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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间争夺战
——张质彬指挥平顶山帘子布厂建设纪实
新华社记者 陈子林 陆笑萍
今年3月1日，是投产才两年多的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大喜的日子：二期工程开工兴建，我国将出现第二座锦纶帘子布厂！人们相信，它将要比第一座建设得更快，因为，除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还有，二期工程的指挥者，是原平顶山市委副书记张质彬，这个老将在指挥帘子布厂几年的建设中，是争夺时间的胜者。
1980年11月，距离中日合同规定一期工程竣工期
限只有11个月……
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是一座引进日本全套技术设备的大型工厂，按照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它必须在1981年10月27日完成施工、安装和调试工作。指挥这项工程建设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有的在工地上转了几转，感到困难重重，打了退堂鼓；有的过不惯工地艰苦生活，回郑州“遥控”指挥了；还有人一开始就打算“延期半年”，说：“这是国家重点工程，资金有保证，材料有来源，施工力量不足，延长半年能不批准？”
1980年11月，工程打桩开工八个多月了，主厂房还没有完全结顶，土建、安装工作量还有一大半，这样拖下去，国家有关部门只能忍痛把这个项目砍掉。
在这个紧要关头，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派张质彬来主持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这位曾当过郑州市委工业部长和主管工业的副书记，算得上多年的“老工业”，深知合同工期的严肃性，一种紧迫感占据了他的心。他到了平顶山，工委把他安排在市宾馆，可他却住进了还未竣工的厂招待所。
张质彬上任后，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召开了“指挥会议”，他说：“从现在起，必须按合同工期最后一天朝前安排施工进度，严格按网络计划施工。作为这项工程的指挥官，宁可累死在工地上，也不能让建设大业误在自己的手中！”
一位负责人站起来说：“在这短短时间内建成这么大的厂子，时间太紧，我们干不了！”
“干不了也得干！”张质彬坚定地说：“工厂推迟半年建成，不但国家要少拿三千多万元的税利，而且有失国家的尊严，有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大家沉默了。他又说：“我们不是常讲为国争光吗？那就请体现在行动中吧！”
会议决定按合同工期完成建设任务，它得到了纺织工业部、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平顶山市委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职工的拥护。施工部门加强力量，加快施工进度，本来准备春节回家探亲的职工也毅然留了下来，大年初一整个建设工地上“满勤”，前来探亲的家属也上了工地。春节三天假日中干了五天的活。
要保证整个工程按期完成，“三通”工程还须再提
前两个月
整个工程在按合同工期排列的计划顺利进行。如果各个环节都不出意外，按期完成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要是有哪里出点意外呢？张质彬一阵紧张，他请专家测算后，征得工委其他领导的同意，决定将通水、通电、通气的“三通”工程完成的时间，再提前两个月。
“我们已经开足马力了，再提前，完不成！”有人表示异议。
“‘三通’工程由我直接指挥。完成不了拿我是问！”张质彬立下“军令状”。
他首先向提供“三通”设备的全国一百多家工厂求援。他发现郑州纺织机械厂提前交货有困难，接连三次赶到厂里帮助组织力量突击。他得知省内还有三十家工厂承担的配套设备计划还未落实，就把各家领导请到平顶山，由省里当时主管工业的岳肖峡副省长主持开会，立即安排。
在北京，国家成套局的同志应张质彬的要求，也守在电话机旁，给其他省市上百家提供配套设备的工厂，打了三天的长途电话，把提前交货日期一一落实。
在工地，张质彬同职工干在一起。一次瓢泼大雨，他全身淋透了，说话也打颤。工人们催他进屋去，可他怕工人被雨淋病，叫他们先回。他赶工人走，工人又催他回，结果谁也没有离开。一位施工单位的同志说：“老张以身作则，鞭策着我们。”为了不影响白天的交通，他和一二百名职工在夜间排成一字长蛇阵，用双手托着沉重的电缆，硬是在三个通宵里，把近四十公里长的电缆埋完了。到第四天早晨上班时，日本专家非常惊奇，问：“你们用的是什么先进方法？”职工们说：“这是我们的专利，对外保密！”
当日本专家得知中国自己配套的一个变电所已经通电，而由日本提供设备的另外三个变电所还未安装好的时候，他们深感落到了中方的后头，在厂专家心急如焚，立即向东京挂了长途电话，要求回国省亲的电气专家以最快的速度返回。
日方运来的夹套管质量不符要求，如果退货，便
要拖延工期三个月
在进入设备安装高潮的时候，从日本运来的一批原丝车间的夹套管，内外不同心，焊缝不实，管内焊瘤过大，影响聚合物的流通。如果“退货”，要拖延工期三个月，日方专家感到负不起这个责任，坐卧不宁；而张质彬同样不安。因为工厂迟三个月建成，不仅要增加一千多万元的施工管理费，还要使国家减少近两千万元的税利收入，这比日本赔偿的损失要大得多！于是，他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说道：钢管可以不退，但必须运来新的，在现场焊接，保证工程质量。
张质彬的这个决定，使日本专家组长笑逐颜开。中、日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商定了具体实施的方法：日方迅速把管子空运到北京，平顶山派汽车前往接运，形成几千公里陆空联运，由日方支付全部费用。中方抽调四十多名青年焊工，让日本专家加紧培训，及时进行焊接。经纺织工业部派专家到现场检验，焊接质量相当高。
1981年10月26日，是合同到期的前一天，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问世了！
他退居二线后，还想再建一座锦纶帘子布厂
这座引进日本全套技术设备的大型厂子按期建成后，张质彬退到了第二线。但是，他得知这个厂生产的轮胎骨架材料——锦纶66浸胶帘子布，出现供不应求，国家还需要继续进口时，他认真算了一笔账：如果再建一座同等规模的帘子布厂，全国轮胎行业不再需用棉帘子布了，一年节约出的成本费就相当于这个厂的建设总投资；三年为国家省出的进口外汇，就足以引进两个这么大帘子布厂的全套设备技术。
说服了五十多位司局长以上的领导同志，终于争取到“上报计划任务书”
1984年春天，他这个“社会力量”和河南省纺织厅长、平顶山帘子布厂厂长等同志一道，先后十几次进京，到国家计委和纺织、化工、银行等领导部门汇报，以有力的事实，精确的分析，向五十多名司局长以上的干部说明再建一座帘子布厂的迫切愿望；这些同志深受感动，称赞他们替国家想了还未来得及想的大事，同意建设。并把它定为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二期工程。让他们按一期年产一万三千吨帘子布的规模，上报计划任务书。
为怕“公文旅行”，他带人进京，缩短了审批时间
1985年春节前，计划任务书和报告发往北京，张质彬心中盘算：这个报告要经过国家几个部，还有那么多局、处，转来转去，得要多少天啊！万一在哪道关口卡住了，就可能把它拖得无影无踪。
于是，春节刚过，他就带着人进京了。他们沿着批文的顺序，这个部门一签字，当即随文到另一部门。
一个大雪天的清晨，他在住地门口的台阶上滑倒了，脚严重扭伤，走路困难。同志们劝他住院治疗，他不肯，说：“哪有那时间呢？”他拖着肿胀的腿继续追踪那一纸公文。
公文转到国家计委材料局，问题来了。这里的领导看到他们要建两条生产线，而我国现有原料只够一条线用；另一条线原料需要从国外进口，想把它砍掉。张质彬急了，他给局领导算进口原料自己生产比进口成品帘子布合算得多的账，结果，把这个局的领导“算”通了。
经过张质彬等人的奔波，上报的计划任务书终于在1985年5月23日批下来了。一周后，引进日本全套设备技术的中、日商务谈判的合同签字。合同生效刚两个月——1985年9月25日，二期工程就开始打桩，比一期工程打桩时间提前了八个月。
二期工程的开工典礼，用张质彬的话说，只是个“形式”，实际上打桩以来，施工进度一直在往前赶。现在，一根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已经树在早打好的厂基上；有的车间的厂房开始结顶。
为了早日建成这座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帘子布厂，他不但牺牲了全部节假日，而且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着，一会儿找电业局要求他们保证节日期间的施工用电，一会儿催水泥厂把材料尽快运到工地……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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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洪泽湖上电捕船横冲直闯破坏水产资源
群众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依法治渔
洪泽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泊，位于苏北大平原，面积三百多万亩，这里气候温和，鱼、鳖、虾、蟹等水生动物达数百种，是我国出口水产品的重要基地之一。去冬以来，洪泽湖上却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电捕鱼类事件。据泗洪县临淮乡干部和渔民反映，目前湖上每天都有几十条电捕船横冲直闯，盱眙县包集乡大嘴村、大谢村和泗洪县的草湾村一带尤为严重，洪泽县的老子山和泗阳县的成子湖一带也时有发生。有的农民使用的电捕具，电压高达八百伏。电捕船所到之处，鱼虾蟹贝不分大小全部被击死，漂到水面，水草资源也遭到浩劫。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农民用手中的电捕具，电击前去制止的乡村干部和渔政管理人员。临淮乡团结村党支部书记许昌书今年2月被盱眙县包集乡一农民电倒休克，险些丧命。还有一次，渔政员许长春带着渔民刘兆亮、马士祝到包集乡大谢村、大嘴村沿湖一带执行任务，被一些人抓去审讯，这些人把刘兆亮吊在树上乱打，把马士祝带的照像机夺去砸坏。淮阴市湖管会工作人员徐东俊到大嘴村一带检查工作也被围攻，他乘坐的船被拖到旱地上。
每年4月5日至5月20日的四十五天，是洪泽湖各种鱼类繁殖期，国家规定这期间实行禁渔。现在禁而不止，电捕十分猖獗，沿湖集市有大量亲鱼上市。
电捕对水产资源破坏极大，是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使用的渔法，希望江苏省有关部门依法治渔，采取措施，维护洪泽湖上正常的渔业生产秩序。 江苏省泗洪县 陈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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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为波音飞机公司生产零部件
本报讯 在飞向世界的美国波音飞机上，有许多部件是中国制造的。据介绍，自一九八○年以来，中国工厂已为波音飞机公司生产出价值一亿多美元的零部件。其中西安飞机公司生产的舱门和装配件，已分别安装在波音七三七和波音七四七飞机上。五年来，来自中国的工程师与波音公司的同事们密切合作，在计算机实验室、模拟机、风洞等设施的设计和生产上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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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包头糖厂本榨期总产值突破亿元
本报讯 据内蒙古日报报道：包头糖厂于四月中旬结束的第三十一个生产期，创造了建厂以来最好的经济效益，工业总产值突破一亿元大关，比上一个榨期增加百分之五十九点六。白砂糖产量完成七万一千吨，比上一个榨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三点九。酒精、颗粒粕等副产品均有大幅度增加。总处理甜菜量达到五十九万二千多吨，比上一个榨期增加百分之七十三点六。预计实现利润一千二百多万元，比上一个榨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可创外汇二百二十二万美元，比上一个榨期增加百分之四十点一。产品质量、设备管理、能源消耗等指标均列全国同行业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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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兴建水稻原原种生产基地
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水稻原原种生产基地正在湖南省加紧建设，将在今年内基本建成，现已生产原原种近十万公斤。这个基地建成后，每年可产水稻原原种三十万公斤。这些水稻原原种产出后，交给全省各地的近百个原种场繁育成原种，然后在全省推广。这样，每隔四五年便可在全省范围内更新一次品种。据测算，在实现水稻品种更新后，一年可增产稻谷五亿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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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荆州地区头四个月出口商品增加
湖北省荆州地区今年头四个月出口商品品种比去年增加了十多个，创汇总额比去年同期增二点二八倍。全区十一个县，出口商品都比去年同期增长。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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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经济论坛
乡财政不应搞成一个模式
苏明
合理确定乡财政的管理体制是搞好乡财政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些同志认为乡财政都应采取“收支挂钩”的体制，唯其如此，才能调动乡财政的积极性。我认为，我国的乡财政管理体制不可能搞成一个模式，而应该区别情况，区别对待，采取多种形式。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乡级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可采取“收支挂钩、比例分成”的体制。即收支全部下划作为乡财政的收支基数，按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县、乡之间的分成比例，超收另定分成比例。这是一种比较完备的一级财政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核心在于多收可以多支，但短收要扣支，对乡一级来说有好处，也有“风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收入一般比较稳固，即使一时短收了，这些地方的乡财力雄厚，能够担当起预算内扣支的“风险”。另外，采取这种体制，就要收支全部下划，统一计算基数，统一核定分成比例，并需建立完备的预决算制度。我国很多地区县、乡两级财政的管理水平目前还达不到这种要求，因此，采取“收支挂钩”的体制一定要慎重。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乡级管理水平一般的地区，特别是在初建乡财政的地区，可采取“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即“定收定支，收入上缴，支出下拨，超收分成，节支留用”。按照这种体制，收支可全部下划，也可部分下划，超收部分可确定一个总的分成比例，也可分项确定分成比例，有的超收和节支项目可全部归县，也可全部归乡。这种体制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易于推广，易于实行。我国很多地方的实践证明，乡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的体制，超收可以分成，节支可以留用，既可使乡级收支活动和乡级利益结合起来，又可使乡财政在广辟财源、增收节支的基础上得到好处，从而调动乡里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大力加强农村乡镇经济建设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或者在乡财政一时短收的时候，能够得到县财政的照顾，免于后顾之忧，对乡镇经济的发展很有益处。当然，这种体制还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体制，表现在超收要进行分成，但短收不承担经济责任。另外，收支仍处于上缴下拨之中。从今后的趋势看，这种体制应该随着乡镇经济的发达，逐步向“收支挂钩”的体制或其它更好的体制过渡。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如老、少、边、贫地区，可以考虑采取“收支大包干”的体制。按照这种体制，不仅乡级超收部分要全部留给乡级，而且县财政还要给予补贴，以充实乡级财力，促使其尽快地发展经济和改变落后面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体制只适宜于照顾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或其它特殊情况。
总而言之，乡财政管理体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绝不能搞“一刀切”。
从全国范围看应该这样，在一个省、一个县的范围内，也应该区别乡财政的不同情况，从而确定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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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小议
依法治渔
洪泽湖上电捕船横冲直闯，依法维护渔业生产正常秩序的乡村干部和渔政管理人员被电击、殴打；梅川区百余名干部深入宣传《渔业法》，使一些原来偷鱼、炸鱼、毒鱼的人改邪归正。这一正一反的两件事告诉我们：依法治渔，十分必要。
“六五”期间，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速度较快，除了政策和科学的作用，还有法治的威力。事实证明，只有依法治渔，才能保护水产资源，发展水产事业。
今年初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是振兴我国渔业的根本法。全国各地特别是渔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主管业务部门，应当组织力量向群众广泛宣传《渔业法》，使他们知法懂法，守法护渔，同时，应当理直气壮地认真查处偷鱼、炸鱼、电鱼等违法事件。如果执法不严，当罚不罚，听之任之，使水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领导者失职的责任是应当认真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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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群众中了解真情
稷山县委书记张世贤上任两个月走访了一百多个村
本报讯 新华社记者杨玉良报道：山西省稷山县县委书记张世贤上任后，轻装简行，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仅两个月时间，他就走访了一百一十多个村庄、六百多家农户，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使领导工作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
张世贤今年四十四岁，原任运城地区科委副主任。今年1月30日，他到稷山县上任的那天，把县委的日常工作交给了一位县委副书记，自己和一个干事下了乡。他们不按乡镇干部指点的路线跑。富村穷村都去，了解到许多真实可靠的情况。有一天，张世贤跑到路村乡刘家庄访问，当时正吃午饭，他走进一户农民家里，看到这户农民大人小孩在啃玉米面窝窝头，挨门访问了四户，户户吃的都是窝窝头，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便在这个村作了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到这个村90％的农民生活困难。这使他看到，虽然大部分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仍有一小部分农民的生活有困难。他用这种办法了解到许多在一般情况下往往被忽视的问题。他们到全县边远的山庄窝铺进行调查。
在一个小山庄，张世贤看到不少农民住的是破房屋，盖的是开花被，心里一阵酸楚。他说：“我们把你们忘了，对不起乡亲们哪！”这个小山庄代表了一部分边远山区农村的实情。他产生了决心改变这种长期贫困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张世贤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全县一百九十九个行政村，他跑了大部分。他把自己在农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向县委汇报。在报告里，他提出切实改变领导作风，促使全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方案，提出了“扶志、扶本，发展生产”的扶贫方针。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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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服务质量不能贱价处理”
贺源泉
数月前，在丹东市车站广场附近的一家商店，为孩子买到一双处理皮鞋。回京后才发现鞋买小了。
隔了两个月，我又出差去该市。带上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那家商店。营业员看过鞋后说：“这种鞋已卖光了，给您退款行吗？”我一愣：“处理商品也能退换？”营业员笑了，她诚恳地说：“商品可以贱价处理，可服务质量不能贱价处理啊！”
营业员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话语，令人感动。我走出商店大门，回头看到一副醒目的对联：“货以质论分三等，人无远近一样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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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经济 保护生态
大兴县造林三年成效显著
本报讯 北京市林工商公司与大兴县实行联合近三年来，在沙荒地上营造速生丰产林一万二千多亩。
大兴县位于首都南郊，流经该县的永定河两岸，有八万亩沙丘起伏的荒地。每年春秋时节，黄沙漫漫，掩盖农田，不仅直接影响该县的农业生产，而且危害首都的生态环境。1982年大兴县被列为北京市“三北”防护林建设重点县后，北京市林工商公司从农业银行取得低息贷款，投资扶持大兴县八个乡五十二个村营造速生丰产林。村里提供土地和劳务，县乡帮助作规划和进行技术指导，选用杨树良种，实行科学造林。十年林木成材后轮伐，按比例分成，大头归村。现在，一万二千多亩沙荒地上已栽树四十六万七千多株，成活率达90％以上。
为调动群众抚育管理林木的积极性，以短养长，以农促林，营造中实行了林农间作，收入归造林者。前两年大兴县八个乡共间作八千九百多亩农作物，总收入达八十多万元。
（郭如琦 孙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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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宣传《渔业法》 加强渔政管理
梅川区渔业生产出现新气象
本报讯 湖北广济县梅川区在发展水产业中，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组织一百多名干部宣传《渔业法》，加强渔政管理，给渔业生产带来了勃勃生机。
梅川区原是湖北省塘堰养鱼先进单位。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渔业生产又有新的突破，去年全区成鱼总产达一百多万公斤，渔业总产值三百二十二万元。但是，由于渔政管理不严，时常出现偷鱼、炸鱼和毒鱼现象，影响了养鱼承包户的积极性，甚至出现鱼塘抛荒的情况。针对这个问题，梅川区委自4月上旬以来，组织一百一十多名区乡干部，带着行李，分头深入各村、组，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以加强渔政管理为突破口，大张旗鼓地宣传《渔业法》。他们一是广泛组织学习《渔业法》，使人人知法懂法；二是针对重点人和事，围绕有关条款开展对照检查，使违法者从中受到教育；三是以乡为单位，以公安、司法干警为骨干力量，组成渔业生产治安网络。土桥乡李云二村李炳龙，去年成鱼被偷后，心灰意冷，准备抛荒不养鱼了。现在胆子又壮起来了。他买回大量青、草、鲤鱼苗，订购了两个单位的人畜粪，还买了一些防鱼病药物。目前，这个区的养鱼大户由去年的一百七十个发展到二百一十多个，在巩固养殖面积的基础上，又扩建了三百多亩精养鱼池。据5月初统计，全区已投放春片二百四十多万尾。（范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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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东六家村八十五名青年农民，利用当地盛产的柳枝条搞起柳编加工业，产品畅销二十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多元。张平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