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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何建章
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流行着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互不相容的传统观念。在我们党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且在经济管理中逐步利用市场机制，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仍有一些人怀疑，这是不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就说明，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然把商品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是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实际上，这是把两种不同序列的范畴混为一谈，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混乱。
大家知道，社会形态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划分的。人类社会曾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并不是其中的一种，而是人们相互间经济联系的一种形式，是同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在自然经济中，没有社会分工，人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生产者之间不发生互相交换产品的关系。商品经济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生产者分别从事某种产品生产，为了满足各自多方面的需要，生产者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商品经济萌芽于原始公社制度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所发展。但是在这些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渗透到一切领域，成为普遍的、压倒一切的生产和交换方式。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经济。这不仅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工更加发达，而且还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不同所有者。就是在生产资料属于同一个所有者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还存在着本质差别，劳动还是个人的谋生手段。劳动者和作为劳动者的联合体的企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物质关心是社会生产的动力。由此而产生的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不能是无偿的，而必须遵守商品经济固有的等价交换原则，它仍然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实践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以上情况说明，商品经济的寿命比资本主义长得不可比拟。它先于资本主义几千年而产生，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长期存在。商品经济是许多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现象，它不能说明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说得很清楚：“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这两种现象，是许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虽然在范围和重要性上是不等的。所以如果我们仅认识它们所共有的商品流通的抽象范畴，我们对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就还不能有任何认识，也不能下任何判断”。（《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页）相反，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商品经济的性质，却取决于该社会形态下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主要被该社会形态所固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简单商品经济反映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主要反映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要是指占绝对优势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商品货币关系）则反映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又存在着物质利益差别的联合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总之，不分青红皂白，混淆不同社会形态下商品经济的性质，特别是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划等号，是毫无根据的。
两种经济观，两种经济体制模式
在社会主义经济同商品经济互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指导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然经济观为指导，制定自己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是排斥商品流通，拒绝利用市场机制，否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通过实物分配办法来管理经济。流行的说法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就象是一个大工厂，各个企业就是工厂内部的一个个车间，它们之间只有技术分工关系，只有物质技术协作关系，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企业的生产任务由国家直接下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直接供应，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直接分配。虽然由国家计划调拨的产品也要计价算帐，但这只是为了计算社会劳动消耗，既同市场需要和供求关系无关，也同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无关。企业财务实行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支出由国家拨款；所有职工都按国家规定的统一工资类别和工资标准领取劳动报酬。企业盈利和亏损一个样，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是一种实物配给和吃大锅饭的体制。这实际上是按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自然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它不过是把小生产者的经营模式扩大运用到整个社会而已。这种高度集中的实物经济（自然经济）管理体制，无视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和企业的物质利益差别，严重压抑他们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导致效率低下；无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讲求经济效果，导致产需脱节，比例失调。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既然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目前仍然处于这个阶段，那么，改革的基本方向就必须符合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坚决改革一切不符合这种要求的在自然经济观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管理体制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规章制度。近几年来，我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第一，承认劳动者及其联合体（企业）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它们逐步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企业内部，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逐步取消了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制度和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打破行政区划和所有制的界限，实行计划收购、定购、选购、代销、自销以及集体和个人长途运销等灵活多样的购销方式。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销也尽可能逐步放开。这几年，我国资金市场也有一定发展，合资经营、民间集资、商业信用等多种直接融资方式相继产生。国库券、票据、股票、债券、抵押契约等多样化金融形式陆续出现，对促进社会资金的积聚和使用效果的提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六五”期间，也已出现了技术市场、劳务市场的雏形。为了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这几年还进行了价格体系的调整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初步调整了一些极不合理的产品价格和比价，适当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并改变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为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协议价格和自由价格等多种价格形式。
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方面，我们还要认真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如前所述，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而是社会分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的管理经验，不仅具有资本主义的特点，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共同规律，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管理方法曾经被资产阶级所采用而拒绝借鉴。当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管理方法都带有资产阶级的烙印。例如，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除了满足社会必要的需要以外，还千方百计满足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追求。资本主义的资金市场除了能够比较灵活地集中资金和融通资金外，还具有强烈的投机性。资本主义的劳务市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产业结构经常变化对劳动力流动的需要，同时，也是劳动力买卖的场所，始终保持着对雇佣劳动者强大的压力，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因此，在借鉴这些经验时，我们应当仔细分析研究，对于某些有用的经验，一定要加以吸收和利用，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它的发展要从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换句话说，它的发展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满足全社会及其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受宏观计划控制的。这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受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统治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不是无所不包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企业和资源都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内部，资金市场的资金来源，限于企业和居民暂时闲置的收入。这些收入是作为劳动者联合体的企业生产经营的一部分成果，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取得的劳动报酬，其利息或红利也是作为过去积累的劳动的一种补偿或奖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容许依靠利用货币资本在资金市场上买空卖空，兴风作浪，靠剪息票过寄生生活的食利阶层产生。社会主义的劳务市场容许企业择优录用职工，职工也有一定的选择职业的自由，但它不是作为保留产业后备军和压低在业职工工资的手段，而是保证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合理使用，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选择职业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有保障劳动者就业的义务，职工平均工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决定职工工资差别的是按劳分配原则，而不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务市场供求的状况。总之，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在形式上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着商品经济所决定的。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本质差别，这是由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差别决定的。那种认为由于借鉴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某些方面，将导致混淆和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界限的疑虑，没有区分形式和内容的差别，因而是不正确的。
同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相适应，要逐步建立新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要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直接控制为主，逐步过渡到依靠经济手段的间接控制为主。国家仍然必须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作为客观上引导和控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依据。但是实现国家计划不再主要依靠指令性的实物生产和分配指标，而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政策和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工资等经济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全面的管理和调节。学会熟练地运用这些经济杠杆，以利于顺利地实现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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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批评者的勇气
书林
批评这东西，是既可爱又可怕的。说可爱，是因为学术研究中非常需要它，唯有正常的批评和争论，才能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说可怕，是因为它不会象奉承话那么中听悦耳，有时还可能使人难堪。正因为如此，接受批评就需要点勇气。其实，岂止被批评者要有勇气，批评者自己也着实需要有点勇气呢。
所谓批评者的勇气，首先，在批评之始，要有一个起码的唯物主义的态度，要有勇气客观地对待批评的对象。是对是错；是全部错，还是部分错；是被批评者的观点，还是引的别人的理论；是即兴讲话、未定草稿，还是定稿文章、公开发表，等等，都应原原本本、实事求是地对待。要使得被批评者自己都能承认那确实是我的观点，而不能随意引伸、概括人家的想法和观点，更不能凭借想象，任意打扮被批评者，树立一个假想的靶子。鲁迅在《小杂感》中曾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有些人“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立刻想到私生子。”搞文学创作是需要想象力的，但学术批评可来不得半点想象。如果把这种方法用到学术争论中来，那可真要害死人。
批评者的勇气还在于要正确地对待自己。就是说，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批评者的位置上。见解应该是自己的见解，观点也应该是自己的观点，不能象是嘴巴长在别人的脑袋上，人云亦云，满篇的违心之言。同时，还应该坚持表里如一、始终相应的原则，不要随风摇摆，朝秦暮楚。明明昨儿晚上还说是一点小毛病，今天早上听到点什么，就说人家病入膏肓了。人的认识是变化发展的，人的观点自然也可以改变，但学术批评中观点的改变，是需要澄清和说明的，否则，被批评者就会坠入“五里雾”中，自己也会落个缺乏“学者良心”之嫌。至于那种“好不容易抓住了你”的心思，千万不可有。怀着这种卑下的心理，自然谈不上什么批评者的勇气，得到的只能是人们的唾弃。
你批评了人家，人家就可能反批评，那时你就由批评者变为被批评者，这就需要有勇气接受反批评。当反批评到来的时候，要允许人家把话讲完，把自己的观点申明。即使你以为别人的反批评是错误的，真理在你手里，也不必急着把人家顶回去，更不要以权势压人。事实上，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见解，正是在不断的批评、反批评中日臻完善的。倘若连反批评都容不得，你的批评是否真的有理，就很值得怀疑了。
经过批评——反批评——批评这样反复的争论，双方意见中的正确和谬误就会逐渐明朗。当然，有的学术问题需要经过多年的辩论才有结果，有的则需要科学和技术的新发现方可证明。总之，时间和实践终究可以检验某种观点是否正确。问题是，当实践已经证明自己的观点或部分有误，或全部有误的时候，就需要有勇气做点自我批评。文过饰非，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是容易使人心安理得的；而承认自己有错误，做点自我批评，就很难，也很痛苦，甚至会令人失态。听说有过这样的事：有的人1957年曾写文章批判过别人。现在看来那些批判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在他近年来再版论文集时，又把那些批判文章原封未动地收了进去，既不做任何说明，也没有一点自我批评。当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不但不予考虑，反而拍案而起，大发雷霆。
可幸的是，这种现象在学术界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学者的那种虚怀若谷，豁达大度，勇于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品质，是常为人们称道的。这里摘录两段文字，虽如管中窥豹，也可略见一斑。
一段摘自李洪林同志为其文集《理论风云》的出版所作的第一个“代序”。他说，“选入本书的还有几篇‘文化大革命’前的文章，这是实践已经检验过的。其中包括我为左倾错误所作的论证和对一篇好文章的批判。选入这些文章是为了让自己记住也让读者知道：第一，我这几年虽然努力批‘左’，但是过去也写过不少文章去粉饰和助长那种‘左’的错误。第二，我虽然深受过火斗争之害，自己也曾伤害过别人。而且我所伤害的，正是我一向尊敬的人；当年受到批判的观点，今天已被证明是真知灼见。”这里说的被批判的好文章，是指黎澍同志的一篇文章。
另一段摘录正是黎澍同志的。他在《再思集》（论文集）的“作者说明”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我过去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了解的肤浅和错误，纠正了其中比较显著和已经有所认识的部分。编入本书的各篇反映了我个人思想上的这个变化”，“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
我想，这正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当具有的风度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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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横向经济联合
李悦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联系方式和管理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横向经济联合的诞生和发展，是经济联系方式和管理方式由主要通过行政系统的纵向封闭型向纵横结合、以横向联系为主的开放型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也是国内各领域互相开放，破除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旧体制的过程，是对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过程。
过去旧的经济体制，一个是条条，一个是块块，条条之间、块块之间、条块之间都缺乏横向经济联系，人为地按行政隶属关系把企业约束在条条块块之中。这是违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趋势的，是与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条块分割的工业管理体制所以必须改革，是因为各方面都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各搞一套，自成体系，甚至彼此封锁，导致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组织方面缺乏应有的分工协作，搞“大而全”、“小而全”，进行自成体系的封闭型生产，这是条块分割旧体制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必然表现。
商品经济要求实行对外开放，也要求国内各领域互相开放。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广泛地实行专业化协作，以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实现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横向经济联合特别是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是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横向经济联合所以能够取得显著的效益，是因为这种联合能够促使各种生产力要素按照合理的方向流动和组合，从而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因为就单个城市和单个企业来说，资金、技术、资源、生产能力、信息和经营管理经验，总是有局限性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这种优势和劣势又往往自相抵消。如果实现了横向经济联合，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就能互相取长补短，把各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最佳的商品生产的能力。也正是因为横向经济联合能够增强互补能力，所以能够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合理化。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是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客观要求，而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乃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条块分割的旧体制下，商品市场被束缚在条条和块块的窄小的范围之内，商品、资金、技术的生产和流通，都只能在分散的小块市场内进行。这样就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有利于打破市场分割的局面，联合本身就是在商品、资金、技术、人才诸方面实行国内各个领域的互相开放，必然促进商品市场的扩大、资金市场和技术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流动，从而为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络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开拓、扩大与完善的过程。
当代的商品经济，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商品生产，而是以现代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商品生产。这种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基础和条件，同时又是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功能是在城市之间和城市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中实现的，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的必然结果。在城市之间，由于交通电讯事业的发展，它们在商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流动和相互吸引力将与日俱增，市场也越来越扩大。在城市彼此联系和交往的过程中，有的城市原有的某些优势可能会丧失，而新的优势又会产生；有的城市原有的某些劣势也可能变为优势，原有的某些优势也可能变为劣势。这种优势与劣势的替代并且形成新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自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适应能力。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既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新的独立的城市、部门、行业和企业的建立，以及它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和联合，创造了条件，提出了要求。许多新技术的应用，也只有在横向经济联合中才有可能、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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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丛书》开始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学术丛书》已经开始出版。第一批三种书即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和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已和读者见面。即将出版的还有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伍蠡甫的《名画家论》。从前六种书看，丛书具有知识性学术性并重和在方法上重视比较研究的特点。 （顾文）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徐杰舜著的《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