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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
于光远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春天。
进入1956年，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前进到可以宣布基本完成的程度，党中央和毛泽东也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来。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于是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提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这是一个盛大的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并提出三项相应的根本措施：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对所使用的知识分子要有充分的了解，给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党中央同时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那时候虽然还把改造知识分子视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但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已经强调地指出：“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要求“各地必须注意纠正”。会后，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决定中的措施，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一项一项地抓紧落实。
双百方针就是在我国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提出来的。虽然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曾为戏曲界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百家争鸣也曾有所酝酿，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旨在繁荣科学和艺术的根本方针却是在1956年春天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才形成的。这个方针的提出，主要是适应我国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这个历史任务的要求，而对盲目地学习苏联的弊端有所觉醒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用政治力量干涉科学家的研究自由和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动辄给科学家艺术家戴上政治帽子，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搞政治批判，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苏共对遗传学领域中米丘林与孟德尔、摩尔根两个学派之争进行粗暴的政治干预，支持打着米丘林派旗号的李森科学派，把它定为“无产阶级的”、“进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联系实际的”，而摩尔根学派则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伪科学”等帽子。〔1〕这样一个错误指导思想，在贯彻全面学习苏联方针时被照搬到我国，造成了工作中的损失，引起科学界艺术界理所当然的不满。这种情况，加上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使得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认识到必须对科学和艺术实行一条与上述错误原则不同的方针。
根据陆定一同志的回忆，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是1956年2月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并作出决定的。〔2〕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论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讨论毛泽东这个讲话时，毛泽东完整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对自己的“十大关系”的主张作了宣布，在讨论中，毛泽东对双百方针又作了一次明确的宣布。〔3〕周恩来也向有关方面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党的双百方针进行系统阐述和发挥，并向科学界、艺术界和社会公众宣布的，是当时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5月26日所作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这个讲话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从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以来，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回忆当年所接触的事情，重读有关历史文献，感到当时党中央对实行双百方针是相当坚决也比较彻底的。我们可以从陆定一的讲演稿中读到党中央的明确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容许讨论。”〔4〕陆定一不只是发表这样的意见，而且亲自总结那几年的经验，主持解决他在最近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和遗传学方面的问题。是他提出要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帮助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开好关于在遗传学领域中贯彻百家争鸣的会议，为贯彻这个方针作出一个榜样。〔5〕
在这里，我想指出195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的积极支持。一个具体的事例是在青岛遗传学会议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刊载了我国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即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为人民日报编辑部代拟了按语。按语中写道：“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该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就是在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那一段时间，陆定一向我们中宣部的同志说：有个单位的同志向中宣部请示，要中宣部对某个学术问题先作一个结论再去进行学术批评，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让马克思来当你中宣部的部长，让恩格斯当你中宣部的副部长，再加上一个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就是要百家争鸣。
从1956年春天到1957年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是很高兴的。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有许多人在考虑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好的贡献。
好景不长。在1957年夏季反右派之后，双百方针事实上被废除了。在这之后，虽然有时松一些，多少还能开展一些学术讨论，也有一些开得比较好的学术讨论会，如1959年上海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尽管如此，我国科学界以后再也没有出现1956年那样生动活泼的局面。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1956年批评过的那种对学术观点无限上纲、戴上各色各样的政治帽子的作法又不时发生。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去的种种问题又重新翻了出来，凡是发表过具有独创性学术见解的人几乎都重新受到更加残酷的斗争，而陆定一为党的双百方针所作的系统阐述也被诬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6〕从1966年起到“四人帮”覆灭，科学工作全部停顿，实行双百方针完全无从说起。从“四人帮”覆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由于强调“两个凡是”，学术自由仍受到窒息。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为什么1956年颇为坚决地提出双百方针，而又很快地被废弃，使1956年作为批评对象的对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的粗暴作法在1957年后特别是在整个六十、七十年代中再次重复而且在某一段时间变本加厉呢？
我认为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提出双百方针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文化建设。当初党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也讲过这样的话。在陆定一的那次讲话中就是这样来估计当时的形势的。他说当时的形势第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是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第三是我们还有敌人，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敌人特别是国内的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了。第四是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而且还在继续增强。但是，党对这一历史转变的认识很不牢固。本来应该这样来想问题：历史的转折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得出的结论，在转折中一定会出现这种或那种使人迷惑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现象而改变对历史发展的根本估计，不能改变我们的基本方针。从革命到建设的转折是在1956年发生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客观地仍然应该这么说。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如预计的那么简单。当时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局面，并不是后来出现的那样。比如事先不会预计到会出现1957年夏天那样的“鸣放”形势，于是就发生了动摇，并终于从对中国历史这个转折比较正确的认识倒退了回去，倒退到认为中国仍然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倒退到阶级斗争还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戴上这样的有色眼镜看问题，就把原来存在着的某些阶级斗争残余大大夸大了。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条件既然被认为不再存在，双百方针当然只有废弃。为了保全面子，不好直截了当地否定双百方针，于是只有对它重新解释，解释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灵魂就是灭资兴无”。〔6〕这样，即便在“四人帮”统治的时期，也可以使已经成为空话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妨碍他们实行凶残的统治。
第二，对双百方针的理论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也是双百方针不能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有关文献中，陆定一在1956年的那次讲话应该看作是阐述这个方针最为充分的一个。当时象我这样执行这个方针的人，认识水平也只达到这样的程度。今天看来，对这个方针的理论说明，至少有一些欠缺之处。我们实行的双百方针既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时期实行的方针，就要明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特点。不只是认识到它是在党的有意识地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它有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和艺术繁荣的明确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上、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实行双百方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如何估计实行双百方针将会遇到的阻力，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阻力，以及如何为实行双百方针创设条件，等等。这些问题在提出双百方针时有的只是比较表面地接触到；有些问题意识到了，也提出了，但没有来得及开展研究和讨论；有些问题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并没有提出。后来形势变了，对其中某些问题作了不正确的回答。这种不正确的回答出自党的决策者之口，当然对双百方针的被废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陆定一最近著文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2〕当时理论工作者们如果对上面归纳出来的这些问题进行深思，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它们有所探讨，也是可以觉察到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做到这一点，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却可以因为取得真知而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当时大多数同志，包括我在内，并没有这样的觉悟。
第三，实行双百方针会遇到不小的阻力。它会触动学术权威，而某些人的学术权威又是同政治权威相联系的。实行双百方针也会使同社会上流行的乃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对立的思想表现出来。这就很可能遇到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实行双百方针时表现出来的正确的思想尚且可能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而当这个方针允许其表现的思想内容是不正确的时候，所遇到的反对就一定更为强烈。这时候，反对者很容易从反对表现出来的某种思想进到反对允许它们表现的双百方针本身。不要低估社会舆论的作用，它会对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发生影响，甚至会影响决策者对实行双百方针的决心。
第四，双百方针本质上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对立物。一花独放、一家独鸣无非是“左”倾思想在科学工作、艺术工作中的表现。因此双百方针的废弃也就是“左”倾思想对这一方针的反攻取得暂时胜利的结果。五十年代后期，“左”的思想在党内居统治地位，一方面同对中国历史转折的看法发生动摇有关，同时它本身也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基础。小农的狭隘眼界和封建思想是这种“左”的思想的社会根源，而它们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是常常起着重要作用的。至于我国政治的演变发展到让“四人帮”这样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盘踞党和国家领导位置的地步，要这样一伙人来支持双百方针，无异于要杀人凶犯发善心。这就更使双百方针的实行根本无从谈起。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以来的三十年内，“好景”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样好的一个方针的提出，并没有收到多大的好的效果。回顾这三十年，不胜感慨。人们不禁会想，如果在1956年提出这个方针后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么今天我国在科学与艺术上不知会达到多么高的水平，而且在政治上也可以不至于经历那么长的压抑痛苦的时期。但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这么去幻想。凡是现实的东西，它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三十年的历史曲折固然有主观上失误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其中包括一个各方面形势“配套”的问题。在五十年代，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还不懂得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还不懂得四个现代化建设会对科学提出些怎样的要求。在今天纪念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获得了长期坚持双百方针、把双百方针视作我们党和国家一项基本国策的条件。我们可以期望由于双百方针一直坚持下去而带来的科学艺术的极大繁荣。我们一定要做到，在纪念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年之后，这个方针再也不会被废弃。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领导和已经出现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形势，我们对此有充分的信心。至于如何使双百方针得以长期坚持下去，上面所说的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很快就被废弃的四条原因可以当作教训来接受。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可以总结今后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哪些事情，特别需要研究哪些问题，并在实行双百方针的实践中摸索出更多的有益的经验。由于1956年后实行双百方针的时间不长，创造出来的经验不多，已有的一些经验对于今后来说是完全不够的。我国的科学家艺术家要在实行双百方针的实践中学习。对党和国家的科学工作艺术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也要在实行双百方针的实践中学习。我相信在纪念双百方针提出四十年、五十年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国科学和艺术事业极为可喜的成就。
注：
〔1〕见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载《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商务印书馆版正文第2页。这本书的附录，黄青禾同志1956年编写的《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对发生在苏联的情况提供了不少具体资料，我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也作了一些概括。
〔2〕见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1986年5月7日《光明日报》
〔3〕在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这次宣布还未见文字发表。在已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中，双百方针最早见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393页。
〔4〕这些论述见《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编第960、962、964—965等页。
〔5〕在1985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中，发表了陆定一建议召开的那次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的详细记录。如果把这记录和194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在两个原则不同的方针指导下不同的实践。
〔6〕举例来说，在196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题为《陆定一的反动鸣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的文章，作者署名“旧文化部延安红旗总团”。文中攻击陆定一说：“1956年5月，也就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的前夕，大‘阎王’、大学阀陆定一作了名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黑报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该文声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灵魂就是灭资兴无……陆定一这个大学阀，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抽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革命灵魂，抹杀其阶级内容，把它篡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他一讲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自由！自由！自由！……大量事实证明：十七年来，陆定一利用他窃取的权力，在思想文化界，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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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探索·创新·开拓
——《走向未来》丛书第二、三批书评介
傅世悌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1984年春第一批十二种书问世之后，第二批十四种在1985年已经出版，第三批十四种书也将在今年6月开始向全国发行。两年来，丛书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四十种。从反馈的信息看，丛书以其探索、创新、开拓的时代精神和崭新的风貌，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目和好评。
在第二批书中，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近年来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占相当大的比重，它们涉及到哲学、史学、数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很多领域。如《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是一本与《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第一批书之一）相照应的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此书别开生面地运用现代系统论和组织理论的方法研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机制。《第三次数学危机》是一本讲数学发展历史并侧重介绍数理逻辑及其发展的著作，它从宏观上阐述了两千年来数学发展的主要轮廓，介绍了当代数学上的一些最新理论和一些数学家的生平。《择优分配原理》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理经济学复杂而深奥的内容。《艺术魅力的探寻》是一本用系统方法对艺术世界神奇魅力进行新的探索的专著，它从艺术魅力的本质、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群体发生以及魅力探寻的方法论、例证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新意迭出。这些研究成果，体现了新一代的科学理论工作者可贵的时代气质和敏锐的洞察力。
在开拓新的领域、引进当代最新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方面，第二批书中也有几本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如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可怎样才算是现代化的人呢？以获得哈德里坎特里尔头奖的英格尔斯的《走向现代化》一书为主，并融化他的另一著作编译而成的《人的现代化》，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现代人的十二大特征，考察了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具有重要的可读价值。人类未来的前景如何？根据美国未来学研究者朱利安·林肯·西蒙的名著《最后的资源》一书编译而成的《没有极限的增长》，是未来学研究中乐观派的代表作，和第一批书中《增长的极限》的悲观派论点截然相反，这可以让读者在思考未来时作科学的比较。还有运用生物学理论研究社会，引起西方轰动和激烈争论的美国著名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教授所著的《新的综合》，以及展示西方纷繁复杂世界的《在国际舞台上》、《昨天·今天·明天》，探索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等等，都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用简明清晰的思路，把世界公认的科学成果或具有相当影响的著作，经过咀嚼消化后奉献给读者的。
即将出版的第三批书，选题更加精炼和富于现实主义。如《富饶的贫困》，运用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对中国落后地区进行研究，论证了我国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政治，特别是人的素质的问题，并进一步研究了振兴的机制，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作了新的探索。《儒家文化的困境》论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沉沦于落后之列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同西方文化碰撞后产生的后果，揭示了中国近代士大夫面临西方强大挑战时的文化心理定势。还有《悲壮的衰落》、《西方的丑学》、《画布上的创造》、《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等等，都是在各自学科领域中具有独立见解的新著。
第三批书中继续翻译了一批有影响的世界名著。如德国马克斯·韦伯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美国阿·肯·默顿著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日本森岛通夫著的《日本为什么“成功”？》，美国约翰·里克曼编的《弗洛伊德著作选》，匈牙利科尔内著的《增长、短缺与效率》。还有一些是介绍新学科、新知识的作品，如《定量社会学》、《系统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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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向世界》丛书出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的综合性系列丛书——《面向世界》，最近开始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计划在一九八八年以前编辑出版五十种。第一批书目包括：《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走向二十二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信息社会》、《人与社会——社会化问题在美国》、《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科学学五十年》、《社会学与美国社会》、《现代哲学人类学》、《遗传学与社会》。第二批书也将在年内出版，书目有《技术美学》、《公共关系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奇异的循环——逻辑悖论研究》、《现代西方非理性思潮》、《现代西方释义学》等。 （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