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学的争鸣和经济学的繁荣
厉以宁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宣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都需要有勇气经济学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它的生命在于创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创新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科学的理论，它是不断结合新的实际而发展的理论。以经院式的态度来对待经典作家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公式和结论奉为永远不变甚至不容怀疑、不容补充和修改的教条，这不是维护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于社会主义实践，由实践赋予它以活力，并由实践来检验。实际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经济中的新问题，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不能设想我们能够脱离经济生活的实际而把经济理论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我们需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我们决不能认为唯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注释和解说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研究者的研究课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研究者应当面对现实，深入实际，在实际生活中发现研究课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主攻方面。
本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负责，对科学负责，从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本身负责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阐释过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经阐释过的问题，如果我们感到需要结合新的情况而重新研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曾出现过的新的术语、新的范畴，经典著作中不曾采用过的新的方法、新的计量技术，如果它们有一定的科学性，我们同样可以采用。这一切完全是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应当把自己限制在经院式的研究中，我们也不想把自己变为这样的研究者。
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宣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都是需要勇气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不被别人所理解之处。但如果我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只有向前发展才富于生命力，意识到只有依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际问题，才能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勇气。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更需要有大胆探索的勇气。
对于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来说，难道还有比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比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更值得去从事的么？
经济学的创新与经济学的争鸣是联系在一起的。创新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是永无止境的
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个别人的任务，也不是个别人所能够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紧密结合实际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依靠集体智慧的积累而不断发展。任何个人的研究总离不开前人的研究工作及其取得的成果，也离不开同时代人在各方面对他的直接和间接启发、影响和帮助。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某些专家在经济学的创新中作出自己的突出贡献。
经济学的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创新和争鸣是不可分的。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一系列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谁也不要轻视这些年来在经济理论界围绕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等等问题而展开的学术讨论和争论，它们对经济学的创新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就象万里长江一样，它的源头可能是无数细小的溪流，从发源地开始，直到注入大海之前，它容纳了多少条大河，而每一条大河又是由数不尽的小的支流汇成的，而任何一条支流的源头，也都来自细小的溪泉。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不正是这样么？
回顾一下近几年来的情况，在经济理论界有过多少回讨论，多少篇文章，多少种建议和意见，多少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汇集到一起，最后才逐渐使某些经济学问题条理化、理论化、规范化，才使人们对某些经济学问题的认识达到比较新的境界。在这个创新过程中，离不开争鸣，离不开学术观点的交锋，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但经济学的创新过程同江河入海不一样。江河以入海为尽头，而经济学的创新则是无止境的。创新无尽止，也就要求争鸣的学术环境永远存在。
近几年来，我们不都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过长短不一的文章么？我们不都参加过“六五”计划、“七五”计划的学习和讨论么？我们不都参加过城乡社会经济调查，写过工作报告、调查材料、政策建议么？更普遍的是，我们不都在各自的工作部门和单位就当前的经济问题谈过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么？总的来讲，这几年来经济理论界在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开展了一些必要的、有益的讨论，对经济建设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就整个学术理论界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更好地实行双百方针，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才有利于经济学的繁荣和创新。
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不同学派，将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共同作出努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领域内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应用问题还需要继续大胆探索。在研究过程中，将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出现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各个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派。学派的划分不仅是分析方法的区别，并且主要不是分析方法的区别。学派的划分首先要依据理论观点的不一致。理论观点的不一致，分析方法的不一致，从而政策主张上的不一致，三者是统一的。但理论观点的不一致最为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的不一致，并不涉及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态度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态度。各个学派在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理论观点的不一致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有不同的解释，对影响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有关因素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以及对若干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产生原因和演变趋势有不同的见解等等而言。
这里所说的各个学派的分析方法的不一致，主要是指它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侧重于这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还是那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比如说，怎样看待数量分析方法，是否采取经济计量模型，是否重视社会心理分析、历史因素分析、经济伦理分析等等。
这里所说的各个学派的政策主张的不一致，主要是指各个学派在研究政府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调节时，主张采取哪一种调节措施，在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时，主张实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比如说，是财政调节更重要呢，还是金融调节更重要？价格改革的步子大一些呢，还是小一些？资金市场的开放以何种程度为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又以何种程度为宜？在一定的经济形势下，以紧缩政策为主，还是不需要采取紧缩政策，等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内所出现的各个学派之间的争论，不是什么“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或“马克思主义为一家，反马克思主义为另一家”之争，而是大家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投入劳动，付出心血。经济学的争鸣是经济学繁荣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各个学派将在讨论中充分交换意见，互相取长补短。这种学术气氛将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作出应有的贡献。
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应当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讨论的环境，使经济学工作者增强信心
经济学工作者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赋予自己的使命，不能丢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当某个作品、某种观点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当别人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指出其中有经不起实践检验之处的时候，应当有勇气承认，并修正自己的不正确之处。在讨论中，难免有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批评，经济学工作者也应当正确对待。气馁和抱怨都无助于进一步钻研。
对于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来说，有必要在学术讨论的环境方面为经济学的争鸣创造条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以学术研究者的身份平等地参加讨论和争鸣，有助于学术讨论的深入，并且为学术讨论创造良好的气氛，这是应当欢迎和提倡的。如果采用行政手段，对学术争论横加干涉，甚至进行粗暴的批判，就会给学术研究和讨论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于正在讨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谁最有资格来评判？归根到底，不是某个权威，也不是以往著作中曾经有过的解释，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实践的检验将作出公正的判断。然而，对于经济学争论的实践检验，往往是需要一定时间间隔的。这称做“经济学验证的滞后”。不了解“经济学验证的滞后”，而以权威自居，匆匆作出结论，对经济建设和对经济学发展本身都没有什么好处。即使是那些被实践证明了的错误观点，也应当通过学术讨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
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在工作中，经常有些人什么工作也不干，什么主意也不出，而一旦他们认为在工作中出现某些错误时，这些人却成为最有发言权、最有资格去指责别人的人。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在经济学研究中，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平时，有些人不研究现实问题，不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却成为最有资格去批评研究现实的人的“正确观点的代表”。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我们不能让这种现象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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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翻译工作的发展和面临的新课题
姜椿芳
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新时期，翻译工作面临着许多尚待解决的新课题。
现在翻译工作的范围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扩大了，在每一个学科、部门、领域差不多都有翻译工作，而且对专业化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往来联系日趋加强，翻译工作更是必不可少。
随着这种新形势的发展，翻译量增加，翻译人员的队伍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大约有五十万名翻译工作者，其中科技界的翻译人员占半数以上。翻译量已不能用几十万几百万的字数来计算，往往要以亿来计算，有些重要工程的资料和图纸要以几十吨几百吨来计算。
翻译量的增大和翻译队伍的扩大，在翻译工作者面前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在翻译质量上适应这一急剧的变化。首先是外语人才的培养。建国以来，外语学院和大学外语系培养的外语学员十五万人左右，其中做专业翻译的人，约在半数以上，这是不能适应客观需要的，在质量上也有待提高。不同语种和小语种学员的培养，需要合理调整。某些语种的毕业生，特别是若干小语种的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大多数改做别的工作。小语种的人才有特殊需要，不能因为一时分配不出去，就不继续培养新人。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学大语种的学员，要学习一两种小语种，已学好小语种的学员，要进修一种大语种，不同的人材要储存，适当使用。
翻译人材不能只在外语上下功夫。外语水平固然是主要的，汉语的学习也很重要。翻译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互相传译，外文好而中文差，无论笔译和口译，都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目前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大多数外语工作者的中文水平不高，本国、本族语言不能很好掌握，翻译时表达能力就受到很大的限制。理论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此，科技论著的翻译也是如此。有些科技论著的翻译文字，相当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缺点。在口译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除语文水平之外，相当突出的缺点是翻译人员的一般知识，特别是专业知识的水平不高。
翻译的语种多，大语种有英、俄、法、西、德、日、阿等语言，小语种就更多了。国内少数民族，在蒙、藏、维、朝、哈、壮、苗等语言之外，还有不少别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同在一个“翻译”的大旗下工作，语言知识及其特点却是大不相同的。
学科、部门、领域的区别更为复杂，专业知识也各不相同。懂一种语言，不一定既能做经济、科技的翻译，又能做文艺领域的翻译。不同的领域，语量不同，术语不一，基本知识也相异。另外，翻译的行当和技能也是多样化的，笔译与口译不同，能做笔译的不一定能做口译，反之亦然。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对翻译者的要求更高。
范围广阔、种类繁多，以及方式各异，形成了翻译工作的重重困难。而要克服这些困难，最主要的还是业务水平的提高。
有些单位的领导或社会上一般人士不理解这些困难，甚至有人认为，只要你懂得外语，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翻译。学会一种外语并且能很好掌握，已经不是易事，再要求翻译者“万能”，就完全不符合实际了。因此，让人们更多地了解翻译工作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从历史上说，翻译工作从来就是贯穿人类历史、社会发展、文化繁衍的一项从不间断的活动。有人说，世界各国的文化就是翻译的文化。从文化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从世界范围来说，各国各族人民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翻译活动，在他们之间，没有翻译就没有交往，没有交往就不可能有发展。我国古代就有了翻译工作，语言不同的各民族，或比邻或杂处，交往必有舌人译官。后汉就曾翻译印度传来的佛经，晋、隋、唐各代都有大规模的译经事业。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北宋，亘延一千多年而不绝，是世界翻译事业中罕有的现象。明初有四夷馆之设，主持翻译工作，明末翻译介绍阿拉伯和西方的天文、数学、医学，翻译从宗教领域转到自然科学。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都提倡向西方学习，于是又重振了翻译之风，严复、梁启超等都致力译事。“五四”前后，翻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外，又向文学艺术方面开拓，出版各国名著，繁花似锦。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困难，还是想尽办法从事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国后很快成立了经典著作的编译局，译出了马恩列斯的三大全集。文史哲经和科技的翻译工作也进入新的阶段。没有这些规模宏大的翻译工作，科学文化事业就没有今天繁荣昌盛的局面。
欧洲文化的发展也和翻译工作紧密相联。基督教从犹太国向外传播后，希伯来文的《圣经》译成了希腊文、拉丁文，从此欧洲出现了基督教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包括荷马的史诗等，竟被排挤、被摧残，政教合一统治了欧洲差不多十个世纪。八世纪阿拉伯人在巴格达设立译书院，把欧洲特别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翻译过去。到了十四世纪，欧洲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取来失传的旧著，加以翻译或重印，开始了反宗教、反专制的文艺复兴时期。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鼎盛之后，市民阶层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工业开始发达。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主编的《法国百科全书》，宣传反对宗教神学、封建专制的唯物主义新思想。欧洲各国迅速翻译出版这部百科全书，广为传播，掀起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全欧洲卷入这个大革命洪流，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可见，翻译工作在历次社会大变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人提出要建立翻译理论，建立“翻译学”。外国有不少关于翻译理论的专著需要迅速翻译出版，中国从佛经翻译开始经过“五四”前后的许多翻译经验要加以总结，为建立翻译学这门科学，我们还需进行巨大的研究工作。
翻译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是团结全国翻译工作者的重要措施。团结起来，进行各项与翻译有关的研究工作。除政府教育部门培养外语人才之外，也进行有计划地培训专业人才和提高业务水平的工作，进行学术讨论，经验交流，和国外开展学术交流，出版刊物，翻译理论专著，都是全国译协和各地译协的中心任务。
翻译工作者过去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新形势下，还要做更多的工作，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为使我国的经济生产、科学文化事业达到新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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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读《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
吴一士
回顾过去一些“左”的方针的提出，若从认识方面去找原因，总是源于主观性和片面性。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最好办法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多听各种不同的意见，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都听，特别是要听反对的意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到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1956年上半年，各地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中央及时发现，敲起了警钟。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撰写的。社论发表以后，各地着重纠正了“左”的冒进，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也在上半年，三十四个经济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央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和问题。毛泽东同志集中了中央和各部门集体的智慧，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开始提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对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原则、比例关系、管理体制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下半年，围绕中央提出的探索新道路的题目，各个部门又都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些探索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八大”制定的方针、路线上。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日益被削弱以至于被破坏，“一言堂”盛行，听不得反对意见了。
讨论问题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听反对的意见。195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是为贯彻“八大”精神而写的。其中一些话，我们今天重温一下也是有好处的：“对于我们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来说，重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讨论问题制定决议的过程中，常常不是有意识地组织、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不是有意识地使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有充分申述自己主张的机会，而常常是用领导者的意见去轻易否定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态度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有些领导工作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聪明的领导者，应该象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事实确是如此：对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论是一个政策、一条法令、一项工程，一定要允许讨论，让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展开争论，让正确的去说服错误的，让不全面的得到补充修正。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工作才能顺利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带头恢复党内外的正常民主生活，这是形势越来越好的根本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现在是否上上下下都解决好了呢？恐怕还很难说。在当前各项改革工作中，大大小小的事，难免出现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可是，由于提出了反对意见或者讲错了话（有时并非错话而只是不合时宜甚或误解），就受到指责乃至打击之事，也并未绝迹。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话不说更不写，仍旧成为一种处世哲学。所以，为了建立正常的民主生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即使是真正的错话、错误的观点，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保护。失败乃成功之母，错误为正确之伴。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