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每周画刊
改革之春访宿城
本报记者 沈进 本报通讯员 程怀松 摄影报道
宿城镇是江苏省宿迁县县城，位于京杭大运河畔，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相传古时黄河决口，宿城镇遭受水灾，人们被迫在夜里迁移到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建设新居，“宿迁”由此得名。
1980年开始，宿城镇的工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原来用土法生产的小毛纺厂，扩建成四梳四纺全部设备配套的毛纺厂，小纺织厂扩建成一万纱锭的棉纺厂。小五金厂变成了轧钢、拉管、焊接全部配套的钢窗厂。另外，还扩建了玻璃厂、食品厂、毛巾厂、塑料厂等，生产出了一批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如今，全镇已发展了四十五家工厂，工业年产值达一亿多元，成为苏北地区的第一个亿元镇。
随着生产发展，群众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文化生活不断丰富，昔日的古镇，如今在改革之年似骏马奋蹄，奔驰在四化建设的康庄大道上。
宿迁毛纺厂建厂以来，狠抓产品质量，积极开发新产品。图为生坯检验女工在检验产品质量。
由小五金厂改建成的钢窗厂，年产钢窗十万平方米，产值达三百五十八万多元。图为工人在进行钢窗吊磨。
古镇换新颜，宽阔的马路绿荫成行，崭新的楼房平地而起，到处生机勃勃。
宿迁县毛巾厂生产的毛巾质量高，品种多，花色新，在市场上十分畅销。图为该厂准备车间。
上海宿迁联营灯具厂，年产灯罩十六万只，品种九十一个。图为厂技术攻关小组根据市场需要，在研制新品种。
宿迁制毯厂是宿城镇的重点厂。产品有腈纶、人造毛、棉、线毯等多种。日前又试制生产了水纹全毛毯，很受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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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作品专页
玉碎〔报告文学〕
袁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1966—1976—1986。
从1966年开始的那大动乱、大疯狂的十年，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十年，是一场充满血泪和血腥的梦魇。自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永远结束那暗淡的长夜，至今又近十年。悲怆难忍的悼念，惊心震魄的控诉，骇人听闻的揭发，正义凛然的审判，都已渐次成为过去。大江流日夜，我们的党和人民正在新的万里征途上披荆斩棘，迈步奔向令人心驰神往的二十一世纪。
然而，痛定思痛，怎能忘却那段给我们民族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历史呢？怎能抹淡在那一桩桩、一件件冤案中，数以万计赍恨以殁的英灵的名字呢？如果我们不能从血海中吸取历史悲剧的沉痛教训，岂不是枉过了那十年？
在这里，请读者们暂时离开充满春光的现实世界，回到二十年前那被扭曲、被毒化的岁月，唤回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英魂。他是那场亘古罕见的浩劫中第一个用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者尊严、抗击邪恶势力摧残的人。
他就是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
一
四五月间，本是北京最美好的春日花朝，但是1966年暮春时节，却成了最郁闷恼人的日子。政治气候密云欲雨，硝烟弥漫，叫人透不过气。
一连好些天，邓拓几乎从早到晚都枯坐在书房里，心情沉重而烦躁。他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也经历过解放以来的风风雨雨，却从不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心灵上的煎熬。一场政治大风暴倏然而至，雷声隆隆，惊天动地，而且竟轰击到他的头顶上，是他做梦都不曾料到的。
其实，近一两年来，雷声一直在中国大地的上空翻滚。市委会议上讨论过；作为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书记，他也曾向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传达和布置过；在熟悉的同志间，更是多次议论过。对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戏曲《李慧娘》、《谢瑶环》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的批判，对学术领域一些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批判，调门越来越高，口气越来越硬，帽子越来越大，早已远离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稍有点政治阅历的人就会意识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在隐隐发动。
至于要批判吴晗，去年就断断续续听到。开始时，他有点纳闷：《海瑞罢官》有多少可批的？为什么要翻出一个五年前写的戏来批？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他了解这位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同志，深知这位满腔热血、一片丹心的学者的为人。写海瑞，赞颂海瑞精神，实在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有位同志曾经大惑不解地问他：“海瑞精神不是毛主席亲自提倡过的吗？毛主席不是批评过那种不顾人民疾苦的死官僚主义者不及封建时代的海瑞吗？”邓拓当时没有回答，心里觉得这位好心的同志未免象自己过去那样太书生气了。
终于，五个多月前，上海报纸上抛出了一篇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长文。箭离弦、刀出鞘“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邓拓耐着性子仔细读了两遍，觉得此文完全是装腔作势的吓人战术，根本不是谈历史和戏剧，无非借海瑞为由头，扣个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那咄咄逼人的架势，深文周纳的论断，更是隐伏着一派杀机。这种文章，怎能让作者心服、读者受教育呢？吴晗当时就愤愤地对他说过：
“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鸣。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么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望着吴晗，只能默默地点点头。吴晗的反批评当然是对的，只是未脱书生意气。那个姚文元显然很有来头，有恃无恐，同这样的脚色进行什么学术争鸣，岂非与虎谋皮！然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在市委的会议和其他场合，仍然严肃地反复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维护党的思想理论斗争的正确方针。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同志就这样叮嘱过：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的这段话，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宣传家的襟怀和风格。江河日下，举世滔滔，他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共产党员的责任，尽力做一点拨正工作。政治风暴一来，知识分子、文化人总是难逃一劫，似乎已经成为一条规律。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总被认为没有改造好，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毫不奇怪。可是，他万万不曾料到，此番风暴不同于往年任何一次。就在邓拓和他的同志们顶着逆流、力挽狂澜之际，林彪、江青、康生和他们的党羽，正麇集在鬼影幢幢的暗室里磨刀霍霍，瞄准他这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要用它去祭他们搅乱天下的黑幡了。
二
阴谋家的行径，从来都是鬼鬼祟祟、见不得太阳的。秦桧要对精忠报国的岳飞最后下毒手，只敢夜晚躲在东窗下炉火旁同老婆悄悄定计。现代的秦桧们，虽然都不忘竭力为自己的鬼蜮行径描上金碧辉煌的光圈，但在筹划于密室的阶段，也还不敢轻易宣泄于人。只有到了自以为可以得胜回朝，才会趾高气扬地自我暴露一番。
一年以后，1967年4月12日，江青窜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场，得意洋洋地夸耀了一番她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一段秘密勾搭。在那个后来广为印发的讲话中，有这样几段妙文：
“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拚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继续故弄玄虚，装模作样：“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她诡秘地说张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是鬼话！六十年代初期，以张春桥、姚文元那时的煊赫声名（更不用说江青），真想发表一篇文艺评论，易如反掌，何以要搞得故布疑阵，草木皆兵？很简单，他们写的不是正经文章，而是政治阴谋；他们手里没有真理，只有皮鞭和大棒。
那天在座的元帅、将军们，目睹江青这一番似人似鬼的表演，有些同志心中有数，但是投鼠忌器，不便驳斥；有些同志平时不太注意文化战线的事，对江青的蛊惑，不免半信半疑；也可能本来就认定文艺界问题不少，现在一听，果真是糟透了，坏透了。这也难免。
这种种内幕，邓拓当时只隐隐约约听到过一点传闻，并未深信。但是康生、江青们几个月来的言行，却使他渐渐地心如明镜。康生其人，平时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的架势。然而邓拓知道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一掌大权便要整人，尤其是整知识分子文人的时候，更是心毒手狠。对江青，邓拓从来是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过这是个蛇蝎一样的女人，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前两年她心血来潮，忽然要在北京搞“试验田”，搞京剧改革，作为市委文教书记，他不便硬顶，只好借口有偏头痛的病，躲避了晚上陪江青看戏的苦差。看来，这回很难躲脱这两个人的毒手了。
前些天市委会议上，已经传达了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讨论时，发言的人不多，冷冷清清。大家似乎都有难言之隐，对这次要兴师动众进行大批判，很不理解。以彭真、刘仁同志为首的市委同志们很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按照上面的指示布置了要做的事；同时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健康，不要把身体搞垮，希望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他衷心感激那些老同志的深切关怀，殷勤嘱咐，言语不多，却体现了革命战友间同舟共济的情谊。但是，回到家里，孤灯静坐，却总也平息不了满怀压抑、委屈和愤激的心潮。
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和孩子们回忆，那一年几乎整个春天，邓拓都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听不到娓娓动人的话音，再看不到温文和蔼的笑容。他本来就严于律己，很少同家人随便议论政事，尤其属于党内机密的事，从来绝口不谈。孩子们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只见他们的爸爸终日紧锁双眉，连最小的岩岩也不敢多问一句话。大一些的子女，在学校里听到党团组织和老师的反复教育：“要站稳立场，坚决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划清界线。”他们爱爸爸，相信爸爸，但他们更要同党团组织站在一起，只能用茫然的、带着怀疑和恐惧的眼光偷偷地看看那最熟悉的面容。丁一岚那时正参加电话局的“四清”运动，工作紧张，很少回家。报上的文章，来自各种渠道的传闻，使她终日忧思如焚，却难得有同丈夫倾心交谈的空暇。直到如今，她每一忆及，还是悔恨不已。
三
一进入5月，电闪雷鸣，形势更加严峻。5月8日，署名高炬和何明的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了，真似五雷轰顶，万箭钻心。翻开报纸，天天都是整版篇幅，通栏标题，从一版到四版，尽是《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打开收音机，从早到晚，都是“愤怒声讨”、“彻底清除”的声浪。那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使邓拓终于明白，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根本不是学术讨论，也很难说是“文化革命”。什么“百家争鸣”、“自由辩论”，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什么“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有这些正常的原则，早被刮得无影无踪。而且他已经被剥夺了辩白的权利，那么，还能说什么呢？
凭着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他自然清楚那种“声势浩大”、“全国一致”的来龙去脉：一纸电文，一个紧急通知，就能够在一夜之间调动起千军万马。社论、材料、文章、反应依次见报，各条战线先进人物、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纷纷出场，反正自有笔杆子捉刀代笔。只要有三五篇、七八篇，就能冠以通栏大标题，“舆论”就造成了。
“群众是对的。”面对着那些足以使人神经高度紧张的报纸版面，邓拓痛苦地强制住自己的愤慨：“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然而，深夜扪心自问，自己怎么会变成敌人！？怎么可能成为敌人！？三十多年来，即使在敌人的监狱里，在敌后行军、骑在马背上编报纸的日子，他也从未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半点动摇。即使如1957年那次被无端地斥责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只是反求诸己，默默忍受，如鲁迅说的躲到草丛中自己舐干伤口的血迹。他仍然一如既往，夜以继日地工作，也仍然用自己的一支笔，热情地为社会主义前进的脚印讴歌，为杰出的中华儿女画像。凭什么要诬蔑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前些天，杨述来看他。谈到眼前风云，两位老战友心情都相当沉重。
邓拓悒郁地说：“我作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
杨述眯起眼睛，透过深度近视眼镜向他看了一会，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
在1966年5月，人们自然不可能对眼前这场正在开始的历史悲剧作出深刻的剖析，即使是邓拓、杨述这样具有高度学识水平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甚至连符合实际的预见也难以做到。他们空自慨叹：“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只能相对缄默，束手无策。
但是邓拓还有更深的忧虑。
很明显，这场政治风暴，已经将党内斗争推到社会上去。姚文元又在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大师’，还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还要挖出“最深的根子”。很清楚，诸如“根子”、“包庇”、“后台”这类字眼，岂是某个作者或编辑能够随便加上的？这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他们的矛头还指向谁？搞倒吴晗，搞倒他邓拓，肯定还要搞倒北京市委，搞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大批人，那么，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明日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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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同志画像
蒋兆和 遗作
萧琼题邓拓《赠杨述同志》诗，原诗全文为：
当年风雨读书声，血火文章意不平。
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
艰辛化作他山石，赴蹈从知壮士情。
岁月有穷愿无尽，四时检点听鸡鸣。
（1963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