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革命加做官”
谢云
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说过：“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真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啊！这段话，使我又想起《新星》里的顾荣。顾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个严重的官僚主义者，还是一个善耍权术的政客，抑或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帽子的尺寸，似乎都不完全合乎顾荣的脑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在四化建设的道路上，他决不是一个拉车前行的好手，而成了一块绊脚石。那么，他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的？
小说提供了一个概略。顾荣1945年参加革命时，“也是个蓬蓬勃勃的楞头青”，“几十年来，历经运动，用他的话讲，正面经验、反面教训他都有”，“他总算了解了中国国情，真正懂得了主观要符合客观”，“现在，他有了一整套习惯性的经验，有着一整套政治上的章法和条件反射”。顾荣的“官”做得不算很大，但他走的却正是这样一条路。他不是被某一颗糖衣炮弹所突然击中，而是在各种病菌的不断侵袭下，日积月累地慢性中毒的。自然，我们可以责备顾荣放松了对自己的改造，但决不能忽视几十年来客观的社会存在——这个最了不起的雕塑家，一方面，它塑造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党的优秀干部；同时另一方面也雕刻出顾荣这样的人物。顾荣的悲剧在于：他没有用自己的手去改造这位了不起的雕塑家的消极的一面，而是让它的消极面塑造了自己。
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资产阶级思想，不够正常的政治生活，频繁的政治运动，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的地位……，这就是顾荣几十年来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存在（自然也有党的教育，等等）。而其中，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力，尤其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这也是陈云同志早就说过的。当然，执政党的地位并不能决定一切，我们也不至于愚蠢到去埋怨这种地位，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地位使我们变得更强有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危险。而顾荣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那“强有力”，对于他便只是增加了“危险”的严重性。
李向南不管前面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要经历怎样的险阻曲折，我相信他终究将踏平荆棘，跨越激流，翻过峭壁，走向胜利，因为他有着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以后，他会怎样呢？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顾荣呢？坦率地说，我不能无所担心。因为把顾荣塑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各种不利因素，现在虽然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在改变，有些却基本如故，而且有些还有发展（例如不正之风的猖獗）。而从电视剧所提供的情况来看，李向南对此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他的民主作风和发挥集体智慧似乎也颇为欠缺，工作魄力与独断专行毕竟有原则区别。
民主是抵御各种病菌的防腐剂，而权力只有同民主结伴而行，才能防止滑向腐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我想，这该是李向南们和一切致力于我们改革事业的人们时刻萦绕在心，并不断地付诸实践的。
第8版()
专栏：
大自然和小儿女
卢晓渤
小草和大树
喂，大松树，请您帮帮忙，好吗？
我把和我一样小的小草领来了，让他住在您的身旁。请您教教他，怎样才能长得和您一样高大，让走累了的云儿，靠在他的肩头歇歇脚；怎样才能长得和您一样勇敢，不怕板起面孔吓唬人的夜晚；怎样才会有好多好多阳光般细细尖尖的叶弦，一年四季都能弹奏绿色的旋律……
您干嘛摇头呢？大松树，是嫌他太小太小吗？可您不也是从一棵小苗长大的吗？
小雨
你是唱着歌儿从天上走来作客的吗？你可知道自己的歌儿唱得有多么多么好听？去看看小树吧！他在拍起胖胖的绿巴掌，沙沙地和着你唱；去看看大山吧！他在颤着厚厚的胸脯，唔唔地和着你唱。
你是带着画笔到大地上来写生的吗？你可知道自己的水彩有多么多么鲜艳？请回头看看你描过的小花吧，红的更红，黄的更黄，他们的舞蹈也变得更加美丽。请回头看看你跑过的草地，象是铺满了晶莹莹的绿宝石，连他那最熟悉的马朋友，都惊诧着瞪大了眼睛。
噢，我要能也是一滴小雨该有多好。我会不停地唱着，不停地画着，为我心中这片可爱的土地。
晒不死和胭脂球
爷爷家的院子里，种着一片“晒不死”。它们是太阳的小乐队。每当太阳从山幕后刚刚登上蓝天的舞台，小乐手们就神气地扬起小喇叭，开始随着太阳的指挥演奏。
姥姥家的花园里，有一片胭脂球，它们是月亮合唱团的小歌手，别看它们好在白天闭眼休息，可你瞧吧，等星星把夜晚的舞台布置好了，小歌手们会立即张开口，唱起无字的小夜曲。
我向爷爷要了几棵“晒不死”，又向姥姥要了几株胭脂球，把它们一起种在我的窗下。从那天起，我的白天和黑夜都奏响了好听的乐曲。
如果我是那片云
我爱看天上的那一片云，那片白白的、会变化的云。瞧它一会儿变成只小黄狗，摇着尾巴，追着太阳跑；一会儿变成一只小灰羊，在草原上撒欢儿跳高。
我要是那片云，该有多好！我就变成一座桥，好长好长，好宽好宽，把蓝天和大地连起来。
让天上的星星都从桥上走下来，在大海里游泳，在果园里游戏。
让地上的人们都从桥上走上去，在银河里划起小船，在月宫里举行联欢。
我要是那片会变的云，我就变成彩虹一样的大桥，让天地之间，再也没有走不通的路。
第8版()
专栏：
我的好朋友 可可
第8版()
专栏：
苗青纸白菜花黄
——太行见闻
闻山
清明时节的太行山区，随眼望去，都是一幅幅明丽的水彩画。
我第三次来到辉县，进入太行山。1978年头一次来是初冬。我惊叹这雄伟的大山坚强不屈的性格，佩服辉县人民开山筑路，拦河治水的奋斗精神。在巉岩陡壁之下，荒凉峡谷之间，一座座清澈如明镜的水库，象一块块碧玉装饰着太行山的容颜。石门水库的石头大堤，高近百米，水库里浮起一片片乌云。走近细看，原来是一群群大鱼，在自在地来往遨游；当时人们放了鱼苗，却没时间顾及打鱼，几年间，便成了这般奇妙的景色。
但我还没见到过太行山春天的容貌。
这次我可惊奇了！汽车走近太行山。远处，蒙蒙雾气中，太行山仿佛穿着淡蓝带紫的衣裳，如梦方醒。小小的山村，石围的矮墙，被一丛丛桃花的红艳的云半遮住；眼前山脚下，一片平畴，横抹过一笔滴染着春天的翠绿，绿得如山泉的流水，那是刚刚返青的麦苗；忽然，飞过来几片夺目耀眼的柠檬黄，鲜艳得叫你几乎要眯起眼睛。那是盛开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光亮！
一个穿红衣裳的姑娘，骑着自行车，正慢慢地流入那一片翠绿、嫩黄……
你看，这美不？
突然，我看见了雪花！一点点，一簇簇，跳动在翠绿的麦苗里。
哦，是坟墓。一堆一堆的黄土，堆起来，尖尖的顶上压着白纸。那是老舍《茶馆》里几个老头儿为自己抛洒着送终的纸钱么？
汽车飞驰。那尖顶上的白帽子也越来越多，象蹲着一个个人，瞧着你跑。翠绿色的帷帐遮不住他们，太多了！那边，不到一亩地，竟坐着一大群。比一个班还多。还有散兵行。风吹着白帽子，摇晃着脑袋。
那僵枯的土堆，土堆下面的牙床，和活人抢着馍馍吃！
十亿多张嘴，每人只有一亩能生长麦、稻的地皮，现在得恭恭敬敬地给死者让开，由他们占据着。
记得头一次来时，土堆堆几乎没有了，有也极少。
一个公社书记发明了一个好办法——在太行山坚固的岩石上开个洞，请永远安息了的人们躺进去，封上洞口，立块碑，让山花、苍松和他们作伴；那位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的公社书记，最后也和别人住在一起。他死了也惦记着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好干部，值得大家尊敬，人们都怀念他。
当然，如果思想更解放些，那就是一把火，使自己成为大地的肥料。我在1957年为《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从祖国大好河山谈到火葬》，也是对美丽的河山的美受到破坏表示惋惜，有感而发。现在，有那么几船粮食出口了，是不是就该让那些不会呼吸的灵魂都稳坐“包厢”呢？
去年中秋，我到过洞庭湖西边、挨着沅江的常德市，宣传人工诱发根瘤菌对人民的好处，顺便去看看我们陶大诗人描画的桃花源妙境。
路上，同车的一位游客指着市郊一大片新盖的楼房说：“都是上等农田，谁愿盖房就盖房，用的都是政府机关名义，叫你没法吭声！一座常德县新城就这样搬到稻田里来了。”
“为什么？”
“在市里没那么舒展呗！现在他们想盖多少房子就盖，你看这一块地！”他用手指着公路边一圈红砖围墙。四周是碧绿的稻田，已经吐穗，围墙里正盖着楼房，有楼有院，象座别墅。一大片翠绿色就这样被分割、淹没了。
沅江平原的水乡秀色，和太行山大不一样，这儿是中国的粮仓。可这儿也象其它地方一样，干着砸破饭碗的事情。少说也有几万亩良田已化为乌有。若陶诗人有知，他还能不能那么悠然地采他的菊花呢？
我闭上眼睛，眼前又出现了那翠绿的麦地，耀眼的柠檬黄，和一片片雪白的纸钱。这白点点，朦朦胧胧，正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慢慢地增多、扩展……
活着的人们，却需要绿色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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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间晚唱
刘芳
乡村里热闹的时辰，莫过于傍晚时刻。
今晚农民技校开课，人们收工收得特别早。日头还有丈把高，金灿灿的霞光给村庄、田野、山村抹上红、镶上金，小溪流水，也揉进赤颜色，流进金色的梦里。几只鹅儿在尽情地戏水，传递着爱的讯息。收工回来的男女青年，丢几眼媚笑，撒一串笑声。
“喂，雀雀，走呗。”跃跃亮开嫩生生的嗓子喊，好脆好香。
“死丫头，急了呗，勇生准还没来。”芳芳伶牙俐齿。勇生是跃跃的相好。
“饶舌鬼，我撕烂你的嘴。”跃跃脸红了。
这农技学校，座落在村子的东头，占着村部一间房子。两排青翠的柏树，盘绕四周；婆娑的柳枝，轻拂池塘的水面。柳树下，池塘边，屋前屋后，到处坐满了人。看书的，谈笑的，说着村里新闻的姑娘、妇女，时而爆发出一串串“咯咯”的笑声。连六十开外的王耿大爷也兴致勃勃地来了。
“大爷，您老怕莫是学这玩艺带进棺材。”
“你晓得个屁！”大爷发火了，用长烟竿敲打着身边的石凳，两只眼睛瞪得铜钱大，“要是我没听课，我家的早稻准得收稻秆，张先生是禾郎中、财神爷。”他山羊胡子一捋，甜甜地笑了。
那边，跃跃在专心致志地看《科技报》，报上有篇文章，专讲柑桔栽培，按书上的法儿，准得高产！跃跃掏出笔，准备把它记下来，鬼灵精一般的芳芳捅了捅跃跃，跃跃这才记得勇生还没来，踮起脚尖，不时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心里七上八下，怎么也静不下来。唉，只差十分钟了，这该死的……
勇生终于来了，跃跃心头一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勇生喘着粗气，气呼呼地来到她身边。跃跃瞧瞧四周，飞快地掏出手帕，给他擦去汗珠，嗔怪道：“这时才来，看把你急的，象只落汤鸡。”
“阿福家的大水牛发胃病，我得去找点山药。上回农技站的陈老师讲过，山青青能整治这病。”
“想不到你还记得，派上了用场。”
“只是今晚的课……”
“傻瓜，回头我给你补上。”
“老师好！”这小伙子，油腔滑调，扮了一个鬼脸。
夜幕开始降临，落日的余辉照在人们喜孜孜的脸上，越发光彩。阵阵秋风，缓缓吹来，送来馥郁的稻香，沁人心脾。远处，传来婉转的歌声：“妹插田吆郎看水哟，幸福日子甜又甜哟，哥唱歌妹来连哟，幸福的日子赛神仙……”听得出，这是勇生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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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文谈
英国工人作家西利托
申奥
艾伦·西利托是英国的工人作家和诗人，也是国际笔会所推选的当代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他于1928年3月4日生于诺丁汉的一个工人家庭，十四岁时辍学，在当地的工厂做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皇家空军服役两年。
他的第一部小说是《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晨》（1958），描写诺丁汉贫民窟里青年工人的生活。他们贫困，受不到教育，对不公正的社会满怀仇恨。主人公阿瑟·西顿用啤酒瓶去砸资本家的窗户就表现了这种愤激之情。
在西利托其他的作品中也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英国当代青年的愤怒。例如在《威廉·波斯特斯之死》（1965）和《燃烧的树》（1967）中，主人公弗兰克·道利西到阿尔及利亚去参加当地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因为那里是用暴力推翻腐朽的殖民主义制度；他的另一部自传体小说《原料》（1972），追述了祖父母悲惨的一生，并控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控诉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
但是，西利托后期的作品转向描写人们的心理状态，特别是脱离社会现实孤立地描写人们的苦闷、沮丧、孤寂，如《说书人》（1979）表现了一个人由烦恼发展到疯狂。这样就丢掉了他早期的现实主义手法和战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