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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百方针的兴废与历史学的荣枯
李侃
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文化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和喜悦，欢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宣布，普遍感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满信心的表现，它将预示着科学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的到来。回顾历史春秋战国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哪一个王朝、哪一个政府敢于实行这个方针。中国共产党把双百方针作为重要的文化决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极大地调动和鼓舞了文化学术界广大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论是在理论战线和文坛史林，不论是在校园课堂和舞台银幕，都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门类的历史学，也同样在这个方针的鼓舞下，对许多史学理论问题和历史事实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至今翻开当时的有关报刊杂志，还会回味起当年史学界出现的一派生机。
历史从来不是笔直地前进的。由于种种原因，正确的方针也往往会得不到正确的贯彻执行，甚至会受到扭曲和破坏。双百方针提出还不到一年，到了1957年“不平凡的春天”，政治风云突变。一场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把文化学术的双百方针顿时改变了。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把一些在学术理论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用“香花”和“毒草”这两个比喻性的语词，作为区分政治上的革命和反动的概念。所谓“香花”和“毒草”这两个概念本身的涵义就很不容易捉摸，界限很不容易划清。而怎样去识别、判断“香花”和“毒草”，又不是凭社会实践去检验，不是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分析，而是决定于某些或某个政治上的权威人物的“表态”。随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强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理论的提出，“百家”变成了“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继而又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及至“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动乱时期，又发展升级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双百方针也就破坏无遗，完全废弃了。
按照通常的道理和人们通常的想法，历史和现实虽然也有发展过程上的联系，但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所要探讨的问题，毕竟是属于过去的事情，有很多还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它不但不干预现实政治，甚至与现实政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通过对人类社会以往历史多方面深入地研究，得出比较正确和科学的认识，对于人们认识现状、了解国情、预见未来，固然会有所启示，有所借鉴，但一般而论，它的功能，并不直接影响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然而事情又往往有出于常理之外者，在双百方针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历史学也同样陷于困境。阻碍、干扰和破坏在历史学领域实行双百方针的，除了许多共同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和特殊的表现。
第一，用所谓“借古讽今”和“以古喻今”的罪名，硬把某些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把本来与现实政治并无关联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评论，牵强附会、周纳引伸为对现实政治“别有用心”的攻击。最典型的悲剧性事例，就是轰动一时的对吴晗《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所谓批判。对“古为今用”，如果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科学的运用，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口号。但是如果对它作随意性的解释或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乃至作为整人的手段，它就会造成政治上的错案和冤狱。有些怀着善良的愿望，出于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关心，诚心诚意地想要以历史研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历史学家，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免不得要对某些古人古事的是非得失、正邪功罪加以评论。史学界曾经讨论过的“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对古代道德的继承问题等等，都含有这个用意。而吴晗在这方面又表现得十分热心和真诚。十年内乱，就从吴晗和《海瑞罢官》开刀。以“以古讽今”置吴晗于死地的“四人帮”，又真的把“借古讽今”恶性发展为“影射史学”，这就是令人齿冷的所谓“评法批儒”政治闹剧的拙劣演出。
“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屡兴“文字狱”的手法之一。它是中国长期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份黑暗的可悲的遗产，我们本应该摒弃它，埋葬它。可惜，中国封建的传统实在太长，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某些思想影响不容易一下子消除，而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又往往和古代有其相似甚至相通之处，容易使人做古今联想和类比，如果再从同现实政治的联系上加以臆测、武断，就往往会以“借古讽今”论罪。结果是一些历史学家遭殃，历史科学枯萎。
历史作为科学，用“借古讽今”和历史类比的方法去对待历史和古今关系，本来是不可取的，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也无助于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既然要实行双百方针，对这样的文字也勿须禁止，即或有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借用古人古事“讽”了一下，也不必大惊小怪。讽刺阴暗面，鞭挞坏人坏事，是一种有益的批评。应该坚信，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正派的历史学工作者，是不会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事业以“以古讽今”的办法去恶意中伤的。
第二，把复杂多样的历史简单化，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绝对化。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实践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多因素的综合。但是不管历史现象怎样复杂多样，它仍然是有客观规律可循，有发展趋势可见的。在研究和分析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基本的科学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在分析和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问题上，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但是，如果把它绝对化、片面化，甚至把它当作僵化的公式和死板的教条，正确也会转化为谬误。历史科学也同任何学科一样，需要研究者们付出大量的艰辛的劳动，求实求真。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却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和运用。在“语录”万能的年代，经常援引一段话：“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固然不失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简要概括，但是，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仅仅是这样不足一百字就可以说完的话，那还有什么必要去反复学习、理解领会呢？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简单，那么，所有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讨论，就都变成多余的了，因为不论对怎样复杂的历史问题，只要用这些“语录”一套，就“迎刃而解”了。在基本上消灭了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对待文化学术，对待知识分子，结果就是双百方针的取消，文化学术界沉寂无声，历史学的绿洲变成沙漠。
简单化的一个结果，必然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狭窄和研究课题的单调。谈古论今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势必使阶级斗争成为可以概括一切的万能学科。不论在高等院校历史课程的设置上，在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安排上，长期以来就是那样几门人所共知的课目和课题，重复那样几条多年一贯的内容。还有人主张，讲古代史只要讲农民战争史，讲近代史只要讲反帝斗争史就够了。而许多应该讲授、应该研究的学科和课题，诸如社会史、文化史、伦理史、宗教史、城市史、交通史、教育史、军事史、法制史、婚姻史等等，不是十分薄弱，就是付诸阙如。
简单化的另一个结果，必然是学术上的自我封闭。既然认为古今中外的历史，无非就是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无非就是好人和坏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至于国外的什么史学流派、史学理论或史学著作，无非都是资产阶级的货色，不屑一顾，或者只要用阶级斗争的武器一打就可以批判得体无完肤。其实世界上哪里有那么简单的历史和那么简单的学问呢？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把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把本来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封闭化，不仅造成了历史学的萧条贫困，也耽误了一代史学家的培养和成长。这个沉重的不良后果，至今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障碍着历史学前进的步伐。
第三，禁忌多端，“禁区”难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应该允许自由讨论，大胆探索。不必要也不应该有什么禁忌和“禁区”。虽然从来也没有人说过哪些历史课题不许研究，更没有明令禁止。然而，在屡兴批判运动，盛行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政治氛围中，讲讲武训，讲讲《清宫秘史》，讲讲李秀成，讲讲海瑞，都要犯忌而遭到笔诛口伐，有谁还敢去碰那些“烫手”的课题呢？就在连谈古也往往犯忌的时候，1958年又突然号召学术研究要“厚今薄古”。且不说这个口号对于研究历史很不确切，也很难实行，就是对于“今”又怎么“厚”得起来呢？按理说对于涉及到现实政治和政策，或距现实时间较近的许多重大历史课题，只要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不妨碍、不违反现行的内外政策，就应该允许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但为提高历史学的研究水平、增强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所需要，而且也有利于史学工作者扩大视野，了解国情。然而实际上对许多有现实意义的重大历史课题，却形成一种无形的“禁区”。举例而言，连抗日战争、土地改革、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抗美援朝这样一些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除了一些小册子和宣传性的文字而外，直到最近还很少或没有专门著作出版。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国共斗争与合作的历史，某些政治上比较复杂而又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历史，就更无人问津了。
以上所举这些很不正常、也很令人痛心的现象，可以说无一不是“左”的流毒和双百方针遭到破坏的结果。双百方针三十年的曲折遭遇，历史学三十年的兴衰荣枯，为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经验教训：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学术的发展繁荣，为了培养造就出类拔萃的科学文化人才，必须坚持执行双百方针，而决不能改变、更不能取消这个方针。事关国运民命，治乱盛衰，殷鉴不远，记忆犹新。
十分令人欣喜振奋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国家开始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学术事业开始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在回顾双百方针三十年的时候，完全可以预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将不断发展繁荣。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开辟未来。人们多么向往我们祖国出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主义盛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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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第三次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介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所进行的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对此，史学界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扶清灭洋”的口号、源流、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为了使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更深入一步，全国义和团史研究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于最近在天津召开了第三次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与会一百多位学者、专家围绕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会议提出的新观点及其讨论情况扼要介绍如下：
其一，义和团运动是不是一场农民革命。
传统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斗争锋芒是指向帝国主义的，但它仍然是一次旧式的农民运动。有的同志还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列为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讨论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怎么能说是一次革命运动呢？如果清政府不请义和团进京的话，义和团能进入北京吗？是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城，还是清政府控制了义和团？总之，从义和团运动的斗争内容、斗争目标及其斗争结局来看，义和团不能称为农民革命，充其量是一次类似1841年5月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反侵略战争。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这些同志认为，义和团运动与历次民族战争比较，有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与清政府关系不同。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清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而义和团运动却是先有群众自发的反帝风暴，而后才有清政府的介入；第二，战争的主力不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以清军为主；义和团运动则是人民群众自发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武装群众为主力的群众战争，清军只是在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才一度同义和团联合对敌，及至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后，就调转枪口，站到了义和团的对立面。持这一观点的同志不同意因为义和团强烈的反帝意识而否定其农民革命性质。
其二，对“东南互保”的评价。
1900年夏季，正当中国北方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在南方，则由英帝国主义策划并导演，买办盛宣怀穿针引线，派员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中西官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长期以来，“东南互保”被某些学者说成是“一幕丑剧”和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罪证”。讨论会上，一些同志认为以上的看法“既不公正，也有违当时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第一，“互保”是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大吏对西太后及顽固派盲目排外政策的抵制；第二，“互保”反映了社会各阶级保护本国经济的愿望和要求，对维护南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互保”也起着保护帝国主义在外经济侵略势力的作用。
其三，慈禧太后宣战的原因。
过去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慈禧太后对外宣战是因为1900年6月16日江苏粮道罗嘉杰向荣禄送密报四条，其中一条是外国人要勒令西太后归政，西太后痛愤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轻率地作出宣战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太后一伙对外宣战是为了欺骗和消灭义和团而制定的反革命策略，是一场假宣战。在这次讨论会上，一些同志认为，罗嘉杰向荣禄密报的“洋人照会”是一起子虚乌有的事件。这样重大的事件，清宫各类档册中得不到任何的印证。倘若当时真的有所谓罗嘉杰传送的照会，那么，后来清廷在惩处祸首时，应有罗嘉杰的名字。西太后所以会宣战，是因为西太后感到宣战前夕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威胁要比义和团的压力大。在得到罗嘉杰的所谓密报之前，6月16日的御前会议以及会后所发上谕都可以看到西太后对宣战问题已作出决定，如外国继续进京，就不惜开战。还有的同志认为，上千洋兵强行开往北京，对清朝统治中心直接造成威胁，西太后为了维护清王朝和她本人的统治地位，下决心制止这一侵略行动并准备应付外国可能挑起的战争，这也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奇怪。“假宣战”的说法，实际上把西太后简单化、脸谱化了。（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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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又怎样？！
谢云
读了萧乾同志的《“我”与“我们”》，很赞赏，一些朋友也很赞赏。文章不到五百字，反响却远胜于某些充塞了陈言套语的皇皇大文，似乎又一次说明：文不在长短，而贵在正确、言之有物而且切中时弊。
萧文自是直言谠论，但似乎言有未尽，也许是有意留了余地。这里我不揣鄙陋，也说一点意见，或者可以算是补充吧！
“我们”这个复数代名词，比起形单影只的“我”来，通常确实显得人多势众，令人望而生畏。其实是并不尽然的。天子和诸侯，自称朕、寡人、孤，他们从不借助于“们”字。但这个“我”，比起千千万万的“们”来，其力量和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倍。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以“我”的名义行事的，何尝借助于“们”字？因为这个“我”是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久远以前的事了，近一点的事不妨拿江青来做例子。十年内乱中，她固然常常借助“我们”来壮胆，但也不时只突出一个“我”字，有时还以“老娘”代之。不是有句名言吗：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在她的这个“我”字面前，再多的“我们”也只等于零，这也因为她手里有权。可见，问题并不全在于自称“我”或“我们”，而在于这个“我”或“我们”的手里，是否有权力，以及是否把这种权力作为砝码，施加于学术讨论和争鸣的天平。
至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比起单纯的“我们”来，自然要更加堂皇，但如果没有权力的支撑，这个萧乾同志文章中称之为好象以“本庭”名义宣读的判决书依然只是一纸空文，因为它不但无力执行自己的判决，甚至也无法阻止被判决者即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本庭”的名义，来宣读对自己的判词。所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云云，虽然貌似居高临下，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架势，并不等于真的“占了高地”。
自然，我是赞成萧乾同志的意见的，在学术讨论和争鸣的文字中，如果署名的只是一个人，便不要用“我们”而用“我”，因为这才名实相符。也不需时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要看实际，而不能靠自己以为如何来确定。马克思本人曾经因为一些法国人自奉为“马克思主义者”，幽默而愤慨地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哩！在文章中只用“我”而不轻易用“我们”，确实轻而易举，并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学风。但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造成自由讨论和争辩的空气，至关重要的则是排除权力的干扰，彻底实现近几年提出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这，证之于历史和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方面需要有权者生大觉悟，发大宏愿，下大决心；同时也需要无权可用者的勇气和毅力，还需要报刊编辑部的胆略和见识。
在学术的竞技场上，人多势众和堂皇的旗帜，也象在体育比赛中一样，都起不了什么作用，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实力。权力虽然能起作用，甚至是强大的作用，但其有效性和生命力却实在有限，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判词只能由实践这个最高法庭作出。权力乃至崇高的威望，在这个法庭面前终究要显出自己的微不足道。这种事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自己也都有过切肤之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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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研究中国史的新收获
徐中舒
过去治中国史的人，多是研究汉族历史。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在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中国通史应是中国所有民族的历史。但是，已经出版的中国通史，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论述都失之过略；这也难怪，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的积累太少，没有更多的成果可以利用。最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史稿》（方国瑜著）、《傣族史》（江应梁著）、《羌族史》（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著）填补了中国少数民族专史的三个空格。
方国瑜先生毕生从事云南地方史的研究，著述甚丰，彝族史是他的精心之作，不幸他未见到此书印出便已辞世。方先生费几十年的功力，勾稽出大量彝族史料，方使彝族的历史面目显露完整形象。方先生在《彝族史稿》中那种据史立论的严谨精神，堪为治民族史者的楷模。
一九八三年夏天江应梁先生来成都相晤，谈及他的大作《傣族史》书稿已交出版社付梓。出书后又蒙惠赠，拜读后便欲写几句感想，一直未能偿愿。傣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人数较多的一个民族，笃信佛教，民风古朴，解放前夕还保留着不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迹。学界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争鸣聚讼，其实仔细读一读《傣族史》，有的问题极易明瞭。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也是争论多年的事，看看傣族进入农奴制社会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从一个社会阶段发展到另一个社会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写《羌族史》的作者曾是我校学生，书前我已忝作一个小序。羌族的历史，章太炎、顾颉刚、马长寿、傅斯年、董作宾等人都曾进行过研究，但均未系统地全面搜集材料写成专史。这三位中年学者不仅总结了老一辈的研究成就，同时发挥了他们自己的优势，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历史文献、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材料写成《羌族史》，比我们这辈人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