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普通士兵的赞歌
——记蔡朝东和他的“老山前线事迹报告”
蔡朝东从去年7月开始,在昆明、成都、贵州、北京作报告二百多场。他讲的老山前线普通战士的事迹轰动了学校、工厂、机关。许多人听后奔走相告,希望亲人、同事、朋友、领导都能听到。

蔡朝东是原昆明军区的一位干部。他不是战斗英雄,报告也没有讲述战斗英雄惊天动地的壮举。他在报告中说:我讲的是在前线亲眼所见的许许多多普通的人,和平凡的事,他们没有立功受勋。我要为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唱支赞歌。
他的报告具有很强的震撼力、现场感和深刻的哲理性。他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正义性,解答了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问题。蔡朝东通过前线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把普通战士那崇高的精神境界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报告中有一位名叫张热格的战士,在老山前沿阵地坚守了四个月,因为有病,领导让他到后方住院,可他坚决不走。领导上只好把他安排在炊事班。一次战斗中,守卫在前沿的官兵已经两天没吃饭了。炊事班的同志商定:每人背五十斤饭,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送上阵地。
走到半路,他们被敌人的一阵炮火炸散了。一发炮弹的气浪把张热格掀进了路边的雷场,正好碰响一颗地雷,他的一条腿被炸得鲜血直流。他醒来时摸摸背上的饭还在,便简单地包扎了伤口,爬出雷场,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一寸一寸地挪,一点一点地蹭,向高地爬去。当赶来接应的战友发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饭来了”。战友们把他背上的饭解下来,发现他身上许多地方磨烂了。同志们把饭分到饭盒里,没有一个人能咽得下去。他们流着泪给上级打电话,请求不要再派人送饭了。他们说:“我们啃干粮吧,我们能守得住阵地!”
蔡朝东详细讲述了他多次去前沿某部一连三排的见闻。在那里,全排战士仅用两把铁锹,突击三天三夜挖成了上甘岭式的坑道,顶住了敌人连续六天的炮击,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偷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战士们在距敌仅有两百米的坑道里乐观地高唱《我的中国心》、《党啊,亲爱的妈妈》。当唱到“妈妈”两字时,他们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蔡朝东深深感到这些天天经受着生死考验,为祖国甘洒热血的战士太可爱了。然而,更深地震撼着他的,是这些为祖国浴血奋战的战士走下战场以后的宽广胸怀。
今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蔡朝东在云南德宏州见到三排一位退伍战士。这位战士已摘下了领章、帽徽,胸前没有军功章,仅佩戴着一枚“两山作战纪念章”。一问,才知道三排只有两位同志立了三等功。蔡朝东惊讶地问:“你不觉得没记个功有点吃亏吗?”这位战士回答:“有多少战友连这样的‘两山作战纪念章’都没挂上就倒下了。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尽到了保卫祖国的责任,就是问心无愧的!”
前线就是由无数这样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组成的。有一对年轻夫妻,将出生才三个月的婴儿托给老家的老人抚养。年轻的妈妈在前线努力工作,给家里写信时常要交代喂养孩子的注意事项。战友们开玩笑说,她的父亲成了“函授保姆”。许多父子、兄弟、夫妻双双上前线,只能匆匆见一面,又各奔向岗位。

蔡朝东今年三十四岁,入伍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他参军十八年,在边防就有十一年。老山自卫还击作战期间,他多次深入到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娱乐,一起经受生死考验。在前线,他每时每刻都被战士那崇高的品德所感染。他在报告中讲的,都是他在前线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
他第一次到前沿时,战士们都叫他“首长”。他了解到战士渴求精神食粮,便带上录音机,为他们播放歌曲,组织战地文艺晚会,给战士们照彩色照片,和战士们守阵地,战士们便改口叫他“老蔡”。他们把藏在心底的要求、希望、喜怒哀怨,甚至平时听不到的牢骚话,都向他袒露出来,使他从一个人、一封信、一首歌、一双鞋垫等貌似平凡的小事中看到了战士和人民心中最宝贵的东西。
他去过的一连三排的那个排长,曾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负过伤,立过功。这次他又参战,是前沿阵地一个战斗单位的指挥员。他待战士亲如兄弟,一个桔子,一块糖也要与战士同分共享。他在上战场前,发现他那正在上大学的妻子对他有二心。虽然他在向蔡朝东讲这件事时,心里十分难过。但是他说:“祖国把阵地交给了我,请上级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丢失一寸国土!”
前线战士们热爱生活,热爱阵地上的一草一木。他们希望老山前线也有一支歌。于是,蔡朝东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创作了《我爱老山兰》:
我爱你呀老山兰,
顽强的生命倍受了摧残,
墨绿的叶片熏满了硝烟,
芬芳的花朵开得更鲜艳……
战士们喜爱这首歌。他们把歌曲抄在帽子里、衣服上,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前线。
在前线,蔡朝东对战士们的思想感情、对与前线有关的事物都作了细致的观察,因此他的报告真实感人。比如对后方的来信,战士们喜爱手写的,那些铅印的,却被放在一旁。北京市一名小学生在信中写道:“你们在前线保卫祖国,每天都有叔叔负伤、牺牲,我听了很难过。我为你们设计了一种新式武器,用它就能一下子把敌人都打死”。信中还附有他设计的“武器”图样。这封带有十足童稚意味的信被传来传去,有的战士还把它藏在内衣口袋里。
蔡朝东还发现,战士们把后方送来的鞋垫放在挎包里舍不得穿。因为那整车装运的鞋垫,竟没有一双机器制的。他还了解到,有个县的妇联主任认真检查,凡是机器制的鞋垫一律不收。她说:只有一针一线才能表达我们对子弟兵的心意!

前线的所见所闻深深地触动着蔡朝东的心,他在思索: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应该把前线战士的精神传播开去,变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精神财富。
1984年9月30日,蔡朝东把阵地晚会录音磁带送到昆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在10月1日早晨就播出了。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个节目,还被评为1984年全国好新闻。蔡朝东又把前线流行的歌曲搜集起来,编辑了《战士喜爱的歌》,发行了十万多册,受到青年人的喜爱。
从前线回到昆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蔡朝东中学时的老师,请他到玉溪市讲讲前线的事迹。没想到,这个没有讲话稿,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刚讲完,人们一拥而上,坚决不让他走。这一天,他连续讲了三场。晚上十点半钟,还有一些厂长想请他再讲一场。这一切,使蔡朝东受到强烈的震动,他感到了群众对好的精神食粮在如饥似渴地追求。
从此,他以一颗火热的心自觉投入这项工作。前来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越来越多,有大学、中学、小学、工厂、机关、残疾人协会、劳动教养所等。谁来请,他都去,没有汽车,就骑自行车或步行。他讲到哪,那里的慰问信就象雪片一样飞向前线。
在蔡朝东的报告中,有催人泪下的战地晚会实况录音,有枪炮激越的现场播音,有战士家书、夫妻对歌、母子谈话,有激昂深沉的战场诗歌,也有感人肺腑的烈士遗文。蔡朝东把大量素材浓缩、精选,把一件件真切可信的事实献给群众。
蔡朝东的报告使失足青年也受到震撼。北京某劳教所的青年给蔡朝东寄来一封封信,有的联名写道:“你的报告使我们忘了露天的寒冷饥饿,甚至忘了我们还是被教养的失足者。在烈士陵园的墓碑上,写着的战士出生年月,正与我们的教养通知书上写的出生年月一样。我们如果能够重新做一次选择,那么,登上老山主峰的,一定会有我们!你使我们真正感到了自责。你听,有多少人发誓,要象你们那样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就在这个所,听完蔡朝东的报告后有六百多人向前线写了慰问信,二百八十多人要求义务献血,六十多人要求为前线捐款。
新华社记者 刘回年 吴克鲁 陈湘安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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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提高干部素质 适应四化建设需要
茂名市委组织干部学习基础理论
全市已有二万三千多名干部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新华社广州5月1日电(记者吕毅子、张才龙)中共广东省茂名市委采取切实措施,组织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努力提高干部的素质,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近几年来,中青年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干部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去年初开始,茂名市委把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提高干部素质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二万三千多名干部通过多种途径,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等。他们占应参加学习干部总人数的85%以上。
茂名市委经常运用一些反面的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市委先后公布了几起干部平常不重视理论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和党性锻炼,走上犯罪道路的典型案例,引导干部从中总结教训,增强学习理论的迫切感。
茂名市去年以来先后办起八十多个理论读书班。在组织干部学习中,市委强调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澄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坚定对开放、改革的信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些干部对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认识不清,在利用外资方面害怕犯错误,工作中缩手缩脚。通过理论学习,许多干部认识到,我国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靠自己努力外,也需要借助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由于加深了对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理解,许多干部工作中积极主动,大胆引进外资,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去年以来,全市外引内联项目有六十多个,城乡经济迅速发展。今年1至3月,全市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
近年来,这个市封建迷信、赌博等活动有所抬头。茂名市委把这个问题交给各级干部去讨论解决。干部们在理论学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进行分析,认识到这些消极因素的出现,是在抓经济建设时,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放松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物质和精神是互为作用的一对矛盾,要不断地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干部们提高思想认识后,纷纷采取措施,加强本单位、本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年多来,茂名市委积极引导干部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市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人才培养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解决了不少新问题,并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文章。
茂名市委主要领导还经常深入到基层检查干部的学习情况。市里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也经常报道干部学习理论的动向,市委编印了大批学习辅导材料,成立了理论学习讲师团,在全市造成了浓厚的学习理论的空气。在市委的带动下,各县、区和市直机关都积极支持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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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公安局重视信访工作
基本做到“事事有着落,案案有结果,件件有交待”
本报讯 北京市公安局重视倾听人民群众呼声,主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目前已基本上做到“事事有着落,案案有结果,件件有交待”。
北京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非常重视信访工作。局领导长期坚持阅处群众来信,经常组织信访干部学习中央有关信访工作的文件、规定,使大家认识到,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是出于对公安机关的支持和爱护,对促进公安工作改革,加强公安队伍建设,树立人民警察良好形象,都会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市公安局认真清理和复查了各类申诉案件,继续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他们按照政策,经复查问题属实,定性准确,处理正确,维持原结论的,均向申诉人做了答复和解释工作。他们把群众检举揭发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信访列为工作重点,去年受理这方面来信来访共三千余件,由有关业务部门认真查处,及时破获一批刑事案件,对维护首都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一定作用。他们对群众提出的有关治安管理、户籍管理和交通管理等方面的建议,认真研究,去年一年就采纳群众建议四百四十项,改进了业务工作。在从严治警,加强队伍建设方面,他们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重视群众批评,对信访中控告、揭发少数干警违法乱纪的问题,均分别不同情况,做了严肃处理。此外,他们还通过处理信访,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全年为群众找到失散的亲友三千零八十二人,查到丢失或被窃财物二百二十三起。
特别是他们认真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和对台政策,积极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查找亲友。据统计,1984年和1985年通过信访工作,为海外华侨、侨眷和港、澳、台同胞查找到失散亲友一百八十五人。
去年10月30日,一对回国观光的老年夫妇请求北京市公安局查找失散二十多年的外甥女。他们在京停留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信访部门接待人员考虑到如果找不到他们的亲人,将会使他们终身遗憾,于是立即查询。经过一小时十五分钟的紧张工作,不仅查到了老人外甥女的住址和工作单位,而且还使他们通了电话,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毛磊 马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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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工商联召开企业工作会议
据新华社长沙5月1日电 (经济日报记者陈启淦、新华社记者张宿堂)从1979年到现在,全国各省、市工商联共创办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企业一千多家,六十二个行业,安置待业青年十万多人,实现税利一亿二千多万元。为了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全国工商联4月30日在这里开始召开企业工作会议。
记者在同代表们交谈中得知,不少地方工商联组织把办企业与实现工商联新时期的任务结合起来,以企业为立足点,开展对港澳台胞和海外工商界的联系,开拓了统一战线新领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联负责人和各地工商联所属企业负责人共二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将总结交流工商联办企业的经验,讨论研究进一步加强工商联企业工作的意见,并将开展业务洽谈活动。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凉尘在昨天的会上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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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八百多名共产党员获省劳动模范称号
据新华社太原5月1日电 (记者孔昭武、张伟)山西省昨天有八百多名共产党员荣获“山西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占获得这一称号的劳动模范总数的76.34%;他们中有四十七人获得了“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的称号,占全省特级劳动模范的90%。
这些劳动模范是山西省由下而上经过层层评选产生的。他们在昨天结束的省劳动模范大会上受到了表彰。
这些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普通工人、农民,还有二百六十多名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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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云居寺的两座殿宇修复主体工程落成
据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记者阎振国)世界佛教名寺——北京云居寺的天王殿、毗芦殿修复主体工程今天落成。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出席了落成仪式。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处的房山县境内。这座寺院始建于隋唐,以后辽、金、元、明、清各代均有修茸,本世纪四十年代被日本军国主义炸为平地。原寺院依山势建造,有五层院落、六进殿宇,呈台阶式逐步升高,南北有两塔对峙,形制十分雄伟。最引人注目的是,这里藏有始刻于隋朝、终于明末的九百多部、三千多卷、一万四千多石的石刻佛经。这些至今仍保存完好的石经,不仅对佛经校勘有重要价值,而且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石刻艺术和民间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1961年3月4日,国务院把云居寺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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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县法律顾问处文明办案优质服务
本报讯 山东省曲阜县法律顾问处,全面开展各项律师业务,不受贿赂,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多次受到省、市、县的表彰。前不久,又被评为全国司法系统先进集体。
这个处始终把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作为己任。去年年初,他们针对经济纠纷的上升趋势,积极开展了优质法律服务活动。他们大胆处理常年遗留的各种纠纷,认真做好来访接待、解答法律询问和代书工作。已接待来访和解答法律询问六千八百六十八人次,代写法律事务文书五百五十五件。他们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及时准确地给予法律帮助,为群众息诉解优。
他们还文明办案,拒收礼品共二百余次,折款约一万四千多元。
(贾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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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员方德运廉洁奉公
本报讯 安徽省安庆地区保险公司业务科副科长、共产党员方德运,负责处理汽车、船舶等运输工具的理赔业务。他秉公办事,既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不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受到人们好评。
桐城县罗岭乡一个运输个体户的“三菱”牌货车因机件自然磨损,加上缺润滑油,造成车辆损坏,经济损失一千七百多元,向保险公司索赔。方德运根据车辆损坏情况,对照经济合同法及保险条例,指出这种损坏不能构成保险责任。保户一听不属受理范围,立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方德运入席。方德运把手一摆,拒绝赴宴,拒绝赔款。
宿松县运输公司一辆货车发生事故,原来估损为一万二千元,后经方德运深入车间逐项核查,提出修理费只需二千四百元。保户为了叫保险公司多赔一些钱,特意买来了几十斤大鲜鱼要送给方德运。方德运便找出有关端正党风的材料,念给保户听。他对保户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利用理赔工作的职权谋取私利,这些鱼不能收。”
从方德运调到保险公司工作后,不断有亲友上门说情,要求他在理赔上给予照顾。方德运始终不为所动。1984年11月,安庆地区运输公司六队一辆货车发生碰撞事故后,车队派了两个方德运的熟人来处理。这两人提出要大修,需赔款七千多元,他们一再对方德运说:“咱们是老朋友了,顺手人情何乐而不为呢?”方德运笑了笑说:“朋友归朋友,赔偿要照条款。”经核实,只赔了三千五百元。
1985年11月,宿松县二郎董山村一个运输个体户的小客车出了事,主要原因是他自己的过失。他向保险公司索赔。方德运经过再三勘查后认为,造成这次车祸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经他建议保险公司赔了一部分修理费。那个个体户在方德运回家吃午饭的途中塞给他一叠钞票。方德运当即向公司领导作了汇报,把钱全部退还个体户。
近一年来,方德运共处理了车辆、船舶理赔业务一百一十四起,他没有收受过一点礼物,没有接受过一次吃请,对来自四方八方的说情也是一概拒绝。方德运廉洁奉公,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先后受到中共安庆地区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保险公司安徽省公司党组通报表扬。(操和生 姚燕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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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精简机构要有科学论证和法律保障
侯建良 白树新
建国以来,我们曾多次进行过精简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一是在精简前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而是对原有机构一律按比例削减,把精简搞成“一刀切”;二是没有运用法律手段实施精简方案,巩固精简成果,使精简成为“一阵风”。这种“一刀切”、“一阵风”的精简方式,不但不能使精简后的机构真正达到精干、效能的要求,还造成许多遗留问题,以致精简之后又出现机构膨胀。因此,要搞好机构精简工作,就必须重视科学论证和法律保障作用。
科学的研究论证工作,能够帮助我们揭示机构膨胀的原因,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引起机构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机构的结构不尽合理,功能不够齐全;官僚主义积弊等等。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高度集权。不对这些进行科学论证,找不出产生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主要原因,就无法对精简方案进行可行性评估,并选出最佳的或满意的精简方案。
对精简方案进行科学论证的必要性,还由于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整体上说,精简一定要减少机构和人员,以消除机构重叠、层次繁多、人浮于事等现象,但具体到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就不一定都要按照比例削减。有的可能减得多,有的可能减得少,有的不但不能减,而且要充实或增加。在精简方案制订过程中,需要依据现代管理科学的系统理论和组织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做出科学的论证,确定哪些部门需要裁减合并,哪些部门需要充实加强,注意调整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精简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执行系统中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需要加强),扩大咨询、信息、监督系统,从而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
对精简方案进行科学论证所以必要,还由于政府管理职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的。现在,我们正在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简政放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政府管理工作的内容、方法、手段也都在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在精简机构过程中,就必须深入研究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问题,科学地确定各部门的管理目标、管理功能和职责范围。
仅仅有了科学论证,还不能保证精简的成功。过去的精简,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精简之“风”吹来时,一些行政机关摇身一变,成了事业单位,此所谓“翻牌”;一些级别较高的机构压低了级别,而职权、人员原封未动,这叫做“缩脖”;还有的或“合署”,或隐藏于其他机构下面,暂时消声匿迹。等到“风头”一过,“翻牌”的又把牌子翻了过来,“缩脖”的又把脖子伸了出来,隐藏的重新出场,精简原则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随意增设机构、扩大编制者有之,将机构升格者有之,不按审批手续任命干部,随便增加领导干部职数者也有之。这些情况说明,精简后的机构如果不用法律加以固定,精简的成果是很容易付诸东流的。
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没有制定出完备的机构设置法、部门组织法和编制法,已有的一些法规又比较原则笼统;另一方面是有法不依,不懂得编制就是法律。规定了机构设置的审批手续,也不照办;有了核定的编制数目,也不遵守;违反了编制规定,也不给予惩罚。人们通常不把编制法规看成法;相反,却“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136页),只要领导人一句话,就可以增设机构,增加编制。这种“以言代法”的状况不改变,精简就只能是走过场,精简之后又膨胀的情况就难免重演。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必然发生重大变化,机构改革势在必行。今后的精简,因为已经有了历次精简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同时又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必然会向科学化、合理化方面大大前进一步。但科学合理的东西并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实现的;暂时实现了,也不一定能够巩固。这不仅因为精简机构本来就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由于官僚主义积弊历久根深,不可能靠一阵子宣传教育就弊绝风清。另外,还有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习惯等等,也会给精简带来阻力。所以,在机构改革中,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武器来促进精简工作,并用法律手段把精简成果固定下来。一定要搞机构设置法和编制法,制定成龙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真正发挥法律对机构改革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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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参加首都游园活动的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载歌载舞,欢度“五一”。
新华社记者 杜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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