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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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联运工作会议强调提倡社会各方面办联运
加快发展联合运输推动横向经济联合
重点放在沿海、长江沿岸和京广、京沪、陇海、哈大等铁路沿线
联运企业要开办“一条龙”服务,做到一次托运、一次结算,上门取送、全程负责
新华社成都5月18日电 (记者张锦胜)正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联运工作会议提出,“七五”期间联合运输业要加快发展,提倡社会各方面办联运,扩大以城市为中心、向乡镇延伸的联运网点,以交通运输业的横向联合推动各地区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
会议指出,发展联合运输是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改革,挖掘运输潜力,提高运输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七五”期间,本着积极普及、向城镇延伸和对现有线路进行巩固、提高的方针,重点在沿海、长江沿岸和京广、京沪、陇海、哈大等铁路沿线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联合运输。要从铁路、公路、水运等各方面综合考虑,选择最优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组合,合理组织货流,减少运力损失。各地联运企业要积极开办火车、汽车、轮船、飞机客票的联售、代售业务,为旅客开办接送、食宿、旅游的“一条龙”服务。同时,联运企业还要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做到一次托运、一次结算,上门取送、全程负责。
会议提出,要积极扶植联运企业和各种运输联合组织的发展,提倡自筹资金或集资合股办联运。各联运企业可以联合经营,办成联合经济实体,或进行松散联合。要鼓励联运企业在优质服务上开展竞争。任何单位都不得利用职权垄断货源。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等运输企业要积极支持联运企业的工作,对其代办托运、中转的货物要及时安排运输。
会议强调,联运企业要做到运输迅速、安全、经济、便利,坚持薄利多服务原则,合理收费,不得巧立名目,滥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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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赵总理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到达北京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应赵紫阳总理的邀请,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开始对我国进行为期六天的正式访问。
这是霍克自1983年就任总理以来第二次访华。访问期间,他将同中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双边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随同来访的有霍克总理的夫人和女儿,总理内阁部秘书长麦克·科德等二十多人。
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以及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等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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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充分发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
——四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重要意义
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和地位,决定了它们在横向经济联合中起着骨干的作用。由大中型骨干企业牵头,组织企业联合,对推动横向经济联合,改革经济组织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一个骨干企业为核心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对联合体的巩固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大中型骨干企业都具有较强的技术经济实力,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声望,因此它们对小企业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大型企业很自然地会成为企业集团或联合体的“中心企业”,成为联合体对外竞争的“中流砥柱”。大企业往往有技术、资金、管理的优势,而小企业则常常有土地、厂房、人力等优势,联合起来,就可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克服“大而全”、“小而全”的弊病,实现专业化协作,推动整个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企业的现代化不可能所有企业齐头并进,必然有先有后。以大型企业为骨干组成联合体,运用大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带动一般企业,这就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批如二汽集团、嘉陵集团那样的大型企业集团,并且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国家通过对为数有限的大企业集团的控制,就能基本上左右经济局势,实现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的统一,推动整个联合体加快现代化的进程。
从大中企业与小企业的生产技术联系来看,有的是大中型企业生产初级产品,再交小企业进行专业化的深加工;有的是进行多品种系列生产的大中型企业向小企业扩散系列产品。在我国近几年出现最多、最普遍的一种企业联合形式,是机械、电子、轻工等装配性中行业总装厂同零件加工厂的联合。这种联合体具有以下特点: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一般都是由一个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拥有名牌产品的大型企业为“中心企业”,吸收众多的中小企业作零件加工厂,而且由于中小企业同中心企业联合的紧密程度不同,就形成一个单中心、多层次的圆形网络结构。从产品来看,中小企业环绕大企业共同生产一种产品,风雨同舟,成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从工艺来看,尽管各零件厂之间可能没有多少生产技术联系,但它们都与中心厂存在着密切不可分的加工配套关系。
以大企业为骨干的经济联合体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生命力。这种联合,一方面表现为“聚变”的过程,即大企业吸引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裂变”的过程,即通过大企业自我增殖、“细胞”分裂,产生一批“子企业”,推动企业联合向更高层次发展。不论“聚变”或“裂变”,最终都会形成一种以大企业为核心的辐射状的“企业群体”。
大中型企业要在企业联合中发挥骨干和核心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从外部条件来看,首先要落实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1978年提出工业改组以来,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组建了一大批行政性公司,其中大多是缺乏生命力的。实践证明,无视企业的自主权,直接由政府和主管部门依靠行政命令组织企业联合,弊病甚多,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和全国性、地方性的行政性公司,应该认真贯彻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三十条》,以及《扩权十条》和《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十四条》等文件的规定,真正赋予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特别要确保企业组织联合的自主权。各级主管部门对企业自愿组织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联合,都要真心实意地大力支持,不得阻挠或变相阻挠。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按照国务院《三十条》的精神,在计划、物资、基建、金融等方面创造条件,促进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
从内部条件讲,第一,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领导班子要有战略眼光和宽阔胸怀。要把推动联合作为自己为发展国民经济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以谋取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要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中求得自己的发展和壮大;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帮助、引导、扶植小企业,在共同发展的实践中,取得小企业的信任和拥戴。第二,大中型企业也要注意自身的某些不足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技术与管理水平;同时也要认真吸取小企业的先进经验,加以汇总提高,促进整个联合体的进步。切忌老大自居,盲目自满,固步自封。第三,坚持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原则,不断协调企业之间的权益关系。联合体的决策机构要有小企业的代表参加,以保证小企业的权益在决策中得到体现。我们相信,只要具备上述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大中型企业在联合中的骨干和核心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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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阳县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新招 围绕产品组织供产销联合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学孝、沈兴耕报道:浙江省富阳县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对条块分割的体制进行大胆改革,在现有编制不变的情况下,重新组合各部门力量,围绕有本县特点、有发展潜力的某种产品,组成一个由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的,供、产、销衔接的联合服务体,为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社会化的配套服务,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目前这种联合服务体已发展到十三个。
近几年来,富阳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84年和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增长27%的速度稳步前进。然而,发展又很不平衡,有的产品,如茶叶生产还停留在六十年代初的水平。与此相反,这个县食用菌生产却得到了迅速发展。去年全县栽培面积已由1982年的二十二万平方尺增加到七百万平方尺,菇农收入由三十四万元猛增到一千万元左右,三年翻了五番。其原因主要在于县供销社1983年1月专门成立了食用菌公司,为它提供了系列化的配套服务:提供信息,衔接产销;供给良种,传授技术;组织货源,供应物资;负责收购,开展加工。
县委县政府由此得到启发,从去年10月起,他们推广县供销社为全县食用菌生产提供供、产、销一条龙服务的经验。当时列出十种产品。可是,有些产品和食用菌生产的情况又不完全相同,光靠哪一家的力量包不下来。如猪禽蛋,它的供产销就涉及到农业局、商业局和粮食局等部门。于是,县委县政府决定,采取“编制不变,联合服务”的办法,以某种产品为对象,凡是牵涉到哪些部门,就把哪些部门组合起来,成立系列化的联合服务体。这些以服务为宗旨的联合服务体,按照产品的不同特性,实行不同的组合方法。有的以一个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供产销紧密结合;有的一方牵头,多方参加,分工负责,分段服务;有的在原来部门分工的基础上,一方负责,松散结合,协调服务。
联合服务体开始工作的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它的优越性已初步显示出来:(一)基本解决了部门扯皮现象。现在,农民产前、产中、产后需要的各种服务,通过联合服务体就可以协调解决了。(二)部门和资源的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前几年有些部门也搞过“一条龙”服务,但不很理想,如农业局,他虽有技术优势,购销方面却不大懂行,去年扶持农民种的二百五十亩杬白菊,结果销不出去,造成很大损失。而供销社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现在大家联合起来,分工负责,分段服务,生产和流通衔接起来了,效果很好。由于一个联合服务体专门负责一个重点产品,商品生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三)加强了商品生产的计划性。前几年农民一家一户,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基本上是自己决定,盲目性较大。现在联合服务体通过合同的形式把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以销定产,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现在,十三个联合服务体的牵头部门,对做好服务工作的积极性都很高。据食用菌、蚕茧、茶叶、长毛兔、干鲜果品等六个项目的统计,已联结农户四万多户,签订合同三万五千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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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研制新型人造血首次用于战场抢救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由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研制出的新型人造血——全氟碳代血液,已在云南老山前线成功地用于战场抢救,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
全氟碳代血液是一种全氟型的生物功能新材料。这种人造血具有广泛的用途,并且不受血型、体格、可供量等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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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交接货机、两名机组人员等事宜
民航同华航代表继续进行商谈
新华社香港5月18日电 中国民航代表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今天上午在香港会所就华航B198号波音七四七货机、两名机组人员和货物的交接事宜继续进行商谈。
据悉,双方代表今天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中国民航代表指出,对具体细节有不同意见是自然的事情,但相信我们兄弟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
双方商定明天继续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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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热心的“邮递员”
3月8日,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骑着自行车,跨越两省四县,行程千余里,来到安徽省阜南县赵集区王寨小学,找到教师王锦绣,把一封信交给了她。这是一封美国来信,是与王锦绣隔绝四十多年的老父亲寄来的。王老师看着信,激动得连声说:“太感谢您啦!太感谢您啦!”
这位送信的青年并不是邮递员,他叫魏友钦,是安徽省阜阳县苏屯乡刘屯村农民。今年农历正月初二,他到太和县赵集焦庄给姨母拜年,看到一封海外来信。姨母说:“这信不是咱的,该咋办呢?”魏友钦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阜阳县西东七十里赵集王寨王锦绣、王鼎昌收。他断定写错了地址,因为阜阳东、西两个方向都没有赵集。他知道阜阳的东南方向颍上县有个南赵集,西南方向河南省的淮滨县和本省的阜南县各有一个赵集。小魏决定一个一个地方去寻找。
于是魏友钦骑自行车,先在太和县的赵集方圆十数里搜索了一番,又顶着数九寒风跑了二百里,来到颍上县的南赵集。他走了一村又一村,问了一户又一户,一连跑了五天,没找到下落。接着他骑车来到淮滨县的赵集乡,又找了五天,还是没有结果。于是,他忙赶到阜南县赵集区,一问果然有个王寨,收信人王锦绣是王寨小学的老师!
清茶一杯过后,魏友钦起身告辞。王老师及其亲友,先是拉住不让走,后又拿出几十元钱和一提兜烟、酒、糖果,送给魏友钦。小魏憨厚地说:“俺不图这,把信送到了俺心里比啥都高兴!” 安徽省阜南师范学校 徐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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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大江村移风易俗
红白事理事会受欢迎
本报讯 据河北日报报道:在柏乡县南大江村,近半年出现了一件新鲜事。为了移风易俗、勤俭节约办好村里的婚丧嫁娶之事,这村由团支部书记负责,吸收村里德高望重、办事热心的群众参加,组成了六人“红白事理事会”。
理事会成立以后,在倾听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作出了五条规定:一、提倡结婚戴花,行鞠躬礼;举丧戴黑纱,扎花圈。二、办红白事时不准演唱,不准演奏封建迷信节目和曲调。三、禁止连锁式多人次赠送高档物品。四、举办婚丧事,除当家人和亲友外,其他人不超过三十个,费用控制在三百元以内。五、结婚女方不要彩礼,男方不摆阔气。
至今,理事会已为村里群众办理婚丧嫁娶之事近十次,很受群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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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后稷”
——记农科城里的知识分子
本报记者 蒋涵箴
位于西安以西九十公里的杨陵是我国著名的农科城。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哗,没有高楼大厦,然而这里人才荟集,知识密集,新人辈出,成绩卓著。这块古老的土地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农业科学工作者。
杨陵,以埋葬隋朝杨坚、杨广两代皇帝而得名,实则早在“二杨”起陵之前,这里作为中华民族农业的发祥地,已名载史册。太史公司马迁曾考察过这里。《史记》记载,古代尧的农师后稷就生长在这里。后稷名弃,年幼时便有成人之志。他能根据土地的情况种庄稼。尧知道后,举他为农师,让他教老百姓种庄稼,结果天下得利。至今,在杨陵东北七公里处,还保存着教稼台,相传那就是后稷教老百姓种庄稼的地方。
如果说三千多年前杨陵镇只出了一个后稷,那么,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稷故乡“后稷”多。
1934年,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主持,在杨陵创办了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即今天的西北农业大学前身。新中国成立后,在这里又相继建立了陕西省农业科学院、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等十一个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小小的杨陵镇不过几万人口,农业科研、教学人员却荟集了三千人,每年在校学习农业、林业的学生就有五千人。这八千人不就是当代的“后稷”吗!
八百里秦川素有麦仓之称,可是解放初小麦亩产一直徘徊在一百公斤左右。西北农业大学教授、小麦专家赵洪璋从四十年代起先后育成了许多种类的小麦良种,使关中灌区的小麦达到平均亩产二百五十公斤以上。赵教授广交农民朋友,他熟悉农民的生活,了解关中农民欢喜吃锅盔、蒸馍、细挂面,讲究面要有劲。从科学上讲,就是要求小麦出粉率高、含蛋白质多、营养丰富。赵教授总是把品质好作为选种的标准,每逢选育出一种新品种,他就擀成面条、蒸成馍,请乡亲们来尝尝这麦子口感如何。赵洪璋的名字多少年来一直被黄淮流域一带农民所熟悉,农民对他的尊敬赛过“土地爷”、“财神爷”。
秦川牛肉细嫩的品质、独特的风味,在北京高级宾馆举行的宴会上引起了外国朋友的极大兴趣。西北农业大学邱怀教授就是秦川牛的研究者。四十多年来,教授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默默无闻的老黄牛诱惑他一步步走向科学的殿堂。他爱牛、研究牛、学养牛。他从牛身上学到了牛的风格、牛的精神。几十年来,在大西北的沃土上,他象牛一样,为发展我国养牛事业勤奋地工作着。
为了完成《中国百科全书》农业卷·畜牧学科养牛的分支和《中国牛品种志》的编写任务,他跋山涉水,调查研究,足迹遍及祖国大部分地区。在岭南山区,在秦巴山区,交通不便,食宿艰苦,古稀之年的老教授每天要步行好几十里路。然而,一个新生的“婴儿”在向他招手,使他兴奋,每当调查到一个牛的新品种,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前几年,他的老伴刚刚去世没几天,华南农业大学李永录教授来电,立即让他赴穗修改《养牛学》统编教材。他压住了悲伤,马上带病动身,直到任务完成,他才向自己的好友透露老伴不久前去世了。如今,这位全身挂满闪光勋章的“老牛”,仍在奋力续写牛的新篇章。“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杨陵知识分子的品格。
如果说赵洪璋、邱怀是杨陵在解放前培养的人才,那么在杨陵还有一大批建国以后培养的“后稷”。象中国千千万万个中年知识分子一样,这批同志在农业教学、科研上正起着承上启下作用,他们深知自己身负重任,正在争分夺秒地工作。
山东、河南、陕西一带盛产大红枣,可是每当收获季节遇上阴雨天,红枣大批腐烂。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女教师陈锦屏看到这一情况,心急如焚。从文革前她就开始捉摸烘干技术。文革中,她背着一岁的小女儿,带着奶瓶走遍了关中一带农村,推广烘干技术。她成了老乡们的亲人,到哪儿,哪儿农村的老大爷、老大娘就帮她看孩子。她搞了十几年的推广工作,有人对她说,何苦呢,在家搞科研、写论文不是更能出成绩吗!陈锦屏认为只要让农民受益,自己作出一些牺牲算不了什么。1984年,她主持的《果品蔬菜人工干制技术》被列为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和陕西省的重点推广项目。近两年来,农村推广了她的这一技术,估计可使农民增加收入一千多万元。
饶梓云五十年代中期到西北农大上学,毕业后留在了杨陵,从事烤烟研究。二十多年来,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他使陕西省烤烟面积从二万亩发展到五十万亩,亩产从五十多公斤增加到一百五十多公斤,从1981年到1984年,就使陕西省财税增收五亿多元,烟农增收一亿多元。他的贡献可真不小。但是,秦川的蒸馍细面没有把他吃胖,渭北旱原的干风却把他的头发吹成灰白,曾是英俊壮实的江南水乡子弟,竟未老先衰了。他累出了肝病,一吃饭就想呕吐,仍舍不得丢下他的烤烟。他说:“我能活到六十岁就满足了,我要在我能干的时候办成几件事,一是写一本《旱原烤烟》的著作;一是为陕西发展一百万亩烤烟,就算是对得起陕西的父老兄弟姐妹了。”为改变西北地区的贫穷面貌而拚搏,这就是杨陵知识分子的精神。
杨陵的希望,杨陵的未来属于杨陵的青年学生。农业大学的学生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小后稷”,那绝不是十个、几十个,而是成百成千。
从去年开始,西北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为杨陵区农民创办了《农家信鸽》科普小报,在当地办起了农业实用函授技术学校。他们还承包了农户的果园治虫任务,使果园的虫果率大大下降。杨陵的农民常常说:“我们守着农科城真是有福!”园艺系八二级的八名同学组成了咨询服务小组,在《中国青年报》上登出文章,收到了全国各地农民的来信。这批穷学生省下伙食费买邮票,为农民解答问题,复了几百封信件。
兽医系学生冯延科为关中一农户治疗断了腿的小骡驹,往返数百里,这户农民拉着小冯的手,感动地说:“你救活了我家的命根子,让我咋谢你啊!”植保系学生蒋建科就是杨陵人,他爱杨陵,又为杨陵的贫穷落后而忐忑不安。他说:“我多么想长上一对翅膀,飞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去看那儿的农村是怎么富起来的。”他的假期、课余时间全部花在对周围农村的调查研究上了,入大学四年来,他写了几十篇论文,阐明了他对农村经济、思想、文化的改革设想。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受到陕西省有关领导的重视。去年春天,他发现杨陵地区山楂树出苗率低,赶紧向老师请教,连夜又写稿又刻蜡板,油印成宣传材料,第二天张贴在杨陵区。杨陵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大都是大西北的子弟,“让祖国大西北的经济早日起飞”,这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
建国三十多年来杨陵为我国培养了三万多名大学生,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我国农业方面的专家,有的担任了农业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
假如古代后稷能看到这些变化,也是“当惊世界殊!”
当年于右任先生在杨陵选址创办农业专科学校,因为此地“左右毗连隋、唐帝灵”、“创业君主之遗迹昭然可考,尤足激发青年崇高伟大之思想。”于右任先生有灵了解今天的杨陵,也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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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滕县岗头镇利用靠近微山湖的自然优势,鼓励农民发展饲养业。这个镇的西焦村农民马启泰去年养了九百只鸭子,一年收入一万多元。象马启泰这样的养鸭户在岗头镇已有十几个。图为马启泰在给鸭群投放饲料。
翟力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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