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资金市场的探讨
杨培新
我国社会主义资金市场正在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所有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变化，资金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开始有钱，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职工就业几千万人，又增加工资和奖金，手头松动多了。企业扩大自主权，留下部分折旧基金，实行利润留成，后来改征所得税，开始有了自己的资金。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地方、部门、单位都有一些预算外资金。国民收入分配中分给农民、职工、企业、地方的部分，财政不能无偿征收，集中资金的职能逐步转移到银行。
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供应，也相应地由财政拨款单一渠道转变为四大渠道。以1983年为例，情况如下：①财政渠道。1983年财政预算内的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增拨流动资金部分，新产品试制费部分，共约二百九十六亿元。这里已将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建设部分、世界银行等的贷款部分加以剔除。②银行渠道。银行吸收存款三百多亿元，加上增发货币、汇兑占款等，共提供四百七十亿元资金。③社会集资。社会集资始于1980年，到1983年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总数在二百亿元左右。其中，包括预算外投资的一部分，城乡人民积累的一部分（农民自有资金投入生产的部分没有计算在内）。④外资渠道。1983年投入三十四亿美元，合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四大渠道投入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共一千一百亿元左右。通过四个渠道，分别解决了国家的、农民的、集体的、地方的、中外合资的、外资的各种经济成分的资金需要。
根据上述四大资金渠道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资金市场的雏形，它正在向前发展，势必要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资金市场。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有一个资金市场
为什么会出现资金供应四大渠道，而且向社会主义资金市场发展？
这是出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的要求。商品经济要求全国有一个统一的商品市场，同时允许技术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还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让商品进入世界市场。相应的要有一个生产资料市场，利于人才、劳动力的合理调剂的劳务市场。单有这些市场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资金市场。资金市场需要有国家的、集体的、侨资的、外资的、中外合资的各种金融机构，应当允许有发行股票、发行公司债券、向银行举借短期和中长期贷款、举借外债等多种资金融通方式；不是独家供应，单一渠道，行政核拨。这样才能展开竞争，扩大覆盖面，使企业可以比较，并选择最合理、最有利的资金供应方式。这个资金市场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利息合理浮动，要求还本付息，促使企业讲求投资效益，树立资金观念和利息观念。只有建立这样一个多成分、多形式、多渠道的资金市场，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够取得它所需要的资金，才能保证企业经营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只有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资金市场，才能使我国彻底摆脱资金供给制造成的资金无偿使用、不讲利息、投资效果低下的情况。因此，建立社会主义资金市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同资本主义资金市场比较，我国社会主义资金市场的特点是：①社会主义国家金融机构居于主导地位，集体的、公私合营的、侨资的、外资的金融机构居于辅助地位。②资金来源主要是农民、职工、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等提供的，不存在一个食利阶层。③中国的资金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有联系，但并没有打通。由于我国建设过程中外汇需求大，必须实行外汇管理，人民币不可能自由兑换外币，因此资金不能自由流进、流出。
几个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扩大金融企业自主权，特别是扩大专业银行基层机构的自主权，使银行有动力、压力、活力。资金市场，又叫金融市场，包括银行、信托投资、保险、证券、外汇经营机构及其市场。而银行是资金市场的主体，企业的固定资金、流动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建立资金市场，首先要求加速金融体制改革，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近年来银行改革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到现在为止，银行统存统贷（存款往上交，贷款向上要）、统收统支（收入往上交，开支向上要）的体制还没有改变。银行实际上是按行政单位对待和管理的，从上级领用业务经费、干部训练经费、职工福利奖金。这种办法使银行事业得不到发展，而且趋于萎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专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应实行存贷挂钩、收支挂钩，把银行业务发展和基层机构利益、职工利益联系起来。多存可以多放，多收入可以多留成。这样，可以鼓励基层银行千方百计吸收存款，回笼货币，促使其提高贷款工作水平，讲求贷款效益，减少呆帐损失。银行收益多的，可以多提取业务经费，加速电脑化，搞好干部培训，提高银行干部素质，迅速改变银行的落后面貌。要在银行之间展开竞争，使银行内有动力，外有压力，经过竞争，把自己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围绕着增加储蓄存款、加强服务、提高资金效益来进行。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实行存贷挂钩，收支挂钩，调动银行基层机构的积极性，从而迅速改变目前金融事业趋于萎缩的状况。
（二）把资金供应的财政拨款渠道纳入统一的资金市场，并进行改革，建立以建设银行为中心的固定资金市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贷款的改革取得一定效果，证明贷款比拨款经济效益好。但是，这个改革还很不彻底，实质上仍然是国家计委定项目，财政部拨款。
财政资金可考虑采取如下步骤纳入长期资金市场：1、财政部逐年把基建投资存入建设银行建设基金项下。财政部负责按预算拨足，建设银行每年向财政部支付利息。财政部对建设银行仅仅是存款关系。2、具体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比较、筛选，均由建设银行进行，送请国务院拍板。国家计委负责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对具体项目拍板。宏观统筹归计委，微观决策归建设银行。3、建设银行改成真正的银行，自负投资决策的经济责任。4、把建设银行办成长期信用银行，对项目除贷款外，可保有10％的投资，以便进入和掌握企业董事会。建设银行要通过董事会帮助企业作好发展规划，改善经营管理；同时保证国家财产的完整和增殖，管好年终结益和分红，留足公积金、准备金，防止吃光用光。5、财政提供的建设基金不足，建设银行可以代企业发行股票、债券，或由建设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也可以就某一个项目搞投资拼盘，邀集地方、企业、集体、群众、外资及其他受益单位投资。6、建设银行运用经济统计和信息，计算建设投资和基建物资、建设力量的平衡；密切注视基建物资市场信息，向政府和社会发布信息，掌握好基建投资规模，并通过支持建材、建筑行业的发展，不断扩大基建能力。
建立健全固定资金市场，有利于遵循经济规律，从根本上医治投资饥饿症，消除投资膨胀，减少投资决策失误造成浪费，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
（三）引导社会集资，并积极创造条件，在社会上发行股票，形成长期资金市场。1984年，社会集资迅速发展，如广东东莞县集资规模达六亿元。农村集资办企业，城市企业向职工发行股票，能源、交通大型项目也运用社会集资“搞拼盘”，吸收中央、地方、企业、群众的资金。这种直接集资，由于投资者和经营者直接见面，投资效益一般较好。
应责成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的信托部积极引导集资，并创造条件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最好从现在生产和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开始，以利于较快地树立债信。可考虑先在广州、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发行股票，筹办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未设立前，由各专业银行信托部办理股票、债券转让登记业务。
（四）引进海外资金，加速经济发展。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逐渐扩大，引进的渠道一是由政府出面向世界银行、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会等举借长期低利贷款。二是由中国银行从香港、新加坡分行调入资金，从国外同业往来借入资金，在国内发放外汇贷款。到1984年底，外汇贷款累计达二百多亿美元，其中90％是近六年发放的。三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在日本、香港以及西欧等地发行债券吸收资金，在国内贷款。四是侨商、外商在国内投资，搞独资或中外合营企业。侨商投资已进入能源、交通重点建设领域。如胡应湘对广深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投资四点七亿美元，对东莞县沙角七十万千瓦火力发电厂投资四点五亿美元，对深圳火车站投资六千万美元等。
由于引进外资的规模要受我国出口、旅游外汇收入的制约，因此，引进外资首先要用于发展出口拳头产品，增加外汇收入，为进一步运用外资创造条件。我国引进外资有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香港是世界第三国际金融中心，辐射亚洲、太平洋地区，我们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这方面又受到国内企业经营水平的制约。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在7—10％左右，而我们的企业连现在国内银行放款利息6—8％都负担不起。这里，有一个提高经营管理水平、逐步提高资金利润率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用上更多的海外资金。
建立社会主义资金市场，其根本之点，就是彻底废止僵化模式下建立起来的按行政方法进行资金分配的体制。这里包括通过行政机构分配预算投资，无需偿还本息，不讲可行性研究，不搞技术经济论证；还包括银行统存统放、统收统支的信贷体制，规定企业只准在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开户，禁止企业之间发生资金转移，禁止银行之间的横向资金联系等。建立社会主义资金市场，要求按市场原则组织资金供求。建设银行作为长期信用银行自负经济责任，自作投资决策，根据可行性研究，对确有投资效益的项目进行投资和贷款。各专业银行基层机构自负盈亏，依靠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依靠自己的业务收益安排开支。银行对企业择优贷款，企业可以选择服务态度好的银行开户并向它申请贷款，银行和企业之间是平等的法人关系。因此，建立资金市场不仅包括开放股票、债券、长期资金市场，而且包括拨款改贷款，把银行办成企业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变革。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各大学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就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又发出代电，要求国民党政府“速息内战，一致抗日”。接着全国各地，从上海到成都，从天津到广州，成千上万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游行。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还派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请愿未得结果，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决定28日再次赴南京请愿。这次请愿，由于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也有学生参加，使请愿队伍扩大到五千多人，声势浩大。中央大学的学生在路过外交部时，还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出见学生，并向学生保证：“政府将在最短期间收复失地，如日本再进，必以全力抵抗。”
11月初，日本一方面唆使便衣匪徒在天津暴动，一方面命令多门师团进攻黑龙江。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激起广大学生的更大义愤。13日天津各校派出代表三百余人组成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请愿，接着中央大学一千多名学生也于17日向大会请愿；要求大会命令政府即日动员武力，收回东北失地，退出国联，积极扶植民众救亡运动。蒋介石出见学生时，依然重弹要学生不要荒废学业，准备以学力救国的陈词滥调。蒋的答复当然不能使广大学生满意。18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五卅中学、金陵中学及一些小学共四十六所学校一万多学生多次向大会请愿，要求武力收复东北，以实力援助黑龙江守军马占山部。蒋介石为了欺骗民众，抵制国民党中反蒋派别要他下野的要求，19日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诡称：“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于是，南京各大中学校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趁机发起了一场“送蒋北上”的活动。
11月25日，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在报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蒋氏已决定北上，拟定日内联合沪杭两地学生及首都全市学生假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大会。各地学生闻讯陆续赶往南京。26日，南京十九所学校二万多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蒋介石北上讨日大会，上海、杭州、苏州、北平等校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会后，学生们赶到国民政府门口，与正在那里请愿的上海学生一起，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上海抗日团体“中华警钟会”还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一口大钟悬挂在国民政府门前，轮番敲打，表示“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政府”。就这样，请愿学生不顾风雨饥寒，在国民政府门前一直鹄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他看到群情激愤，众怒难犯，被迫表示：“三日之内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学生要他写下笔据，他先说“以人格担保”，后又借口到办公室去写，就再也不露面了。
11月底，日军进攻锦州，再扰天津，国民党政府竟指示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上提出“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的卖国主张。爱国学生闻讯又纷纷起来。11月3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中共北平党组织领导下，组织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南下示威团，于12月3日到达南京，5日在南京街头举行第一次示威，队伍行至成贤街靠近教育部处，遭到一千多军警的包围，三十多名学生被殴打致伤，一百八十五名学生被捆绑，囚禁于孝陵卫，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五”事件。
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营救被捕同学，全国各地学生先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12月7日，上海一万五千多名学生举行了总示威。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听取北大、中大代表作“一二·五”事件经过的报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公安局公然指使特务闯进会场闹事，并劫走北大代表许秀岑。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数万人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使当局于第二天上午释放了许秀岑，并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10日，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票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
在南京方面，自10日起南京全市学校总罢课。15日，北平学生示威团捣毁了外交部，殴伤了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17日，北平、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安庆、武汉、广州、无锡、苏州、太仓等地一万多学生举行了联合总示威，愤怒地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社。此时，早已作好准备的反动派，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南京警备部队和警察从报社附近的马路两旁，向徒手的学生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屠杀。不到十几分钟，就有几十人被打伤，倒卧在血泊之中，六十多人被捆绑逮走。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同恒的头部、胸部被打伤后，掉在珍珠河中壮烈牺牲，演成了“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桥惨案。
具有反帝爱国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也掀起了反日救亡运动。他们纷纷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采取抵抗政策。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或直接退出日商工厂，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如9月24日，上海三万五千多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迫使满载煤炭、器材、货物的大批日本船只停靠码头，无法行动。11月初，日商同兴纱厂工人开全体大会，一致表决，即日退出。广州及香港等日商厂的中国工人，自动地一律辞工，宁可挨饥受饿。沿长江各埠的工人一致停装日货，使侵占我国长江航权的日清公司的大批轮船不得不停班。
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在全国工人、学生提出一致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组织日货调查团的形势推动下，也纷纷表示抵制日货。这一抵货运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严重打击。
这一时期，代表城市工商业者舆论的报刊如《申报》、《国闻周报》等，也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要求它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吁国民党政府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
与此同时，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东北马占山的部队首先违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于11月在黑龙江嫩江桥、三间房等地痛击日本侵略者，歼灭滨本步兵联队和高坡骑兵队。12月，在江西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决心停息内战，一致抗日，在宁都举行了起义，参加了红军。
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下野，国民党政府一度出现统治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也被彻底粉碎。
（刘树发）
第5版()
专栏：
横向经济联系座谈会简介
国家经委经济技术协作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于3月1日联合召开了横向经济联系座谈会。
与会同志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近两年横向经济联系有很大的发展。据初步统计，“六五”期间全国各地协作项目六万六千六百项，其中技术协作占60～70％，物资协作资金大量增加，1985年达到一百六十亿元，人才交流、咨询服务达五万人次。横向经济联系已初步形成了资金、物资、人才、经济联合四位一体的协作。有五个显著特点：第一、区域性联合发展迅速。它与过去的区域协作有根本不同，即由按行政命令的联合转向按经济规律的自愿的联合，是一种开放式的联合。第二、地区间、部门间、企业间的界限被打破，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冲破行政区划和所有制的限制蓬勃发展。第三、科技协作特别活跃，已成为经济联合的主要内容。目前，全国约有科研—生产联合体一万多个，形式多样。第四、打破了军民界限，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的联合得到加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第五、通过横向经济联系，有力地支援了边疆建设。
与会同志介绍了本部门开展横向经济联系的情况，交流了工作经验。一致认为，部门之间、部门与地区之间开展横向经济联系，进行经济技术协作的形势是好的，取得的经济效益也是显著的。不同部门在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的做法上各具特色，主要特点是：
1、通过部省（部市）合作，加强了横向经济技术协作的组织领导。
2、成立横向的联合体，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
3、积极组织技术协作，充分发挥各部门的技术、设备优势。
与会同志认为，横向经济联系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横向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何认识和评价横向经济联系和用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护和支持横向经济联系的发展。
关于认识问题。大家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和部门以及企业的领导干部都能正确认识横向经济联系的积极作用，积极支持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所进行的经济技术协作。但还有少数单位目光短浅，对一些愿意和他们联合的地区、部门、企业，抱着吃人家一口、多占便宜的目的，把一些经营不善、设备落后的亏损企业推出来参加联合，或者对一些联合企业只收利，不投资。
还有少数领导部门不顾实际情况，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利用行政手段，强迫一些企业联合，或者拆散已经联合起来的企业。
横向经济联系要在国家宏观指导下进行，有些地方只从局部利益出发，盲目发展联合，使得某些产品超过社会需求，或者产品质量下降。
关于政策问题。同志们具体地提出了体制管理问题、联合体内经济利益问题、税收问题、物资供应问题、经济立法问题等等。
第5版()
专栏：
《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出版
《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出版。这部大辞典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项目，由冯契任主编，共收录词目一万三千条，约五百万字，先分六卷出版，然后汇编合订。《中国哲学史卷》是最先出版的一卷，也是我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专业辞典。
《中国哲学史卷》由严北溟任主编，由在上海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单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学者撰稿。全卷收录词目近三千五百条，字数约一百万，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词、术语、学说、学派、人物、著作、学会、运动、论战、事件等，内容翔实，注重学术性、系统性、资料性，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工具书。
在词目收录上，该卷按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系统收词，除尽量收录一般中国哲学史教材、专著、论文中常见的词目外，特别注意收录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词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词目、相关学科的词目、近年来新发掘的词目、在世著名中国哲学史专家及其著作、学说方面的词目。
为便于检阅，该卷末尾附有《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分类索引》、《词目分类索引》等。该卷的不足之处，是收录词目上还有缺漏，特别是近现代哲学词目收得不够系统；有些词目的释文过分简单，内容亦较单薄。
（陈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