重视预测未来,其结果往往不会对改革提供什么帮助。对于各级领导来说,为学术研究创造和发展敢于实事求是、探求真理的条件,是繁荣军事科学的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古代可以说是一个军事理论的发达国家,《孙子》等许多兵书正是百家争鸣的产物。而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名篇,无一不是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诞生的。在全面改革的时代,今日的中国军事科学,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如果能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就一定会出现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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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繁荣社会科学而努力
马丁
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成长,需要一定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从内部条件来说,需要自己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的方法论,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探索和独立的思考研究,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从外部条件来说,需要有一种比较和谐比较融洽的气氛,需要有一个比较活泼、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青年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和理论探索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这是人的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去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学术问题用行政手段去进行干预,用组织方式去作出处理,不利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尤其不利于年青人的成长。
作为一个青年理论工作者,我期望,第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真正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而不应该是短期的、暂时的、时断时续的权宜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研究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制度上真正确立下来,在法律上充分得到保障。第二、真正做到学术平等。在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正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学术问题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第三,在学术平等的基础上,真正实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不应该成为空洞的词句,它应该具体表现为:理论工作者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参加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双百方针的提出,到今天已经有整整三十年的历史了。三十年来,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程,有过令人痛心的教训。但是,社会毕竟在进步,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今天,我们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前进。我愿和各位前辈老师们一起,为双百方针的实行,为社会科学的繁荣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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