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绚烂转向平淡
唐弢
我最初知道夏丐尊先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家；我知道他是教育家，也不是因为他和叶圣陶先生合写了那时没有一个中学生不知道的《文心》，而是因为他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原书名《考莱——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爱的教育》在国际上不如卢梭的《爱弥儿》著名，但在中国，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却要超过——至少是不亚于《爱弥儿》。
读《爱的教育》时我还年轻，尚未到学校兼课。我的一个表弟在上海澄衷中学念初中，学校将《爱的教育》当作补充教材，每星期要学生交一篇读书笔记，表弟让我改笔记，有时干脆由我代笔。这样，我仔细地读了《爱的教育》，自己很受感动；我也完全同意译者在序文里对学校教育那种改来改去、举棋不定的做法的批评。他说：“好象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甚么？就是情，就是爱”。丐尊先生已经将他翻译《爱的教育》这本书的目的说得清清楚楚了。他到白马湖经亨颐主持的春晖中学教书，后来又协助匡互生他们在江湾创办立达学园，都是这一教育主张的实践。同时，这一主张和行为，又清晰地反衬出丐尊先生自身的形象：朴直，和善，诚敬，作为教育家，他自己便是“爱”的全部的化身。
我认识丐尊先生的时候他已由中年渐入老年，看上去完全是一位蔼然长者了。从他早年的事迹看，参加“木瓜之役”，支持一师《非孝》事件，救援“四·一二”被捕学生，仗义执言，气势凌厉，甚至被封为“四大金刚”；此时棱角依旧，原有的气势却已更多地成为内在的东西，从绚烂转向平淡。丐尊先生对佛典开始感到兴趣。他的好友李叔同在虎跑披薙，他虽引咎自责，深悔不该留他在杭州教书，不该介绍他读关于断食的文章，不该对他说“索性做了和尚”的愤激之谈，尽管如此，弘一法师也即李叔同的一言一行，还是对这位夏居士有着极深的影响，极大的魔力，这一点似乎难以解释，恰如丐尊先生自己所说，只见“因缘之不可思议”了。
但其实还是可以思议的。关键在于他们两人性格气质上的相似，他们都是从爱出发的。丐尊先生极称弘一法师“于艺事无所不精”，他自己也是博览群书，识见卓绝。我最佩服他在《〈弘一大师永怀录〉序》里对李叔同生平的概括，文章说：“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弘一法师的生平，从纵情声色的佳公子，高歌猛进的艺人志士，到严肃的教育者和苦修的头陀，走的也是一条从绚烂转向平淡的道路，而且他的绚烂是最华丽的绚烂，他的平淡也是最岑寂的平淡。大起大落，波澜壮阔。弘一法师说丐尊先生“执著于‘理’，而忽略了‘事’”，他自己相信“事理不二”，我以为这一点说得很好。他们两人的同而不同，可以从此中看到消息，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珍珠港事件发生，丐尊先生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约适夷合作，从日文重译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本生经》。我也偶尔去霞飞坊寓所拜访他，恰如过去常到开明书店编辑部闲谈一样。他为我写过一个小条幅，可惜被人借去铸版时丢失了。现在只保存着寄字时的一个短笺，其中说：“朴素不工书，谬承寄笺相强，惶悚实深，藏拙不得，乃靦然献丑，以应尊命，乞笑而存之可耳。”这是我现在保存着的丐尊先生唯一的手迹，日期为1941年5月14日晚。第二年10月，弘一法师圆寂于福建泉州，曾有遗书录偈语寄到上海，丐尊先生作联挽之。同年12月16日，为丐尊夫妇结婚四十周年，西方习惯称“羊毛婚”，章锡琛约王伯祥、顾均正、徐凋孚、索非等一共六对夫妇宴于夏寓，雪村先生即席赋诗四律，王伯祥、顾均正以及周振甫、王剑三、叶圣陶、贺昌群、朱佩弦、朱孟实、卢冀野、马夷初等均有和诗，表示乱离中的一点祝愿。我最喜欢的是丐尊先生自己的一首，他的诗是：
如幻前尘似水年，
佳期见月卌回圆。
悲欢磨得人偕老，
福寿敢术天予全。
故物都随烽火尽，
家山时入梦魂妍。
良宵且忘乱离苦，
珍重亲朋此醵筵！
“如幻前尘似水年”、“悲欢磨得人偕老”，可说是写尽自己的一生，读起来使人无限感慨，无限怅惘。而“故物都随烽火尽，家山时入梦魂妍”，豁达中仍有执持。爱是并不容易解脱的。或者这就是他和弘一法师最后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到底不能成为和尚，只能以居士终身的原因吧，他始终是“爱”的化身。
从绚烂转向平淡——我喜欢这样的平淡。
1986年2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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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如我是……”
沈迎选
有一家报刊上，开展了“假如我是市长”的讨论，引起市民们极大的关注，不少人竞相投书发表见仁见智的见解，市长本人亦表示了诚恳热情的态度。对报刊此种旨在发动群众，为领导献计献策的好意，似不必怀疑。市长“礼贤下士”注意倾听群众呼声的作风，同样十分值得称赞。这作法，或许可以说也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沟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感情，以至交流信息的一种形式吧！
然而，这样的活动是否有必要推而广之，都来个“假如我是县长”、“假如我是省长”、抑或假如我是什么长的讨论，好象也还需要斟酌。这种“假如”的活动，若只是为了领导同志能更好地听到群众的意见，那末，让群众去“假如我是市长”，倒不如让市长或什么长去“假如我是市民”。这起码须一下子深入到基层，设身处地的体察百姓的疾苦，那了解情况会更直接得多，感受也会深刻得多，能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胡耀邦同志好象从没用别人去“假如”，而是自己不辞辛劳地调查了千多个县。一个市长，再大些的一个省长，所管辖的地区、人口，总还是小得多。总之，即使联系群众，仍有个能反映出态度的方法问题，莫本末倒置，联系群众时还有个“官”的架子。
对“假如我是什么长”的活动，我还有另一层的忧虑。“假如”毕竟是假如，并非绝对就是事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群众对全局的情况难免有些不甚了了，所提意见中自会有虽合理但未必可行的成分，由于登在报上比不得对面的交谈，总是隔了一层，解释工作也很麻烦，这且不说。即便所提建议合理也能行得通，而领导却只是口头上称许或允诺，实际上并不去做，岂不只是平添了群众的空欢喜。这当然也属“假如”，然而又能奈何。所以，“假如”毕竟不是上策。
中国的古贤们，曾为“知”和“行”的关系争论不休。依我看，集思广益，博采众说，接受群众的意见自然重要；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不知“该怎样”，“如何做”，需要别人用“假如”来提醒（当然，这“知”中也有假知和真知，知浅和知深的区别，），而是“干不干”，即去不去“行”的问题。群众最有意见的也是这个。比如，对于人人痛恨的不正之风，盲而从之的不能说没有，其多数的恐还是明知不对仍要躲躲闪闪地去搞。于是才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对策，对付政策，你说他“知”也不“知”？至于那种“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干部，亦皆因是“知”和“行”上分了家。如此这般，若是靠群众“假如我是什么该怎么办”去规劝，岂不又是自己有病让别人吃药么？怕也是无济于事的。诚然，这样的情况与前面那种为更好地听到群众意见的干部，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因此，我以为“从我做起”的口号还是必要的，是讲从每个人做起，但就全社会、全局、整个单位来说，首先是从领导干部做起。党中央也强调纠正不正之风，先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在落实中，是完全用不着“假如”的，只要先正己身，一件一件，一步一步，落在实处，若如是，党风民风的根本好转，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最后还需再次申明，我并不是否定和贬低“假如我是市长”的那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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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小读者改编古典文学巨著
陈模
为青少年着想，叶君健同志曾提议，将世界文学名著加以改写、移植，这自然是件好事情。关于我国的古今文学名著的改写工作，这几年有的同志尝试着做一点，其中能够系统地做、成绩又比较突出的，要推吴庆先同志。
吴庆先从1980年起，就开始改写我国古代神话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1984年他又改写《水浒》，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三本巨著的改写本，合计八十万字，印销七十多万册，受到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欢迎。过去，我也看到过这几部巨著的改写本，有的是简单的删节，有的打乱了原书的结构，重新加以写过，或抽出其中精采的故事改写，自然各有千秋，效果不一。我以为，吴庆先同志在改写时，一切为小读者着想，既保持原著的基本内容、风格，又充分考虑到少年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他那种慎重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他的改写手法是独到的，又是煞费苦心的。
他改写《三国演义》，保持了原著的精华，删去了封建迷信色彩的内容。它以刘备、曹操、孙权之间的矛盾为主线，波澜起伏地展现了三国之间的斗争，使故事情节更加完整、集中；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等人物的性格，也更加突出、生动。《水浒》改写本舍弃了后四十九回，写到英雄大聚义时为止，三十多万字，分为三十回。这个篇幅对少年儿童或一般读者来说，还是合适的。原著七十一回后，也有一些精采的故事，如燕青打擂、李逵负荆请罪、寿张县乔坐衙等。删去可惜，改写本便也收进来，只是在时间上变动了一下。这样，《水浒》中的精华，改写本都保留下来了。
这些古典名著，既有闪光的民主性的思想，又有某些封建性的糟粕，如封建的正统观念，对农民起义的污蔑、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等，对缺乏批判能力的少年儿童，是有害无益的，吴庆先同志改写时都剔除了。对于原著中充满积极幻想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战胜妖魔鬼怪的故事，能体现不畏强暴、战胜邪恶势力的精神；而孔明做木牛流马运粮，用万安溪的泉水、草叶解瘴去毒，表现了古人征服自然、战胜灾害的美好理想，改写本都予以保留。
《三国演义》的语言简洁、明快，但半文半白，《水浒》、《西游记》的诗词大多空泛难懂，《水浒》中用了不少宋元时的口语，今天的小读者，读了也会感到别扭，改写者都用现代汉语改写，意思不大的词赋大多删除。在通俗易懂的原则下，他也适当选用了一些文言词语和句式，以求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古典文学的语言风格。这是一种严谨的做法。
近几年来，一方面有吴庆先这样的同志为了古典文学名著的通俗化，从事严肃的改写工作；另一方面又有不少人为了捞钱，粗制滥造了许多庸俗的武侠小说，在少年儿童中形成一种“武侠热”。他们不安心上课，课余武斗、打群架，引起好些家长、教师的忧虑。杜撰和出版这种庸俗的武侠小说的人，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低劣的书，将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鲁迅先生说得好：“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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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衣·手套·鬼眼睛
史明迅
北京春日多风，昔时风沙尤甚，为抵御风沙的侵袭，人们制作了种种防护用品。
我国晋代已有面衣，《晋书·惠帝纪》载一事云：永兴元年，行次新安，寒甚，帝堕马伤足，尚书高光进面衣。可见，那时的面衣仅是一种御寒服饰。北京人戴面衣却与此不同。据《晚明二十家小品》收入的屠赤水《在京与友人》一文记载：“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面衣即是面纱，风沙扑面，赖此遮护。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一书中，也提到明代北京居民普遍有戴面纱的习惯：“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北京人的这一习惯至今犹存，只是仅见于妇女而已。
手套在汉代即已出现，宋人把五指分开的手套叫“五指子”，人们用它一般也是为了御寒。但北京人却还用它防尘。近代学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述了光绪七年他在北京的一段见闻：“道中浊尘扑衣，……行人皆戴眼纱，头及两手亦有风帽手套等物以为抵御”。除手套以外，文中提到的风帽当与利玛窦之所见略同。至于眼纱，还另有名目。
旧京有出售平光眼镜者，以防灰沙吹入目中，但索价太昂。平民只得另觅他法，以眼罩代之。元人熊梦祥《析津志》一书中，已有关于北京人戴眼罩的记载。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则云：“京师则有以鱿为之者，略如普通之眼镜，曰‘鬼眼睛’”。这种眼罩与眼纱类似，戴起来远不如平光眼镜美观。其名称虽然也不大雅，但它价格低廉，又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所以仍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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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悄悄长大的童话
张俊以
春雨小姑娘春雨小姑娘摇着清脆的铃铛摇醒了小溪小溪一个把式跳下山岗摇醒了小草小草钻出被窝举起了沾着泥巴的小巴掌春雨小姑娘你能不能摇醒睡在烈士碑下的叔叔让他听小鸟歌唱
青蛙青蛙是绿色的小吉普车在山坡上奔跑着咕、咕、咕悦耳的响笛留在飘香的山坡……它去干什么它要去巡逻最近稻田里发现了高级间谍顺着弯弯的山间小路把车开到稻田边草梗里静静地潜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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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幽泉（水印木刻） 廖有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