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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
——陕西省铜川市中小学师资队伍的调查
冯齐昌 李愿
最近，我们对铜川市的教师队伍、师范教育、师资培训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旨在寻求如何培养新教师，提高现有师资队伍的有效方法。
据调查，铜川市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现状是：
一、数量不足。根据市教育局的规划，1990年全市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需增加四百多个初中班，实缺教师近一千五百人。特别是外语、生物、史地、自然、体、音、美教师奇缺。铜川二中因缺任课教师十七名，一些课程无法开设。
二、文化专业知识偏低，质量较差。目前全市有小学教师四千六百九十六名，具有中师文化程度的一千零九十八人，占23％。初中教师二千二百五十二人，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四百七十八人，占21％。不少教师由于未达到应具备的学历，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和训练，若按实际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来看，约有近一半的教师很难适应初中和小学教学工作。
三、从年龄结构看，青年教师多，“青黄不接”。据1985年底的统计，全市小学教师三十岁以下的占51.3％。中学教师三十岁以下的占48.9％。青年教师占如此大的比重，这本来是好事。但按教育上的实际，这些同志尚需若干年教学实践的锻炼，才能逐步掌握教育规律，成为教学上的骨干。
形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一、新教师的补充跟不上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1985年，铜川市小学在校学生九万二千多人，是1965年的一点四二倍；初中在校学生四万三千多人，是1965年的十二倍；高中在校学生一万二千六百二十六人，是1965年的十九倍。教育事业发展如此之快，新师资的补充却十分困难，初中新教师的补充更使人焦虑。全市没有面向本地区的师专学校。只是渭南师专和西安师专1982年给该市代招了二十名，近年来基本无着落。若按目前省上每年分给全市近三十名师专生计算，要补齐初中专任教师的差额尚需四十余年。
二、教师外流现象严重。近几年来，铜川市中小学教师从教育系统流向其他部门，从煤城流向其他城市，从山区流向平原的现象相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84至1985年全市教育部门所办学校外流专任教师二百五十多人。宜君县共有公办教师五百零一名，1984年就有五十名骨干教师先后改行或调离。
三、分配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常被截流。近年来，每年分配给铜川市教育部门高师毕业生六十人左右，都有十多人被有关部门要走，1 985年分配五十九人，截流竟达二十二人。有近二十六万人口的耀县，1985年按计划分配大专毕业生十二人，实到四人。人们对中小学教师的补充问题深感忧虑。这几年铜川师范的毕业生近80％分去教初中，只有20％左右分到小学。小学教师严重不足，只好大量招用民办教师，形成“小学靠民办，初中靠师范”的状况。目前市教育部门所办学校中，小学民办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6.9％，耀县高达80.9％。
四、对在职教师的培训能力差。铜川教育学院目前仅有一百二十四人的招生能力。再加上省教育学院的专科函授，每年大约能培训八十名左右初中在职教师，全市有耀县和宜君两所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小学在职教师。耀县进修学校近两年来招收学制两年的离职培训生，每期只能招四五十人。宜君进修学校离县城三十多里，全校共有教职工六人，又因交通不便，基本无培训能力。铜川师范从1984年在城区和郊区及矿务局招收中师函授生，共招三百三十名学员，培训期限为四年。若照上述速度，二十年内也无法完成初中和小学教师的培训任务。
铜川市的调查说明大力加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我们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的：“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认真的培训和考核，把发展师范教育和培训在职教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要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使绝大多数教师能够胜任教学工作”。为此，我们建议：一、企业与教育部门联合举办师资培训基地。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厂矿企业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投资，联合办好各种规格的师范学校，建立师资培训基地。
二、在教育学院和电大增设师范班，在中等师范学校附设大专班，着力培养初中教师。
三、建立健全培训体制，组成省、地、县、乡四级培训网，落实培训责任。省上除抓好高等师范院校外，再建立若干培训中心；地市一级办好师专和中师；县级尽快充实和加强现有的教师进修学校，抓紧在职小学教师的培训提高工作；乡（镇）政府要为培训师资提供土地、基建和修缮条件，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持教师进修提高。
四、鼓励中小学教师自学成才，对于参加自学考试获得学历者，加试教育学和心理学，合格者方能承认为合格的教师。
五、大力发展函授、刊授教育。鉴于教师编制紧，离职进修困难的现状，教育学院和县进修学校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函授、刊授的组织管理和教学方面来，将面授辅导点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思想素质。要在青年教师中积极发展党员，树立典型，鼓励他们扎根教育战线，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七、采取切实措施稳定教师队伍。调查证明：中小学教师不稳定与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有一定关系，但教师的待遇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当地的物质条件，教师的地位更与物质条件无直接关系，而关键是看当地有关领导有无尊师重教的切实行动。只要各级政府能千方百计解决教师的实际困难，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教师就不会抛弃自己的光荣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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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讲师团的作用
育龙
最近，李鹏同志在国家教委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中央机关派出了三千多人的讲师团，经过实践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办法。从今年起，把派讲师团形成一项制度。从中央推广到地方，并坚持下去。”这是师资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
组织讲师团，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教育的关怀和重视，对于推动全党、全社会重视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讲师团到地方后，在培训师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统计，半年来培训（包括授课和讲座）了三十多万人次，得到地方的欢迎和好评。讲师团的同志也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中小学师资培训范围很广，任务很重，而讲师团人力、时间都有限，因此，对讲师团需要精心组织，精心指导，以便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争取尽可能好的社会效益，切忌一哄而起，搞花架子。根据半年多的经验，我们认为今后组织讲师团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人选要合适。
去年选派的讲师团，强调了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党团员占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95.5％，这是好的。但是注意专业对口不够，给工作安排带来一定困难，也使人员的长处得不到很好的发挥。今后，一定要根据地方需要，挑选人员。从总的讲，师范院校毕业或有教学经历的同志，能很快胜任教学工作，教学效果也较好，应多选；大学文、理科毕业的同志所学专业与中小学开设的课程一般都能结合上，能较快适应教学工作，也可多选；工科毕业的，可为职业技术学校培训专业课教师或顶岗任教，但一定要专业对口。目前，中小学最缺的是语文、英语、教育、历史、地理、生物、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的教师，如有这方面的人选是多多益善。从年龄结构讲，应以年轻人为主。他们热情高，干劲大，所学专业知识较新，身强力壮，后顾之忧较少。但需要有一定的中年领导骨干配合。体弱有病、无法从事教学、家庭负担过重的同志以及孕期、哺乳期的女同志不宜选派。
二、准备要充分。
考虑到多数同志不熟悉教育情况，缺乏教学经验，因此，下去之前应做好集训工作。除学习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了解基础教育的状况外，还应学点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到中小学听听优秀教师的课。鉴于中小学办学条件差，图书资料紧缺，因此，下去前最好能明确每个人的具体教学任务，以便准备必要的图书资料。
三、布点要得当。
去年从布点看，城市人数最多，地区一级次之，县里又次之。由于安排层次较高，影响了讲师团作用的发挥。今后，应把培训重点放在县上，尤其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县。因为这些地方师资数量更缺，素质更差，培训任务更大，更需要讲师团的支援。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要一刀切。有些专业，地市急需或在县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也可安排在地市。到县里并不局限培训小学教师，可采取办短训班的办法培训初中教师。从人员分布看，相对集中，能更好发挥讲师团集体的作用，也便于讲师团内部的管理和经验交流。“撒胡椒面”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四、形式要灵活。
目前采取的主要培训形式：一是到进修院校任教或办培训班，搞脱产培训；二是到进修院校负责函授教育，搞在职培训；三是到职业技术学校或普通中小学顶岗上课。此外，也有到师专、师范任教或办讲座的。从效益讲，脱产培训效果比较好，因为学员时间、精力集中。有些地方由讲师团集中办班，由于周期短、花钱少（利用现有学校设施）、单科独进，学了就用，因此学员学习劲头大，满足了地方的急需，深受欢迎。但是，脱产培训受条件限制比较大，主要是教师抽不出来，校舍、经费也有一定困难，因此，数量有限。当前最大量的是搞在职培训。这种形式由于培训周期长（一般要取得学历需四年时间），参加培训的教师，工作、家务负担重，自学时间少，面授间隔时间长（两周或一个月一次），因此效果不太理想，尚待进一步摸索总结经验。顶岗任教，一部分可解决缺课教师问题；一部分只能起到减轻学校教师负担的作用。因此，从效益讲，后者不如培训教师大。当然，培训形式要从地方的需要和可能出发，灵活多样，不能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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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农村初中以乡镇办为宜
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政府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颁发后，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便成为基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如何发展农村初级中等教育我县的干部和群众有这样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要普及初中教育，就必须村村办初中。这样，学生能就近上学，食宿在家，群众负担轻，有利于普及；另一种是主张保持初中布点调整后的状况，仍然以联村办初中为主。认为这样不必再兴建校舍，少麻烦，省力气；第三种是主张进一步调整初中布点，创办乡镇初中。认为这样有利于克服目前初中教育师资缺乏，设备不足的矛盾。究竟哪种意见好？我们组织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教育部门以及各乡镇负责同志深入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调查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靠增设初中布点，实现普及初中教育的路子走不通。“村村办初中”是十年动乱中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盲目发展教育的结果，是造成初中教育长期薄弱的主要原因。第二靠行政村联办初中，实现普及初中教育的路子不好走。因为联办单位之间缺乏集体领导，解决学校问题时容易产生互相推诿，办学经费难以解决；乡镇政府不便于对学校进行领导，形成行政与教育两张皮。第三，创办乡镇初中比较切合我县的实际情况。1979年，我县的耽子乡党委和乡政府用企业利润留成和集体公益金，创办了一所乡办初中。这所学校由于师资集中，设备集中，学生食宿在校，教育质量稳步提高，1984年学生考试及格率达91％，名列全县前茅。
为了办好乡镇初中，我们对全县二十个乡镇目前的经济基础和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认识到创办乡镇初中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必然脱离实际，重犯过去大起大落的错误。我们计划在“七五”期间，全县分批建成二十所乡镇示范初中，二十所一般初中，同时利用撤点后的初中校舍办二十所初级职业中学，使全县初中布点趋于合理，比例协调，平均七千人左右办一所初中。在工作步骤上，做到先普及初等教育，后普及初中教育；先经济富裕乡镇办学，后经济困难地区建校。
乡镇初中的创办，给我县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第一，创办乡镇初中有利于发挥乡镇一级政府领导教育的职能作用。我县农村学校管理体制发生了变革，实行分级办学，分权管理。对乡镇初中，人权由县、乡共管，财权由县、乡分管，教学权由县统管。这样，调动了乡镇政府领导的积极性。第二，有利于在提高指导下实现普及。我们相对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逐步建成普及初中教育的三个中心，即教学研究中心，理化实验中心和图书资料中心。第三，有利于大面积提高初中教学质量。1985年全省部分县区初中毕业生会考，我县毕业生三千五百九十九人，平均成绩及格率达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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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星教育应用的诱人前景
李薇 李大年
随着通信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巨大进展，卫星通信技术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国际通信卫星系统（INTELSAT）已经发展到第五代，它用三颗卫星（印度洋、太平洋与大西洋上空各一颗星）覆盖了全球，已与全世界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六百多个地面站，它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稳定可靠的全球性通信网。随着国际间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不断密切与增长，对国际通信卫星的业务要求也不断提高，现在，卫星通信不仅服务于电视图象的传送、数据传输，而且还服务于教育。
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能利用卫星电视教育频道，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空间大学（或称开放大学），而且可以通过卫星播送有关学科的硕士学位课程。这样一来，人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硕士学位。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国内通信卫星已经建立了双向电话会议系统（或称网络），例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它建立了一个“学习阿拉斯加”电台，通过该州自己所拥有的卫星“极光”建立了一个具有一百二十个双向电话会议中心点的网络，此网络每周运行一百二十小时，可举行一百八十个全州性的电话会议，而且在同一时间内可同时组织八个会议，工作效率很高。这种会议系统，70％的内容服务于教育，包括各种学术研讨会。如果将这种双向电话会议系统与慢扫描电视系统配合使用，并且将系统扩大到国际间，通过国际通信卫星联网，即可实现跨州、跨国的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利用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可以将会议实况，例如会议参加者、各种图表以及讲演者等实况经卫星传送到各个相应的会场。如果召开的是国际会议，则与会者都可以在自己国家的会议室里，但互相都可以看见对方，并可进行讨论，宛如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一样。通过它可以进行各种学术研讨会，经验交流会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讲学。如果在国内建立这种系统，则可加强省与省之间以及校与校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可以利用这一系统实现跨省市的高校联合招收与培养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这样可以省去人员的流动，只需占用卫星上的一路电话线，而且此系统有双向功能，学生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老师也可以考核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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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案的编写要改革
长期以来，教案的编写都按着一个固定的模式。要写上教学的目的和要求，授课的时数、重点、难点，时间安排。有的学校要求教师把组织教学、谈话入题以及学生将怎样回答都写进教案，而且还要定期检查、评比。这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呢？
笔者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以五年制第九册小学语文（修订草案）为例，每学期若按十八周计算，共一百四十四课时，每课时编写教案五百字左右（中型），全学期需要写七万二千多字，期中、期末复习计划还未在内。一个有几十年教龄的老教师，只教案一项，就相当于一个多产作家作品的字数。而编写教案所用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间的两倍多。如果把这些时间用于钻研教材、辅导学生、探讨教学方法，会更有收益的。我主张教案的编写要溶合于课程之中。例如给教师印刷专门的课本，每行文字间留大一点空白，教师可以在上面评、点、圈、注，这样既节省时间，又有实用价值。 江苏省宿迁县 赵埝中心小学 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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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园丁新事
昼夜苦思成教具 四季交替见分明
许志平
“一年为什么会有四季？白天为什么会有长有短？”当天真的儿童这样寻根究底问你时，你怎样讲解才能使他们明白？北京市朝阳区电教馆的方展江老师自制了一个造型独特的地球运行仪，可以形象地演示昼夜与四季的变化，可以帮你解答孩子的问题。
方老师曾长期担任小学常识课的教学工作。他发现每当讲“昼夜和四季”这一内容时，小学生对极昼、极夜和回归线这些概念的理解十分模糊，很需要有一种能演示这一现象的模型。过去也有许多地理教师自制过地球运行仪，但是大多数采用电灯代替太阳照射地球仪的办法，由于室内光线强，晨昏线不清晰，学生仍然不容易弄明白。
能不能做一个既不用电动，也不用电灯模拟太阳的地球运行仪呢？方老师冥思苦想，辗转反侧。一天，他偶然想到了玻璃，顿觉心头一亮：玻璃是透明的，那么将玻璃做成球壳，在球壳里面装上黑白各半的映衬球，晨昏线不就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了吗？方老师立刻动手制做。没有现成的球壳，就从商店买来有机玻璃板，在煤气灶上加热，然后压成球壳。压碎的有机玻璃装了一麻袋，才终于做成了一个透明球壳。
第一台地球运行仪制出来了。方老师把它拿到课堂上一试，效果很好。这个地球运行仪不用电，用手一推，它就演示地球的公转与自转，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个教具。
1985年4月，教育部正式将这一设计纳入1985年度教学仪器设备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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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奶山羊生产领导小组成员，西北农业大学教授刘荫武，在陕西千阳县文家坡新文村向农民传授科学养羊技术。 邓志发 边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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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吴江
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
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1891年，一个名叫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青年作家写信给恩格斯，向恩格斯陈述他的写作计划，说他准备写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文章，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回信答复说，这项写作计划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恩格斯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实际解决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十九世纪已经不可能了，它至少须放到1900年即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才可能由实践提供某种解决办法。
恩格斯这个意见，是根据半个世纪经历的曲折道路得出的。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这是他们当时所能做到的最高成就了。为了使社会主义变成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之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图景、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只能根据历史事实和当时发展过程已得出的结论，进行这样那样的粗线条式的推论与设想。1886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郑重地声明，关于如何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大约在1849—1850年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过，实现这样的共产主义大概“需要经过若干年”，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同时胜利。然而，直到十九世纪结束，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投下它的足迹，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外壳最容易破裂的地方，运动的浪潮反而次第沉寂下去了。
但是恩格斯的期望并没有落空。二十世纪果然成为人类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不可忘记，二十世纪同时也是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世纪，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十世纪初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历史已经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阐述以及由此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趋势的结论，是正确的，与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是相符的。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大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或只有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点上起步，因此出现了一批经济上暂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说过，“如果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末将来终归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我们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列宁全集》第27卷第134页）
应当说，列宁当时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构想并没有超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图景。列宁最初设想从当时俄国的经济水平出发直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大概也不会超过几十年时间。后来实践很快证明这种设想不切实际。列宁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和687页）。
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改变，还只是涉及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提出新经济政策，而并不说明列宁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图景作了根本性的修改。虽然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必备标志，并且列宁已经有了关于从实际出发根据经验来划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怎样才算是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由于当时的条件，列宁最后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明确的指示。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其标志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
把以上这些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在理论上、原则上是不能反驳的，因为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居于统治的地位，那么这样的社会就理应叫做社会主义社会，正好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应叫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而不管它的经济发达程度如何。
中国在1956年宣布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按照上述的标准。
这里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提出改变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在内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而没有提出生产力方面的要求。仅仅达到改变所有制的要求，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若干年时间就行了。但是，获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名称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全建成或完全胜利呢？根据经验恐怕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现实的历史条件，这里要作出适当的区分。实现社会主义，或者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以确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标准；建成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则还必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早在1956年即刚进入社会主义那一年就已提出。1957年1月，在一次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说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同年，又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又说：“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同上第482页）稍早一点，毛泽东还说过：“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同上第139页）。
应当说，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的见解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实际上已指出，我们只是进入了不完全、不巩固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这毫无疑义是对的。只是此后，由于对新生产关系的作用的神化，他对发展生产力的速度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由于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条件，很自然地需要一个由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建成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篇尚未完成的文章。但根据经验已经可以确定，在我们的条件下，这个时期大致包含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时期的任务是要对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和个体小生产成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把全部国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经验证明，要实现经济领域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自始至终按照本国本民族的特点进行探索，为此就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能匆匆忙忙以进入社会主义、获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称号为满足。
第二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主要通过这一途径使初级形式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完备的、巩固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除上述条件外，还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于一般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公有制水平和较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政治上实现高度民主化，社会成员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较多地缩短工作日）以获得全面的教育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等等作为必备的标志。要达到这样的社会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不能不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紧紧抓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最主要最根本的环节，已居于统治地位和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有勇气和魄力运用一切足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特别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实现经济现代化。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长期性
迄今为止，人们有时在过渡问题上之所以犯错误，大都在于看不到或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这后一个特殊的阶段，企图超越这一阶段。确实，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未曾专门使用“社会主义建设”一词，没有提出要有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列宁开始使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这一新词，但列宁在当时也并不认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后来的实践虽然迫使人们承认这一阶段，但同样不认识这个阶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却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看成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
苏联在1936年宣布实现社会主义，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提出要在五年内“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1961年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早些时候，一度宣传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近年改变提法，认为苏联尚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
从五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世界骤然兴起了一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浪潮，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运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用各种方式鼓动人们的“共产主义”热情。
中国从事此项试验是从1958年开始。第一个号令就是“破”资产阶级法权（权利），“立”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精神。换句话说，就是“破”按劳分配的原则，“立”平均主义的权威；并从理论上批判社会主义的“巩固性”，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谈“巩固”，“巩固社会主义”就是停止向共产主义前进。与此同时，改变“过渡时期”的提法，将原来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分解性的提法，改变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一般性提法。这一改变虽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意义，因为在理论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原就包括马克思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内，但在上述情况下，这一改变显然是表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并不存在或者转瞬即逝，社会主义制度将很快为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
结果如何呢？结果象大家所看到的，这种“左”的运动实际上反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严重阻碍作用，延缓了历史的进程。
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今后几十年时间，我们将一心一意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当我们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时候，又立即发现：我们在过渡时期第一阶段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照搬别人的模式，脱离我国国情，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至少在形式上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甚至不同程度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因此，在当前，为了推进建设，我们首先面临着一个改革的任务，就是说，目前要把改革放在首位，不改革无从推进建设。
所谓改革，不是别的，就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逐步消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自身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管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所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别的，而是指最能够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要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历史阶段上稳稳地站住脚跟是很不容易的，正如三十年代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站稳脚跟使之能够抗拒“左”倾冒险主义的冲击曾经很不容易一样。多年狂热宣传的东西不会很快全部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左”倾共产主义的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向人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这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党人不以宣传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还算什么共产党人？事实说明，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也不会有真正从事革命的志趣与持久的热情。这里所谓理想，当然不限于抽象地谈共产主义的远景，必须包括达到这种远景的现实途径，包括改革的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爱国主义的理想，实现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理想，建成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等等。总之，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一定要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密切结合，不能与之脱节。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理论上适当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历史阶段的联系与区别，是我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实践上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关系，如前所述，却是摆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脱离实际而单啃书本，难免要得出这样那样的不适当的结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马克思未曾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严格加以区别，因而也未曾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加以区别。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首先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的论断。这无疑是马克思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条件所作出的科学论断。怎样对待这个论断？我以为，马克思提出这一论断不是为未来产生的社会主义规定一种固定的模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再三声明了的），因此，这个论断在应用时必须使之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自身的不同发展过程，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了。
如果我们现实地清醒地思考问题，不难看出，我们现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过程和发展程度和马克思原来设想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很不相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仅已经完全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了很高水平的统一的全社会公有制，甚至国家也变成了非政治性国家等等，这种社会主义已达到了可以开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水平，因此无需有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我们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则是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而来，其发展水平（包括公有制的内容和水平）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不仅有发展程度上量的差别，而且有部分质的差别，如果没有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可能获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就是我们面对着的历史事实和具体发展过程。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根据这种情况，很显然，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不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已经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社会性质的是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以此为转移的其他生产关系包括分配关系的性质。曾有人拿马克思预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发展水平和特征作为衡量我们的社会是否已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准，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解。另一方面，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轻易宣布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这如同我们在五十年代宣布说“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事了”一样，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这样做只能有害无益，因为这样实际上只能得出我们目前已经可以开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结论。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可以说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但是实际上的距离还很远。曾经在理论上阐述过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即使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实际处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也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时他除了指出必须重视“开始出现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以外，曾不止一次提醒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142、143页）。到了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更指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由于遇到新的复杂情况，这里实际上已有别于马克思原来的提法了。可见，那时列宁已在实践中察觉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要十分审慎从事。现在我们比列宁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的全部复杂性。我们过去经济体制上形成的某些弊端，例如，尽量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盛行产品调拨，过急地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并总想把它迅速拔高，国家力图用硬性的指令性计划来指挥全部经济活动等等，追根究底地说来，也不能不说是同我们主观上希望能够马上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认识和愿望有关。我们不了解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就其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来说，就具有象列宁所说的准备的性质，而且这种准备时期比列宁所设想的还要长得多，过渡形式也会复杂得多，一切将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式为转移。大家可能记得，我们党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曾说过一句十分中肯的话：“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目前也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消除我们体制上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关于现阶段是否有必要不仅宣传而且提倡“不计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不考虑个人的差别”的共产主义劳动问题。不错，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经强调宣传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当时正处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需要大大激发劳动者不计报酬条件的共产主义激情；同时，当时也认为共产主义比较容易实现，所以列宁曾满怀信心地对共青团员们说过：毫无疑问，你们将能够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愉快地生活！那个时候，列宁正是根据对于形势的这种估计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但尽管如此，列宁在宣传上还是有分寸的。就在1920年《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这篇讲到共产主义劳动问题的文章中，列宁也不忘记加以说明：“更正确些说，不是共产主义劳动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劳动问题”（《列宁选集》第4卷第175页）。大家知道，没有多久，军事共产主义以及平均主义的消极后果充分暴露出来了，迫使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在宣传上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劳动者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上，必须使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果直接挂起钩来。这时列宁着重论述的是，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来说，应当各尽所能地为社会为自己而劳动，不要斤斤计较个人所获报酬的多少，因为苏维埃国家还很穷；但对于国家来说，则必须严格执行按劳分配政策，因为这是目前条件下唯一能够促使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个别场合下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义务公演等等，自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精神，应当肯定；但现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承认个人差别、按劳计酬、多劳多得，并且实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金制度。列宁还指出，要找到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使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的尺度，认为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都没有解决而目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这场改革同样说明，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既不可囿于书本上所设想的模式，也不可囿于现实中某种固定的僵化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之所以得人心，有生命力，之所以必然是持续的而不是暂时的，就因为它不是从某种教条和脱离实际的模式出发，而是从当前社会主义的实际生活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它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必然趋势。
集中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是否会使共产主义的目标变得渺茫呢？不会的。恰恰相反，这样一来，我们将会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地、更有把握地奔向我们的远期目标——共产主义。
我们党再三说明，近期，我们的经济发展将经历两个阶段：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终了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实现“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预期从二十一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要使我们的经济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主义究竟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完备的形式，才能达到完全的胜利，就是说，要多长时间才能宣布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那种发展水平？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仍然不知道。如果不再有大的失误，到二十一世纪中期是否可能达到？或者还需要花掉整个二十一世纪的漫长时间？而在建成完备的经济上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是否就能马上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现在更难说准。虽然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过程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方程式，国内国际的变数很多，我们目前不可能预测，因此也不必过早地拿来争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反映了时代的特点。这种社会主义诞生以后，在实践中经过痛苦的探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好多事情被迫从头做过，人类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不管经历如何，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到来这样一个前景，却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
时代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二十世纪人类在探索“过渡”方面所走过的艰苦曲折的路程及其方法，对于人类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来说究竟有多少普遍意义？二十世纪以后人类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而向共产主义过渡？六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国家在经济上日益增长的作用，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某种变化等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方式、途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已经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都要由未来的实践经验来回答。每个原理都有它出现的时代。我们不能说赢得社会主义的方法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有一种，这是不可能的。
还是列宁说得对：“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不能动摇。但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我们创造性地运用它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新问题，敢于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目前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具有新的意义，我想，其原因主要也正表现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