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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离退休人员 晚年生活有保障
新华社北京五月十日电 目前我国告别工作岗位的离、退休人员和其他退职人员已达一千六百多万，相当于在职职工总数的一成多。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六五”期间全国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六十四万人，到一九八五年底，这些人员的总数为一千六百三十七万。
一九八五年全国支付的离、退休费达一百四十五亿六千万元，平均每个离、退休人员领取离、退休金九百三十五元。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怀下，广大离、退休人员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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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会见马尔罗尼时说
城市体制改革是全面的体制改革
我们保护外国投资者利益，在中国投资不会有风险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在这里会见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时说，中加两国关系一直很好，双边合作也一直比较好，前景非常广阔。
他对马尔罗尼说，你和加拿大过去的领导人一样，热心致力于发展加中关系，是我们的朋友。
马尔罗尼说，自他1979年访华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中国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邓小平说，从整个国家看，有所发展，但只是开始。再过五年，可能会有更好、更明显的变化。
他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能浮夸，要脚踏实地。现在看来，到1988年可能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番，为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打下基础。
他指出，第一个翻番的实现靠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靠农村改革的成功。第二个翻番要靠城市改革的成功。现在进行的城市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还包括教育、科学等。
他说，“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体制改革，现在看来，势头不错。发展要有后劲，后劲要从改革中来。
会见时，马尔罗尼请邓小平谈一谈中国对外国投资的态度。邓小平说，中国最近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就是为了吸引外资，这是个长期的政策。我们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在中国投资不会有风险。我们欢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商界人士来华投资。（附图片）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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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发展涉外保险业务
头四个月保险额逾一千万美元
新华社上海5月10日电 （通讯员封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努力开拓涉外保险业务，今年头四个月保险额达一千零三十三点九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3％，创历史最高纪录。
近年来，上海对外经济活动日趋频繁。上海市保险公司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开拓新业务。同时对发生的损失及时给予补偿，保障客户经济利益，提高了信誉。现在上海市保险公司办理的涉外保险的种类已达三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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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老教授和他的小邻居
老教授郝如川今年八十一岁了，原是同济大学的外语教授，教书五十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他1980年退休后到北京定居，住在朝阳区酒仙桥七街房一楼三单元67号，三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工作，老伴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不料去年8月，郝教授上街买东西时又摔坏了左腿。他的邻居，酒仙桥一中十四岁的李志伟同学，在父母的支持下，义务承包了照料两位老人的任务。每天一放学，小李就帮助老人买粮、买煤、做饭、打扫卫生。
李志伟同学念初一，刚学英语摸不着规律，去年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小李非常苦恼。郝教授听说后，满有信心地说：“我来辅导你学英语。”从去年11月开始，小李每天晚上帮助老人干完杂活后，就跟着郝爷爷学英语。从单词发音到语法，老人耐心地辅导，少年认真地学习。为了便于辅导，12月初，郝教授又让小李搬到自己家住，同时辅导他的其它各科。在郝老的精心辅导下，小李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今年3月他的英语考了八十八分！
北京建外大街14号
曹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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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每周论坛
风雨衣及其他
雷克
一个年产一二百万件风雨衣的大公司经理，为创“长城”名牌出了大力气的共产党员张洁世同志，生前竟没有一件风雨衣。这件事使得许许多多同张洁世素昧平生的人感动不已。这当然不是说风雨衣公司的经理就不能自己花钱买一件风雨衣，而是说，人们从这件事看到，张洁世同志丝毫没有沾染那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不正之风。
与张洁世同志相比，有些人却是大相径庭了。他们只要有蝇头微利可得，个人私欲可饱，就顾不得党和人民的利益，也顾不得党规党法了。个别搞不正之风“油”了的，擅长在纪律和政策的“边缘”活动，摸气候，瞅空子。捞了一把之后，还洋洋得意，振振有词：“文件我看了，报告我学了，广播我听了，事情我也办了”，言外之意是“其奈我何”。这一类人，面对具有共产党员高尚情操的张洁世同志，能不羞愧？
邓小平同志在一次答外国记者问时说，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问心无愧”。张洁世同志的事迹也使我们想到，做一个于国于民毫无愧怍的好党员、好干部，非得有高度的自觉性不可，非得有严格“自律”的功夫不可。一事当前，哪怕明明有“便宜”可占，有“好处”能得，甚至去伸手也未必会丢了“党票”和“乌纱”，但是，凭着党性，凭着思想觉悟，就是不“沾边儿”。采取这种“问心无愧”的态度，纵然不正之风一时能量再大，手法再多，莫非它真能“蹶石伐木，梢杀林莽”不成！实际上，金钱、私利，只是对那些容易被诱惑的人起作用；对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办事的人，对于谨守共产党员节操的人，如张洁世和象张洁世那样立身行事的人，又能派上什么用场？
作为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张洁世同志无疑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改革者。不知什么道理，有些人总爱把改革和不正之风、改革者和搞不正之风的人硬扯到一起。张洁世同志改革的事迹，又一次有力地打破了这种偏见。真正的改革者，应是彻底的革命者，是无私地投入一场破旧创新的宏伟事业中的战士。他们要披荆斩棘，要艰苦奋斗，要作出牺牲。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四个现代化的阔步前进，人民生活的富裕。改革和搞不正之风是互不相容的。在今天，自觉地担当起改革的重任，就必须同阻碍改革、败坏改革的不正之风作斗争。纠正不正之风，正是为了保证改革，促进改革。改革的前进和党风、社会风气的端正，必须同步，这是勿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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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一百二十家企业与一汽组成联营公司
解放汽车工业集团厂厂盈利
已生产出从一吨到八十吨的各种型号汽车一百二十种
新华社长春5月10日电 （记者赵玉庆）由全国一百二十家企业与第一汽车制造厂联合组成的解放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实现了厂厂盈利，共同进步。
1985年，这个企业集团的汽车产量达到十二万六千七百辆，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30％；完成总产值四十一亿元，实现利润九亿一千万元；产量、产值、利润均比联合初的1982年翻了一番。今年以来，生产形势仍然保持着好的势头。
这个以生产“解放”系列产品为目标的汽车工业集团，包括主机厂、改装厂、零配件厂、协作配套厂和维修服务中心。这些企业分布在全国二十个省、市、自治区，横跨七个行业。参加集团的各企业保持独立自主，实行自负盈亏，同时又按统一的规划组织生产经营。第一汽车厂作为集团的核心厂，在资金、技术、信息方面支援联营厂，并以优惠价格向联营厂供应主机、底盘。各厂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目前，第一汽车厂已把二百多种零部件扩散给联营厂。在“解放”牌汽车进行模型改造时，各厂也实行了同步改造。
生产“解放”系列产品的目标现正逐渐变成现实。目前，这个集团已经生产出载重量从一吨到八十吨的各种型号汽车一百二十种。除通常的载重车、客车、轿车、旅游车外，还有运输鲜鱼、鲜奶、鲜啤酒、油料、种子、散装水泥的罐式、箱式和保温车，洒水、清扫、排污、消防、交通事故现场检查、公安巡逻等城建、环保、公安用车，计划生育、卫生防疫、救护、巡回医疗等医护用车，地质勘探、交通勘探、流动供餐、工程修理等野外用车。1985年，这个集团共有十七种整车、六十九种零部件被评为部、省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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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建成第一台大型串列式 静电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张继民）我国第一台大型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核物理实验室，最近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建成，即将投入运行。这是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低能核物理实验室，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核物理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总投资为五千万元的实验室，建筑面积八千三百平方米。实验室内的端电压为十三兆电子伏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余大部分实验辅助系统是我国制造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是当前低能核物理研究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用它能将元素周期表中的绝大多数元素分别加速到能量为数十到一百数十兆电子伏的粒子。用这些被加速的高能“炮弹”去轰击原子核，使原子核发生变化，产生各种轻粒子核反应和重离子核反应，以此来研究原子核的运动规律。这种大型加速器能量可连续调节，能量分辨率高，因此最适于进行系统、精细、精确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如用于轻粒子核反应、重离子核反应、核高自旋态、重离子熔合、新核素合成、核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探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负责人对记者说，他们热诚欢迎国内同行共同来使用这台大型加速器，借以把我国核物理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加速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还将在本月下旬召开一次北京国际串列物理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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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万多名老护士 获荣誉证书证章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十日电 （记者于长洪）记者从卫生部获悉，长期从事护理工作的老护士最近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五·一二”国际护士节前夕，从事护理工作达到或超过三十年的六万多名“白衣天使”喜获荣誉证书和证章。
这批荣誉证书和证章由各省、市、自治区代为发放。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颁发荣誉证书和证章，是为了向献身护理事业的老护士表示尊重，也是为了激励年轻护士热爱本职工作，进一步振兴护理事业。荣誉证书上印有卫生部长崔月犁的题词：“光荣的岗位，辛勤的劳动”；荣誉证章的图案是三十个花瓣环绕着一盏燃烧的油灯，它象征了老护士们为护理工作付出了一生的心血，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
我国现有护理工作人员六十三万，担负着全国二百二十万张病床的临床护理任务和大量的防病保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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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国际市场挑战 增强产品创汇能力
我国将建立出口生产体系
青岛研讨会提出建议
本报讯 建立出口生产体系是“七五”期间我国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措施，需要积极稳步地由点到面、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在全国逐步形成。这是最近在青岛参加全国出口生产体系研讨会的专家、生产企业和外贸实际工作者共同的意见。
研讨会由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联合召开（按：7日本报一版消息误写为经贸部独家召开）。
经贸界人士认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正面临着国际市场的严重挑战，而旧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出口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长期分离，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创汇能力。为此，应首先从生产领域的体制改革着手，逐步建立和形成一个工（农）贸结合，以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农业专厂和基地为主体的出口生产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纵向或横向经济联合壮大实力，加之国家实行一套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必将大大增强我国出口创汇的能力。
他们还就如何建立全国出口生产体系提出了许多建议，认为在出口生产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要始终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将体系中的各类企业连结在一起，避免行政干预与硬行捏合；同时，要加强宏观指导和管理，认真搞好总体规划，进一步密切工贸关系，提高出口商品竞争能力和国外市场开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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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召开动员大会 李鹏希望中学毕业生
积极报考师范院校 献身人民教育事业
本报讯 5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动员大会上，号召高初中毕业生积极报考师范院校。他说：“我们要使一批批有理想、有志气、品学兼优的青年，摒弃‘轻视教育、轻视教师’的世俗偏见，自愿献身人民的教育事业，经过师范院校的培养训练，成长为一代新型的合格的人民教师，继往开来，为完成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宏伟事业，为培养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而奋发努力。”
动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各区、县的毕业生、教师和家长代表，以及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共八千人参加了会议。
李鹏在讲话中指出：“搞好基础教育，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建设一支数量足够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师资队伍，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也是不可能的”。
李鹏指出：“目前就整个中小学师资队伍的状况来看，还存在着数量不足，学科不配套，一部分教师的文化业务水平不相适应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培训、提高在职教师；另一方面，就要办好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培养大量的合格新师资，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为教师队伍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李鹏说：“要办好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培养合格的人民教师，除了要由各级人民政府予以极大的关怀，采取切实的措施尽快改善师范院校的办学条件之外，还要吸收初、高中毕业的优秀学生到师范院校学习，提高新生的质量，这是提高师范教育水平、培养合格新师资的关键措施。”
李鹏说，高、初中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自愿献身教育事业、立志成一名人民教师，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期望。他希望首都和全国的高、初中毕业生和广大青年，用实际行动响应祖国的召唤；希望学生家长支持自己的子女报考师范院校。
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在会上介绍了全市到二○○○年的师资情况。首都师生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魏玉凤 许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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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产启示录
本报记者 孟晓云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向沈阳市三家工厂发出“破产警戒通告”。根据沈阳市政府制订的《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凡企业产不抵债者，即达到破产倒闭界限。
这一新闻，使工业重镇沈阳广为震动。
“黄牌警告”
1985年8月3日，受到沈阳市政府发出破产警戒通告的三工厂是：市防爆器械厂、市五金铸造厂和市第三农机厂。对这家三家企业从即日起，限期一年进行整顿和拯救；在此期间，政府对他们救而不保，扶持有度，如果企业确实无力再度复苏，即进行破产倒闭处理。
市政府动了真格的，含糊不得了，人们震动了。
被警告的三家工厂掀起了波澜。有的厂长痛哭流涕，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有的工人整宿睡不着觉，唯恐自己的厂真有一天倒闭了，自己要去待业吃救济。“黄牌”还真有些威力。8月3日之前，人们还是悠哉游哉，“黄牌”一亮，人们一下子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前进或许有出路，后退则无路可走。他们咬咬牙，准备背水一战了。
农机三厂发出了《致全厂职工的一封信》，紧急动员大家献计献策，克服困难，力争在一年内使企业扭亏增盈。不少工人纷纷贴出决心书，保证书，要与厂领导一道，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使企业尽快复苏。压力变成了动力，原来因工厂开不了支，一些到街上摆摊做买卖的工人纷纷回厂，有几个要求调动的青年工人也不走了。
工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注自己厂的命运。工厂资金短缺，不用动员，群众自愿集资一万八千元；八月酷暑，露天作业的工人，不再向厂里伸手要劳动保护，自己花钱买来了草帽；为上新产品加班加点的工人，也没有一个要加班费的，他们把工厂的困难看成了自己的困难。
工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民主管理的实现，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计较过上级瞎指挥给自己工厂带来的损失。防爆器械厂的工人开始“议政”：我们这个厂成立二十多年，换了十任领导，厂长和书记的工资关系都不在厂里，说走就走，厂子能办好？往后，不捆在一起干不行，工厂倒闭了，他们也要和我们一起待业！工人们还说，我们厂隶属关系变了六次了，几易厂名，每逢变一次，企业就要乱几个月，今后不能想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了，政企要分开！
过去，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当厂长，工人觉得与己无关，大锅饭体制使职工对于自己的民主管理权利十分淡漠；对于用行政手段瞎指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他们也并不认真计较，反正有大锅饭可吃，何必着急。而如今，一切为之改观，工人变得十分关心，十分认真，从他们的一片议论声中，人们不难体察到，试行破产规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象。
被通告的三个工厂中，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五金铸造厂的厂长周桂英。二十三万六千元的资产，三百多工人的前途命运，个人的自尊心，象一块块巨石，向她压来。她的厂沈阳市已经家喻户晓，听说国外有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脸都丢到国外去了！她哭了一场之后，横下一条心：横竖是家喻户晓了，我非要豁出命来干出个样子不可！
周桂英召集了全厂职工大会，把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我先后在这个厂干了六七年，厂里长期亏损，没有定型产品，又不了解市场，造成经营决策的失误，全是我的责任。我干得不好，对不起大家了！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和你们捆在一起干，一年之内，要让咱厂复苏。”说着，她流下了眼泪，厂里的工人也激动地哭了。
“黄牌警告”似乎是一个无声的动员。全厂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8月3日起，周桂英没有睡过一宿安稳觉，没有歇过一个星期天，四处联系请能人，上新产品，搞技术协作自不必说，工人们也自动提前半小时来上班，厂里上新产品资金不够，他们七八十人筹集了八千三百元。过去大手大脚，现在对原材料谁也舍不得浪费一厘一毫了，大家象居家过日子一样，为厂里计算着，节约着。厂里要换上水道，雇人挖土方，要六百元，工人们决定自己干。因为要横穿马路挖过去，只有夜里干，傍黑人就凑齐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又突然下起了大雪，小棉袄能拧出水来。工人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一个要夜班费的。自来水安装队受感动了，有人挑起大拇指：这个厂的工人不得了！
五金铸造厂的生产上去了，1985年没有亏损，还盈利一万五千元。今年计划完成产值二十七万元，截止今年4月，他们已完成了三十四万五千元。谁能想到，破产法规与企业的生命力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呢！
无可挽回
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有了转机，充满复苏的希望，而市防爆器械厂却每况愈下。
防爆器械厂由于企业素质差，技术设备不好，又经营管理不善，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截至1985年7月底，企业总负债额为四十九万元，而它的全部资产总额才三十万挂零，产不抵债，濒临破产。受到“破产警戒通告”后，该厂和它的上级汽车公司均采取了拯救措施，对产品方向、劳动组织和经营管理进行了整顿，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但终因企业内在素质太差，无力复兴，拯救没有奏效。债权人三次聚会，一致认为该厂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濒临破产的防爆器械厂，自然成了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
工人众说纷纭。有的人对破产有糊涂观念：“干了二十年干出了一个破产规定！”“干了半天倒闭了，我们工人有什么罪？”他们不懂得，破产，乃是企业经营失败的结果，并非由破产规定造成的。
有些人则因为多年吃惯了“大锅饭”，对破产一时想不通，不理解。他们这样议论：“天塌大家死，过河有矮子。别人都兴吃“大锅饭”，为什么到咱们这儿就不兴吃了呢？”“在沈阳咱们厂是第一个倒闭的，也该给点优惠，照顾一下吧！”“社会主义哪儿来的破产，干了二十年倒成了‘老待业青年’，总得给碗饭吃吧！”“偌大的沈阳城就容纳不了我们这批人？堂堂的沈阳市汽车公司管辖六十多家工厂，把我们分到别的厂去，一个厂才摊几个人？”“这么大个公司，扶我们一把，还能破了产？”
沈阳市汽车公司，这一年多来确是在扶持防爆器械厂，自1985年3月始，它下属的一个经营效益好的厂——轿车三分厂，代管防爆器械厂。然而，“代管”的结果，轿车三分厂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去年，防爆器械厂调去十四名职工到轿车三分厂搞劳务，每人每月劳务费为一百二十元，实际上三分厂并不乏劳力，不过借以维持这十四人的开支。仅1985年从三分厂调入防爆器械厂“垫片”等半成品加工任务近二十种，加工费达十四万余元。说是加工，实际上不过是简单地装配，等于白送加工费，比如“大灯烧焊件”，三分厂自行加工，工本费一角，改由防爆器械厂加工，则付加工费一元，这就叫富厂养穷厂，这分明是用国家的钱去保护落后。
按照传统观念，国家要对这些企业长期承担无限期的责任，保住一个坐吃山空的厂子，不惜输掉一两个厂子乃至更多的财富，都认为理所当然。保证落后企业永不破产似乎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沈阳市的企业破产规定的实施冲击了这种陈旧的观念，堵住了“大锅饭”的去路，它至少给人们这样几个信号：
一、自负盈亏的企业必须对经营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不能只负盈，不负亏。既然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它就必须承担亏损倒闭的风险。
二、企业的债务必须由企业自身来偿还，当它无力偿还时必须宣告破产，拍卖资财，抵偿债务。
三、宪法所规定的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这个权利的实现是有一定条件的。条件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当企业破产时，它的生产资料变卖还债，企业的劳动者就失去一次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机会，因此转入待业理所当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机会。
这样，劳动者将会更加珍惜他的劳动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努力把企业经营好。这样，企业也就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的命运共同体，从而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来。
关于破产的种种思考
沈阳市这一重大的改革措施是怎样产生的呢？四十二岁的市委书记李长春，在担任一个工业公司经理和出任沈阳市市长期间，曾经从大量的经济生活实践中，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不少职工认为企业经营好坏与己无关，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挂不起钩来。
郊区有一个直流电机厂连年亏损，职工嫌上班远，工作情绪不高，恨不得工厂早点关门。一个业务员积极跑外承揽任务，工人们却指责他：你那么积极作啥？找不着活儿，厂子快点“黄”了才好呢，那我们就有希望调到市里的厂子去上班了。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工人，是吃“大锅饭”的经济体制造成的。企业自负盈亏只负盈，不负亏，工厂办不下去了，就把人分散到其它厂去，结果是穷厂吃富厂；关停并转，对职工无损，工资照发，奖金照拿，干部照当，表面上看，亏损企业少了，实际上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这种体制只能使我们的经济产生恶性循环。
李长春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能不能寻找一种办法，使企业的职工真正关心自己的企业，使企业的命运和职工的命运完全联在一起呢？应该是企业经营好了，个人得到利益，经营不好个人也要承担风险。
李长春想到了制订一个破产法。地方没有立法权，但是，制订一个企业破产倒闭规定是可以的。
有人说，破产这办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大家一查历史，原来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就有了破产法的雏型，那是奴隶制时代；1909年的宣统时代，中国曾经公布过《破产律》；而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破产法：可见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用品。李长春主持市委常委会讨论了好几次，经过热烈地争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破产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必然产物。
必然的东西，一旦提出来，有时候也会让人大吃一惊的。如果你说社会主义企业有亏损，大家承认；你说可以破产，就不接受了——似乎这中间有什么大是大非的政治界限。辩论是认识真理的手段，辩来辩去，人们看清了破产和亏损的关系，即破产是亏损积累到一定界限的结果。一个企业的亏损额接近或超过了它所拥有的资产，丧失了由自己还债的能力，产不抵债，实际上就破产了。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中，这种现象屡有发生，不过是被国家的补贴和关停并转掩盖着罢了。
沈阳市决心要制定一个关于企业破产倒闭的规定。在法规制订过程中，人们不免有种种担忧。企业破产之后，职工要待业，领取社会救济金，人们能不能适应呢？地方收救济基金是税前列支，是否会影响国家的税收？收救济基金由银行拨款，国家总行规定中没有这一条怎么办？改革还需要配套，先施行破产规定是否妥当？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李长春和市委一班人需要深思熟虑。他们反复讨论，得出如下的看法：
——改革总要面临风险，在我们国家，第一次让一个企业破产倒闭，对社会震动面大，对人们的思想触动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只要破产企业善后工作跟上，做好舆论工作，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就不大。要让人们理解，破产是以积极的态度淘汰落后，有利于增强企业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活力。至于职工个人，由于企业破产倒闭而转入待业，他们可以得到救济金，国家不开“大锅饭”了，但还开“救济饭”，大势所趋，总要有这么一个开头，让人们逐渐适应。
——收了救济金，从账面上看，国家少收了钱，这种税收减少是暂时的，长远的看，国家并不吃亏。破产规定将会使更多的企业振作起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破产规定还会使那些行将破产的企业，发奋自救，直至复苏，重新转亏为盈。为什么不算一算这笔账呢？
——沈阳市是全国城市经济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既然允许我们试点，就应该允许我们突破。如果国家规定全部原封不动，如何改革下去呢？
——破产规定办法本身是改革的一环，它和购销体制改革、物价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配套，它既有赖于其它方面的改革，又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等所有改革都完成了再施行破产倒闭规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经过一段充分的酝酿，1985年2月，沈阳市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公诸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