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命运是可以驾驭的
杨世铎
《北京日报》发表的《命运两向观》的杂文中，以“苦命娜”叹命苦的信件为例，引发出看待命运要从纵横两向去考察，将“一时”和“一生”区别开来，将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系起来等等观点。无疑，这是有益的。但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我们今天谈论命运问题，特别需要强调，命运不仅可以认识，而且，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战胜的。
封建社会那种与生俱来的“天命”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对于帝王将相来说，那是为了保持至尊无上的地位和荣华富贵而炫耀于人的神话；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是麻痹斗志逆来顺受的毒鸩。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人迷信命运，视命运为不可战胜的超人的神秘力量呢？这除了封建愚昧思想的遗毒，还因为，在阳光下面有乌云，有邪恶与黑暗。当黑暗邪恶势力在某时某地占了上风，或者由于思想认识上钻牛角，个人感到走投无路时，就开始抱怨命苦，甚至向命运低头了。
命运是由一个人生存的历史条件，现实环境（包括社会、家庭、工作单位等），人际关系种种客观因素作用于主观，以及主观上如何对待这些客观因素而形成的一条变化起伏的曲线。也可以说，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存在的矛盾统一。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史，既是人体自然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社会实践和受教育的历史。每个人的命运无不同他所处的社会与时代紧密相关。这就决定了命运不仅可知，也是可以驾驭的。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想到命好命坏。但在非常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和命运作较量了。比如“四人帮”为害时期，我们国家民族遭到了厄运，大多数人在劫难逃。个人纵有力挽狂澜之志，却无改变全局的回天之力。但从宏观来看，我党和人民中的正义力量始终在与邪恶势力搏斗。许多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并不都是被动、消极的，而是处在战胜命运的痛苦过程中。正因此，才有积蕴已久的火山爆发式的“四五运动”，以及粉碎“四人帮”的历史转折。
今天，我们的历史跨入了新的阶段，一般讲，大环境大气候对于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大吉大利的。但由于各人具体处境不同，遭遇迥异，遇到挫折、失败以至人为的打击，都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实行改革过程中，不受阻难几乎是绝无仅有。如果我们主观上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就会觉得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应当说，不论“苦命娜”还是其他一些为升级、调资、高考碰壁，或因试验失败，偶遭不幸等情而萌短见的人，都是不可取的，有的在思想性格上也是弱者。
我们说，坏命运是可以战胜的，关键在正确地“审时度势”，以顽强的意志与行动促使客观的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我想起了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当他两耳失聪以后，极度的痛苦折磨着他，最后，他给弟弟们写了遗书，决定以死来解脱。然而，有一个更大的声音在呼唤他，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创作音乐的伟大愿望。他要创作出更多更美好的音乐奉献给人类。
让我们永远记住贝多芬那自信而又自豪的宣言吧：“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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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深的车辙
杨爱国
刚下过小雨，黄泥地更是松软了，轮子碾出一圈圈的车辙，凹凹的，满地月光便流过去……临河的中学操场，空旷寂寥，只有凉爽的河风习习吹来。还有，跟风追逐着的一对夫妇，和一辆天蓝色的轻便自行车。妻子坐在车上，显然还很怯生，车子摇来晃去。丈夫在后扶车子，紧追慢跑，一身的汗。
“啊，啊……”妻子不断惊叫。
“别怕，有我呢。向前看……”丈夫频频安慰。
有一阵子车子稳稳地向前驶去了，丈夫一边惊喜，一边暗中松开了攥着后架的手，但双脚依照啪啪跑着，装出车子还在他扶持下的样子。到了拐弯处，妻子猛一用劲将把手偏过去，车子失去平衡，妻子即四肢着地趴倒了。这意外很使丈夫恐慌，忙抱起妻子，连着问：“摔着了吗？摔着了吗？”捋起裤腿看时，那白白的膝上已蹭破了皮肉，渗出粘稠稠的血。
妻子在丈夫怀里笑，一脸的歉意。
“歇会儿吧。”丈夫说。他们到河边草地坐下。月亮在树梢间游动，漏下点点月光。河岸边的蛙，叫出一片寂静。
“嘿，”妻子暗自娇羞一笑，“你还记得吗？那年咱俩头一次约会，你红着脸自告奋勇骑车送我回家？后来就一直这样过来了，上班、串门、买东西都让你骑车带我。叫好些作妻子的羡慕死了……”
丈夫也沉浸在回忆中，微微笑着，盯着妻子的笑脸。“我原以为只要你觉着惬意，就带你一辈子。唉，想不到我会调动工作。”
“不，是新官到开放区走马上任。”妻子戏谑地说。
支在草地上的那辆崭新的车子，在月光下，闪着暗蓝的光华。
“以后你就靠它了，送孩子上幼儿园，去上班什么的。”丈夫说。
“我能行的。”妻子说。
丈夫记起刚才的情景，有点犹疑起来，“我看你还骑得囫囵，还是我请几天假，教你学会……”
“不不，我怎么能拖你的后腿呢？”妻子??地笑出声，“来，再学。”
于是又重现了开头的一幕，车子在操场上兜着圈子，碾出弯弯曲曲的车辙。
夜渐渐深了，月儿款款行至中天，四周更沉寂了。忽地，临近的人家传出孩子的啼哭，哭得急促而尖厉。这一对夫妇蓦然记起家中熟睡了的小儿子，被单还盖在身上么？小儿子醒来撒尿赖娘么？两人极快地相互看了一眼，一丝愁虑就上了脸。默默过了一会儿，妻子说：
“没关系，让他哭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丈夫说。
车子又摇摇晃晃地驶动起来。妻子在车上说：“厂里搞了几回承包，听说这回要来真格的。”过了一会，妻子又说：“这阵子对我们来说是最困难了吧。什么家务啦，工作啦，七零八碎的都凑到了一块儿。”丈夫只嗯了一声。想想也是，前几年，妻子在工厂里，丈夫在机关里，上班都不正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很多时间和精力可以放在自家的安乐窝里。
妻子正了正身子，紧攥把儿，说：“你放开，让我自个骑！”丈夫仍不放心，又跟了一段路，慢慢放开了手，张大眼盯着车上的妻子。车子竟很平稳，一连绕了三四圈。妻子从车上下来时，一下抱住了丈夫，快活地笑着。
“说起困难，其实跟骑车一样，狠狠劲也都会过去的，大街平路也罢，小巷曲里拐弯也罢。”丈夫感慨地说。
“嗯。”
妻子自信起来，似乎觉着没有什么会难住自己，说：“来，再骑一会。”轮子又转动了，妻子独自蹬着车，在空旷的操场上行驶着。丈夫呢，立在原地，手心微微出着汗。
月更明了。车辙凹凹的，一经碾出，月光就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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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中友谊颂
〔巴基斯坦〕达利布·贾林特里
巴中友谊
伟大、光明
蓓蕾笑开了花
大街挂绿披红——
欢迎中国朋友
处处是友爱的倩影
他们是我们的故友
我们对他们从不陌生
巴中友谊
悠久、光明
我们的友谊
有巍巍丰碑
更有个性：
充满热忱、生机
充满希望、憧憬
有歌一样的韵味
有诗一样的意境
巴中友谊
美好、光明
心上的琴弦一个样
百曲千调总共鸣
信义是友谊的根本
友谊是胜利的保证
迢迢友谊之路
量不尽绵绵深情
巴中友谊
纯洁、光明
和平的车队、驼队
满载着美好的激情
“中国人民万岁”——
夜莺唱着人的心声
天际已吐曦微
黑暗正在敛踪
巴中友谊
伟大、光明
〔张世选译〕
〔译者附记〕作者简介：达利布·贾林特里是巴基斯坦诗人，用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创作。他的诗通俗易懂，曾多次用诗歌颂扬巴中友谊，并写过歌颂毛泽东主席的诗。本诗是作者为纪念巴中建交三十五周年所写，曾在巴基斯坦电台和电视台广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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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缘缘堂巡礼
朱姗
重建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坐落于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梅纱弄原址。缘缘堂是丰氏1933年建造，1938年春毁于日寇炮火。丰氏1975年最后一次回石门时，故居原址仍是一片废墟。1984年桐乡县人民政府根据丰氏亲属和文化界的意愿，并得到丰氏在新加坡的佛门挚友广洽法师资助，按原貌重新建造。前年7月动工，去年8月全部竣工，9月15日（丰氏十年忌辰）举行落成揭幕典礼。
故居正厅外上方，悬挂叶圣陶题写的木雕：“丰子恺故居”。厅内堂上正中最高处，为已故学者马一浮手迹“缘缘堂”木雕大匾。其下大镜框内，为画家唐云作的红梅图。两旁挂着李叔同和丰氏的木雕对联：“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正厅东西两间，分别为接待室、丰氏铜雕和书画陈列室。丰氏铜像由新加坡广洽法师、陈光别先生捐赠，重一百三十市斤，雕塑作者：曾鹿夫。
还有生前友好送来祝贺故居落成的书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条幅题诗：“恺翁作画有殊征，笔下常存恻隐心。世界缘缘无有尽，三生松月庆堂成”。中国书法协会理事、绍兴兰亭书会会长沈定庵书写的对联：“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等。
楼上中间，放置丰氏所用遗物，有床、书柜、写作台、书箱、藤椅、单人棕棚床（“文革”中丰氏即睡此狭床）以及文房四宝。
东西楼边间，陈列着“丰氏生平简介”大镜框、手迹和画集、译作及原文书，各时期漫画集、散文汇集、从童年到晚年的各种照片及合影，以及生前日用物品等。照片中曾与梅兰芳、马一浮、弘一法师、内山完造、广洽法师以及丰氏当年游台湾阿里山偕女儿一吟与高山族公主的合影。
楼上还有一小间，专辟为“与广洽法师友谊”室。有实物也有照片。
故居围墙内外，按丰氏生前意愿，栽种了牵牛、鸡冠、芭蕉、凤仙、葡萄、桃、李等各类花卉果树，设置了秋千架、花台、堂后小平屋。
缘缘堂唯一令人触目的是东面围墙下的两扇烧焦的大门，保存至今已有四十八年的原物，是丰氏堂兄丰嘉林所收藏。这是缘缘堂的唯一遗物，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无法抵赖的侵略中国的铁证！当年丰先生曾经写了《还我缘缘堂》，亦是对侵略者有力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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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商报》影印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曾两度成为华南文化中心，皖南事变后，我党所办的香港《华商报》就成了团结文化人的主要阵地。
报纸是晚刊，除新闻外还网罗各方面专家学者撰写多种专栏和副刊文章。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
复刊的《华商报》是在1945年10月上海《建国日报》（《救亡日报》改称）被封闭之后开始筹备的。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复刊。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时终刊。
最近广州市古籍书店影印了这一珍贵史料。影印本封面精装烫金。以三个月合订为一册，全套共十八册。 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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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余热”一词异议
冯世则
我不赞成“余热”这个词。
事情很清楚：离休老干部还在饮食呼吸、活动休息；食物饮料还在他们的机体内燃烧，给他们以体力和脑力。燃料并未中断，机器还在运转，热还在源源不绝地产生，何“余”之有？
而如果他们把这种继续产生的能量用之于某种活动，包括创造某种物质或精神的财富，那么，即使方式不同，效果不同（有的可能成绩更大），但在起作用这一点上，与未离职的人有什么差别呢？
以上所说是物质的一面，还有非物质的一面。退休离休，获得了国家代表社会授予劳动者的光荣休息之权，这样的人是可以合理合法地不再参加在职的工作活动了。但他们还是要找一点事情做，这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来源是思想觉悟，也就是离退之前尽心职守、完成任务的那同一个觉悟。它并没有一旦离休那觉悟便荡然无存；相反，它还在促使活着的人做点有益的事。这也是正在运转着前进着的一种力量。一种多半是以物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力量。而它正是离退者发挥作用继续奉献的首要因素之一。这样看来，岂可以称之为“余热”？
促使人们发挥“余热”的，我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正常的人，总不能三饱一倒、休息娱乐而外便无所事事。哪怕只从个人的生存着眼，无聊是会加快衰朽的。国家建立已经几十年，社会上劳动成风。离退者工作几十年，天天准时上工，拉着套子向前迈步，已经不只是一种习惯，而且成为一项主要的生活内容。乐在其中，非此不可。人家活得好好的满身热劲，你却说他是“余热”，岂不大伤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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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漓江烟雨〔中国画〕 朱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