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发展单科业余教育
——访政协常委钱伟长教授
本报记者 王友恭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多年来就教育方面的问题发表过很多很好的意见。去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期间，他向记者畅谈了国家应增加教育经费的意见，整理发表后受到重视。这次政协会议刚开始，听说钱教授关于发展单科业余教育又有新想法，晚上，我来到政协委员下榻的宾馆找到了他。
钱教授说，现在社会各行各业中，都有一些人的工作质量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被“文化革命”耽搁了的人虽有做好工作的愿望，但缺乏做好工作的本领。为了填补这个“空当”，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开办业大、电大教育等。但是，当前的办法也有不足，一是所设专业少，不能满足社会五花八门的需要。二是学制长，一般都是二三年，有的还要长些，能上的人少。再就是，在“文凭风”影响下，有些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一些业余大学，说是业余，实为脱产，在许多单位中常常发生学习和工作的矛盾。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急着发问。
钱教授象他在课堂上讲课一样，在房间里一边踱步，一边说：“我正是为这事反复考虑了很长时间，提出一个可能比现在的业余教育更有效的办法：搞不给文凭、不脱产的单科业余教育。”
他说，这个办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每次出国考察，我都特别留心这方面的情况。去年我到香港讲学时详细地考察了那儿的业余教育，感到他们的一些做法可供我们借鉴。
香港现有五六所大学，每个大学都设有校外进修部。每个进修部有四五十人，可以组织二三万个学生进行业余职业培训。这些学校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设有各种各样的单科进修班。这些进修班学制短，一般只有三四十个学时，集中教授一个单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来学习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他们有的是为学得某一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便于谋求职业，有的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些培训班的教师，一部分是大学里的教师，一部分是工厂、企业里的科技人员，还有一部分是退休人员。这些被聘任的教师，事先都要经过教育部门严格的资格审查。他们的讲课情况，还要接受学生的“民意测验”。培训班结束时，校方还要征询学生的意见，决定以后是否再聘任他们。讲课内容以传授实际工作经验为主，课堂多是租用中小学晚间不用的教室。学生入学也要经过一定审查，一个专业够三十个人方才开班。每个人大约要拿出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交学费。学校把这些钱的一部分作为教师的讲课费，一部分用作讲义费，一部分作为租用教室的费用，整个儿不要花国家一分钱。学生听完全部课程的四分之三方有资格参加结业考试。合格者发给结业证明书。这种培训办法还和整个社会的人事管理制度结合起来，某个行业招聘，就从众多手持结业证明书的人中进行挑选。同样是商店售货员，经过培训，能用外语和顾客对话的工资高些；同样是会计，会使用微机的，工资应与不会使用微机的有所区别。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整个社会抓紧业余学习、工作讲究质量的良好风气。目前，全香港每天晚上有数万人参加这样的业余学习。
谈话临结束时，钱教授兴致勃勃地说，办这样的教育，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也能满足每一个要求学习者的愿望，不要国家出钱，还能形成好的风气。总之，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他建议先选择一两个城市试行，要求是这个城市的领导对这种办法已有一定的认识。
第5版()
专栏：
把基础教育放在战略地位
——访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
本报记者 高新庆
“要我谈点什么？”全国人大代表、上任才几个月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同志，撂下手中的电话筒和蔼地问。他不等我回答，便喜孜孜地说：“老王卖瓜，我就谈谈分管的基础教育吧！”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要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法律文件。它的颁布，将标志着我国普及基础教育有了法律保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到本世纪末，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将受到九年的学校基础教育，十亿人口大国，将逐步消灭文盲。这无论在中国、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都是值得书写的光辉一页。”他缓了口气，又补充说：“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同时反映了全党、全社会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实践经验证明，要促使教育‘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把基础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优先予以安排。”
他谈到，最近他去云南、贵州等地考察教育，发现有的县、乡适龄儿童和少年，尚有15％至40％没有上学，老文盲没有少，新文盲又不断产生。有的地方封建迷信抬头，出现有钱盖庙宇，无钱办学校的怪现象。他颇有所感地说：“要加强基础教育，首先要向愚昧落后作斗争。”
经济发达地区，有办教育的积极性。但有一种倾向，只把眼睛盯在高校上，集中力量办大学。最近几年，高等院校增长过快，1984—1985年，平均每年增加一百多所；光1985年就招收新生六十二万人，比计划超过二十万人。成人高等院校已发展到近一千二百所，1985年干部专修科招生超过“六五”计划的六倍多。而对基础教育却重视不够，劳动力素质很差。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接完电话又说：“我们非常需要各种高级人才，需要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高级管理人员等等，但要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更要培养千百万有基本科学文化知识的熟练的劳动者呵！”他强调说：“把基础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优先予以安排，确实关系四化大业和民族的未来。”
“所以，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通过宣传、贯彻《义务教育法》，把大家的思想，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这个高度来认识。”
柳斌同志认为第二个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是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他说，最基本的办学条件，要有校舍，要有课桌、板凳，还要有必要的图书、试验仪器。1984年底统计，全国中小学校舍尚有四千六百万平方米危房，缺课桌、板凳三千七百万套。一些农村，特别是“老、少、边”地区，“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图书和试验仪器，更是少得可怜。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逐步增加经费。目前我们中小学经费标准很低。中学生每人每年平均只一百零二元，小学生才三十三元（1984年统计），这既包括工资、助学金，还包括旅差费、办公费、学校维修费，实际上，除前两项开支，所剩无几。《草案》规定的“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还决定在城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他继续说：“规定这两个增长很好，尤其第二个增长更重要。这不仅要靠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努力，还要靠社会各界的支持。要鼓励、动员各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海外华侨和其他社会名流、个人，在自愿原则下，捐资办学。”柳斌说：“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百业待兴，教育经费完全靠政府‘包’是不行的，必须实行多渠道筹措的方针。”
“我要说的第三个紧迫问题”，柳斌加重语气说，“要用十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建设一支高质量、高水平、数量足够、结构合理又相对稳定的中小学师资队伍。这是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关键。”他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优秀高中学生，不愿报考师范院校，而师范院校的一些优秀学生又不愿当教师，中小学师资老化现象比较普遍，北京就很突出。师范院校要端正办学思想，加强对学生进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难、有病就医难、孩子入托难、就业难等实际问题，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稳定人心，稳定队伍。还要加强在职教师的多种形式的培训工作，用五至七年时间，使那些拔高使用和顶替上岗的教师，逐步胜任自己的教学工作。
“最后一个问题，要强调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端正办学的指导思想，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切实纠正当前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柳斌指出，义务教育，一个是普及性，一个是强制性，学校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而不能只保少数尖子学生，为3％左右的学生升大学服务，这样就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宗旨。柳斌强调说：“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不是单纯的升学教育。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使儿童、少年在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柳斌同志送我出门的时候，又诚恳地说，“贯彻执行即将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是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的大事。宣传好，才能贯彻好，希望你们新闻界多多出力。”他拱拱手说：“拜托，拜托了！”
第5版()
专栏：
争取第二个稳产十年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大庆市委书记陈烈民
本报记者 欧庆林
在全国人大黑龙江省代表团，我见到大庆市委书记兼大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陈烈民。他告诉我一个喜讯：投资五十多亿元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乙烯工程，今年上半年即将投入试生产。这项工程恢复建设以来，又创造了高速度、高质量、高效益。它的投产，将使大庆的生产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石油化工工业会迈向新的阶段。
大庆油田已经开发建设二十六年，陈烈民在这块土地上也干了二十六年。他爱大庆的一草一木，他了解大庆。
“您这次来京参加人代会，有何感想？”记者问。
“我很兴奋。我们国家‘六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庆也干得不错。大庆奋斗了两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稳产高产十年的目标，原油产量一直在五千万吨以上。到去年年底，已经累计生产原油七亿九千二百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近一半。十年出口原油一亿一千七百万吨，给国家创汇二百二十一亿美元。”
陈烈民接着谈了他在审议赵总理报告时的一些想法。他说，听了赵总理的报告和宋平、王丙乾的报告，头脑很清醒，心里也很敞亮。“七五”期间要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新的经济模式，这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现在全国上下对改革、对实施“七五”计划的热情很高，谁不愿意祖国更快地富强起来？大庆要在“七五”计划期间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提出再找一个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再稳产十年的目标。与此同时，加快石油化工和地方工业的建设。
陈烈民具体说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他告诉我，为了探明大庆周围地区的石油储量，他们已经打了一万三千多口井。六十年代后期靠几百口井探明的地下储量已经很不准确了。“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进一步加强勘探，再找一个大庆油田没问题。有新的油田作后劲，加上不断挖潜攻关，努力提高老油区的采收率，再争得一个稳产十年就并非空想了。”
“胡耀邦同志视察大庆时，提出继续发扬大庆的优良传统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记者又问。
“耀邦同志1982年8月视察大庆时，给我们提出三大任务，一是要求我们继续作贡献；二是发扬传统，队伍要比六十、七十年代有更高的觉悟、更强的组织纪律性、更高的科技水平；三是把矿区建设得清洁优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我们把这三条当作大庆在新时期中长远发展的指导方针来落实。发扬艰苦创业的愚公移山精神，这次赵总理在报告中又提出来了。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
采访结束时，陈烈民说：“大庆去年已向国家上交了四十一亿五千万元，今后要力争逐年有所增长。我们一方面要增产，一方面要节约，时时为国家建设大局着想。”
第5版()
专栏：
五十六个民族同说“北京话”
——采访政协少数民族委员札记
本报记者 傲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列席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因此很多委员称这次会是“当家理财”的会。那么，他们是怎样履行这个职责的呢？记者采访与会少数民族委员时，他们用“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同说‘北京话’”这样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听来十分感人。
西藏大学数学系教师、藏族委员大洛桑朗杰由于是职业的关系吧，他应用统筹学的方法对记者说：“我们这些委员来自祖国各地，每个人都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因此对自己所在地区或行业情况了解较多，而对全局了解甚少，在考虑“七五”计划投资比例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行业都从自己局部情况去说民族话、地方话、行业话，事情就难办了。而应该把自己熟悉的局部情况放到全局的天平上称一称，才能掂准分量，才能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我来北京开会前，西藏有一些同志找我，要我在会上呼吁：要国家给西藏多投资，争取给每个县教育部门配备一两辆北京吉普。我知道西藏教育部门是艰苦的，可我也知道还有一些地方教师还没有住房，我能提坐车的要求吗！”
鄂温克族委员涂景福过去长期担任一个旗里的领导工作，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国家乃至一个家庭都一样，‘家底’就那么多，你多拿了，别人就必然少拿，我们不能只要求自己的行业搞上去，把别的行业搞下去。现在我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共商国事，就得以‘当家’的身份考虑问题。犹如一家过日子，既要照顾到老的小的，也要保证主要劳力的再生产能力。我们鄂温克族就人数来说，在全国各民族中是个‘小弟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急待开发、发展，这些都需大批资金，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往内地的‘大哥’那里投资，效益可能要比我们那里高，所以‘小弟’与‘大哥’之间不能争投资。”
新疆民委副主任、回族委员朵文祥194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新疆担任领导工作，他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较系统的研究。他拍着记者的肩膀直截了当地说：“关键不在钱多少，而在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来发展生产，而不是去盖楼、堂、馆、所。钱用好了，可以增值；用不好，可能还要成包袱呢！多少年的经验证明，对一个地区或是一个行业，光给钱，光‘输血’是很难扶持起来的，重要的是提高‘造血’机能，这才是治本。在这一点上与其说给钱重要，还不如说给政策、给配备好干部更为重要。这些年来国家每年给新疆财政补贴二十亿元，同时又给了很多‘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抓好落实与检查。”
七十五岁的蒙古族委员阿拉腾仓老人几天来身体不舒服，但他谈起“七五”计划草案来就兴致勃勃了。他笑着对记者说：“我退休了，不在其位，有‘旁观者清’的感觉。我看在‘七五’计划中各行各业的投资都比‘六五’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例如教育投资比‘六五’增加72％，保证了重点。投资不能光靠国家一头，还应该发挥地方、部门的积极性，现在群众手头也有钱，是可以用来兴办事业的。”
第5版()
专栏：
“文艺工作者要听党的话”
——访全国政协委员骆玉笙
新华社记者 何平
“如果说，我的演唱还比较受观众的喜爱，主要就是因为我努力按照党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和希望去做。”
这是著名京韵大鼓演唱家骆玉笙向来访的记者吐露的心曲。
当年曾经使许多观众为之倾倒的“小彩舞”——骆玉笙，如今已逾古稀之年。
她坐在一张沙发上一眼一板地说：“文艺工作者要听党的话。要坚持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为人民提供内容健康、格调高尚的文艺节目。绝不能见利忘义，用乌七八糟的节目去招揽观众。”
作为一个饱尝旧社会辛酸的老艺人，骆玉笙永远不会忘记，是社会主义才给了她真正的艺术生命。她要尽力去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不久，骆玉笙随艺术团两次赴朝演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她演唱的《黄继光》、《邱少云》，热情而真挚地赞颂了最可爱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发生的深刻变化，激起了她为时代讴歌的艺术创作欲望。她请人谱写了反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改善的段子《农家乐》。
尽管骆玉笙的演唱水平极高，但她仍然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曲段的演唱。她接受了演唱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主题歌的任务后，就反复琢磨如何表达好这支歌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容。当她用高亢、激越、悲壮的声音，唱完“重整河山待后生”一句，伴奏的同志都禁不住为她声情并茂的演唱拍手叫绝。
第5版()
专栏：
吕鸿宾谈“蝎子案”
在山东代表团的住所，我见到了来自沂蒙山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莒县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吕鸿宾。
七十五岁的吕鸿宾精神矍铄，谈到法制建设问题，他高兴地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搞改革、建四化，没有法律保障怎么能行？！俺那里的实践证明，有了法以后，不执行便是一纸空文，认真执行就能发挥巨大作用。我们县有个双墩坡村，地处山区，蝎子很多。这是一种名贵的药材，一九八四年村里十一户农民与浙江缙云县农民签订了经营蝎子的合同，并经公证部门作了公证。合同签订后，这十一户农民动员大人小孩上山捉了三万条良种活蝎，晋云县农民寄来了三万元预定款。这完全是合法的正当经营，莒县工商部门硬说是经济犯罪，把农民养蝎设备全部毁坏，将三万条活蝎全部用开水烫死，使双方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受害农民把这事反映给我，我及时找到县政府的领导反映了这件事，这个错案才得到纠正。
谈到这里，吕鸿宾激动地说，过去没有法律，无法可依，遇到问题不好处理，作为一个人民代表我心中很着急；现在有了法，一些干部和执法部门不能依法办事，更令人焦急、痛心，所以坚持有法必依是当务之急。
（李朝东）
第5版()
专栏：图片新闻
六届人大代表、七十六岁的特级教师斯霞（右二）同江苏省人大代表一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草案）》。
新华社记者 马俊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