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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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教委召开留学生工作会议
确定通过各种形式派遣留学人员
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发挥专长
要象对待公派留学人员那样关心和爱护自费留学人员
本报讯 记者蒋涵箴报道: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的留学生工作会议指出:通过各种形式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完全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方针,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七五”期间由国家财政拨款公派的留学人员总数继续保持现有水平,而地方、部门自筹资金以及与国外交换的留学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会有所增长。
自1978年7月以来,我国先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三万余人,自费留学生八千余人,在世界五大洲七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学习。其中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占派出总数的78%;研究生占18%;大学生占4%。七年来,我国派出留学人员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文革”前十七年派出总数的二倍以上,而且在人员结构、地区分布、学习专业门类等方面都有了发展和新的特点。
会议认为,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期间表现是好的。在留学人员中,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在异国他乡,才真正感到祖国这个字眼是多么的亲切,多么能鼓励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奋发向上,刻苦学习。”他们充分利用国外条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少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科研工作中有所创新和突破,已经学成回国的一万六千五百余名留学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已涌现出一批推动我国新兴、空白学科的建设、承担科技攻关项目、改革管理体制、推广新技术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清华大学回国教师已为研究生开出了一百六十七门课程,为本科生开出一百五十五门课程,其中许多课为国内空白。航空工业部回国人员中,在科研上有突破、发明和创新,成绩突出的占23.8%,成绩优良受到好评的占53%。
会议认为,派遣出国留学人员要从我国四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密切结合我国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以解决科研、生产中的问题和增强培养高级人才的能力。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要做到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学成及时回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会议指出,按需派遣就是要从我国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各单位的需要和实际可能,派遣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出国学习。鉴于国内高等教育事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教学与科研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今后培养研究生应立足于国内,以国内培养为主。要适当减少攻读硕士学位的出国研究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出国研究生,并积极开辟中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博士的途径。派出人员应以学习应用学科为重点;在外语、基础理论科学等方面,也要有计划地派出适当数量的留学人员。派人出国留学要博采各国所长。
会议指出,对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选拔,要注意政治条件、业务条件和必要的外语能力;要选拔那些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思想品德好,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人员出国学习。为了便于对出国留学人选的思想品德和业务水平进行全面考核,并使他们到国外选学的专业和课题符合国内需要,今后逐步实行将大部分公派出国研究生名额分配到用人单位,采取考试、考核与推荐相结合的选拔方式。要建立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奖学金制度,明确出国留学人员和派出单位的责任、义务和权利。
会议指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还包括国家、地方、单位以及个人经本单位同意,通过取得各种奖学金、贷学金、资助等多种渠道而出国的留学人员,对这些人员的派出也要纳入国家培养人才的计划。国家对于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要象对待公派留学人员那样给以关心和爱护。对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回国自费留学人员,国家在回国旅费和国内安家费等方面给予帮助。在分配和使用上,应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一样对待,量才录用,发挥他们的专长。
“七五”期间将有大批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留学人员回国后,应按学以致用的原则分配和使用。对于确属学非所用的,应该及时在本系统内,甚至跨系统进行调整。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听取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并就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中央、国务院部分部委、部分高等学校和驻外使馆教育处的负责同志。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作了《改进出国留学人员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培养人才》的报告。
会议5月7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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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五”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这次奖励八十三项,表彰二百九十一项,奖励先进个人三十七名
“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安排了七十六个项目
本报讯 记者艾笑报道:“六五”国家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5月13日在北京召开。在“六五”期间所获得的三千八百九十六项重要科技成果中,这次大会将奖励攻关项目八十三项,表彰二百九十一项,奖励先进个人三十七名。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和国家经委主任吕东讲话表示祝贺。
“六五”科技攻关,从1982年到1985年的三年时间里,全国有五千个单位、十多万名科技人员,直接参加了三十八项重大科技项目的攻关。攻关期间,还实行了比较严格的合同制,共签定专题合同一千四百五十项。有98%的合同完成了进度计划,其中的重要科技成果,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次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联合召开的“六五”国家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有来自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和攻关项目单位的代表五百多人参加。
宋平在讲话中高度赞扬“六五”科技攻关的成功。他说:“国家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有条件、有能力跨部门地组织浩浩荡荡的科技大军,发挥各方的优势,把力量集中在重大的、关键的、综合性的、对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科技问题上,为国家提供具有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以加速四化建设的进程。”
他认为:“我们的法宝是联合。分散的孤军对解决综合性的科技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变分散的优势为整体的优势,将为‘七五’科技攻关带来新的活力。”
在谈到“七五”科技攻关安排时,宋平说:“可以适当考虑采用招标、投标的办法。主办单位必须出于公心,不能垄断,这才能把人才和设备利用起来。”
吕东在讲话中对“七五”科技攻关提出殷切的希望。
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受国家“六五”科技攻关总结表彰大会筹备领导小组的委托,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指出,“六五”科技攻关把我国科技队伍的一部分主要力量组织起来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取得了很大胜利。
张寿在报告中说,“六五”科技攻关的经验表明,要解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必须从国家规模上组织起来,同时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速攻关成果向生产应用方面的转化。三年来攻关取得的成就证明,依靠我们自己的科技队伍能够有效地振兴经济,发展科技事业。
他说,“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共安排了七十六个项目,这是“七五”期间我国科技战线的主战场。打好这一仗,必将推动国民经济主要部门进一步向新的技术基础转移,大幅度地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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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彭真等参观科技攻关成果展览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吴明)赵紫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晚上来到北京展览馆,参观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成果展览。
赵紫阳、彭真等仔细地观看标志着我国科技新成就的图片、图表、说明和实物,倾听工作人员的介绍。他们特别关心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参观中不时询问一些成果的实用价值和使用情况。
在食品展区,赵紫阳看到方便米饭、母乳化奶粉等新型食品,关切地询问:这些东西都进入市场了吗?在皮革展台前,赵紫阳拿起一张经新工艺处理的皮革反复察看,试试手感,临离开时高兴地说:要好好推广。在光纤通信展区,赵紫阳还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放大镜,仔细地观察光缆,并问道:生产光缆的材料国内能否解决,批量生产行不行?
彭真同志也对攻关成果的应用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参观彩色电视信号放大方面的成果时,他关切地询问了用户对这一成果的反映。在参观冶金露天矿大型设备时,他又问道:这些设备已经在哪里使用了?在卫生展区,彭真还详细了解了我国肝炎、癌症防治方面的情况,询问了一些药物的治疗效果。
李鹏、郝建秀、谷牧、张劲夫、王丙乾等同志今晚也参观了“六五”国家科技攻关成果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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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医学院积极创造条件
留学回国人员热心干事业
据新华社银川5月13日电 (记者吴国清)宁夏回族自治区医学院注意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热情关心留学回国人员,使他们为宁夏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1981年以来,宁夏医学院有几名出国深造人员学成归来后,分别被安排在学院和附属医院的重要教学和科研岗位上。两院领导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们,从各方面积极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发挥专长。医学院讲师代寿芝在国外攻读了两年免疫生物学归来后,学院积极向有关方面申请到六十多万美元的外汇,进口了开展免疫研究方面的成套设备和仪器,很快帮助他建起了免疫实验室,并给他选配了四名助手,使代寿芝有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学院研究生张德利在国外攻读心血管专业期间,他刻苦学习,熟练地掌握了现代心脏病的多种先进诊治技术。回国后他曾一度想留在条件较好的北京一些著名医院工作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但回到宁夏后,看到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领导不仅为他准备好了价值七八十万元的进口仪器等设备,还提前为他培训了助手,使他深受感动,很快投入了筹建心导管室的工作。
他们还在生活上细心地关心留学回国人员,切实为这些同志解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并尽可能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代寿芝回国后,学院领导为使他安心地搞科研,想方设法地把他的爱人从较远的工作单位调入学院工作。张德利刚回国时,在医院里既不是讲师也不是主治医师,但他在国外进修的是国内较紧缺的心脏起搏专业,有真才实学,因此,医院便破格地给他分配了主治医师级的一套七十五平方米的住房。
这个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还注意从思想上帮助留学回国人员,使他们在政治上积极进取。两院领导都注意与留学回国人员交朋友,这样,不仅使领导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还及时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困难。
由于宁夏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从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热情关心留学回国人员,积极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发展事业,使他们心情舒畅,工作热情高,自觉克服了许多困难,为宁夏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可喜贡献。代寿芝回国后已在国外发表了《各种免疫无应答中科隆消失的程度》的论文,并获得自治区科技成果二等奖。同时,他还结合宁夏地方资源的开发,开展了“枸杞子对免疫功能的探讨”、“枸杞子抗衰老研究”、“苦豆子对免疫功能的研究”等一系列科研活动,受到了好评。张德利在回国三年多的时间内已为医院开创了心导管检查、人工心脏起搏等近十项新的医疗诊断技术,他还撰写了十四篇论文,有的获得自治区科学成果奖,有的受到有关方面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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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藤冈真佐夫
中国和亚行的合作前景广阔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冯秀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今天下午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藤冈真佐夫一行时说,中国和亚行的合作前景是广阔的。
他说,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潜力。亚行成员中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亚太地区的,又有亚太地区之外的。因此,亚行无论在促进这一地区的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合作方面都有许多事情要做。
赵紫阳感谢藤冈真佐夫和他的同事为中国加入亚行所做的努力。他说,中国正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它将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亚行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新的渠道。
他说,中国愿意为实现亚行的宗旨、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的努力。
藤冈真佐夫说,我和陈慕华昨天讨论了中国和亚行合作问题。我们双方达成一致协议,今年亚行将派出高级代表团到中国来就双方合作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
赵紫阳说,我们欢迎亚行在不久的将来到中国举行一次年会。他说,我们希望亚行能早日解决增设席位,以便让中国参加其董事会的问题。从中国的人口和它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吸收中国为亚行董事会董事是理所当然的。
藤冈真佐夫表示愿意为此而努力。
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会见时在座。(附图片)
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藤冈真佐夫一行。
新华社记者 王敬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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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胜利油田发展农副业生产
四万多农村职工合家团圆
新华社济南5月13日电 (记者张绥文)今年以来,胜利油田又有五千户原住在农村的职工家属迁入油田,使这个油田95%以上从农村来的职工合家团圆。这是这个油田通过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职工们搭“鹊桥”的结果。
胜利油田的十三万名职工,大部分来自各地农村。长期以来,职工同家属两地分居,不仅给职工家庭生活带来困难,油田的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为尽快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胜利油田党委决定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为安置两地分居的职工家属创造条件。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全油田共开垦荒地十七万六千多亩,兴建工副业厂点五百二十多处,开辟养殖水面一万七千多亩,饲养猪、牛、羊二十四万多头,鸡三十四万多只。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使油田安置职工家属的能力越来越强。到目前为止,全油田共迁来居住在农村的职工家属四万一千多户。凡愿意到油田参加劳动的家属,基本上都已如愿了。
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但解决了职工的两地分居问题,还给油田创造了大量财富,增加了职工的家庭收入。去年,参加劳动的四万多名职工家属,人均收入达七百七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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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王蒙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双百”方针繁荣了文艺事业
文艺批评要正常健康民主
本报讯 5月6日出版的华声报一版刊登了著名作家王蒙接受韦黎明采访时,就“双百”方针和文艺批评问题发表的谈话。现转载如下:
“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新问题很多的时期”
最近,笔者就发展中国文艺事业和“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著名作家王蒙。
当我在他小小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衣着朴素,一身深蓝色的旧的卡制服,使人觉得他象是一位中学教员。他笑着对我说:“我刚搬进这个办公室两天,你是我接见的第一位记者。”
谈话由中国的文化事业开始。我问他认为现在中国文化事业处于一个什么时期,王毫不犹豫地答道:“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他说,中国的文化事业现在很活跃,各项事业的规模都比过去大得多。文学、艺术、戏曲、电影、杂技、音乐、考古等等都非常发达。连图书馆事业都非常发达,图书馆事业不仅是建国以来甚至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繁荣时期。他说,无论何时去图书馆看到里面都是满满的,老年人、年轻人都有。
这些现象表明,随着国家的安定、经济建设的发展,人们对文化事业的需要更多、要求更高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暴露了很多问题的时期,因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都有了电视机。一般的文艺节目通过电视机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如果剧场和电影院的演出质量不高,就会没有人看。戏曲如何能赢得青年的喜爱、如何赢得青年观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国的文化事业处在一个既是良好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新问题很多、甚至困难很大的时期。”
“我非常喜欢‘双百’方针”。
今年5月,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象王蒙等一大批五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创作生涯几次大起大落都是与这一方针的贯彻情况休戚相关的,所以谈起“双百”方针,王蒙感慨颇深地说:“我非常喜欢‘双百’方针。”
王蒙强调,“双百”方针是焕发文学、文艺工作者积极性的方针;是发挥文艺工作者个性的方针;也是实行艺术民主的一种方针。
他回顾历史说道,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如在小说创作上有了新的作品,在戏曲上出现了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根据清代一个冤案编剧)、《啼笑姻缘》(反映民国初年市民生活的故事)等。
“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部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王说:“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
“也就在这之后不久,我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搁笔了差不多二十余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双百’方针完全等于废除了。”
王蒙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纠正了那种“左”的指导方针。在文艺事业上重新贯彻了“双百”方针,而且丰富了“双百”方针。他自己也重新得到了创作的权利。他不无得意地说,在1979年至1986年这短短七年时间里,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他已发表了二百五十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评论文章等。
所以王蒙说:“‘双百方针’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有了它,才有我的艺术生命,才有了我的艺术创造和探索。”
“在文艺批评上不要少见多怪”
文艺批评在中国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王蒙认为,“百花齐放”必然会引起批评,文艺批评是最正常的事情。世界上任何的文学艺术家都没有不受批评的权利。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现代的还是古代的。王蒙说:“我们现在研究巴尔扎克和曹雪芹的作品,不是也要指出他们作品中的糟粕吗?曹雪芹死了那么多年,连坟地都找不到了,但是也不能免于被批评。谁能免于批评呢?”
但是,王蒙指出,“中国曾有过很不正常的批评”。他说,比如1956年,他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1957年初引起了各式各样的批评。他开始还感到高兴,认为有批评才好。但是结果批评完之后,便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开除了党籍,小说也再不能发表了。
王蒙笑着说:“对于这样的批评,作家是不欢迎的。作家不欢迎行政制裁式的批评,除非作家犯了法。”
王认为,能够使中国的文艺批评正常化、健康化、民主化,是正确执行“双百”方针的一个标志。
当然,中国目前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问题。王蒙说,由于长期的那种不正常的批评带来的恶果,一些作家、艺术家变得很娇气。哪个受到点批评简直就不得了了。王说,这也完全不必如此。
另外,国外的一些朋友也对中国的文艺批评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这里一有点什么事就觉得大事不好,要出事了。
他举张贤亮为例,张由于在他的新近作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第一次把性压抑描写出来而引起轰动。在他前不久访美期间,《北京日报》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对其作品进行批评,这篇文章也就只有五百字左右。但是一些外国通讯社、海外华侨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这篇文章。马上有人劝在美访问的张贤亮不要再回中国了,回中国后还会被送去劳改(张曾因错划为右派在中国西部宁夏劳改了近二十年)。
张贤亮当然拒绝了,他回到中国后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事发生,他不但没有被送去劳改,他的妻子正在广州的高级宾馆里等着他归来。当他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宁夏银川市时,省里的文化厅长等领导在车站热情迎接了他。
王蒙认为,一些外国朋友有那种想法也是难免的。因为在我们国家确实存在过由于文艺问题整人的时期。
所以,王蒙认真地说:“第一,我希望文艺批评本身要正常化。第二,我希望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对待批评的态度要正常化。第三,我希望我们的外国朋友和外国记者对中国文艺批评的报道也要正常化,不要少见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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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光明磊落“豆腐刘”
山东省高唐县崔堂村农民刘树旗,练就了一手做豆腐的好技术。
1984年,他的豆腐坊开张不久,邻村一个做豆腐的老手向他介绍说,做豆腐掺上玉米面,再经过一番加工,一般人吃不出来。刘树旗说:“俺的买卖刚开张,你想砸俺的锅是不是?”他拒绝了。
去冬,刘树旗的豆腐已经以质地白嫩、味道鲜美、价格合理闻名十里八乡。有位亲戚对他说:“萝卜快了不洗泥,谁换你一斤豆腐,你向他多要二两豆子,也剩不下。”刘树旗说:“俺不赚亏心钱”。
今年一开春,又有人向刘树旗介绍做豆腐多加水的办法。他一口回绝:“俺卖的是豆腐,又不是卖水!”
前一阵子,有个小商贩教他秤杆上如何捣鬼,他严肃地说:“明人不做暗事,靠歪门邪道捞钱算啥本事!”
山东省高唐县广播站 张天顺 杜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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