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从三十年前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说起
李佩珊 黄舜娥
1956年春天，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1956年8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模范。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来回顾作为形成“百家争鸣”方针的根据之一的我国遗传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百家争鸣”方针在发展科学、繁荣学术上的巨大威力，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贯彻这一方针的艰巨性。
五十年代初，我国在遗传学中树立以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并全盘否定在国际上已建立了半个世纪的以孟德尔、摩尔根为代表的现代遗传学，这是在建国初期全面贯彻学习苏联方针时，把苏联的错误也同时照搬过来的典型事例之一。
三十年代中期，李森科就开始对苏联摩尔根学派进行批判，并在农业科学系统中逐渐取得优势。到1 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时，由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出面，对两个学派分别作政治结论，使这场批判达到了“顶峰”。摩尔根学派被正式戴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等政治帽子，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被禁止讲授、研究和出版，具有摩尔根学派观点的遗传学家和其他专家被撤销各种行政和学术领导职务。李森科学派则被定为“无产阶级的”、“进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实际的”等等，并采取各种行政手段加以扶植。因而在1948年8月会议之后，苏联遗传学界迅速形成了李森科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五十年代初，李森科学派的观点与苏联的做法迅速传入我国。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国各地就普遍效法苏联，对具有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者进行群众性批判，给摩尔根学派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停止了摩尔根遗传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讲授、实验和文章著作的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学习李森科学派的米丘林遗传学。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56年。
1956年，苏联的遗传学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该年2月，赫鲁晓夫作了反对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李森科被迫辞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这使从1952年底就开始的对李森科的学术见解到科学态度和学阀作风的批评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此后，苏联的生物学界也曾一度活跃起来。
1956年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调整我国各方面政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不久，周恩来同志向有关方面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上述报告和讲话中都指出了我国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苏联在李森科事件上的错误，赞扬了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学术繁荣的局面。这些报告和讲话都反对了在学术争论中扣政治帽子，反对了一个学派压倒一切的独霸作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涉及到的远远不只是遗传学问题，还有中西医关系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等。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着手研究有关遗传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步骤，决定于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座谈会的开幕式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传达了中央的方针。我国遗传学及相关学科的两派主要学者都参加了座谈会，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已见，畅所欲言，打破了遗传学界原先“一家独鸣”的局面。座谈会没有对学术问题作任何结论，只对今后要给包括摩尔根遗传学在内的各不同学派以同等的教学、研究和出版的机会提出了肯定的意见，并请有关部门会后作具体的安排。
从1956年春天到1957年的春天，我国的各个学术领域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活跃局面。不只是遗传学，也不只是自然科学的各学科，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哲学、历史、经济学、社会学等，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百家争鸣”方针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广大科学工作者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敢于为追求和坚持科学真理而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的局面开始出现。
但是“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远不是一帆风顺的。1956年以后，我国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这在遗传学领域中当然有所反映。只是由于青岛座谈会的影响，一度出现的反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至于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直接影响，在1966年以前的十年中，再也没能出现1956年时的生动活泼的局面。1966年以后的十年动乱，使科学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直到“四人帮”覆灭后的1978年，这种混乱的局面才得到根本的扭转。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约有二十年是处于“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之下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从总结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经验着手，可以得出以下几条规律性的认识。
要恰当地处理好政治同科学的关系，坚决反对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干预不同学派之间学术观点的争论，如强制别人接受一种学术观点，对不同学术观点的人扣政治帽子，剥夺教学、研究和发表著作的权利等。这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最基本的经验。过去依靠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造成的后果，当然只有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予以消除。至于学术本身的是非，由于涉及广阔的知识领域，只能象青岛座谈会那样，让学术界自己通过研究实践和学术讨论，即通过百家争鸣去解决，党政领导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对学术问题作结论。即使党政领导人本人就是科学家
（这种状况今后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学术见解也只能在学术讨论中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见解来对待，不能以政治地位的高低和知名度的大小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有些技术成就需要经过国家鉴定的，政府主要也只是起组织专家们按科学的程序对该技术进行评价的作用，结论仍应由科学技术专家自己来做。
在当代世界上，科学技术已经在发展经济、加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等方面居于关键地位，得到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领导人的空前重视。政治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依靠科技”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一。政府部门越来越加强了对科学工作的管理。这种管理的好坏，是关系到科学技术能否顺利发展的大问题。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在制定科技政策和采取行政措施时，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充分听取科学家的各种不同意见，认真衡量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利于知识的积累、科学的繁荣，从而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
要使“百家争鸣”方针得到贯彻，必须体现学术的自由。这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经验充分证明了的一条规律。陆定一同志在1956年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时，明确提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这一段中肯的话被搁置了二十多年，今天重读，倍感亲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正是具体地贯彻了这样的“百家争鸣”方针，才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其实这一段论述正是针对了科学工作本身的特点而提出的。不这样做，科学就不能发展。因为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只有在能够自由地思考探索和自由地讨论的环境中，才有利于不断取得成就，推动科学前进，从而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凡是思想禁锢的时期，科学以至社会都停滞不前。可惜，遗传学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没有被真正认识。在十年动乱中，陆定一同志的这一段话还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遭到批判。
当然，从青岛座谈会前后遗传学这个领域的历史来看，学术上“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需要政治上的民主来保障。学术讨论本身不是政治生活，但是允许不允许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却属于政治生活的范围，属于政治上民主充分不充分的问题。
对待外国科学技术应该采取正确态度，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既不要盲目照搬，也不要盲目排斥。这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从根本上明确的一个问题。科学是具有国际性的，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除了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外，只要经济和文化水平许可，任何科学技术都可以通过本国科技人员的创造，或者通过国际交流，在不同的国家中发展起来，而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人的国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学科都是历史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学者前赴后继、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技术上，虽然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保密措施，但是这种措施也只能在有限度的时间内起作用。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先进技术，迟早会被其他国家所掌握。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选择并引进适用的技术是加速本国、本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
要使“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达到发展科学的目的，必须把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置于各自充分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是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科学家从他们的争论中充分体会到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才能有说服力并为别人所接受，也只有在这样的讨论中，才能使人分辨真伪。科学史上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往往都是经历了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有的争论，开始由于掌握的数据或资料的局限性而有利于一种理论；若干年后，由于科学的发展又出现新的数据或资料而有利于另一种理论；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两者可能相互补充而发展为更完善的理论。如物理学中光的波粒二象性理论的建立即属此类。有的争论，开始由于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未能抓住本质，而提出了错误理论；经过几次反复，终能以雄辩的科学事实驳倒谬误，而树立起正确的理论。如生物学中围绕错误的自然发生论的几次论争即属此类。因此，两种不同学术见解或理论之间发生争论之后，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应当允许保留意见，并继续进行研究；当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时，争论的水平就能有所提高，从而逐渐达到观点的统一。总之，科学研究需要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也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哲学的发展需要科学，科学的发展需要哲学。不能把哲学范畴当作标签而对科学进行错误的哲学干预。科学同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科学和哲学的历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都充分证明了的。哲学的发展需要科学。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学习科学，了解科学的新成就，注意同科学家交往，共同探讨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和重大科学成果的哲学意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同样，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哲学。一些伟大的科学家都十分重视提高自己的哲学修养，注意同哲学家交朋友，一起探讨共同感兴趣的科学和哲学问题。爱因斯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代表。科学和哲学的交流不但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一门交叉学科即自然辩证法，西方称之为“科学的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需要学习前人的经验，特别是恩格斯的经验，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我国遗传学所经历的曲折，正是背离了这些要求的结果。例如把哲学范畴当作标签，让科学问题“对号入座”，于是把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成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把李森科学派的米丘林遗传学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等等。由于李森科事件发生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因而曾经迷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跟着这种错误走。其结果不但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界的声誉，同时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反对了这种贴哲学标签的做法，也批评了“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等错误的哲学命题，使遗传学从错误的哲学干预中摆脱出来，进入真正的自由探讨，并着手建立遗传学同哲学之间的正常关系，都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看来，这一认识更具有广泛的意义。
必须正确认识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和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抛弃那种以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就是放弃党的领导的错误认识。三十年前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和三十年来各个科学领域的经验都充分证明，要真正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使这条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畅通无阻，特别需要澄清一种错误认识，即以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就是放弃党的领导，以至取消党的领导。其实百家争鸣本身就是党的方针政策，它同任何其他党的方针政策一样，是要经过全党的努力工作才能贯彻实施的。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正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去认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才是真正地放弃了党的领导。为了保证学术争论的正常进行，划清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的界限，不再犯在学术问题上当裁判长、乱扣政治帽子等简单化的错误，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各级党组织去做。例如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同科学家谈心和做个别思想工作、拟订实施政策的具体措施等，都是体现党的领导作用之所在。青岛座谈会及会后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各级党组织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可能得到顺利贯彻的。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象过去那种对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进行政治批判的错误做法，决不容许再重演了。但无论在遗传学或其他学科中，学术见解上发生分歧的现象将永远存在，这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因此，回顾五十年代以来我国遗传学界的曲折历程，总结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经验，特别是结合“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提出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中明确几点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不仅对中国近代科学史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对促进“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和促进我国科学的进一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编者注：《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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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中国文化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
甘阳在《说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一文中，就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文化比较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近代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变得异常复杂、异常棘手，甚至常常模糊了事情的本质。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历来的文化讨论中常常出现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我们的根本目的照理来说本是检查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使得中国人在近代大大落伍，从而寻求解决的办法，尽快把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改造成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而中西文化的比较本应是服从于这个根本目的的，亦即看看西方文化能否在这方面有所借鉴，特别是应考察西方文化是如何从其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从而促进了它们近代的强盛。结果却是手段常常变成了目的：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用抽象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说穿了多半是儒家文化）与抽象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经过了“知识论转向”以后的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的泛泛比较与笼统区别，来回避、模糊、转移、甚至取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区别这个更为实质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就忽视了西方文化本身也有一个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区别）。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海内外的许多论者似乎都比以往更加突出地强调了“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有它自己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不同”。这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文化（或至少是其基本形态、标准模式、总体结构、核心范畴、价值取向等等）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过去是这样，今天也只能这样，将来也必定还是这样；反过来也一样，西方文化一定是那个样子，它历来就是如此，以后也永远如此。而且中国之为中国，西方之为西方，其不同也就在这些分别上。如若不然，岂不抹煞了文化的特殊性、个性或民族性？
应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中西文化当然有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研究并指出这种区别本来是大有裨益的事，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确切说并不是中国文化，而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这样的比较实际上也就有意无意地渲染、助长甚至论证了一种通常很少明言、但又确确实实是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或基本态度：尽管中国社会要从传统形态（小农经济）跃入现代形态（大工业生产），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态却并不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作者以为，正是由于这种相当普遍的态度或倾向，使得对中国现代文化形态的探讨始终未被提到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上来。
（摘自《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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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注意城市视觉污染
程鑫在《什么是城市视觉污染》一文中指出，城市视觉污染，是指城市建筑不美观、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色彩不和谐、园林雕塑无美感等现象通过视觉给人造成不快，从而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和危害。
美观的城市建筑、合理的规划布局、和谐的色彩、典雅的园林雕塑艺术，都会令人赏心悦目，并使人们工作、学习的效率有所提高。反之，就会给人们的视觉造成污染。例如，有的城市住宅楼的门窗象调色盘一样，颜色众多，杂乱无章，涂有广告的公共汽车、黑色的马路不但刺眼，而且给本来生活在大城市已感到烦躁的居民更增加了一重烦躁。心理学家认为，色彩不仅是简单的涂料装饰，它对人的思维、行为、举止、情绪、感觉和生理变化，都有强烈的控制与调节作用。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色彩不和谐的环境中，心情就会变得焦躁不安，易于疲乏，注意力不集中，自控力差，从而导致健康水平下降。
作者说，对于城市视觉污染给人带来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而应加紧研究和科学地计量其经济负效益，注意预防和治理城市视觉污染，按“美的规律”建设城市、规划城市，力求使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所形成的形象面貌达到一种和谐的美。
（摘自《百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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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祖国丛书》
张秀平
中国历来是文明之邦，拥有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让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代认识祖国，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出版工作者的职责。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的《祖国丛书》最近开始出版了。这是一套以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同时面向台湾、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籍华人的通俗读物。
努力创新，力求反映祖国历史文化的全貌，是《丛书》的一个特色。《祖国丛书》第一批选题计划，共有综合类、当代中国、祖国各地和祖国新貌、现代人物、历史人物、断代史、历史事件、少数民族、科技、医学、文化典籍、历史文物和遗址等十二大类，共一千种。《丛书》注重介绍物化了的文明文化，集中国文明知识之精髓，打破了以前同类著作中偏于介绍精神文化史的窠臼。如综合类中的《中国的金鱼》、《中国的花卉》、《中国古塔》、《中国的珍禽异兽》等等；对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些选题则拾遗补阙，尽可能发掘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和未开垦的处女地，如《中国的邮票》、《中国的相声》等等。通过这些读物，可以使读者对生长在祖国大地上的奇花异木、珍禽异兽、艺术结晶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文明并使之发扬光大的热忱。
突出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以激发青年热爱祖国文化的感情，是《丛书》的又一特色。已经出版的《可爱的祖国》、《中国古代建筑》、《话说长江》、《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等等，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纵述祖国历史的悠久；或循“大江东流”的足迹，写祖国江山的婀娜；或选古代物质文明发展的某一成果，讴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形式新颖、文字通俗、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丛书》在编写上的特点。《丛书》的写作，力求贯彻“从多方面生动、真实地介绍祖国风貌和文化传统”的原则，已经出版的四十三种图书，大多体现了上述精神。如《中国的邮票》，虽是一部记叙我国近百年来邮票变迁的历史，又兼有一些邮票产生、发行的历史背景的趣味性小故事，如“小龙邮票与太极水印”、“红印花与华邮四宝”等，读来趣味盎然；书中精选了不同时期的一百三十多幅邮票照片，配有彩色插页，使读者不仅得到了艺术的享受，而且也增加了对邮票知识的感性认识；加上书后附有我国自清朝到八十年代各个时期发行的邮票的票名、枚数和发行日期的资料，对广大集邮爱好者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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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书刊评介
《祖国丛书》的陆续出版，必将带来通俗读物的日益繁荣，愿一切有志于普及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人们，为她撰写更多更好的著作。
△陈孟麟、陈功伦主编、全国十一所高等财经院校逻辑教师参加编写的经济专业用《逻辑学》一书，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