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孝感地区粮食形势调查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 周其仁 杜鹰 冉明泉 杨经伦
1985年我国农村贯彻调整产业结构和改革统购派购两项政策,恰逢粮食总产比上年减少二百五十多亿公斤。于是,“种田人的兴趣转移”成了议论农村形势的热门话题,连带引起一些人对粮食形势的现状和前景的关心。
一、工副业发展快,粮食生产一定萎缩吗?
湖北孝感地区,邻近水陆交通便利、横向经济联系活跃的武汉,近几年,工副业发展迅猛,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直接受到城市副食品市场放开的刺激,商品菜、鱼、猪、禽增长幅度大。1 985年与上一年比较,淡水鱼从二千六百万公斤增为三千六百多万公斤;生猪出栏率增长了11.9%;家禽达到一千七百一十七万只,增长20%;菜地面积从几年前的八百亩增到两万四千亩。
(2)乡镇企业发展迅速。1985年全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9%,从业人员已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5%。其中乡村两级企业,1985年总产值即比上年增长51.1%。
(3)进城务工经商的门路宽。常年进入武汉及周围城市从事建筑、商业、服务的就有十七万人,加上进入地区内城镇的四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4%。
(4)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速度较快。1 985年农村第一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3%,第二产业产值增长19.7%,第三产业收入增长42.9%。
随着多种经营活动的展开,不同行业的“收入差”日益显示出来:据全地区专业户的统计资料计算,每个经营粮食的劳动力创造的年纯收入为一千二百零二元,相当于经营经济作物的83.6%、畜牧业的96.1%、渔业的67.4%、工业的74.9%、运输业的56.9%、建筑业的55.5%、商业和服务业的80.9%。
种植粮食的比较收益最低,是事实;改革统派购制度,农民可以自主地对“收入差”作出反应,也是事实。按照流行的认识,这样的地方似乎容易出现粮食生产的萎缩。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 985年孝感全区继续调减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八点四万亩,但粮食总产却达二十四点三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1986年全地区的粮食生产仍是增长势头。夏粮总面积比去年增长2.9%;良种杂交稻种植面积增加80%;夏种指数增长0.6%。业务部门估计,若无大灾,今年粮食总产可望达到二十五亿公斤。
总之,对于“农村工副业发展过猛势必引起粮食生产萎缩”的推论,孝感是一个反例。二、流通状况对近期粮食生产形势具有决定性影响1979年—1984年,孝感地区农民连续得到增产粮食的强刺激信号:粮食征购价提高30%,超购价提高50%;开放粮食集市;连续几年的敞开收购,等等。包产到户的农民对这些信号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全地区1978年粮食总产十六点二亿公斤,1984年达二十四点二亿多公斤,年平均增长6.9%。
商品粮增长更快。1978年全地区征购粮二点六亿公斤(合贸易粮二点一亿公斤),占总产量的16%;1984年增至十亿公斤(贸易粮八点一亿公斤),占总产量的41.2%。仅粮食部门购入的商品粮,五年间就增长了二点八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5.2%。
这样连续的超常规高速增长,无法为现实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所容纳。市场价格灵敏地反映出粮食的供大于求。1984年末,集市大米价已跌为每公斤四角二分至四角四分,比1 982年下降了30%;不仅低于超购加价水平(每公斤五角四分),而且已略低于“倒三七”比例价水平(每公斤四角五分)。国家购粮牌价对供求转折未能作出相应变动,但收购数量却受到仓库容量和财政补贴额的间接制约。不论广播上如何喊“敞开收购”,事实上存在种种形式的限收。孝感农村普遍出现“卖粮难”,粮农苦不堪言。
市价猛跌和“卖粮难”,给农民发出了减缓粮食增长的信号。1984年秋,减少粮田面积和减少投入的情况已较普遍。导致1985年全地区夏粮比上年减产四千六百七十多万公斤,一季减产幅度即达9.7%。
1985年7月之后,流通形势很快又发生了转折。外省区粮食重新见俏的信息纷纷传到孝感。上年每公斤四角八分的大米运到青海还无人问津,现在几十笔议购生意找上门来,开价就是每公斤五角六分至六角四分。粮食议购价提高了13.9%,带动集市粮价回升9.5%。对此,孝感农民再一次比较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全区秋粮总产比上年增产四千八百三十八万公斤,抵销了夏粮减产数额,争得全年粮食仍增产一百六十多万公斤。
这个变化过程说明,近期流通状况和市场变化对粮食生产形势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1985年一年之内,农民售粮倾向骤变,从上半年纷纷争卖合同粮转向下半年的惜售,给刚刚开始实行的粮食合同定购带来很大困难。面对粮价见涨、农民惜售的情况,孝感地果断地改变习惯做法,没有去封锁粮食市场,而是积极地开展跨省粮食贸易;并以跨省议价贸易的收益为经济后盾,来支持合同定购粮的完成。据估算,这里经营跨省贸易粮,除去流通费用,每公斤粮食的经营净利为八分至一角二分,每做成一公斤跨省议价粮的生意,即可支持本地“议转平”一至一点五公斤。去年全地区议购贸易粮二点二五亿公斤,比1981年增长一点七倍;全地区“议转平”粮六千多万公斤,占合同定购粮的11.7%。
孝感地区大力开拓粮食市场,搞活跨省贸易,真正使粮食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三、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准确估量形势的基础
农民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积极反应,并不是出自某种信念,而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问题是市场供求总是有波动的。而小规模的承包经营农户在对市场供求价格波动作反应时,常常会加剧波动的幅度。
孝感地区每个农户平均承包耕地四点九八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占地仅二点九五亩,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仅一百三十六元。基本生产单元的经济实力如此之小,决定了农户尚不可能对市场波动作出“逆风向调节”,而多半是刺激信号一来,千家万户或者一起扩大生产;或者一起收缩。于是,粮食、经济作物、生猪等等放开市场之后,多多少少,此起彼伏;从多转少,从少转多,形成交替震荡。
此种局面如果持续数年而不能改善,一是影响市场的稳定供给;二是对中长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投入方向的引导以及规模经济的形成,都会发生颇为不利的影响。
因此,市场放开后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减缓供求波幅,集中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但是另一方面,正由于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实力不足,也使目前我国农村不易普遍发生农民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过速的情况,从而导致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据孝感地区乡镇企业、专业农户和一般农户家计调查等有关资料分析:
(1)凡收益高的产业部门或经营项目,固定资产的装备率也较高。如每个劳动力平均占用的固定资产,运输业为二千一百四十八元七角,工业为七百九十九元八角,商业服务业六百二十二元,建筑业五百五十二元四角,渔业五百零三元九角,畜牧业二百八十三元,分别相当于种植业(劳均二百四十一元六角)的八点九倍、三点三倍、二点六倍、二点三倍、二点一倍和一点一七倍。要想取得高收益,就要预付高投入。
(2)农民自有资金并不多。云梦县1985年末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储蓄加手持现金为一百四十二元;汉川县为二百三十二元二角,仅凭农民平均自有的资金,不具备装备更多人转向高收益部门就业的条件。
(3)平均每元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纯收入,经济作物为十一元零九分,粮食为四元三角八分,畜牧业四元四角二分,建筑业三元九角二分,渔业三元五角三分,商业服务业二元三角九分,工业二元零一分,运输业九角八分。可见从资金的投入和回收角度看,种养业仍相当诱人。
(4)1984年银行向农民贷款激增,使乡镇企业基建规模扩展过猛;1 985年遇到紧缩性宏观控制,遗下一大批半拉子工程,流动资金奇缺,加上原材料、供电短缺,产品市场需求不足,全地区亏损企业增加,仅1985年即关闭乡镇企业七百一十一个。不少农民经理、厂长尝到了办乡镇企业承担风险的滋味。以上种种因素都制约着农民大规模向高收益部门流动。“晚上想好千条路,早起还得卖豆腐。”这是今天我国多数农民只能按传统生产方式谋生的一种写照。脱离这一基本事实,以为只要哪里收益高,农民就可以“自由地”往哪里转,势必对粮食形势作出错误的估量。
综上所述,粮食供给的波动主要产生于粮食市场的价格变化和市场调控状况,而并非来自非农产业发展迅猛所造成的不平衡。只有正确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全面研究和估量形势,才能对症下药,抓住当前粮食问题的真正关键。
四、扩大议价贸易的路子走得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决策。
贯彻之中,遇到一系列新问题。如:
集市粮价回升幅度较大,今年1—2月,孝感地区集市大米均价达每公斤五角四分至五角六分,比去年同期上升12%;
合同定购量虽然减少(从五点四亿公斤减为四亿公斤),但定购粮价同市价差距拉大,农民惜售倾向加强;
委托代购粮价也比市价低,如何完成,确实困难。
有人主张,将合同定购和委托代购统统明确为非完成不可的“任务”。但这样一来,孝感地区任务粮总量增大到五点七亿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越改革,死任务越大,如何向农民群众解释?!
有人主张,未完成合同之前,粮食集市不开放。这更是明显地回到典型的统派购格局。
回顾历史教训和近年经验,人们有理由问一问:封锁粮食市场势必恶化国家同农民关系,难道会有利于刺激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流通阻塞了,今年产粮区的粮食市价可能压住,“合同”也较易完成;可是下一轮农民又会作何反应,对中期形势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事实上恰恰是今年的形势,十分有利于扩大粮食贸易。因为从全国看,湖北目前恰属粮食市价的最低谷区。今年3月下旬每公斤大米市价:广东为七角四分,广西七角二分,福建七角二分,云南八角二分;北方粳米价更贵。分别比孝感地区的集市米价(五角四分—五角六分)高27.4—51.9%。因此,扩大运用去年云梦、汉川等县靠跨省议价贸易支持完成本地粮食合同的经验,今年似更有条件。地县粮食部门对此都有积极性。
商品越卖得动,就生产得越多。粮食并不例外。我们离开孝感时,地区已接到上级政府文件,明确委托代购粮要真正随行就市,决不搞成又一块任务;回来之后,又听说限制大宗议价粮食出省的禁令已松动。如是,孝感粮食流通形势又顺畅了。按全地区去年总购粮七点六亿公斤计,若有三点五亿公斤真正遵循市场规律议收议销,那么仅此一项即能有力地支持完成四亿公斤合同定购。
看来,逐年缩小合同数量,扩大议价贸易,是走得通的一条改革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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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敞开城门 发展多种形式的联营
成都初步形成城乡通达的流通网络
本报讯 记者罗茂城报道:四川成都市近两年来坚持改革,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搞活了流通领域,促进了市场繁荣。
成都市历来是川西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和贸易中心,川西广大地区的许多进出口物资都要经成都与外界联系。但前些年,由于受条块分割的影响,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束缚了商品生产的发展。
为了解决流通不畅的问题,成都市敞开城门,欢迎各县、市到成都经商。现在,有八十八个县、市在成都设有经销机构,下设销售网点一千六百多个,经营各地的名优土特产品。每天进城出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和商贩由两年前的一万多人,增加到五万多人。与此同时,成都市打破过去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批发体制,建立各类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实行敞开贸易,鼓励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初步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城乡通达的商品流通网络。
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工商联合、农商联合、商商联合和农工商联合的新型商业。多种形式的联营,有利于商品生产单位了解市场需求,促使他们在品种、规格、花色、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发展,努力开发有竞争力的名优土特产品。目前,成都市人民商场已与全国十七个大型百货商店和一千六百多家工厂建立了联系。成都市水产公司水产品交易市场,以优质服务吸引五十九个县的鲜鱼进入成都市场,同时与仁寿县的黑龙滩水库鱼场建立了联营体系,使“吃鱼难”的成都市出现了鱼多、品种多、活鱼多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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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委书记和来访者
——记程维高旗帜鲜明支持改革的事
新华社记者 魏辅政 施宝华
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程维高接待了一位来访者——原南京电表厂应用电视研究所所长程金荣。他向市委书记申诉了自己在承包改革中的遭遇。
应用电视是南京电表厂开发多年的产品。由于生产经营体制等方面的弊端,生产销售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在中央关于改革方针的指引下,从事应用电视工作多年的技术人员程金荣,1984年向厂领导提出,要求承包应用电视车间。在南京市仪表公司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反复酝酿,1985年2月4日,程金荣与当时新上任的厂长签订了承包合同。这个合同不仅明确了1985年应用电视生产经营指标和奖罚办法,还规定应用电视车间对外以南京电表厂应用电视研究所名义,独立负责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承包责任制使应用电视车间从过去的单纯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给车间的生产经营带来活力。全车间职工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开展工作,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1985年,全车间的产品销售收入三百二十多万元,比上年翻了一番;利润达八十一万元,超过承包指标35%,比上年增长近二倍。勇于开拓改革的程金荣,以最多票数当选为1985年全厂“十佳人物”之一。
但是,这个厂新上任的厂长对电视车间的承包改革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是对程金荣抱有成见,优点看得少,缺点看得多,甚至挑剔、夸大。在今年1月3日仓促宣布终止应用电视车间的承包合同,迫使以程金荣为主的承包班子下了台;并且恢复了原来单纯生产型的车间管理体制,委派了新的领导班子,工作又退回到老路上。
厂领导这种轻率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应用电视车间职工的积极性,全车间人心浮动,思想混乱,劳动松懈,产销大幅度下降。程金荣和车间职工几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由于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问题久拖未决。第一季度,这个车间完成的产品销售收入只有一万多元,利润二千五百多元,生产几乎停滞。
程维高同志听了程金荣的申诉,了解到一个并不复杂的车间承包改革问题,居然拖了几个月还没有弄清是非,解决问题。他立即通知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第二天在市仪表公司现场办公,当场解决这个厂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程维高赶到了市仪表公司,讲了如下几点意见:电表厂应用电视车间承包改革是成功的,应当继续承包,有不完善的地方,今后努力完善,而不应该轻易否定;对于积极投身改革的人,要看他拥护改革、勇于改革的主流,不能只看他的缺点、支流,更不能抓住缺点加以夸大;要处理好厂长负责制和党委保证监督关系问题。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强调给厂长独立行使行政指挥权力,当然决不是说可以忽视群众和党委的监督。
根据这次现场办公会议的精神,仪表公司党委和电表厂的领导班子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先导,统一全厂职工思想,提高对改革的认识,力争开创生产经营新局面。程金荣已重新承包应用电视车间。他表示,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管理工作水平,把已经丢失的四个月时间追回来,争取今年能创造比往年更好的成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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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到货电话”暖人心
索荣民
某日,笔者到瓦房店市区第一百货商店买电热杯。该店家用电器专柜的一位年轻女服务员告诉我:“这种杯很受顾客欢迎,现已全部售完了。”正当我转身要走时,她叫住了我,客气地说:“同志,请您把名字和工作单位留下吧,等到了货,我马上打电话给您。”两天后,我果然接到了“到货电话”,买回了电热杯。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如人少、路远等),商店很难做到送货上门,但能打个“到货电话”,顾客也是十分感激的,它会象“送货上门”一样温暖着顾客的心。但愿这样的事能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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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查服务态度 查通信质量 查劳动纪律
武汉电信部门行业风气好转
新华社武汉6月1日电 (通讯员黄克强)武汉市电信局联系本部门实际,从查服务态度、通信质量和劳动纪律入手,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促进了行业风气的好转,通信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受到用户好评。
过去,这个局少数职工在电话供求紧张的情况下,利用手中的“电话权”,刁难用户,吃喝拿要,搞不正之风。在查服务态度、通信质量和劳动纪律活动中,这个局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行正面教育的同时,对四起严重违犯通信纪律的典型事例进行了严肃查处,初步刹住了“吃喝拿要”的歪风。地处商业繁华区的市话五分局,去年有四百多人次参加吃请受礼,在用户中造成很坏影响。今年,这个分局通过查行业不正之风,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的好现象。
武汉市电信局把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同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改善通信服务质量结合起来,克服部分职工中存在的纠正不正之风“与己无关”等错误认识,树立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思想,广泛开展“机务为业务,业务为用户”和“机关为基层,后方为前方”的服务竞赛活动,提高了电信服务质量。近三个月来,他们共走访用户四百七十一户,发出征求意见函件五百多封,检查重要话机近五千门,解决用户反映的通信质量和服务态度方面的问题一百多个。4月9日下午,汉口某地段一百对电缆被汽车撞断,致使电话中断。这个局线路班职工冒着大雨进行抢修,确保了通信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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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梨树县用微电脑指导施肥
据新华社长春5月31日电 (记者范向群)吉林省梨树县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应用微电脑为农民提供科学施肥数据,今年春耕微电脑指导施肥面积达一百多万亩。
这个县应用电脑开出的施肥配方,与当地习惯施肥配方比较,投肥经济,增产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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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郊乡镇企业补农资金增多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蓬勃发展的北京郊区乡镇企业,正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推动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利润中,用于补农的资金大幅度上升,到去年年底,累计达到十二点三亿元,占乡镇企业利润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相当于国家“六五”期间对京郊农业投资的四点八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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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今年养猪业出现好势头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猪生产出现好势头。今年第一季度生猪存栏数达一千四百四十七点九七万头,肉猪出栏数二百零六点四万头,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十六点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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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工培育双阳梅花鹿获成功
我国人工培育的第一个优质、高产梅花鹿新品种——双阳梅花鹿,五月二十六日在吉林省双阳县通过鉴定。
双阳梅花鹿具有优质、高产、早熟、耐粗饲、适应性强和遗传性稳定等特点。二周岁以上公鹿平均产茸一千余克,比全国平均单产高一倍以上,优质率达百分之六十,居全国之冠。
这个梅花鹿新品种是双阳县第三养鹿场历时二十余年培育成功的。专家们认为,这是养鹿业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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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戴河海滨七月对游人开放
与著名游览胜地北戴河毗邻的南戴河海滨,今年七月将作为游览区对游人开放。
南戴河位于秦皇岛市抚宁县境内,与北戴河旅游区仅一河之隔,距火车站七公里,是一处新开辟的旅游疗养地。即将开放的海滨长三公里,内设两个海水浴场,每天可容纳六千游人。南戴河海岸线全长十七点五公里,海滩宽阔绵长,沙软潮平,周围有天马湖、背牛顶、古长城八角楼等风景点,可供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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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锈钢制品已进入普通家庭
不锈钢制品已成为我国百货中令人瞩目的商品,开始进入为数众多的普通家庭。最近在南宁结束的全国百货商品交流会上,各地订购的不锈钢制品的成交额达一千多万元。
据了解,我国不锈钢制品是一九八四年才开始在几个大中城市试销,现已成为许多家庭的用具,使我国家庭用具结构更加丰富多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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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请再挑挑”
——济南百货大楼见闻
新华社记者 卢殿洛
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在济南百货大楼试好一件男衬衫,但最后被细心的老伴发现扣眼锁线不太平整。售货员又拿来一件衬衫,满面笑容地说:“请再挑挑。”
两位中年妇女,一连挑了好几件衬衫,都不中意。售货员还是笑着说:“请再挑挑。”
一个小伙子在卖凉鞋的柜台前,一连让1644号售货员换了三种颜色的凉鞋,几乎挑了一柜台,但还在挑。旁边一位顾客说:“小伙子,你有完没有?”1644号售货员赶紧说:“没关系,让他挑好再买。”又对旁边的顾客说:“您要什么样的,请挑吧。”
一个农民在卖缝纫机的柜台前转悠,售货员十分热情地迎上去对他说:“您来了,挑一台吗?”这个农民说:“看看不行吗?”“行行行”,售货员笑着说,“您随便看,这段时间品种不多。”
记者有机会在这家百货大楼观察了好几次,发现“再挑挑”三个字几乎成了每个售货员的口头禅,大为感慨。
在北京买东西,顾客常常是小心谨慎地请求售货员多拿一件商品,让自己“再挑挑”。
但是,记者在济南百货大楼看到的正好与北京相反。这同样的“再挑挑”三个字,买卖双方由谁说出来可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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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龙凤酒厂虚心向兄弟厂学习,注意市场信息调查,在注意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开拓新产品,受到用户的好评。
图为技术人员在勾兑白酒。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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