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支持探索 鼓励创新
本报评论员
近一两年来，我国文艺战线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正象意识形态的其他战线一样，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进行各种实践性的探索。创作的格局和表现手法大大地被突破了，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着意于开阔视野，扩大题材领域和寻求新的表现角度；有的还借鉴西方现代流行的一些艺术手法（诸如意识流、象征、意象、荒诞、变形、魔幻等）以丰富表现生活的手段，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呈现出斑驳多姿的态势。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有些人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国外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观点，使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出现不少新的气息、新的课题。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
文艺要发展、要繁荣，就需要探索和创新。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之后，我国文艺界在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出现一个探索思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这种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进行探索。文学艺术这种更具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尤其需要探索。我们可以把目前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探索，看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体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标是为了建立既具有时代精神，又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欢迎和支持这种探索和创新，要鼓励文艺工作者们去实践。
新时期文艺探索和创新的总目标，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在这个总目标下，应该容许进行各种试验。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最需要发挥文艺家的聪明才智。对于这种最具有强烈个性特点的创作活动，尤其不能用固定的模式来加以规范，对文艺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方法、流派等等，不要过早地作出允许或不允许、肯定或否定、禁止或提倡的具体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倾听群众的呼声，遵从实践的要求，放手地让广大群众去探索建设新生活的道路。党对新时期的文艺，采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文艺家的个人创造精神，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不横加干涉，提倡各种风格流派的自由发展，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中鼓励大胆探索和创新，从而使我国的文艺得到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局面。实践证明，在文艺问题上，我们要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允许各种形式的探索和创新；坚持“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允许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享有充分的自由，以利于勇敢的创新和探索。我们要在探索中通过艺术实践，通过理论研究的深化，使社会主义文艺得到更快的发展和更大的繁荣。
任何探索和创新本身都包括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有成功的可能，也有迷路、甚至失败的可能。谁也不能保证探索都是成功的。我们要学会正确对待探索和创新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对于探索中出现的问题，甚至于失败，都应该审慎认真地对待，采用细致周全、多方鉴别、切磋商量的办法，认真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同样，在文艺战线上，有些同志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探索中可能迷路，可能出现失误，我们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澄清是非，鉴别美丑，实事求是地善意地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勇敢地开始新的探索、新的尝试。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摆在我们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要能得到更大的繁荣，要靠文艺工作者的努力。要敢于去实践、去探索、去创新。我们的文艺要面向群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在这个目标下，只要我们脚踏实地，进行刻苦的认真的创作、研究和探索，我国新时期的文艺一定会走向一个更丰富多采的、更高层次的崭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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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杰出的画家蒋兆和
王琦
蒋兆和同志逝世的讣告中写道：他“为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艺术，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美术，而且在世界画坛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他的艺术深受人民的喜爱，并获得高度评价。他是一位始终不渝地面向生活、面向人民群众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在漫长的艺术征途中，蒋兆和走过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他是自学成长起来的一位大画家，在旧社会饱尝过人间的辛酸苦辣滋味。他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贫苦的书香门第，十六岁就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为了谋生，他干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他在少年时代就爱画山水、花卉、人物，能初步掌握一些国画基本技法。可是，这对于一个在艺术上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当他在上海、南京开始接触到那些西方美术画册的时候，就被伦勃朗、委拉斯开兹、米勒等大师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认为西画技法中许多可贵的因素是中国画所没有的，如果把这些吸收过来，合理地加以运用，一定可以别开蹊径。他以这些画册作为参考范本自学西画，经过勤学苦练，他掌握了比较扎实的素描基本功和准确的造型能力，突破了绘画基础技术的第一道难关，这为他后来人物画技巧的深入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后来有人问起他在艺术上的成功秘诀时，他冷静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刻苦。”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集中点，挣扎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与苦难命运，深深打动了富于正义感的蒋兆和的同情心，在他脑子里充满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动形象。四十年代蒋兆和在北平，和沦陷区的广大老百姓一样，深深体会到在敌人铁蹄下备受蹂躏折磨的惨痛。蒋兆和懂得要用自己的画笔去描绘人民，去表现人民的苦难，为他们控诉、呐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普罗艺术和现实主义有一种朴素的感情，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到人间生活的痛苦，我就想用画笔真实地表现穷苦人民的生活。我并不是站在人民之外的一个同情者或人道主义者。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这一段自白也是他多年来一贯遵循的艺术创作准则。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以艺术家纯朴的感情与对生活的真实表现相结合，并通过纯熟的艺术技巧来完成这种表现，这是使蒋兆和的作品能在观众中获得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蒋兆和乐于从下层社会的人民生活中去找寻灵感，他以精细入微的观察去揭示那些挣扎在生活线上的贫苦人的精神面貌。从他在1929年第一幅创作《黄包车夫的家庭》开始，以及后来创作的《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爸爸挑水我卖钱》、《儿子有了媳妇》、《走江湖》、《街头叫苦》、《卖子图》等一系列作品，都是以贫苦人民为主角，从画面上向观众展示了一幕又一幕的生活悲剧。那些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见到的那样真实、生动、亲切，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
大型人物画长卷《流民图》是蒋兆和一生中最主要的代表作，也是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不朽之作。这幅包括一百多个人物组成的群象构图，具有壮伟的史诗式的规模。作者以不寻常的艺术表现力，揭示了中国人民在侵略战争中所遭受的灾难与不幸。这样场面庞大、由各种不同的人物和互相联系的群体组成的历史性悲剧，以其主题的深刻性、情节的真实生动和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而深入人心。《流民图》标示着蒋兆和在艺术征途上的重要里程碑，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流民图》的问世，无论在当时和后来所引起的社会效果都是积极的。
解放以后，蒋兆和以满腔热忱用自己的彩笔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他画面上的人物已不是乞丐、流浪汉、苦力出卖者或是其他受命运播弄的人，而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自己国家和土地的主人。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表现土地改革和农民翻身后的生活变化，如《领回土地证》、《添车买马买新犁》、《庄稼好》等。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创作了《鸭绿江边》、《走向和平》、《小孩与鸽》等。这些作品由于政治性较强，加以画面上人物形象突出又是蒋兆和在创作上的显著特点，所以有的画幅在当时便作为政治宣传画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蒋兆和在这时期已进一步理解艺术与人民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意识到艺术家应对人类进步事业肩负的道义责任。所以，他更多地选取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或是为人民群众所最关心的迫切问题作为创作的题材或主题，这些作品又是作者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画出来的。无可否认，由于作者对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对新鲜事物的感受也不是那么深刻，因而他对新的人物形象的处理，就不及对过去旧社会人物刻画得那样深刻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但我认为他塑造新的儿童形象仍然是十分成功的，象《给爷爷读报》、《学习好》等画面上的儿童形象，至今犹能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蒋兆和是一位勇于革新的中国画画家，他对“革新”的概念不象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仿佛要全部舍弃自己过去的传统而凭空创造。他主张扎根传统，吸收新法；立足本国，面向世界。他从不迷信古人和洋人，但也从不拒绝从古代传统和外来艺术中汲取有益的因素，为我所用。他的水墨画，我认为是具有传统绘画的骨髓和外来绘画的血肉。它既不是古人作品的复制，而洋溢着今天的时代气息；又不是舶来品的翻版，而保持自己民族的秉赋与气质。它是中国人的艺术，也是蒋兆和自己的艺术。他的人物画已形成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鲜明、深刻的个性表现与凝重而流畅的笔墨技巧相结合，对线条与皴擦法的运用已达到游刃有余的地步。蒋兆和在中国人物画方面的建树，不仅发展了前人的成果，而且启示了他的后继者，当前有不少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蒋兆和的影响。他的艺术是他留给我国现代美术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艺术家的名字将和他的作品永远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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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的使命感与文学的未来
白桦
大家都在议论上海近年来的文艺创作现状，并探讨繁荣创作的途径。我以为，创作的不够令人满意，只是“果”。“因”是多种多样的。“因”，尽人皆知，过去上海受“左”的迫害和“左”的影响较深，使得上海的文艺创作受到更多的扼制。但客观上的“因”往往是作家、艺术家无法解决的，就象任何一棵树一样，不能改变气候，只有森林才能改变气候。而形成一座森林的群体又需要一定的气候。据植物学家们分析，热带雨林是某一个历史阶段气候变化造成的。由于宇宙间某种巧合，热带地区出现了一段温和期，空气和土壤变得潮湿起来，许多植物趁机往上猛长，形成植物群落，互相掩映。等气温再度回升，炽热的热带阳光再也无法使这些植物枯焦了。相反，由于光合作用，受热蒸发的水蒸气升空结成雨云，降雨，空气里终年充满了水的微粒——雾，使热带雨林更加茂盛。近一时期南亚和我国一些热带雨林遭到破坏，结果是绝难再生。因为土壤的高度干燥就会沙化，沙化之后就是死亡之海。现代科学技术如此昌明也无能为力。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上海的文学土壤已经沙化了。我是说，我们上海的文艺创作不幸错过了一个宝贵的“温和期”。这个“温和期”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在并未过去。因此，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我们还可以从客观上找到更多原因，但我们主要还应当从我们的主观上去寻求。文学艺术创作也象热带雨林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同一块土地上会生长出各种形状的植物来，它们必然要受到大气候、小气候、日照、水分的影响；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各种形式、各种题材的作品都应当有，都会有。在我们寻找自己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在中外文学史上，我还没见到过一个是由于对生活、对时代采取冷漠或回避态度而成为大作家的。选材的角度可以因人而异，但都应该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真诚坦率地对待观众和读者，让千千万万人都能直接看到你的心灵。巴金同志是久居上海的老作家，他通过他的生活和他创造的世界，热情洋溢地给下一代人以时代的启迪，成为一位划时代的作家，留下了许多不朽之作。他的作品描写的是昨天存在过、今天仍然有、明天还不会绝迹的形形色色的灵魂。巴金用自己的青春、生命投入文学。鲁迅先生把自己绑在自己的投枪上掷向黑暗。文艺作品既是时代的轨迹，也是作家心灵的轨迹。
现在上海正在纪念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一位生于十六世纪，死于十七世纪，一直跨越到二十世纪并继续向未来跨越的戏剧家。他的剧本大多取材于历史，但他思考并为之激动、愤懑、悲哀和欢欣鼓舞的正是他所身受的时代生活中最为尖锐、最为重大的人性中的美质和劣根。那时，同一个题材《罗密欧与朱丽叶》，由许多作家写成剧本，唯独他的那一部成为杰作。其区别就在于他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时代的良心、诚挚的思考、莎士比亚式的智慧和激情，以及美妙的诗的语言。如果他回避那些使他至为动情的一切，去迎合低级庸俗的时尚，如果他另外去巧妙地编织一些精致然而虚伪的作品，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界谁也不会知道有一个如此光辉灿烂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所以是莎士比亚，是因为他有莎士比亚的追求。他生活的时代，大部分观众的美学欣赏趣味还很低，那时的“土壤”最适于生长低级的滑稽剧和粉饰生活的歌颂剧。然而却出了个莎士比亚，他用他的作品改良了“土壤”。毫不夸张地说，莎士比亚大大提高了自他以后的观众的美学欣赏水平。从莎士比亚开始，观众不再满足于杂耍和浅薄的滑稽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优秀的作家是可以反过来提高观众的，是可以改变气候的，象森林一样。莎士比亚本身就是一座森林。鲁迅先生也是这样。自鲁迅之后，中国广大的读者和作者懂得了在中国怎样做文学与欣赏文学。近年来，武侠小说、武打片、言情小说出现热潮，方兴未艾。这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在我小时候，书店里卖的大部分是剑侠、言情小说，宣扬封建迷信的传奇，就象洪水泛滥一样，但这种洪水并没淹没鲁迅、茅盾和巴金。
上海人才济济，而且已经出现了一批有个性、有勇气、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上海的作家队伍一定会成为一支劲旅，敢于接受全国作家的挑战。上海作家的特点和长处很多，尤其是非常灵活机敏。但灵活、机敏不能只用于迂回和细部的精细，必须用以争取文学的未来。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不等于说应该和可能离开政治，离开现实生活。
许多中国作家喜欢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但马尔克斯所以在全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并不只是他成功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而是因为他把拉丁美洲血淋淋的现实，借助丰富的想象力，调动一切手段，“象新闻报道一样准确地再现出来”。足见，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方法不是为了远离现实生活，正相反，是靠近——逼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作品是拉丁美洲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的回答。如果我们只敢欣赏马尔克斯作品的形式和机智，而看不见他的魄力和深刻的思想，以及他对拉丁美洲炽烈的爱，我们其实并没有读懂。我承认，形式具有自身的力量，形式的力量主要在于充分完美地表达了内涵。唐代以后的许多画家模仿过吴道子，但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具有吴道子的人生体验，看不到他的风骨。即使把他的线条临摹得一丝不差，结果，仍然是贫弱的、平庸的。唐代以后的许多画中人都是披着盛唐袍服和飘带的侏儒。因为这些画，只有小的真实、小的精美，却没有大的真实、大的壮丽。只有细节真实而忽略了大图景的存在的作品必然缺乏力度。我们完全可以描写上海某一个小菜场，但这个小菜场是处于大变革的中国上海这个大图景中的一个小菜场。每一棵青菜都是在几经变革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曾经公正地对待过屈原、李白、鲁迅、巴金，尽管他们都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坎坷、误解。历史也会公正地对待我们。至于能否创作出震撼人心、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除了愿望、热情和态度之外，还需要才能，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自甘寂寞的耐心，经过极其艰巨的长途跋涉之后才能到达一个新岸。
（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题目是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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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枝叶
“人文”三十五年回望
张伯海
我们刚刚庆祝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三十五周年。三十五年的历程值得我们回望。它创办至今共出版图书七千余种，达五亿九千余册。在这些图书中，当代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理论著作占着重要位置。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又侧重于长篇小说，共出版三百余部。其中不少是深受读者好评的佳作，象五十、六十年代出版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等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塑造新人形象的作品，曾经给读者带来优美的艺术享受和革命的思想薰陶，都已载入社会主义文学史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东方》、《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沉重的翅膀》、《钟鼓楼》、《新星》等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既严肃地回顾昨天，启发着人们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思考，又热情地探索明天。
为了开展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五四”后出现的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鲁迅全集》于1959年出版了十卷本，又于1981年新编出版十六卷本；《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已相继出版；《巴金全集》也将在1986年开始出书。在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作家都有作品集，如《瞿秋白文集》、《雪峰文集》、《郑振铎文集》、《叶圣陶文集》、《老舍文集》以及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的选集。
继承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整理和保存中国文学古籍资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出版了从《诗经》、《楚辞》开始的大量优秀古典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作品；有各家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通史、断代史、专史；有引导读者阅读的古典文学鉴赏集和适应广大读者需要的古典文学作品今译。近年来，正着手一些规模较大的项目，如与兄弟出版社分工出版的“古代大作家集”，就是一套既总结历代研究成果，又反映当代古籍整理新水平的古代大作家全集的善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很重视打开世界文学窗口，借鉴优秀的外国文学。三十五年来，出版了近八十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包括古典文学名著和有一定影响的现代、当代创作。对世界著名文学大师，已开始由出版他们作品的散本进而整理出版他们的全集或文集，如《莎士比亚文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陀斯妥耶夫斯基全集》以及《高尔基文集》等。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欧美以及亚非拉各国文学史，已不下三十种。
出书育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社方针。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同志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热情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的辛勤园丁，五十年代他对杜鹏程同志创作《保卫延安》一书的帮助，已传为佳话。三十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继承这一可贵的传统，扶植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这些作者成长起来后，往往满怀深情地称出版社是“自己的母校”。出版社还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编辑人才。他们中不少人既通晓编辑业务，又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成为专家，如冯雪峰、王任叔、聂绀弩、楼适夷、孙用、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等同志。
三十五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认真执行党的出版方针，力求保证出书质量，为我国文化建设作贡献。前几年，出版界受到推理侦破小说、新武侠小说等冲击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出版只图赚钱而不顾社会效益的书。目前，在出版情况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出版社保证重点书籍出版，力争度过图书出版困难时期，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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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蛇神》〔长篇小说〕
作者 蒋子龙
载《当代》1986年第二期
这是蒋子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的主人公邵南孙有着一番奇特的经历。他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舍却名利地位，甘愿到京剧团去做一名被人们叫作“孙子”的杂役。他的赤诚终于感动了那位名演员。就在他们心心相爱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降临了。他历经生活坎坷，被遣送到荒僻的毒蛇窝里去“劳动改造”。十年非人的生活没有使他屈服，他却征服了毒蛇，成为一名真正的“蛇神”。作品着力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性，表现了它对善良人精神和肉体上的戕害和扭曲。作品对京剧艺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描写，对男女主人公之间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以及对邵南孙的心理变态的描写，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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