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借来题目做文章
——“若打击知识分子，便是……”
严秀
最近从一位作者的一大包剪贴稿中，看到了一篇涉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其中有“虽然不能说打击知识分子便是打击革命，但是……”这样的提法。显然，这是在正题反做，但也可能还有认识不够明确的地方。现在我要把这个题目借来，明确地把它论证到底，做做傻事。
我要说，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性质的革命和建设，如果老是打击知识分子，那就必然是在重重地打击革命或进步。不管你以任何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人们干这件“神圣的”伟业，其错误的严重性都是一样的。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革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革命那面有知识分子，革命这面也必然有知识分子。项羽要是没有范增，他的力量会发展得那么强大吗？赶走了范增，他就全无章法注定灭亡了。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郦食其等，他能削平天下吗？刘备要是没有诸葛亮，单靠关羽、张飞这两个宝贝（张飞比关羽稍好一点），他能取得西川这块地盘去称王称帝吗？以上诸公是什么人？都是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经过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学问”了，可是，在中国大概还得把这个问题继续论证几十年。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中外历史上只有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发生过一次大革文化、道德和知识分子的命的“革命”，并且由林彪、江青、康生等自诩为这是马列主义最新最高的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三个伟大里程碑的根本内容。对于这场稀世难找的大灾难，有人却郑重其事地要我们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再提起它们。说，如果再写“文革”，那就不是批判“文革”，而是宣扬“文革”了，等等。套一句大家常常引用的列宁的话，就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据说，此话在列宁的著作中查无实据，大概是剧作家的神来之笔）！
林则徐是不是知识分子？洪秀全、石达开是不是知识分子？谭嗣同是不是知识分子？孙中山是不是知识分子？我的家乡在六七十年前是够偏僻的了，为什么十九世纪末戊戌变法时以身殉国的“六君子”中就有杨锐、刘光第两人是西蜀人？“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有吴玉章、朱德、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刘伯坚、傅钟、杨尚昆、罗瑞卿、赵一曼这么多革命家离乡背井去发动革命或参加革命？陕北就更穷苦了，文化也落后得多，为什么那里出了李子洲、李锡九、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那么多老革命家？无非都因为他们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明是非，为了救国救民，不惜把生命交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中，参加革命和革新运动的人在本阶级和本集团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无疑地，以知识分子所占的百分比为最高。这些人正是为了战胜民族敌人和他们家庭所属的剥削阶级而奋斗牺牲的。谭嗣同的父亲是一个巡抚（清朝相当于省长），鲁迅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彭湃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朱德、彭德怀本人就当过多年中级以上的旧军官，但是他们的光辉都如同日月经天，永照华夏。一切把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曾经在旧政权下做过一般雇员而无特殊劣迹的人，始终看作异己力量和敌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的“原罪主义”，即生下地来就同他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是在“天国”里犯了罪才降生下地来的。这种观点连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推而广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生下地来就有罪的，因为他们也都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
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政治立场反动的，犯罪的，直至叛国投敌、犯了反革命罪行的，当然有；但是为数极少。若干年来，我们振振有词地创造了“反革命知识分子”、“反动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我以为今后不应当继续再用了——至少在法令、文件、负责人的文章和报告以及各种论文中都不宜再用了，在口头上也应该逐渐停止使用才好。工农中也有犯同样罪行的，难道我们能使用“反动工农”、“反革命工农”这样的词语么？解放军的官兵中，也有个别犯罪的，我们能称为“反革命……”什么什么的么？为什么要长期对知识分子如此另眼相待呢？这显然是一种把知识分子看作工农的异己力量的思想作怪的结果。一人犯罪，罪及整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这是反科学的，也是不合法的。
在民主革命中有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之说，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打击中农、打击个体劳动者、打击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呢？当然同样也是打击革命。这些，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已经有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至于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离开了知识分子，更是寸步难行。今后，我们国家各条战线上所有最高级和基层的一般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同时是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一条，四个现代化建设便决不可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原始积累、掠夺和剥削诸因素之外，就它国内而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反而不懂得这一点，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是永不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到处在呼吁要放手使用知识分子，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恰恰说明有些地方，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他们还是处在一个半做客的地位。有权安排、使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人，有不少人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得由他们来决定。一些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提过这些口号，但他们却一直在重用知识分子。中国只有到这些口号成为多余的时候，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
“咎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是时候了，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坚定不移的新认识，这就是：打击知识分子便是打击革命、打击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而不是任何人不加思索就可以把它骂倒的“奇谈怪论”。
1986年3月14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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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
难忘的情谊
贺祥麟
第一个教师节早过去了，许多事情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美好回忆，难以忘怀。但是，更使我感动的，却是自己生活里的一段经历，它愈加使我感受到师生间纯真情谊之可贵。
话得从三十几年前说起，那时我在原广西大学任教，年龄只三十岁，比起班上某些大龄“弟子”，只大那么一丁点儿，上课时候我是“老师”，可一下课大家就成了朋友。1953年院系调整，这一班学生并入华南某校，毕业以后，他们劳燕纷飞，去到祖国各地工作，天南地北，不知所之。时光如流，一晃三十年过去。而今这些人究竟在哪里呢？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他们都安然无恙吗？对这些故人近况，我了无所知，遥望蓝天，只能为他们祝福了。
前些日子，我忽然收到一封来自邻省某师范专科学校的信，竟是当年一位学生的手笔。这封远方来鸿，不仅文字典雅流畅，美丽得象篇散文诗，尤为难得的是信里洋溢着真情挚谊，沁人肺腑，一瓣心香，暖我胸怀。他说从友人处欣悉我的近况，思慕之情，难以描述，准备何时专程前来看我。我被他的诚挚深深感动，百忙之中赶复一书，表示随时欢迎他来。
没想到，不久后他当真来了。一日晚上九点多钟，门铃叮叮作响，我打开大门，看见一位陌生老人站在门口。我因不知来者何人，只好迟疑地问他：“您是——”。客人说：“×老师，我就是您的学生某某人。”我兴奋莫名，马上请他进来，不等他进屋，连忙先到里面客厅，为他准备茶水，以迎远客。旧雨重逢，倍极欢欣，我们畅叙别情，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收不住，上下古今，无所不谈，顷刻之间满房子都是暖烘烘的，温馨如春。正谈话时，突然间大门口厅屋里传来小保姆的惊呼声：“快来啊，鸡飞了！”我还没清醒过来，客人已立即飞奔出去，只听见厅屋里鸡声喔喔，鸡翅扑扑，追赶叫嚷，众声杂鸣。他与小保姆通力协作，居然很快抓住了鸡，用绳子把它们捆得牢牢的，再也无法滋事作乱。这我才大梦初醒，知道了原来这位学生不远数百里用根竹竿给我挑了两只母鸡和一些其他土产来。
我问他准备住几天回去，没料到他说明天一早就走，赶回学校上课。我说：“那怎么能行呢？你得多住两天，咱们好好谈谈玩玩。”“不，老师，我工作很忙，这次专门来看老师，目的已达到了，我明天就走。”我说不行，“桂林山水甲天下，七星岩与解放初相比，已大不相同，你得看看。还有芦笛岩，是六十年代才发现的，至于漓江阳朔，更是风景绝佳。所有这些，都不可不看。”他回答说，要说游览风景，这些地方他全未去过，但这毕竟是次要的，可留待下次来时再说。这回是专程来探望老师的，明天一定得走。客人如此“顽固”，我简直无计可施。正惶急间，猛然想起一事，情急智生，我便对他说这两天刚巧有位好友来自北京，是一位造诣极深的著名学者，明天将与我同游兴安灵渠，何妨明日大家一同去玩。“你们学校难道不准备请这位×教授去讲学吗？你必须陪我们同去兴安，以便将来邀请他去你们那儿讲学，机会宝贵，千载难逢。更何况只多留一日，后天我保证放你回去。”就这样，我胜利了。次日，天高气青，风和日丽，我们数人一同驱车驰往兴安，灵渠秦堤、飞来石下、湘漓二江分水之处，豪兴郁浓，席地野餐，其乐融融。真不料我们师生，一别三十余载，竟能在此老当益壮之时，欢聚一处，重温旧谊，共度了如此幸福愉快之一日。
从谈话中，我又发现了一件叫我至为感动之事：原来，我的这位学生此次前来，长途汽车之后，乘的是火车慢车，车厢严重超员，拥挤不堪，整个八小时中，他未找到座位，一直是站着的。而且还要时刻照料那两只蠢蠢欲动的鸡子，这里面有多少劳累，多大辛苦？虽说是“学生”，实际上他比我这“老师”仅小三岁，今年已六十出头，几百里长途旅行，一路颠簸，如此劳顿、如此毅力、如此诚意，叫我衷心不安，既感且愧！
我一向不轻易受人馈赠，但这一次，他遍历艰辛、带来的两只鸡子和其他土产，我全部收下了。我知道，无论自己回赠他什么，与他的这一番深情挚谊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走了，来去匆匆，在桂短短一日余，留下的是个深刻印记，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从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身上，我看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代代相传、弥足珍贵的伟大传统的一个方面——尊师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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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坛风景线
我算是服了你啦
玛拉沁夫
昨晚，住在楼下的舒群同志叫他儿子给我送来一瓶湘西名酒。我知道这位东北籍的老作家，从少年时起就以饮烈性北方酒出名，多年来几乎每天三顿酒。他离不开酒，这我是知道的。我问他儿子：
“他老人家怎么不留着自己喝呀？”
“他戒了。”
“真的？”
“戒酒不算，这阵子把烟也戒了。”
这我有点不信。
干作家这行的，宣誓戒烟者我见的多了，真正戒掉烟的没几个。我了解我们这一行人的这个弱点。
今天下午我在街上遇到了舒老。
“你真把酒戒了？”
“早就不沾它了！”他一抹胡子，露出一脸北方老人的憨厚的笑，“我跟烟也告别了。”
“写东西的人戒烟难，更甭说你这么大年纪的人罗！”
“我硬是两个月没碰一支烟！你说戒烟难，这是实话。我从十几岁开始抽关东烟，前后六十年没跟它绝过交，可现在……”
我忙说：“你这何必呢。”
他说：“烟酒误事。人过七十，时间紧迫，要写的东西还不少，再也经不起它们误时误事了！”
我问：“戒烟戒酒没少受罪吧？”
“那还用说！可为了多写出一点东西，一横心，过来了！”他张着大嘴笑了。
为了争分夺秒多写作，古稀之年戒烟酒，舒群同志，我算是服了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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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相声须是心声
吕梁
前不久从电视上看到在吉林省举行相声演员十大“笑星”授奖大会。为相声这样雅俗共赏的笑的艺术唱赞歌，多鼓劲，是一件好事，令人高兴。我作为一个爱好相声的听众，谨表祝贺。
但是，看了“笑星”们当晚表演的某些节目，仍感到还没有突破一般水平，不能尽满人意。
出一段好相声很不容易。从我作为一般观众而非专家看来，相声除了表扬新人新风之外，大概更主要的应是善于鞭挞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那些不良的以至丑恶的现象。它幽默风趣，使人捧腹；尖锐泼辣，使人痛快；更以深刻的寓意，给人以回味和教育。因此，反映听众的心声，说出听众心里想说的话，似应是相声的灵魂。可惜前几年来，有些相声节目，却止于杂烩式地拼凑一堆学唱歌曲、滥说一些低级怪腔的方言，或者找一点距离社会实际甚远的个别现象，勉强逗人一笑。其后回味，很难留下什么。最近虽有进步，但真正好的还不多。
从五十年代到“文革”之前，多次听过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的节目。他们台风文明，尤其内容引人。象《夜行记》谴责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哥儿们，《戏剧杂谈》嘲笑某些电影演员不真实的表演；特别是《关公战秦琼》，不仅辛辣地揭露了封建军阀的专横跋扈，而且经常被人们引作不学无术瞎指挥的典型，使人回味无穷。
现在，我们的社会在飞速进步。但是我想，可以拿来嘲讽的相声题材还是到处都有，需要作者和演员善于去描画。
我热切地盼望相声作者和演员们更深入社会，了解群众的心声，写出和演出更多的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纠正不正之风、为群众说话、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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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问喜马拉雅山
（外一首）
吕剑
白发苍苍的老人啊！
你亲历了地球的多少沧桑巨变？
你迎送了日月的多少升升沉沉？
你遭受了世间的多少风风雨雨？
你又是怎样地从幼年长寿至今？
如今你端坐在这里，
无人打扰你的宁静，
你是在回思着过去，
还是在祝福着未来？
他只是点一点头，
对我却笑而不答。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加德满都
大山的缘分
山北飘落着的雪花，
这般潇洒，又这般晶莹；
山南飘落着的雪花，
这般皎洁，又这般玲珑。
山南飘落着的雪花，
飘落到了山北；
山北飘落着的雪花，
飘落到了山南。
山北回荡着的歌声，
这般豪迈，又这般轻盈；
山南回荡着的歌声，
这般悠扬，又这般柔情。
山南回荡着的歌声，
回荡到了山北；
山北回荡着的歌声，
回荡到了山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加德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