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双百方针与法制保障
于浩成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春天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双百方针是党和国家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化的重要方针，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和竭诚拥护。然而它的贯彻执行情况却极不顺利。提出这一方针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后来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以后，随着“左”的思想的日益猖獗，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地连续不断，双百方针基本上没有实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打着“最最革命”的极左旗号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呻吟于他们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的暴虐统治之下；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被批斗或投入监狱；对林、江一伙稍有不满或意见不合的人也会以“恶毒攻击”的罪名受到迫害。其残酷程度与清代的文字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形下，双百方针当然完全被抛在一旁，连作为“民主”、“自由”装饰品的作用也被剥夺掉了。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适当口号和动辄大搞政治运动的不适当做法，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双百方针才重新被提出并恢复实行。然而，坦率地说，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有一些问题未能讨论清楚，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因此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还不能说是一帆风顺、毫无阻力的。这是在我们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着重思考的。
最近读到一些同志谈论双百方针的文章或讲话，他们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一方针，并对它在实践中遇到的挫折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他们往往把双百方针过去未能顺利实行的原因归结为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似乎只要我们今后划清了两者的界限，双百方针就会顺畅无阻地得到贯彻实行了。笔者对这一结论未敢苟同，前两年也曾著文发表过不同见解。实际上这一结论既不合理，又行不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首先，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划分清楚的。自然科学方面可能容易一些，这大概是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得以顺利进行并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的原因。在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确实是难以划清界限的。例如法学方面有个“无罪推定论”，至今就还是个禁区。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实际上采纳了这个原则，但谁要是写论文予以阐明，就往往会被认为与当前党和政府对刑事犯罪确定的“严打”方针唱反调，那不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了吗？经济学方面也是如此。当前，改革和四化建设可说是我国最大的政治，那末经济学方面的各种观点就很难说成是什么纯学术问题。其中一些观点如果被扣上“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往往是有口难辩的。至于政治学，顾名思义，研究的对象就是政治，而且同其他学科一样也要理论联系实际，那就总不能光谈亚里士多德，即使谈秦始皇和孟德斯鸠，恐怕也未必不会引起麻烦。前者就有影射之嫌，后者则大有美化资产阶级政治学家，进行“高级污染”之罪了。如果按照实行双百方针必须划清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之界限的理论，那么政治学首先应该重新被取消，正象它从建国初期起曾长期被取消那样；社会科学范围内其它学科的发展恐怕也仍然不会那么顺利和通畅。如果一个人在下笔作文或会上发言的时候，总在焦思苦虑，顾虑重重，担心哪一个提法越过了学术问题的界限而成为政治问题，那末他只好“口未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甚至干脆“三缄其口”了。在这种情况下，“百家争鸣”就也未免仍然是一句空话。
其次，如果我们赞同双百方针的实行必须以划清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为前提这样一种结论，那就等于说我们同意了，至少是默认了学术问题可以讨论，而政治问题不能讨论的主张。这显然是同党和政府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纲领相违背的。我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五条）。如果每个公民连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政治问题仍然是一个禁区，人们仍然不得不互相告诫“祸从口出”，力避“以言获罪”，那还算什么国家的主人，“高度民主”云云岂不都成了纸上谈兵了吗？当然，这绝非这些同志的本意，然而事实的逻辑恰恰正是如此。
双百方针实际上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政治民主的方针。三十年来，我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已证明，这是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过去这一方针未能顺利贯彻实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民主化的不足。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做到政治的民主化，而不是什么摆脱政治，避免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直接写入现行宪法，但《宪法》中同样的意思是有的。《宪法》第四十七条明白无误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只要真正将这一条付诸实施，双百方针自然也就实现了。
有人也许会问：你说政治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那么如果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该怎么办呢？我的答复是：发表反革命言论是触犯刑律的，应该依法治罪。这不属于实行双百方针的范围。换句话说，除了刑法上明确规定的反革命煽动宣传、泄露国家机密、造谣诽谤诬蔑他人名誉等等言论以外，只要不违犯宪法和法律，各种言论，包括文艺创作、学术著作在内，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每个公民既享有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民主权利，也享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的民主权利。人们如有不同意见，只能通过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更不能作组织上的惩处。正象胡启立同志1984年12月29日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所说的：“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只要我们不折不扣地照此去做，双百方针的贯彻实行就有了切实保障，过去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民主同法制实际上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民主是基础，法制是保障。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2月就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136页）因此，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实行不是哪一位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得到宪法保障的国家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我们要依法治国，就必须依靠法制的武器，同违反双百方针的各种表现坚决进行斗争。因为这是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和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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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
李凤鸣
西方近代史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秩序的长期斗争中，曾两次掀起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十五、十六世纪，是以意大利为发源地的文艺复兴；在十八世纪，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斗争目标，都是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反动势力。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两次思想革命在理论基础、表现形式、斗争手段、历史成果等方面又有很大差别。
意大利文艺复兴早在十四世纪已经开始。大诗人但丁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随着地中海沿岸佛罗伦萨等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市民资产者的思想代表打着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起而反对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用理论的和文学艺术的形式，倡导人文主义，反对宗教神学、教权主义。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前身。它是文艺复兴新文化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以人学反对神学，充分肯定现实世界与现实生活，颂扬人的伟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性反对神性，推崇人性的崇高圣洁，赞美血肉之躯和人生乐趣，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逃避现实生活；以世俗政治反对教权主义和教会统治，在承认上帝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反对教会黑暗和教士秽行；以崇尚科学文化、主张研究自然反对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等等。人文主义这种健康的、向上的新世界观，有力地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发展和文学艺术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的形成。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继但丁之后，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大诗人彼特拉克和以《十日谈》闻名世界的薄伽丘。他们二人与但丁并称文艺复兴初期文坛三杰。意大利文艺复兴在绘画和雕塑等艺术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大批第一流画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拉斐尔等等，创作了许多传世珍品，不但在技法上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而且使人文主义对人性、对生活、对理想的热望凝聚于创作实践之中，用艺术手段否定了宗教神学的陈腐说教。
但是给教会和神学以更沉重打击的还是哲学。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洛伦佐·瓦拉考证被教会奉为经典和特权依据的许多早期神学著作和教会文件是伪作，从而动摇了经院哲学的权威，冲击了教皇的神圣地位。瓦拉还在《论快乐》一书中，通过复兴伊壁鸠鲁的道德学说向宗教禁欲主义开火，有力地扩大了人文主义的影响。沿着瓦拉的足迹，皮科、彭波那齐、特莱肖、康帕内拉、布鲁诺等等一批又一批文艺复兴的理论战士，冒着宗教裁判所的火焰向教会和神学进攻，大力宣传哥白尼学说和其他科学成果，有的已经突破了反宗教信仰本身的时代局限，用本质上是唯物论的泛神论震撼了封建制度的精神大厦。
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通过学术和艺术的百花齐放，显示了早期资产阶级打碎封建统治精神枷锁的阶级意愿，那末到了十八世纪，当西方资产阶级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经过“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的洗礼，准备与封建势力进行最后一次决战的时候，为这次阶级大搏斗作思想准备的法国启蒙运动就以更鲜明的方式，反映了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摧毁教会反动势力而奋斗的决心。
法国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当时第三等级各个阶级和阶层代表人物参加的思想革命。这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伟大斗争，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各个思想领域，先后有二百余位启蒙学者参加，创造了法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启蒙运动继承和发扬文艺复兴的优良传统，把人文主义发展为概念清晰、观点明确、论证有力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
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决定了启蒙运动的性质。第三等级各阶层代表人物的广泛参加和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广泛展开，这两个有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定历史因素，又决定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反动势力的冲击，采取了百家争鸣的形式。在启蒙运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背景、各有专长的启蒙学者各抒己见，围绕科学和民主两大主题，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
从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启蒙学者的“阵容”可以看到这场反封建百家争鸣的广度。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十七世纪末的哲学家贝尔和科学家丰特涅尔，用怀疑论哲学和大力宣传最新科学成果，发动了对宗教神学的进攻，用科学精神熏陶了新一代思想家。进入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正式展开，发难的是一位造反的天主教神甫梅叶。梅叶在他的《遗书》中，揭露教会罪恶，控诉专制统治暴行，宣传无神论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堪称启蒙运动的先锋战士。三四十年代，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三位启蒙运动的主力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各具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伏尔泰以其多才多艺和六十年如一日地对教会、神学、宗教狂热和专制主义的顽强斗争赢得群众拥戴，成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孟德斯鸠对政治学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他具体规划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模式和各项基本制度，他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基础。卢梭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他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成为第三等级中下层群众的理论旗帜，在法国大革命中一度成为居支配地位的革命思想，在《人权宣言》和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政策中得到鲜明反映。五十年代后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狄德罗、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的编撰出版是高潮到来的标志。《百科全书》汇集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用科学精神扫除宗教迷误，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神学；《百科全书》共三十五卷，历时三十年始成，前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三十余人，撰稿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从而为启蒙思想的大汇集、启蒙思想家的大团结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恰当的形式。高潮到来的另一标志是启蒙思想在社会的两极引起回响：一方面，一部分上层开明人士，以贵族老米拉波、宫廷医生魁奈和财政大臣杜尔阁为代表，从封建营垒里分化出来，创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主张社会改革和向资本主义过渡；另一方面，身受封建压迫和资本剥削双重苦难的早期无产者群众，也通过自己的思想代表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和摩莱里并列于启蒙学者的行列，表达了现代无产阶级前辈的政治理想和经济要求。
从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和启蒙学者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到这场百家争鸣的深度。一个历时百年、众说纷纭、自发形成的思想运动，为什么始终没有偏离它所攻击的目标和它所追求的理想，除去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基本背景外，主要是思想家之间有大体一致的哲学信仰，运动有统一的理论基础。这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马克思说，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革命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这里所说的哲学革命，指的是反对宗教神学和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为了反对宗教唯心论，启蒙学者都运用了唯物论的理论武器。运动前期，伏尔泰等人倡导自然神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狄亚克，包括早年的狄德罗，都是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是与运动高潮到来之前的历史环境相适应的唯物论形式。高潮到来以后，以狄德罗为首，包括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脱颖而出，把唯物论哲学从自然神论发展为公开的无神论。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构成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同一发展链条上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他们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裁判者。在他们看来，正如科学体现了理性一样，民主以及由民主引伸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永恒理性和正义的体现，必须为之奋斗。虽然他们之间对这些政治范畴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并无区别。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是启蒙运动百家争鸣取得丰硕成果的又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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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北京召开艾思奇同志学术思想座谈会
不久前，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发起召开了艾思奇同志学术思想座谈会。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专家等二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认为，艾思奇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早在三十年代，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以别具一格的生动、通俗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受到了群众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欢迎，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五十年代初，党决定在全国干部中开展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艾思奇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担任社会发展史讲座主讲，全国有组织的听众即达五十万人，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发行上百万册，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普及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建国后第一本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它培训了广大干部和教育了新的青年一代。建国后十七年中，艾思奇主要在中央党校工作，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兼任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授课工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工作，对我国的理论事业和党校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大众哲学》是艾思奇的成名之作，现在人们在评价这本著作的价值时往往只注意其普及作用，而很少注意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某些深化。这些深化突出表现在对认识论的解释上。《大众哲学》讲认识论的篇幅虽然不多，作者自己也认为对认识过程未讲清楚，但与当时国内外著作相比确实有些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大众哲学》突出了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②反复论说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③对列宁关于认识真理的途径作了发挥，自觉地将发展的螺旋式的原理运用于认识过程；④《大众哲学》的认识结构具有其新颖之处，它没有讲具体的认识形式和思维方法，而着重讲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及实践的意义，这对后来毛泽东同志写作《实践论》有一定的启发。
还有的同志提出，艾思奇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毛泽东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三篇论著构成了他对中国现代哲学史思想的构架。艾思奇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贡献表现在：①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②较早地开拓性地研究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③努力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这是他在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最突出的成就。
到会的同志表示，应当学习艾思奇那种把哲学交给群众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写出新的《大众哲学》；学习他为时代需要而写作的精神，不断写出新的文章和著作，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学习他认真了解和研究实际和理论的精神，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和发展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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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
郑仲兵
八旗贵族，对于清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是史学界深切关注而又难度比较大的课题。杨学琛、周远廉合著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八旗贵族的专著。
这本书值得称道的有四个方面：
第一，它从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到1983年爱新觉罗·溥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民委副主任为止，详细叙述了八旗贵族驰骋疆场、创业兴邦、继之由盛而衰及至没落，最后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历史，勾画了四百年“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的沧桑变幻的基本轮廓。
第二，对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如宗室王公与异姓贵族的权势消长，八旗贵族的封建庄园，八旗贵族的阶级特性，清朝政局的重大事件，八旗贵族在政治、军事、科学、文艺、书画及史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八旗贵族的衰败，特别是民国年间王公贵族迅速没落的原因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八旗贵族集团由盛而衰的历史规律，发表了颇具新意的见解。
第三，史料翔实丰富，发掘了大量新的档案、调查资料和其它重要文献，对研究贵族史、庄园史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可以看出作者认真扎实的治学态度。
第四，逻辑严密，表达清晰，语言简洁，行文通畅，图文并茂。载有豫亲王多铎、信郡王多尼与二王的福晋、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辅政大臣一等公索尼等人的画像，还有王府、墓碑、册文等照片三十余幅。
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似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八旗贵族在政治上的腐败堕落及其影响，评述得不够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