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珍贵的思想遗产
——李维汉同志《回忆与研究》评介
尹华 袁廷华
李维汉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党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他为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李维汉同志在晚年，把撰写回忆录作为为党工作的最后努力，他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在一些同志的协助下，陆续写成了二十篇回忆文章（尚有数篇因病重未能完成），《回忆与研究》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全书约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册，即将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回忆与研究》以作者亲身经历的党的政治活动为基本内容。维汉同志是建党时期的党员，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丰富的革命经历，决定了回忆录丰富的内容。本书详细地记述了各个时期，特别是建党前后、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重要会议的情况，以及建国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作者把“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作为一条写作原则，因此，本书还叙述了党的历史上许多人物和革命先烈的活动和事迹。
《回忆与研究》以总结历史经验为重要目的。维汉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结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认真的总结，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为鉴戒的经验，其中一些见解是精辟独到的。本书是回忆性的，又是研究性的，形成了史论结合的特点，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回忆与研究》材料比较丰富、翔实。作者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他以个人回忆为线索，反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还召开座谈会，核实当时情况和交换意见。初稿写出后，又广泛地征求有关老同志和一些党史专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力求做到真实、准确。本书中不仅有作者回顾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引证了不少历史文献为佐证，使分析和概括更具有说服力。
维汉同志在五四运动前夕参加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是湖南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本书回忆这一时期的文章有《回忆新民学会》、《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三篇。文章详细记载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和革命活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兴起、高潮和失败的全过程，对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党应接受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入的探讨；对“马日事变”前后的一段历史情况提供了新的史料和分析；对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譬如，在领导权问题上，作者认为：在掌握武装的前提下掌握政权，是实现领导权的关键，我党当时应努力掌握武装，并理直气壮地参加国民党领导机构，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改变国民党及其地方政权的性质。而我党只是片面注重在国民党外部开展群众运动，虽然人民群众有力地参加了运动，仍难免于失败。作者还着重研究了统一战线中对中间势力的政策问题，认为争取中间势力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环节，而党在当时对这一点认识甚少，政策上发生偏差，存在侵犯城乡中间阶层利益的情况。此外对唐生智集团中一些表面上是中间派而实质上已是右派的人认识不清，未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使中间力量向右摇摆。
土地革命时期，维汉同志曾担任过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八七会议。后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回忆这一时期的文章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回顾党的六大前后》、《回忆江苏省委》、《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在中央苏区》、《回忆长征》、《初到陕北》、《回忆中央党校》等九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我党土地革命时期许多艰苦斗争的情况，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和分析。如：八七会议召开的情况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形成和被纠正的详细情况；党的六大召开期间国内留守中央的工作情况；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形成和被纠正的情况（包括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会议经过）；六届四中全会的会议经过；红军长征准备工作的一些情况；张国焘分裂主义企图危害中央的情况；等等。对这一时期党的“左”倾错误，文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三次“左”倾错误，都有党内的思想根源，都有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情况又有很大不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正确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革命急躁病的表现，主要是认识问题；李立三“左”倾错误是主观冒险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刺激了自六大以来党内已经存在并逐渐增长的“左”的情绪，使他骄傲起来。他们的错误，不同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等少数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扶持下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将“左”的思想发展成更加完备的体系，给党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危害。对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征，作者也结合各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概括起来有四点：第一是城市中心论。要农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在城市搞武装暴动。第二是取消统一战线。作者说：我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把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的背叛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而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把背叛革命的武汉政府看作是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种阶级关系分析上的错误，必然导致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第三是政策策略上的冒险主义。第四是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给代表和赞成正确路线的同志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当作“机会主义路线”来打击。这些分析，对我们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是会有启发和帮助的。在文章中，作者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瞿秋白等犯了错误的同志。作者认为，既要看到个人原因，更要看到形成错误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看到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实践经验不够，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而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左”的情绪和“左”的认识相结合，则成为“左”倾错误的发展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维汉同志在陕北和延安工作。作者把延安时期看作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他说：延安时期包括延安整风在内，是他在毛泽东同志教导下获得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时期。维汉同志曾多次和同志们谈到：党在幼年时期曾多次犯错误，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或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他自己也是这样。他参加革命后，一直工作积极，遵守纪律，但思想上受局部经验的束缚。以后去莫斯科，又受到某些教条主义的影响。他说，毛泽东同志有远见，遵义会议以后用了很长时间抓党的思想建设，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随后又在延安正确领导了1942年的整风学习，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回忆这一时期的文章共有五篇。《回忆陕北公学》、《中央干部教育部和延安干部教育》、《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三篇文章，回顾了抗战初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干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作者认为：延安时期是我党开展干部教育和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一文，记述了延安时期我党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情况。他认为：民族问题一直是党的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工作开始于长征路上，而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和大规模地开展民族工作是从中央西北工委成立以后开始的。1942年9月，维汉同志受命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他协助林伯渠同志，围绕抗日、民主两大任务，全力推进边区的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一文，记述了边区政府工作的情况。
从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以后，维汉同志长期从事和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回忆这一时期的文章，除《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真假和谈的斗争——记北平和谈》外，重点是《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回顾总结了1 949年至1964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建国初期我党同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和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的经验；通过调查研究，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和实践的经验；1956年三大改造高潮后，根据阶级状况和统一战线的深刻变化，及时提出以教育为主的七年方针，强调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加强团结、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党外人士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验；在三年困难时期，针对党外人士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紧张不安状况，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办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善党同党外人士的关系，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调动他们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进行自我改造的经验，等等。文章还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具体的回顾和深入的分析总结。维汉同志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曾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性问题和新的看法，如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以及消灭阶级等问题。但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却被看作“修正主义纲领”而遭到批判。对于这些问题，文章最后部分着重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说明当时提出这些问题和看法的正确性，批判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所有这些，对于学习和了解党的统战政策，克服统战工作中“左”的思想残余，做好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维汉同志离开我们快两年了。他晚年呕心沥血写成的这部回忆著作，是留给我们的珍贵思想遗产。今年，是维汉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回忆与研究》在这个时候出版，也是对作者最诚挚的纪念。
第5版()
专栏：
改革与破除心理上的“稳态症”
俞吾金
当前正在开展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把改革引向深入，这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要使改革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下去，必须破除某些人心理上存在着的一种病症，即“稳态症”。
所谓心理上的“稳态症”，即心理上的惰性。这种惰性表现为顽强的守旧的心理定势，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经验反映冷淡，尤其是对改革带来的新的生活节奏和种种变化漠然视之，甚至产生种种阻抗和拒斥。这种心理上的“稳态症”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这里着重剖析以下四种表现。
时间观念上的“稳态症”把时间理解为与变化着的生活节奏无关的空洞的外壳，不管周围世界正在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依然故我，按部就班地生活。打个不很妥当的比喻，在时间观念上患有心理“稳态症”的人，就象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乐师，不管周围的骚乱和惊慌达到怎样的程度，他们仍然镇静自如地演奏着乐曲，仿佛他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
其实，真正的时间并不是手表上机械地走着的时间，而是随着变化着的生活节奏一起变化的。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有这样的传说：一个人偶尔进入了山中的仙境，待他回到世间，已经好多个世代过去了，此即所谓“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不要小看这样的故事，实际上，它们以离奇的方式预言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部分真理。真正的时间并不是绝对地均匀流逝的，而是和周围的生活一起变化的。在爱因斯坦之后，特别是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正在打破人们感受时间时所常有的这种“稳态症”。然而，不能摆脱这种心理病症的，仍不乏其人。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也常常可以碰到这类在时间概念上有心理“稳态症”的人吗？明明半小时可以结束的会，非得泡上一天不可；明明在当下可以解决的问题，偏偏要公文旅行两个月。仿佛一个领导机关的权威和尊严就建筑在这种缓慢的时间观念上。由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时间观念上的差距，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不知吃了多少亏。不破除这种时间观念上的心理“稳态症”，人们就无法承受改革带来的种种急剧的变化。
人才使用上的“稳态症”这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干部任期过长，这特别表现在过去存在的干部终身制上。现在，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但在人才使用上追求长期性、稳定性的心理远未消失。由于缺乏更新，干部队伍的老化现象仍然是比较严重的，一些中青年，一些有才干的人得不到使用；二是把“稳”作为选用干部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常常凌驾于“德”与“才”之上。所谓“稳”，说穿了，就是求稳怕乱，不求你作出什么成绩，只求你不犯错误，不出问题。由于片面地追求“稳”，选用上来的有些干部常常是唯唯诺诺、循规守矩的，更不用说开拓精神和探索精神了。因为开拓和探索面临的都是新东西，难免会犯错误，难免给人“不稳”的感觉。
然而，改革需要的正是一大批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改革是寸步难行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破除人才使用上的“稳态症”，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思维方式上的“稳态症”死守住那些不适合实际生活的固定观念，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一概取排斥态度。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稳态症”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以不变应万变，把丰富多彩的生活纳入到一个陈旧的固定不变的思维框架中，还原为一些抽象的、教条式的条条。比如，有人固守“阶级斗争为纲”、“穷社会主义”等观念，就把改革中出现的许多新东西斥之为“离经叛道”，因为这些新东西无法还原为他们脑子中的教条。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黑格尔的“人死于习惯”的著名格言。显而易见，不破除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稳态症”，我们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面向生活，真正向经验敞开，也就不可能在改革中大胆进取，甚至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形势估计上的“稳态症”就是把形势好理解为一种绝对的“稳态”，害怕新事物、新情况、新观念的出现。一有小风波出现，就惊慌失措，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
比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各种思潮都涌了进来。个别人受了某些腐朽思潮的影响，写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有人就抓住不放，大加讨伐，甚而把全国的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诚然，必要的批评是不可少的，但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却大可不必。马克思早就说过：“就好象汽锅爆炸（结果使一些乘客血肉横飞）这种个别情形不能成为反对力学的理由一样，某些人不能消化最新的哲学并因为这种消化不良而死亡的情形，也不能成为反对哲学的理由。”
须知，形势好的根本标志并不是“稳态”。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要搞改革呢？改革所要打破的正是这种死气沉沉的“稳态”，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我们这里说的“稳定”完全不同于“稳态”，它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变与不变的辩证的统一。从这样的见解出发，估价形势就会抓住主流，而不在一些枝节小事上大做文章。不用说，这种形势估计上的“稳态症”不破除，改革也是难以进展的。因为在改革中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消极因素，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事件和变动。如果用绝对的“稳态”去要求改革，岂不等于把改革取消掉了吗？！
破除以上种种心理上的“稳态症”决非易事。我们当今能做的，无非是在改革中努力不断接受并消化新的东西。只有坚持与新东西（新生活、新观念、新知识）接触，才能渐渐地战胜心理上的惰性，克服心理上的“稳态症”，逐步树立“变动不居”的观念，用变化着的眼光去看待变化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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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对社会历史主体的探讨
——《社会与人》评介
关实之
远志明、薛德震所著《社会与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探讨社会历史主体及其发展的哲学专著。这个问题在我国哲学界研究还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社会与人”进行专题性研究，本身就具有某种创新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普遍本质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无论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进行创造性社会实践活动的人，总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我们可以说，所谓历史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历史主体的发展史。因此，要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要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就不能不（甚至首先必须）认识社会历史主体及其发展，也就是不能没有社会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社会与人》的哲学意义或价值，大概首先就在于此。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就要对人们的社会历史的实践进行科学分析，即对社会实践的基本结构进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它的基本要素——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社会与人》的作者，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出发，把现实的人首先规定为社会历史的主体，继而展开对历史发展动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统一——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意识和社会进步诸方面的系统论述。该书的这种程序结构，表明作者力图把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贯彻于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这一原理当作空洞抽象的声明。这与通常那种把生产力当作起点，并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贯串理论体系的红线的结构安排，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也表现了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哲学界众所瞩目而又争论激烈的一些问题不是回避，而是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书中对人的价值问题就是采取了这种态度。作者首先评述了仅从主观方面和仅从客观方面出发来确定人的价值的观点，分析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片面性，最后提出：由于人本身就是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所以，片面地从内在需要出发，或片面地从外在需要出发，都不能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对人的价值，应当从主观和客观、主观追求与客观效果的统一中去判断，这样判断的结果必然是：“人的价值就在于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同造福人类社会的创造的统一。”（第323页）
作者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哲学分析，尤其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和历史首创精神，倾注了满腔热情。此外，对新技术革命及其对人类命运、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的意义，该书给以颇多关注，并做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探讨。所有这些，使本书具有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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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与“我们”
萧乾
读了中宣部朱厚泽部长关于理论界争鸣要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的那段话，甚表赞同。尽管这话并非第一次听到，但每重复它一遍，就必给学术界思想界打一针维他命。好处总是不小的。
作为一个不谙理论的普通读者，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并且相信会有助于民主风气的树立。我希望写理论（或评论）文章的同志，今后如发表的是一得之见，而并不代表组织，则只用“我”字，而不要轻易使用“我们”。
我也许是个神经格外脆弱的人。每当看到论战的一方用起“我们”时，我就觉得他身后面必有千军万马，因而不期然而然地感到些盛气凌人。倘若使用的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更象以“本庭”名义宣读的判决书。这不是站在平等地位上的讨论问题的态度。加上那么一个“们”字，实际上就已强占了高地，就摆出了居高临下的架势，就使那个自称“我”的显得单枪匹马、赤手空拳了。
为了做到充分说理、以理服人，为了共同探索真理，我建议理论家和评论家们把“我们”这个复数代名词留给组织或集体。大家都来使用平易近人的“我”字，那会既有利于学术争鸣，也有利于团结的。
第5版()
专栏：
《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开始出版
中国古代的形式逻辑（或称名辩学、名辩逻辑）早在二千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具有了一个比较科学和比较完整的体系，特别是后期墨家、荀子、公孙龙、韩非和王充等，都对名（概念）、辞（命题和判断）、说（推理）、辩（论证）以及逻辑规律、规则等提出过相当丰富、系统的思想和理论。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于一九八○年成立后，就着手组织力量普查资料，编写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详尽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汉至明卷已于一九八五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代卷即将付印出版，因明卷和现代卷也将在最近编出。整个《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本）将在一九八七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周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