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南京路上的思考
雷克
在上海小住几日,有余暇,免不了要到南京路上逛一逛。真可谓“市”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商店装璜愈加新颖,商品什物愈加丰富。人流涌动,肩摩踵接。繁华的南京路,更见其繁华了。
这一条商业街,所以名闻遐迩,我想,除了它是购物“天堂”、热闹去处外,与它混合着泪水和欢笑的历史有关。其中殊可以自豪的,它是人民共和国的一块光荣的碑记,是我们进城后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力证。
如今,南京路上,冒险家乐园的痕迹是难以寻觅了。即或是“文革”酿成的“红海洋”,弹指一挥间,也再找不到些许“泡沫”了。但它仍象一位历史老人一样,能给予人们启示和忠告。
前些时,听一位同志说,今天,我们好比又开进了一条“南京路”!乍听去,语颇“惊人”;细思量,不无道理。确实,处在目前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日益扩大的开放、搞活,使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广阔地接触外部世界,未曾如此频密地同“商品”发生联系。这比之当年我们开进南京路,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情况也更加纷纭复杂吗?也许,不会再有人公开宣称搞“干部改造所”了,但诱之以金钱,用彩电一类饵食拉人下水,大约不会绝迹;也许,不会再有人要把南京路当作“大染缸”,让共产党“红的进去,黑的出来”,但杯盏交错、灯红酒绿,让你潜移默化,悄无声息地变质,已不鲜见了。这种与当年南京路上既不同却又颇相似的“糖衣炮弹”,难道不值得警惕么!
而且,从报章上揭露的一些被腐蚀的事例来看,深一层想,对付现在这种“糖弹”的进攻,远不是过去那种“两军对垒”,只要我们筑起一道强固的“防护线”,就可以万无一失。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照例,明里暗里行贿,该是地道的发射“糖弹”了。可有的人,不仅接受,还公开索要;照例,黄色书刊、淫秽录像,是毒害甚烈的“糖弹”了,但有人偏偏寻找机会,想方设法往里钻。不少情形下,“糖弹”还没等人家去“发射”,自己已经一头扎过去了。
另外,有些个“糖衣炮弹”,本来“专利”在资产阶级那里,有的人却硬是拿过来,向自己的上级或下级、邻舍“进攻”。象原北京市公用局长马学亮,不就是被他的下属,包括原来的党总支书记,这样用“糖弹”“击中”的吗!“糖弹”,不再只是由资产阶级一方“射”向无产阶级一方,而且也在我们内部一些人之间,“横飞”起来。这在我们刚刚开进南京路的当儿,大概是未曾有过的吧。
所谓“糖弹”,不过是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而已。就今天而论,如果说,我们确实是开进了又一条“南京路”,那么,就不单单只承认有“糖衣炮弹”的袭扰了,更重要的,是要找出新的条件下,抵御“糖弹”进攻的新方法。说到底,还是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从党内先做起,大力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从内部来清除那些诱发或接受“糖弹”进攻的因素。只有党内重视起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党的队伍坚强了,“糖衣炮弹”纵使不断“现代化”,有何惧哉!
三十多年前,开进南京路去的“土八路”能够改造“十里洋场”。今天,我们在一条新的“南京路”上,保持头脑清醒,也一定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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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巴金的信
——《雪泥集》前记
杨苡
这一册书简共六十封,由于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并不是完整的。这不是巴金先生给我的全部书信,但它毕竟记载下一个伟大的作家同一个微不足道的读者之间的友谊,而这友谊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一页,那时我才十六岁。那时平津一带的大中学生一批批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中去,然而抚育我成长的封建家庭却用无形的桎梏把我拴住了。我不可能和一些同学,包括我的好友,在一起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这以后我悄悄地开始给我们中学生最敬爱的巴金先生写信了,因为我自己的家是那样地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象觉慧那样地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我向巴金先生倾吐我所有的苦闷,并且向他描述我的每一个梦,那真是一个渴望着自由的十七岁少女所能遇到的各种奇异的梦,不可否认,那是充满着多少荒诞的幻想的。我称巴金先生为“先生”,是“先生”鼓励了我,他叫我相信未来,他说:未来总是美丽的。
直到1938年7月,我终于离开了天津去昆明读书,那正是卢沟桥事变一周年。遗憾的是从1936年到1938年这段时期,巴金先生写给我的十几封信早已全部化为灰烬,因为在我离津后不久,日寇进占天津租界,这些信只能被母亲这样“处理”了。
八年抗战中我的生活很不安定,有三年多是在昆明,1941年从昆明到重庆,在重庆住了近五年,那些年一共迁过十几个住处,这变化多端的生活又造成大批珍贵信件与书籍的遗失,其中也免不了包括巴金先生的几封信。1946年下半年在南京定居之后不该再有更大的损失,却没有想到二十年后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又被迫“处理”掉一些信,这包括沈从文先生、黄裳兄和萧珊的全部信件,以及巴金先生所写的两三封涉及对待批判的态度或对当前文艺的看法的信。
因此这一册巴金书简确实是不算完整的,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损失,每念及此不禁内疚!在1969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由于我始终未主动交出我仅存的巴金先生的二十三封信(当时寄存在朋友家中),造反派红卫兵在提审我时恶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是我一生中所承受的唯一的耳光,这一记打得我如此之重,使我几乎倒下,但是我还是站定了,而且突然清醒地痛切感到我本不该胆怯到同意我家人烧毁了那么多封珍贵的信,到末了我仍然躲不过这场羞辱!
这以前的二十三封信在压力之下,终于在又拖延了许多天之后,还是交出来了。感谢这个审查我的专案组负责同志(那时我当然无权称她为同志),在1972年4月“解放”我之后,把这二十三封信,连同靳以同志、严文井同志的几封信一并还给了我。这当然也是因为曾有人暗中巧妙地提醒过我,在交信时提出:“这些信是便于写信者所在单位上面的革委会审查他们的,一封也不能丢,丢了一切后果你们负责!”
总之,终于保存下来这二十三封信,加上1972年以后的,直到今年,共六十封。我相信还会有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封……,但这六十封已可以编成一册书简。我加了些注释,有的甚至是絮絮叨叨的,巴金先生全看过了,他还改动了几处我记错的事情,他的记忆力比我强多了。老友辛笛兄建议这个册子名为《雪泥集》,取雪泥鸿爪之意,老友黄裳兄欣然题字。我们三人都可算作巴金先生五十年来存下不多的忠实的老读者、学生与朋友了,这册书简出版也算是组合了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几个人的历经艰辛而始终不渝的友情,这些年每次在沪欢聚,都是举杯共祝的!
最后,去年巴金先生八十寿辰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我曾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过一首诗,这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他是爱国者!
他是强者!
爱国者懂得向人民、向历史负责;
强者永远前进,决不会屈服!
深夜,我打开他一部部巨著,
我又听见他坚强的声音高声说:
“对一切旧的传统观念、
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
一切摧毁爱的势力,
我决不妥协,我控诉!”
这最后几行当然是巴金先生的原话,我愿用它勉励所有的正在生活中勇敢地探索着前进的年轻人!
1985年11月写于北京室暖灯昏之际
(《雪泥集》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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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他“沉”到了北大荒
山风
部队作家王中才十分赞赏老作家孙犁的话:搞创作的人要甘于寂寞。他说,要想在创作上有所成就,就要不怕沉默,甚至是较长时期的沉默——要沉下去,沉到生活的底层。
这些年,王中才很少在家。他曾先后深入到西北荒漠中的导弹试验地、千里冰雪的东北边防、与台湾隔海相望的闽南诸岛,以及硝烟弥漫的西南前线。他与战士们一起生活、战斗,写出了一批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现已出版了《晓星集》、《光斑集》、《何处觅天涯》等散文集;短篇小说《三角梅》、《最后的堑壕》分别获1982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雨林里的山群》获1984年“昆仑”优秀作品奖。
如今,他又“沉”到了中国北方的“冻土”——北大荒。去年11月,他和沈阳军区创作组的几个同志,从佳木斯走到乌苏里江,还到了赫哲族居住地,采访了1958年开进北大荒的第一批转业官兵……
王中才被震动了。他发现,这批“老北大荒”的每个人身上,几乎都有一部血泪凝成的小说。1958年的十万转业官兵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建国前后入伍的学生,多是尉官,也有校官。当年,他们虽然是带着光荣花、被敲锣打鼓送到北大荒的,但实际上,却多是由于个人家庭或亲友的所谓“政历问题”被“贬”到北大荒的。二十多年来,他们肩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忍着心灵深处的痛苦,把青春默默地献给了开发北大荒的事业。过去的一些文学作品,很少写到这一点,更多地是写了他们坚强、乐观、艰苦创业的精神。因此,王中才便有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感:他要用凝重的、沉甸甸的笔调写这批“老北大荒人”,写他们的坚强、乐观,也写他们的精神负担、心灵痛苦。他要写出一种历史感,写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就的这批坚忍、深沉的“老北大荒人”。
但他并不急于一下子写成,他还要继续“沉”在北大荒,他计划要采访更多的人。春节他只回北京家里住了几天,大年初六就启程回沈阳,准备二进北大荒了。
眼下,他正和他的“老北大荒”朋友们在一起,迎接“冻土”的解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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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足的海
林群英
故乡的海,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那样富足,那样迷人。从刚懂事起,我就在海浪朝夕拍击的雪白而柔软的沙滩上爬滚。进入能跑会跳的学龄时期,放学时书包一扔,就与小伙伴们窜入碧澄澄的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浮沉弄潮。以后稍稍长大,常常身背葫芦卡,赤脚到海里去讨小海。每次出海归来,葫芦卡里总是装着不少的鱼、虾、蟹、螺之类的海鲜,够一家人下饭的;有时多了,还送些给山村的亲戚,让他们也分享一下海味。因此,海边人有一句俗语:“脚湿嘴边腥”。
故乡的海,慷慨的海!虽然有时那尖利的海蛎壳会划破你的脚,那梭子蟹锋锐的螯会把你的手指夹得出血,但那只是获取丰硕果实付出的小小代价。况且,这些伤痕经海水浸泡,再用清凉的井水冲洗干净,无需用药,很快就好了。
谁知道讨小海后来也会被列入批判的范畴,加上海的对面就是金门岛,下海还有“投敌”的嫌疑。这富足的海,冤枉地成了故乡人的罪过了。
我是该庆幸的,在那荒谬的时代,我已离开了故乡那迷人而又带给人灾难的海。
当十来年后,我赤着脚从仍然十分熟悉的弯弯曲曲的海路走入海蛎埕时,发现那些原来空荡荡的海涂埕里,都布满蛎石,一株株竖立着,石条板上已附上密密的小蛎子。陪我下海的侄儿说,这几年,海蛎子的鲜肉和干品,开始组织出口,连海蛎汤也提炼成蛎油出口了,因此大家积极筹集资金,新添了数以十万计的蛎石,海蛎产量比过去成倍的增长。这可是故乡每年一项可靠的收入。
这天是个大潮水,海潮退到蛎埕外面去了,但见一排排莲网,从东向西,绵延数海里,到处是收网具和讨小海的人群。这些一人多高的漫长的莲网,中间用一根根竹竿连接着,竹竿一头插入海涂里,把网垂直撑开,网的下部用海土压住。每当退潮,随潮水游动的鱼、虾、蟹就猝不及防地插入渔网网目了,待潮水退尽,鱼、虾、蟹就挂在网上了。这些莲网可以移动,根据潮水情况不断改换地点。啊,故乡人变聪明起来了,已由简单的讨小海发展到科学的捕鱼,使自给自足生产转变为较大宗的商品生产了。我深深感到今日故乡的海更富足了。
发展海藻养殖,是故乡的又一桩新鲜事。乡亲们高兴地说,我们这可是在搞“立体海业”了。过去,蛎埕以上的宽阔的浅海滩,由于多是半沙质地,日晒时间又长,一直被看成废滩,遗弃在那里。前年,一批年轻人到外地去学习种紫菜的经验,回来破天荒试种了几十亩,想不到长得十分旺盛,油光乌亮的,产量很高,一亩收入一千多元。那些浅海滩地一下子被乡亲们划分光了。村党支部主动为大家联系农业贷款、竹绳材料和解决种苗问题。一位村干部乐滋滋地给我算了一笔账,据说仅此一项就大大超过全村海蛎、海盐的收入了。
在我要离开故乡的时候,乡亲们已经陆续把紫菜架搬下海了,昔日无人问津的荒滩,今天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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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今日“开封府”
赵仁近
据报载:上海市委组织部搞了个“知识分子接待日”,使人心里热乎乎的。一位知识分子在信中说:“来到组织部,就象到了‘开封府’,好象受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读后颇有感触。
眼下,许多组织部门热心办事,诚恳待人,群众是信赖和爱戴的。然而,也有少数组织部门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有的虽没这么严重,但不冷不热,令人敬而远之。知识分子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不少,而且遇到的阻力也不少,可他们为自己的事去东奔西走的时间却不多,组织部门理应对他们格外关注。有的问题哪怕一时解决不了,但认真听取意见、热情关怀他们,使他们得到理解,得到温暖,总该是可以做到的。
把组织部与“开封府”相联系,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其实,党的组织部门,应当如同中央领导同志讲的那样,成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在有知识分子的地方,还应当成为“知识分子之家”,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使大家同心协力,团结一致搞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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