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
刘家泉 甘永梅
1938年6月,宋庆龄团结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是她矢志献身于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辉一页,在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史诗中写下了璀璨的篇章。
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旗帜下,争取海外朋友和华侨援助抗战的桥梁,也是中国人民联系世界人民的纽带。宋庆龄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在海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团结海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壮大人民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保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公开声称:它的“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争取民主的救济”,“哪里最需要就帮助那里”。它扶危济难,给全国各地的难民、灾胞、伤兵、孤儿以有力的帮助;它更不畏艰难险阻,冲破重重封锁,给在极为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重大的援助。
(一)
为了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对中国抗日战争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首先,宋庆龄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她发表了大量文章和对外广播演说,并致函海外友人,着重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和它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作用。
(1)她正确地阐明了中国抗战的性质和它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她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为民族生存、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而且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
“我们当前的世界正面临到和平与民主势力对战争与法西斯势力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的生死斗争”①。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权利的战争”②。她纵观全局,明确指出,中国和中国的抗日战场的重要地位:中国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关键性的地区”,甚至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地区”③。一个独立的“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并且“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出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④。事实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进而征服世界的狂妄企图,正如宋庆龄所说:“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⑤。
(2)她指出,中国有权要求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提供帮助,而且帮助中国也就是帮助了自己。宋庆龄在1939年5月《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指出:“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将来会给你们更多的帮助”⑥。因此,中国抗战理应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援助。为了强调这种援助的重要,她还剖陈利害,说明中国抗日战争和英美等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她说:“我们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末,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⑦后来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中更明确指出:“中国战斗得越有力量,对日战争就越会缩短,美国人民生命的损失就越会减少,所以中国抗战与美国工人的利益休戚攸关”⑧。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是相互支援的,所以要求国际援助绝不是“乞讨”。保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公开声明反对把任何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施”,“或用来做为政治影响的武器”⑨。宋庆龄还严正地批驳了所谓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的错误论调,说:“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⑩。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
(3)宋庆龄还强调援助的重点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和英美等国政府都曾给中国抗战以一定的物质援助,但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地坚持抗战、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却得不到应得的援助。正如宋庆龄所指出的,人民武装“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她赞扬“人民战争是一个经济落后与缺乏武装的国家能够击退一个优势装备的侵略者的唯一的武器”,中国抗战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表现得“最伟大和最有力量”?。因此,理应把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作为援助的重点。
在宋庆龄的直接关怀下,在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保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的主持下,保盟开展了出色的宣传工作,大量报道了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奋勇杀敌的英勇事迹。保盟从成立到1939年4月的初创阶段,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七种宣传品,其中五种是油印的《时事通讯》?。1939年4月1日,保盟正式铅印出版了著名的《保盟两周通讯》,它以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内容真实、报道及时,赢得海内外人民的欢迎。同时还出版发行了《保盟报告》和各种小册子。这些书刊广泛发行到欧、美、东南亚各国,“遍及五大洲”,对联络国际、沟通信息、帮助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需要,动员他们以金钱和最急需的物资支援中国抗战特别是支援八路军、新四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保盟还积极支援当时香港的进步文化新闻事业。如在香港出版的主张正义的《华商报》,就是由保盟拨款创办的。
保盟不但出版定期刊物,还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如它印制的形象生动、寓意深刻、通俗易懂、引人注目的套色招贴画,曾张贴在世界很多城市的街头巷尾,对唤起海外友人和华侨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也起了动员作用。
保盟还在不同形势下采取不同的方式坚持做好宣传工作。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保盟总部被迫迁往重庆,在国民党新闻封锁、印刷困难的条件下,保盟的一些文字材料及其所属的一些刊物就在重庆编辑,寄往海外出版,如1943年的“保盟报告”(又名《游击战下的中国》),就是在纽约出版发行的。为了及时向国外报道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的英勇事迹,保盟还常常邀请从敌后抗日根据地出来的人参加会议,请他们讲述在抗日根据地的观感和了解到的情况,然后整理写成文章寄到国外发表。
由于宋庆龄和保盟进行了出色的、有效的宣传工作,广大的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这就为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人民军队、抗日根据地的援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
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宋庆龄为了使保盟的工作获得国内外人民的广泛支持,以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在国内外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为巩固和扩大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支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庆龄一贯认为,“统一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继续和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证”?。而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正是宋庆龄建立保卫中国同盟的一个重要宗旨。她在发起保盟时,就以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团结在政治上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宋子文、孙科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并邀请宋子文担任保盟会长。她还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嫌释怨,和由于政治歧见长期不来往的同胞姊妹宋霭龄、宋美龄等在香港公开场合露面,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注目。1940年3月,宋氏三姊妹共同出席了香港各爱国团体举行的一次集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宋美龄高度赞扬了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对中国战时救济所作的工作?。宋庆龄对宋美龄主持的伤兵之友运动也给予支持,保盟还对伤兵之友运动捐款资助。同年4月,宋氏三姊妹联袂由港飞渝,访问了重庆、成都,共同参加了慰问伤兵、探视难童、参观“工合”、巡视市区等多种活动。宋庆龄还出席了宋美龄、宋霭龄主持召开的欢迎会,蒋介石亲自致了欢迎词?。三姊妹还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及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向美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表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这在当时对促进团结抗战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在国际上,由于通过舆论宣传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美国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以及美、英、法等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各种援华团体纷纷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英国还将很多援华团体联合起来,分别建立了美、英联合援华会。宋庆龄曾多次亲自给美、英援华会等团体写信,要求它们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和参加援华团体,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宋庆龄以她独特的政治地位、崇高的威望和真理、正义的声音博得各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如美国援华会就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的支持。保盟为了筹募医疗救济基金,在香港五个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收集了几千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巴黎开设义卖市场。纽约的义卖市场就是由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罗斯福总统夫人领导的知名人士组成的资助委员会倡办的?。宋庆龄还亲自出面做国际上层人士的工作。如当纽约海关不允许为开办义卖市场所需的艺术珍品免税进口时,就由宋庆龄亲自领衔、香港五个妇女团体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夫人,要求她协助解决?。宋庆龄还多次会见香港总督和国外的一些富商巨贾,在她的感召下,香港总督罗富国曾积极支持和参加保盟发起的为支援“工合”、筹募救济基金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一碗饭运动”。另一位香港总督杨慕琦,也曾亲自为保盟主办过一次筹募基金的运动。很多外国的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为支援保盟慷慨解囊。保盟得到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如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保盟的,就有遍及美、英、加、新、印等各国的社会团体一百多个,以及无数的个人?。这些说明保盟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也说明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身居异乡、心怀祖国、对祖国兴衰感受倍切的千百万华侨,为了抗战救国,更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由陈嘉赓领导的著名的“南侨总会”)、“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等各种华侨救亡团体的领导下,华侨救亡筹赈运动“风起云涌,海啸山呼”。
宋庆龄与广大华侨有着广泛的联系,一贯重视华侨支持中国革命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更为动员广大华侨积极支持、援助抗战竭尽心力。1937年底,在她的推动下,驻粤各华侨团体发起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1938年9月,该会在香港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她不但为筹备这次会议付出辛勤的劳动,并亲自出席大会,发表了题为《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热望华侨救国运动之突飞猛进”?。1939年3月,她又代表保盟亲笔写信给陈其瑗、赵建生,对“侨美同盟为祖国努力屡次汇款援助抗战将士”表示钦佩和感谢,勉励侨胞“继续努力,经常赐助,务求(抗战)早日获得光荣胜利”?。宋庆龄在团结侨领、侨商,鼓励他们踊跃输将,支援抗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她对广大贫苦侨胞“节衣缩食,省下血汗钱”捐献祖国,以及“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等壮举?,备极赞扬,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受到巨大的鼓舞。每逢“五一”、“五卅”、“七七”等纪念日,宋庆龄经常发起组织中小学生在香港、九龙卖花募捐,不但为抗战筹募了基金,也对广大群众和中小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捐款助战即达二十六亿元?。其中一部分是直接汇给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的。不少海员每次从世界各地航行归来,就将自己和各地华侨的捐款送交保盟总部。当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真正做到了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劳工平民,尽倾血汗;甚至还出现了毁家纾难、舍身救国等令人敬佩、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
(三)
宋庆龄坚决贯彻保盟“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中国战士和战争受害者以宝贵援助”的方针,使保盟的援助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首先,宋庆龄和保盟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作为援助的重点,对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但它们几乎得不到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军饷和武器,更缺乏坚持抗战、救死扶伤所必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当时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缺乏施行外科手术所必需的器械和麻醉剂,甚至连最普通、最必需的酒精、碘片、凡士林、消炎药等都成为稀有之物。因此,保盟对人民军队除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援外,把对它的医药援助作为头等重要任务。
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五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了车身并支付运费,装满来自纽约、伦敦、温哥华、香港等地援助的药品、食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后来日军占领了中国全部海口,宋庆龄不顾关山阻隔,道路崎岖,一次次组织运输车队,并与有关同志精心研究开辟经滇越路、滇缅路的运输路线,历尽千辛万苦,把成吨的药品和其他物资运往解放区。为了不致遭到国民党的阻拦,宋庆龄还经常安排国际友人负责押运。在华中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四军,也得到宋庆龄的极大关怀。1938年、1939年和1940年,宋庆龄曾三次接见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当她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后,立刻把大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包括当时最有效的消炎药“白浪多息尔”等大量药品通过各种渠道运给新四军。“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受到重大损失?。沈其震作为新四军新任政治委员刘少奇、代军长陈毅的代表,再次前往香港争取保盟的援助。在宋庆龄的亲自关怀下,很短时间内又筹集了大批药品、物资支援新四军?。当时,解放区的第一辆配备着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第一架大型X光机等,都是通过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捐助的。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还输送了许多著名的医术精良的大夫,如白求恩和柯棣华、巴苏、米勒等到解放区工作。著名的马海德大夫,早在红军时代,就是经宋庆龄的安排介绍到达边区的。他们为救死扶伤,培养医护人员,发展解放区的医疗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更是宋庆龄及保盟对解放区医疗事业的重大援助。保盟用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提供的二千四百五十英磅作为建院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在保盟的大力援助下,经过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斗,国际和平医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医院网,它拥有八个中心医院和四十二个分院,可以容纳一万一千八百个病人住院,还有许多在枪林弹雨下救护伤员的流动外科医疗队。叶挺将军曾指出:军医工作对鼓舞士气非常重要,军医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有保证?。在当时解放区极端缺医少药,一小瓶消炎药就可能救活许多生命的情况下,保盟送来的成吨成吨的药品,帮助建起的一座座国际和平医院,对援助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为挽救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们的生命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
保盟对解放区的援助是多方面的。它积极援助解放区“工合”事业的发展,为解放区发展工业基础、增强经济实力作出重要贡献。宋庆龄非常关心儿童的福利事业。著名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美国洛杉矶的华侨,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捐款兴办的。在她的关怀下,保盟还在解放区创办了很多福利设施,包括帮助建立为前线抗日将士子女服务的托儿所和收容战灾儿童的孤儿院。保盟还经常拨款和捐赠物资援助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和医科大学等解放区的院校。
保盟非常重视并尽量满足来自解放区的援助要求。1940年夏,保盟收到来自西北边区政府要求对该区受到水灾、风灾和战争灾害的五十多万灾胞难民进行紧急救济的报告后,保盟中央委员会立刻决定开展筹集一百万元基金的运动,以帮助该地区的灾胞、难民生产自救。?宋庆龄为了实现保盟对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进行重点援助的方针,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抵制了国民党向保盟进行的种种恐吓和威胁,正义凛然地顶住了国民党政府通过外国势力施加的压力。
“皖南事变”后不久,宋子文为了反对保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援助,以保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为借口,于1941年5月,突然从华盛顿发出电报,声明退出保盟。宋庆龄立刻发表了《关于宋子文退出“保盟”的声明的声明》、《救济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等文,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宋子文上述的错误论调,庄严声明:“保卫中国同盟明确地站在中国统一、民主和继续抗战的立场”?,坚决捍卫保盟的宗旨和目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与保盟总部被迫迁往重庆。在重庆,不但失掉了在香港的某些便利条件,而且在国民党当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下,保盟遇到重重困难,宋庆龄更处在蒋介石派人严密监视、特务环立的险境中。但宋庆龄威武不屈,信守自己提出的“不论保卫中国同盟的总办事处可能被迫迁到什么地方去”?,都要为实现保盟的目标而奋斗的诺言,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继续积极开展保盟的工作。她还通过廖梦醒以及各种渠道,经常与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联系,使保盟得到一贯支持它的中国共产党的及时帮助。她还继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内外力量,继续为保盟募集基金,并为独立自主地使用这些基金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国民党种种限制、重重封锁的条件下,她巧妙地从国民党中国银行提取海外汇给保盟的捐款,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美国友人福斯特的帮助,把捐款安全送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她还得到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友谊援助,把一架大型X光机空运到延安。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宋庆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也积极为保盟的工作提供种种帮助。
其次,保盟还根据中国各地区都享有救济权利的原则,也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医疗救济机构和难民、灾胞、伤兵、孤儿以大力援助,对救济千百万贫病交加的灾胞难民,安定后方秩序,加强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保盟根据主要从事医药救济工作的目标,经常给总部设在贵阳的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济委员会以金钱和医药的援助。保盟还对贵阳医疗急救学校等医疗机构的建立和众多收容战灾儿童的孤儿院的兴办给以支援,并拨款援助国统区的“工合”事业。宋庆龄对国统区的难民、伤兵备极关怀,早在1939年2月,就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和香港紧急济难会主席何明华共同发出呼吁信,呼吁社会各界捐赠款项和营养食品以及药品、医疗器械,救济广西、贵州等地的难民和伤兵?。在保盟总部被迫迁往重庆后,她为了救济国统区各地的难民、灾胞,主办了多次义演、义卖活动。如1944年4月,她为募款赈济湖南省灾民,特邀请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以及中国舞蹈艺术社、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音乐舞蹈义演?。她还为筹款救济广东灾民发起举办国际音乐会义演,中国和美、英、苏等国的友好人士同台演出?。1943年5月,由于黄河决堤,河南省发生特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境遇悲惨,又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必要救济。宋庆龄在重庆发起举办“赈灾足球义赛”,中、英等国的优秀足球运动员踊跃参加。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等,出席了义赛开幕式和闭幕式。宋庆龄还亲自上场为球赛开球,并向参加比赛的球队和运动员赠送奖旗和纪念章?。这次球赛盛况空前,轰动山城。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工作,对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正如1945年12月《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所指出的:“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枝的支援”?。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建立了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后继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大力援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福利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福利会,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及其后继组织为中国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以及妇幼保健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真可谓是:“事功永留史册,遗爱长在人心”。
引文出处:
①、②、⑤、⑦、⑧、⑩、?、?、?、?《宋庆龄选集》第137、140、124、138、171、175—176、169、171—172、136、134页。
③、④、⑥、?、?、?、?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3、13、8、26、27、22、49页。
⑨爱泼斯坦:《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英文版)第93—94页。
?《保盟两周通讯》(英文版)第16期。
?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4月8日。
?《同上》1940年4月19日。
?《保盟两周通讯》(英文版)第2期。
?《同上》。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英文版)第104—109页。
?《宋庆龄致陈其瑗、赵建生函》(影印件)。
?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8—1939》(英文版)第42—43页。
?《保盟两周通讯》(英文版)第34期。
?沈其震:《保卫中国同盟对新四军的支援》。
?《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8—1939》(英文版)第5页。
?转引自沈其震:《保卫中国同盟对新四军的支援》。
?《保盟两周通讯》(英文版)第20期。
?香港《大公报》1939年2月25日。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4月7日。
?(同上)1943年6月23日。
?(同上)194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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