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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值得尊敬的智力劳动者
——赞朱光潜先生的学风
罗大冈
3月上旬，我正在协和医院病床上受病魔折磨，接连听到丁玲与朱光潜病逝的噩耗，心情十分沉重。
只有勤奋的劳动者配称为真正的人。而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尤其是智力劳动者（或称脑力劳动者，泛称知识分子），很难说能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因为这件工作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又产生在他思想中。一个热爱劳动的智力劳动者，必然是热爱未来的人，必然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人类前途的人，而不是眼光短浅，只看见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前途的人。如果他只看见自己的前途，那么为什么到了八九十岁，还要至死不懈地劳动，象朱光潜先生一样？最近我看到一篇短文介绍朱先生死前不久的日子里的生活情况，使我深为感动。有一天，朱先生家里的人发现他用两脚两手在楼梯上向上爬，赶紧把他抱下来，放在床上。他的寝室在一楼，他的书室则在二楼。家人问他为什么要爬上楼去？他说还有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最后几句重要的话没有写完，必须去写出来。这件事发生在离开他去世前几天，那时，朱先生已经不能自己站立和步行。只要他一息尚存，永远不会忘记工作。这是智力劳动者的典型形象。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从我的健康情况看，我准备明天早晨就被人发现我已长眠不醒了；从我的工作需要来看，我制订了再活一百年的计划”（大意）。这就是智力劳动者的伟大的胸怀和大无畏精神。
接近朱光潜先生的人都知道，朱先生平日作息时间是掌握得十分严格的。他每天早晨出去慢跑或散步，时间之准确简直和传说中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一样。时间对于智力劳动者来说是多么宝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朱光潜先生六十多岁精力比较旺盛的时间浪费了十年之久。虽然从外表上看，他始终以哲学家的态度，逆来顺受，处之泰然，可是心中为他的工作而着急是可想而知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朱先生加紧工作，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每日完成很高的工作量。从七十到八十岁这一段时间，他做了许多工作，包括著作和翻译。这种不辞辛劳，死而后已的情况，在中外文化史上也属罕见。
朱先生平日用各种办法，避免为不必要的事浪费时间，从而保证他每日的工作时间。他家里有书室，可是他经常不在自己的书室中用功，而在系办公楼或图书馆找一间小室隐居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隐居之处。这是为了躲开一些有闲之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去找他，浪费他的时间。朱先生平日沉默寡言，在必要的对答时，也简明扼要。我从未见过他和人聊闲天，拖泥带水，长篇大论。他的文风基本上也如此，直截了当，言简意赅。
我和朱先生相识将近有四十年之久，从来没有和他进行过一次长篇的谈话。他向我说的，或回答我的话，似乎有一条规律：每次不超过三句。有时我故意找一个话题，想逗引他打开话匣子，多谈几句他的满肚学问，他就是闭口不谈。我想引起他多说几句话（往往是和他单独相处，旁边并无第三者）的企图完全彻底失败了，没有一次获得成功，哪怕极小的成功。在我接触过的当代文人学者之中，象这样高度缄默，这样严格节言的例子是非常少的。朱先生有每天晚餐时喝一小杯酒的习惯。有时在会议期间，偶然在餐桌上大家喝一点酒，朱先生也喝一点，决不过量。他喝了一盅酒就有点微醺之意，脸上红晕充满笑容。但是他的话匣子却不因此而打开，反而锁得更紧了。他含笑听别人说醉话，自己一个字也不说，保持他永远清醒的沉默。
朱先生是个学者，性格内倾，平日耽于深思而疏于言谈。由于他这个爱沉默的习惯，同时又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很少去探访他。只有在开某些会议时，有机会和他在一起讨论问题。在开会时，他发言也极少，从来不长篇大论，他三言两语，句句中肯，而且很有力量，所以话虽不多，影响很大，往往起决定性作用。有一次会议，讨论几个中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晋升问题。按规定，晋升者必须发表过论文，可是在讨论的名单中恰好有一位同志只发表过若干篇翻译，没有发表过论文。大家认为此人不能晋升，可以不必讨论。朱先生却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一篇质量很高的翻译，其学术价值并不亚于论文。内容空虚的论文，学术价值反不如翻译。而且时下的风气，有些研究工作者连原文原著、外文材料都看不懂，就可以东抄西抄，写出一篇洋洋万言的论文。而翻译者至少要精通外语，读过外文原著。由于朱先生的发言，结果会上通过那位没有发表过论文的同志破格晋升。
又有一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审阅关于外国文学条目初稿的会议上，有一篇至少有一万字以上的长稿，质量显然较差，多数与会的同志认为不能用，但是个别同志还替这篇稿子说情。朱先生发言了。他毫不客气地说这篇稿子“没有一个字拿得出去！”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一说出来，使会议室中一时鸦雀无声。我也暗暗地诧异。这还是第一次听见朱先生说分量这样重、这样毫不留情的话，同时又佩服朱先生据理力争、正直不阿的学者态度。该不留情面的时刻，他是敢于不留情面的。结果，那篇文稿当然被会议彻底否定了。
朱光潜先生学识渊博，除了他的专长美学之外，对于外国文学也有一定的造诣。但他一生专门介绍西方古典美学理论，专攻一门，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成就。这种专心致志，集中毕生时间精力于一点的治学态度，是朱光潜先生学风中最令人佩服、最值得学习的优点。
朱先生是我所接触到的我国当代文科方面的学者中最令我尊敬和钦佩的代表人物。他对别人的工作是严格要求的，对自己的工作态度也很严谨。这是他学风的又一优点。朱先生能阅读好几种西方语言：德、英、法、意、俄。俄语是他在北大俄语系参加“速成班”突击学会的。那时大约五十年代末期，朱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也参加了俄语速成班，结业时还考了个“5”分，但是学完之后就扔在一边，没有继续用功，到今天，连俄文字母也忘记光了。朱先生后来却从俄语译书。他虽然知识广博，写文章时却从来不东引一句，西抄一句，炫耀自己博学（这本是许多学者的通病，连罗曼·罗兰也有这种学究气的习惯）。朱光潜先生的文章朴实、诚笃、直率、简练，有如其人。他为人毫无世故气，为文毫无江湖气。这种风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论年龄，朱先生不过比我大十一岁；论学识，他是我的老前辈。我和他相处之时，一直是以师长对待他的。我在杭州上初中时，朱先生大约已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等我考上高中后，见到一本非同一般的文学期刊，它的名字却叫《一般》。我在《一般》上第一次读到朱光潜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其中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心里想：“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论艺术的来源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和“美神”（阿波罗）的冲突，也就是灵和肉的冲突，觉得非常新颖。后来才知道那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却非常新奇。
青少年时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我始终爱好美学理论，但是并不喜欢把这种抽象理论的探讨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相反，我非常注意我们中国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言论著作。我在国外听说朱先生发表了一部著作《文艺心理学》，蜚声一时，大受欢迎。可惜我在国外见不到这本书。1947年4月底，我终于回到了离开已经十余年的祖国，回到上海，我立即去买了一本《文艺心理学》来看。
1947年第三季度起，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星期日常常坐火车到北平（北京）去探亲访友。有一天，我到沙滩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去拜访了朱光潜先生，那是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在谈话中，我提到我十分爱读的他的名著《文艺心理学》，也提到法国学者德拉夸的《艺术心理学》。我冒昧地问朱先生，他写作《文艺心理学》时，是不是在德拉夸的《艺术心理学》中得到一些重要启发。朱先生只是默默地轻轻点了一下头。
我非常佩服而且赞美朱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所采用的方法。那就是用中国文学（主要是诗词）以及艺术（主要是绘画）举一些例子，来阐明西方的美学基本概念。朱先生后来没有再用这个方式写别的著作，我感到遗憾。可是我从未把这个意见对朱先生说过。
朱先生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介绍西方古典美学理论，孜孜不倦，积数十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在晚年完成了他的巨著《西方美学史》，对我国学术界做出重大的贡献。他的精神和毅力令人佩服，他的学风值得我们学习。
把一门外国的学术思想移植到中国来，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以外国的学术为借鉴，按照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民族风格和现实需要，建树我国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美学也不例外，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有我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要建立这一体系，有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必须先打下坚实基础：首先是研究和整理我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理论，其中往往有精深的合乎科学道理的见解；其次介绍外国的理论，包括古代理论与现代理论两大方面。这种研究工作，不用说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人包办，即使其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部门，往往也不是由一个人尽毕生之力所能完成。比如外国古典美学理论方面，朱光潜先生尽毕生之力，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方面的工作并未做完，还需要后人继续努力。因此我们的学术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需要许多的朱光潜式的学者，尽心竭力，埋头苦干。无论从人格，从学风而论，朱光潜先生配称我国当代学人的表率。我建议掌握朱先生生平事迹具体资料的同志，写一部详尽正确的朱光潜评传，供后人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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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本报文艺部邀集的座谈会上
老作者畅谈“双百”方针
本报讯 记者舒展报道：今年五月，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也临近一九五六年七月本报改版三十周年。本报文艺部于五月十四日邀集部分在京同志，座谈双百方针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多年来一直支持报纸的老作者李锐、林林、曾彦修、严文井、萧乾、冯亦代、戈扬、舒芜、戴文葆、冒舒諲、黄宗江、于浩成、李国文、刘征、邵燕祥、林文山、焦勇夫、柳萌、陈小川等同志。
与会同志首先对三十年前积极贯彻双百方针、主持《人民日报》改版的邓拓、林淡秋等同志以及十年动乱被迫害致死的冯雪峰、邵荃麟、吴晗、孟超、徐懋庸、王任叔、陈笑雨等老杂文家，表示深切怀念。大家称他们为贯彻双百方针的先驱者。大家对于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双百方针终于得以贯彻表示珍惜，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双百方针的历程也进行了严肃的反思。
与会的同志说，双百方针是与国家的政治民主紧密相连的，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而不能靠人治，看哪一个领导人的眼色、雅量和宽容与否行事。再也不能搞有权力就有真理了！否则就会余悸难消，鸦雀无声。以前习惯说划清政治与学术的界限，似乎学术讨论允许自由，而与政治有关的讨论则没有自由。这种提法是不科学、不准确的。政治学、法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这些学科的学术怎么能不讨论历史的与当代的政治？作为国家主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只能讨论学术，禁止议论政治，这岂非本末倒置？事实上，人代大会、政协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讨论会，都在议政，广开言路，思想活跃，对四化建设大有益处。当然，界限是有的，那就是看他是否违反宪法、触犯刑律，是否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与会者认为：双百方针也是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一项根本方针。从我国春秋战国、欧洲文艺复兴、法国革命等重大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大发展看，都是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先导的。因此，不论是科学还是文学艺术，应当鼓励而且保障千万有识之士勇敢探索，大胆创新，要变“枪打出头鸟”为保护“出头鸟”。几年前，胡耀邦同志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剧所进行的严肃、热诚、耐心、说理的批评，即是具体贯彻双百方针的楷模，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和襟怀。
与会者热切地认为，对双百方针还需要大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象普及法律常识那样，向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战线、文化部门的同志以及全国人民普及双百方针，使他们同科学家、文艺家一起从封建意识、极左思潮、资产阶级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思想积淀中解放出来，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普及不等于清谈，呐喊不等于空喊，有针对性的议论不等于泛泛地坐而论道。
参加座谈会的不少同志，都是在一九五七年由于写文章而被错划为右派的。回首往事，感触良多。有一位曾遭错划的老同志说，实行双百方针的道路是坑坑洼洼极不平坦的，一九五七年我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填坑的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百方针在实行中愈来愈见成效，的确是最好的时期，但还可能有风风雨雨，我准备再当一名填坑的人。
座谈会上，大家谈笑风生，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三十年前参加过邓拓同志主持的改版座谈会的老作者说：这次会议接触的问题之广之深和宽松气氛，都显示了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带给幸存者、后来者的思想上的成熟。最后，大家乐观地认为要有一个“不要怕”的精神状态，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信任，是对党中央的信任，是对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最实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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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枝叶
敢闯新路
——漓江出版社巡礼
吕京
在风景秀美的漓江边，有一个以出版外国文学译著而引人注目的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它原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社，自1981年开始出书，1985年3月成为实体，主要出版中外文艺、美术、旅游、书法读物。
漓江出版社被人们称为“八十年代崛起的外国文学出版新军”。它起步虽晚，却以一种顽强的拚搏精神，在外国文学这块丰饶而又芜杂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至今已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中篇名作选》、《漓江译丛》、《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和《艺苑人物丛书》等系列化的译著，并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新老翻译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系漓江社独家产品，规模大，难度高，显示了出版家的雄心和胆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独辟蹊径，发掘人们尚未注意而又值得优先介绍的作品。编选者一是抓流派，如安德烈耶夫的小说、勃洛克和叶塞宁的诗歌、波德莱尔的散文等等；二是抓层次，将一些在外国文学史上并不十分显要，但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如列斯科夫的小说收入丛书，填补了我国译介工作的空白。此外，它还积极出版了《域外诗丛》和一批外国文艺理论书籍，如《马克思主义和美学》、《马尔罗研究》、《雨果创作评论集》等等，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需要，为文艺创作、研究和评论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参考的资料。目前，该社已出版各类外国文学作品一百余种。这个数字在浩瀚的书海中虽然微不足道，但由于选题精、章法明、译者阵容强大、装帧新颖大方、印制质量较好，加之出书周期短，从而受到专家和读者的好评。
漓江社创业初期，外国文学的出版只有一个编辑在唱“独角戏”，他就是现任副总编辑刘硕良。1980年，出版界正出现一股侦破、推理小说热，他没有去赶“浪头”，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劫后余生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急需突破“左”的禁锢，有计划地介绍那些具有较高文学价值，代表不同流派和风格，能帮助读者开拓视野的作品。为此，一开首便推出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第一种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第二种是法国浪漫派作家贝纳丹的《保尔和薇吉妮》。书一出版，立即引起了翻译界的注意，受到读者的欢迎，先后印行数十万册。这套丛书以后印行的十余种，绝大多数发行量都比较大。漓江社的实践证明，尽管外国文学出版界竞争激烈，但只要广泛听取专家、读者意见，深入钻研，善于规划，避免零敲碎打，盲目随风，还是可以闯出新路，逐步形成各自的特色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漓江出版社规模小、资历浅，是出版界的“小弟弟”，但它在外国文学出版方面敢于挑重大新颖的选题，团结了国内译界的精英，这就请来了“仙”，抓住了“龙”，也就无怪乎它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有了点灵气和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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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作嫁苦亦甘
梅影
编辑苦吗？为人作嫁、披沙拣金，应当说有苦有累。但作为一个编辑，我也自得其乐，乐在其中。每当我编的书问世，读者说得几声“好”，书店门市部不几日就抢购完了，那种喜悦之情，就象缝衣匠全力以赴做了一件嫁衣，新娘穿在身上，世人夸那新娘美丽，缝衣匠也绽开了笑颜一样。
但这缝衣匠的辛劳，常常是不被人理解的。有人说，书稿嘛，是作家写的，译者翻的，编辑只是标标字体，改改简化字罢了。人们也许认为如今作者都是名家，其著译稿已是字字珠玑，用不着你再字斟句酌，润色加工了。一位友人甚至说，有个初中文化，就可以干编辑了。
我作嫁衣多年，两鬓都让这针线功夫给染白了，自知这作嫁衣辛劳的个中三昧，颇有感触。
随着文化的兴盛，著译者的队伍日益扩大，投来的书稿也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编辑便得从三五本以至上十本书稿中去比较，去选择，发现那一本较好或最好的书稿。每日里埋头在书稿的大海里捞针。也许有人说，有的放矢嘛，去约名家写吧，何必花费许多无效劳动？他哪里知道：一，投稿得有人看，这是对作者负责；二，光是把眼睛盯着名家，不注意从更大的作者群中发现“未来的名家”，名家岂不后继无人么？我是个处理翻译作品的编辑，我的工作实践告诉我，译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汉语，一支外文。两支笔兼而有之的名家固然不少，但从全局看，只有支把笔或一支半笔的作者毕竟是这支队伍的主体，编辑人员是无法也不应该把他们拒之门外的。
就说标标字体、改改繁体字的技术性工作吧，这也是不胜其烦的。读者哪知道编辑的头发都白在这上面了哇。一本书稿首先得通读一遍，决定取舍，然后加工润色。左一改，右一改，书稿不符合“齐、洁、实”的要求，印刷厂不要，又得找人誊正。誊一次，编辑又得十几万字、几十万字地看一次；誊两次（有时只是因为作者不是一个人，用的稿纸规格没有统一，印刷厂也要你誊正），编辑还得看两遍。而誊稿人中工于文字的又不多，留下的一些差错还得让编辑解决。
书稿发排后，清样送来了，规定你一定时间看完，这可不象看小说那样轻松。差错就象精灵，一下就在你眼皮底下滑过去了。你要稍有大意，书出来后，就会留下那么几处、几十处遗憾。典故没核对，出处未查明，注释有残缺，当编辑的也得代办。
有时遇到不愉快的事，你也得领受。编辑花大功夫在原稿中加工求准、润色求精了，知情的著译者体谅你，领你的情。但也确实有人自恃才高名重，不同你很好地合作，甚至说编辑工作只能是剪刀加浆糊，标标字体。
其实，社会对一个编辑的要求，何尝不是希望他能耐大大的，又能看稿，又能著译？自从编辑成了一门职业，多少有名的作家不就是从编辑起家，或者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吗？编辑队伍在更新、充实的过程中，有的暂时还缺乏一个编辑应有的高水平，这是现实，也是事物发展本身的规律。但是编辑工作作为一门特殊的事业，需要踏踏实实、严肃认真的作风，需要任劳任怨、皓首穷经的态度，编辑工作在文化建设上不可轻视。
现在，有的出版物上把“责任编辑”的名字加署在版权页上，以示对作嫁衣者的重视；作品获奖了，责任编辑的名字也提一提。其实，作嫁衣者从来都不善于计较嫁衣的工价，而是但得新人添姿色，一片苦心已报酬。我还是说，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乐无穷；为人梯者，其福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