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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官员互访”要讲究实效
——评述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本报记者 鲁牧
随着横向经济联系的逐步推进，各地区及主管业务部门、各企业之间的人员来往、互访活动日益增多。这是必然的现象，原本无可非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企业之间的直接接触太少，地区、主管部门行政领导干部“官员互访”活动过多，结果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对企业间经济联合所起的促进作用并不大。
以天津市一轻局为例，去年接待外省、市（区）赴津洽谈横向经济联合的代表团、组三十多个，二百二十多人次。大团几十人，小组三五人，成员大多是地方或有关部门的行政负责同志。东道主犹如接待外宾那样，按照这些来访者的职位高低，采取同等规格接待，来几天陪几天。
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在其他部门、行业同样存在。例如，有的省为发展服装工业，先是省领导同志亲临天津接洽，后分地、市、县领导干部组团再访。市长、县长、局长来了一大帮，专业干部、企业负责人却没有。这些代表团、组，多数匆匆成行，只带一串意向性的题目，又往往是上面定好了项目，然后再要求落实到企业。被确定参加联合的企业不清楚对方情况，颇感为难。因此，尽管“官员”访问中达成的意向性协议不少，但是真正得到落实、实现联合的却不多。
有人说，不兴“官员互访”，不了解情况，焉能搞成联合？这话乍听有理，其实并不全然。其一，领导干部掌握信息，了解情况，寻找适当的联合对象，渠道、方式决非独此途径。可以用书信、电传沟通信息，有关部门专业人员进行洽商等等。待有关具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联合条件基本具备之后，再走访、签约也为时不晚。
其二，一切经济工作都需要讲求实效，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也不例外。群众不是一概反对地区、主管部门之间的领导干部接触，只是希望不搞那些耗费颇多而实效不大的“官员互访”。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系特别是企业之间的联合，如果非由地区、主管部门行政领导干部出面洽谈不可，那么理应事前做好比较充分的准备，出访时还应该带上有关专业人员和企业负责干部，切实解决问题。
发挥现有驻外城市办事处的作用，是改变“官员互访”切实可行的重要一着。近几年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大中城市大都设有办事处。天津市驻外城市的办事处就有二十三个。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需要工作网络，办事处正是大有用武之地，可以把这方面的日常工作搞上去，为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作出愈来愈大的贡献。
据了解，不少驻地办事处，如贵州、浙江、辽宁、黑龙江等省人民政府驻天津办事处，正在由信息、接待型转变为经济桥梁型。过去，这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当地各种信息，向省政府汇报；接待省里来人，安排食宿；办理调拨催运，口岸事务，等等。现在，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服务，比如主动传递联合项目信息、搭桥铺路、疏通催办等等。辽宁驻津办事处的同志反映，从前工作量不大，心情不舒畅；而今尽管任务越来越繁重，但心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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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经济论坛
补出农业自身发展的活力
马国华
以工补农是发展经济的一项长期政策。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除了国家和地方要对农业增加投资外，更主要的是从乡村企业的利润中提取一部分用以补农。但要真正补出农民种好粮田的积极性，补出农业生产本身的活力，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当前有三种倾向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单纯把解决务工、务农眼前收入的悬殊问题，作为以工补农的根本目的。有的认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唯一因素，就是收入上的差距，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还很低。以工补农的着眼点，首先要做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促进技术进步以及对农产品进行多层次加工增值上。让有限的耕地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使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使农民增加收入。如果单纯采用“贴膏药”、“输血”的方法补农，虽然能暂时起作用，但从长远看，不仅不能增强农业的“造血”功能，而且还会诱发一部分农民的依赖思想。
二是似乎从乡村工业的利润中提取的比例越大，就越有利于农业，越能促进粮食生产。这些人没有看到乡村工业是新兴的产业部门。其中发展快，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就全国来说，目前还不多，绝大多数乡、村还只是刚刚起步，基础很差。所以，以工补农绝不能走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路子。如果不顾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只片面强调以工补农，势必造成抑工济农，以农伤工，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乡村工业停滞不前，甚至陷入极端困难的窘境。从整个农村经济来说，要以工补农，必须先有工业的发展，先有以农保工，工业发展起来了，才能以工促农。否则“以工补农”，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以工补农不能不兼顾工业本身，不能片面追求高比例，不能搞一刀切，经济落后或中等发展地区不能生搬硬套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更不能去大办那些目前尚无力办的“好事”，吃工业，挖工业。必须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三是只局限于从农村工业利润中提取资金，而没有把补农的思路放得更开阔一些，更没有去研究农村工业如何端正发展方向，和农业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相比农业、工业的优势，除了生产条件好、产品价格高外，最主要的还在于采用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果用工业上的有些管理方法和有些人才支援农业，作用并不一定比补贴资金小。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前不少地方的农村工业在发展方向上同农业缺乏有机的联系，片面追求高产值、高利润，形成了一方面工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另一方面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却相对萎缩的畸形局面。工业的兴起，非但没有成为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相反农业却成了工业发展的“包袱”。如果把农村工业的发展方向真正端正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上来，以农保工，以工促农，良性循环，对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因此，要使以工补农真正发挥效益，需要做好这样三项工作：
首先，要积极完善目前的各种补农办法。一、由补钱补物变为奖励、补贴相结合，以奖励为主；二、由单纯补当前投资变为当前与长远兼顾，以长远为主；三、由单纯从生产上补变为生产、服务并重。
其次，要端正农村工业的发展方向，注意加强同农业发展的有机联系，使工业和农业成为一个整体，互补互益，协调发展。
第三，广辟补农资金的来源。当前在抓好集体企业补农的同时，亦应从同务农收入悬殊最大的分散的经商、从工、搞运输、搞第三产业的农户中，适当筹集一部分补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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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税收管理 努力开辟税源
税务总局抓紧落实“七五”计划中的税务工作任务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财政部税务总局为了完成“七五”计划中关于税收工作的任务，在认真学习赵紫阳总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基础上，确定了今后税务工作的一些重点，并抓紧开始工作。
为了促进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生产，税务部门的改革方向是对那些技术改造和出口任务重、对国家贡献大而调节税率偏高的大中型骨干企业，适当降低调节税税率；根据实际情况对现行产品税的税率作有升有降的调整，体现国家奖励或限制的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适当调整增值税的税率和改进计税办法，并对有条件的矿产品实行以量定额征收增值税。将尽快制定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税收条例，争取早颁布，早实施。
为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税收计划，各地税务部门正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严格控制减免税，努力开辟税源，增加收入。
为了实现“七五”计划中提出的充分发挥税收这一经济杠杆作用，适应宏观控制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最近先后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条例》、《关于促进横向经济联合若干税收问题的暂行办法》、《关于对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收入征税的暂行规定》等税收法规，目前各地正在加紧贯彻执行。
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七五”期间各项经济改革和发展任务，税务总局正在抓紧自身队伍的建设，采取各种措施，运用各种形式，提高税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税务总局局长金鑫说，随着税制改革的进展，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通过各级税务部门组织的收入已占到整个财政预算收入的80％以上。税收不仅对国家预算收支的平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全国三十六万税务干部一定要为实现“七五”计划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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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本地资源 落实扶持措施
兰溪开发“四荒”发展经济作物
本报讯 浙江省兰溪市近两年新发展桑、茶、果等经济作物五万五千多亩。其中去冬今春就种植了二万八千亩。但今年全市落实的早中稻计划种植面积，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比去年实种面积还增加了近五千亩。这是他们选择开发“四荒”（荒山、荒丘、荒滩、荒水）为突破口，实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兰溪市，农村人均耕地只有八分半，山地却有近两亩，不少山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开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时，市里就注意稳定现有粮田，引导农民在“四荒”上做文章，提出了“稳定茶叶，发展蚕桑，主攻水果”的开发目标，帮助农民利用荒丘发展柑桔、青枣、杨梅、枇杷、黄桃等水果和蚕桑生产。
为了鼓励农民开发“四荒”，他们除落实延长承包期、谁种谁有等经济政策之外，还组织各有关部门从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两年多来，市里从地方财政收入中拿出五十多万元资金，补贴农民购买钢钎、雷管、炸药等物资和苗木，兴建水利灌溉设施。市科委把农业技术开发同“四荒”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两年中拿出十多万元资金，引进了柑桔、红心李、杨梅等新品种，并认真抓技术辅导。
切实的措施，促进了“四荒”开发。目前，全市已初步形成了蚕桑、柑桔、杨梅、青枣、茶叶等商品生产基地，并相应办起了三十多个加工厂。
（余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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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贵在另辟蹊径
吴酩
说起调整产业结构，有人就以为是要减少粮田面积。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
比如前一阶段，有一些地方的干部由于思路不宽，只围绕耕地想主意，办了些盲目毁良田烧砖瓦、挖鱼塘的蠢事。
近两年来，兰溪市利用本地资源，开发“四荒”，桑、茶、果等经济作物面积增加了五万五千多亩，但粮田面积并没减少，今年的早中稻种植面积比去年还增加了近五千亩。当然，各地情况不同，不一定有许多“四荒”可垦。
兰溪市给人的启示，不在于垦荒，而在于从实际出发，另辟蹊径。只要大家把眼界放开，就可以发现，耕地之外的天地还宽着呢，调整产业结构刚刚开头，众多的门路有待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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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服装机械展览会在京开幕
本报讯 国际服装机械展览会五月十三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参加展览的有来自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的厂家，展出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裁剪、缝纫、刺绣和包装等各种服装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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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开始实施“星火计划”
本报讯 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省开始把“星火计划”付诸实施，首批推出项目一百四十五个，其中列入国家项目的有二十一个。这批项目包括水产养殖、加工及综合利用，畜禽饲养商品化及综合加工利用，山区土特产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优质粮棉油品种繁育及高产配套，农副产品加工，速生丰产林的栽培及加工等十四个方面的技术开发。经层层筛选、综合考察和科学论证，这些项目基本上具备了“小（小型）、专（专业化）、现（现代化）、高（高效益）”的特点。一部分项目年底即可见效益。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这批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平均在一比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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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民族手工业迅速恢复发展
本报讯 据中国轻工业报报道：“六五”期间，西藏自治区民族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多。一九八五年，全区民族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三千一百六十万元，实现利润四百三十万元，分别比一九八○年增长四倍多和二十倍。国家在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五年累计拨扶持资金一千四百多万元，新建扩建的厂房面积有六万平方米，增置各种机械设备一千一百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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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将开辟一处观鸟旅游区
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将辟建一处我国北方最大的观鸟旅游区。此旅游区占地一万公顷，将建两座大型水禽公园。
扎龙自然保护区有一望无际的芦苇沼泽湿地，适于鸟类生存，因此成为各种水禽的乐园。保护区现有鸟类二百三十六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护鸟类三十五种。最珍贵的丹顶鹤占全国现有数量的三分之一，是亚洲最大的鹤类自然保护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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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输出劳务 促进地区间经济联系
循化五千多名农民在青藏牧区建设工地大显身手
据新华社西宁5月13日电 （记者蒋鹏、李永文）春天来到青海高原，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五千多名农民组成的“候鸟型”劳务大军，陆续开赴高原腹地牧区，在繁忙的建设工地上大显身手。
去年，这支五千多人的劳务大军深入到青海牧区六个州，承包公路、桥梁、水利工程、草原建设、城镇建筑、挖煤采石棉等几十项劳务项目，部分人还进了西藏，承包了墨竹工卡县一千五百千瓦水电站等建设项目。到年底，全县劳务纯收入达四百一十万元，占全县多种经营总收入的将近一半。
撒拉族主要聚居在青藏高原边缘的黄河沿岸，历来有到藏族地区经商搞副业的传统，不少人在与藏族农牧民的频繁接触中学会了藏语。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人多地少的撒拉族地区大批剩余劳动力到地广人稀的青藏牧区找致富门路，足迹遍及牧区的各个角落。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乡镇企业部门注意从外地引进人才和技术，不断提高这支劳务大军的素质，使他们不仅能承担修路、挖渠、开矿等卖力气的“粗活”，还能承包牧区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这个县的积石镇建筑施工队，去年聘请浙江省技术人员担任指导，到江河源头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承包了这个县的影剧院和冷库两个基建项目，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劳务输出的发展，促进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和藏族牧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这个县的二百多部农民自营汽车，大部分都到青海牧区各州和西藏承揽运输任务。去年，全县有二百四十三户农民在农、牧区间进行牛羊贩运、育肥，为市场提供牛羊肉四十四万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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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盼银行增加晚间营业
乐长弓
现在，办一些事情往往要排队，到银行取钱、存款也不例外。有些人为此不愿到银行去存钱。
造成排长队的原因：一是参加储蓄的人多了；二是银行（特别是分布在街巷的储蓄所）营业时间安排不当。中午休息，下午早关门，不便人们储蓄。至于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银行定期（如单位发工资时）上门收储送款等做法，现在更是少见了。
我想，如果银行增加晚间营业，既可方便群众，也能提高储蓄额，加速资金周转和货币回笼，是否可以试一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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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文明店”与“文明客”
王梅
到商店买东西，经常遇到营业员和顾客争吵的事，而责任并不都在营业员，与顾客缺乏涵养也有关。一天，我在一家“文明商店”就碰上这样一件事：
一个男顾客觉得营业员为他切的猪肉不中意，怒气冲冲地把肉摔到肉案上。营业员说：“这肉不是挺好的吗？”他却呵斥道：“好，就留着你自己吃吧！”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当场受到了其他顾客的谴责。
买卖是买者和卖者双方共同的事。营业员要当文明营业员，顾客也要当文明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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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艰难的突破
——记定州市综合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杨振武 徐如俊
河北省定州市的综合体制改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打破条块分割，放权于乡镇，这大胆的一步，冲破了多年旧框框的禁锢，使全市经济工作出现了活力。河北省委在文件中肯定了这条改革的路子，民政部的领导更称赞这是一步“好棋”。
（一）
定州市地处冀中平原，辖五区七镇，四十六个乡，九十三万人。这几年，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商品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84年，全市实现“人均增百元”，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如同运转着的机器很难发现内在的毛病一样，市委书记许云寿要不是花了两个月时间作调查，怎么也不敢相信，目前的管理体制上竟有如此多的弊端。
1985年初，赵村乡因为村办企业“白点”多，挨了市委的批评。许云寿找乡党委书记赵恩泉谈话，谁知，却引出了他的一肚子苦水：“都说乡镇是一级政府，其实既无人权又无财权，空架子一个。办个事，东求菩萨西拜佛，要多难有多难。”许云寿又找了几位乡干部聊，发现他们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主要是，上边统得太死，下边办事太难。
然而，由于条块分割，上边一些主管部门往往又相互扯皮，体谅不到基层的难处。譬如村里办个企业，要由乡镇企业局申报，工商局发营业执照。可是，这两家为了争取手续管理费的收缴权，一直吵吵嚷嚷，争执不休。有时他们干脆把气往农民身上使，一个不报，一个不批，致使一百五十多个新办企业长期领不到营业执照。
还有，许多业务主管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基层伸着“腿”，光是各种各样的协助人员，就有近五百人。他们人在基层，工资奖金由上边发，有些人只是到时要个数字，别无他事，而乡、镇党委无权过问。
有权的不好好办事，没权的办不成事。弊端不除，经济难以腾飞。许云寿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下定了推行综合体制改革的决心。
（二）
常委扩大会上，许云寿提出了打破条块分割、为基层放权的改革设想：一，将市直各部门下伸到区、镇、乡单位的人、财、物权一律下放，改变这些单位的隶属关系；二，财政改统收统支为分级管理，市对区、镇、乡财政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
常委扩大会开了三天。开始争得面红耳赤，后来通过摆事实，论利弊，大家的意见趋向一致：“给乡镇放权势在必行！”
轮到科局长们讨论了，意见更激烈：
“他们块块，我们条条，井水不犯河水。给他们放权，让我们干啥？”
“上边有精神，我们部门不能放！”一位局长举着主管部门的一份简报说。
“如果市里这样定了，我执行。要我表态，不同意。”又一位局长讲。
市委领导明白，在这个时候，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许云寿简直象着了魔似的，吃不好，睡不好，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调查研究，做思想工作。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讨论酝酿，改革方案出台了。
（三）
改革方案的付诸实践，无论是放权的条条，还是扩权的块块，都有一个对改革的理解和适应的过程。
要把下伸在基层单位的“三权”下放，有的主管部门就赶紧把年富力强的干部往上抽，把年老体弱的干部往下放；有的索性当起“甩手掌柜”，“油瓶子倒了都不扶”。
刚刚开始的综合体制改革面临着考验。定州市委认真对待改革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研究新情况，加强宏观协调，引导各方正确处理掌权与放权的关系，对出台的改革方案及时进行补充和完善，使之既有利于发挥基层的积极性，又能保留条条管理中某些合理成分，逐步理顺条块关系。
（四）
走出一步天地宽。定州市实行综合体制改革半年多，已初见成效。
1985年并不风调雨顺，可年底算帐，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依然突破六亿元，比上年增长10％以上；人均收入四百七十七元，比上年增加七十多元；财政收入增长10.2％，特别是农村财政收入，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
改革更带来显著的社会综合效益。“三权”的下放，使乡镇具备了一级政府应有的权责利，干部增强了“当家”的责任感。各乡镇都制订了适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了长远的目标和打算。以前因为落后净挨批评的赵村乡，一年就翻了身。去年乡机动财力达到三万元，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一百三十三元。
过去，乡镇干部“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如今改革“分家过”，财政成为最敏感的环节。去年各乡镇千方百计找门路，上了一批投资少、见效快的企业，乡镇企业总收入比上年增长62.5％，税收增长19％。各级还建立严格的财经制度，把各部门的“小金库”纳入同级财政，同时，“一支笔”审批，开源节流，行政费用比上年下降25％。
市直各部门下放“三权”之后，不但为基层充实了有生力量，也使本身“消肿减肥”，提高了工作效率。有二十四个科室制订了综合改革的实施细则，并派出二百四十多人长年下基层指导业务工作。财政局根据乡镇财政人员业务生疏的情况，先后四次举办会计训练班。林业局组织林业技术人员下乡搞技术承包，使三万五千亩果园的产量提高了四分之一，帮助农民增收一百五十四万元。干部、群众说，如今“关系顺了，效率高了，事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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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洛阳市美术陶瓷厂生产的“九都”牌唐三彩，畅销国际市场。这是该厂成型车间的设计人员和工人正在研究新产品的造型。 王厚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