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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身说“法”
——访全国政协委员廖沫沙
本报记者 张书政
“‘文革’期间和‘文革’前的一段时期，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缺乏法的观念。‘四人帮’还评法批儒呢，实际上，他们对法破坏得最厉害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全国人大选出来的，怎么能说打倒就打倒呢？至于‘三家村’，他们就更不在话下了。”当我说明采访意图，廖老立即说了这样一段话。
全国政协委员廖沫沙，是“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当年，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林彪、“四人帮”对他的严酷摧残。在开庭公审“四人帮”时，他凛然出庭作证，据理驳斥江青，他的党性和气节受人称颂。如今，廖老已七十九岁，视力和听力尚好，仍然精神矍铄；接受记者采访时，谈笑风生、博闻强记的神采依旧。
记者请他谈谈对《民法通则（草案）》的高见，特别是对该法中“人身权”、“知识产权”和“侵权的民事责任”等条款，看法如何。廖老打开一扇窗户，外面是一片蓓蕾初绽的桃林。老人借景破题，竟从他“囚徒加园丁”的一段经历说起。
二十年前，也是桃花初放时节，发生了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这就是建国以来思想战线历次运动中所罕见的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先后被迫害致死。廖沫沙经过一年多的揪斗后，1968年3月间，被抓起来，关到设在安定门外的一个临时监狱里，一下子关了七年零两个月。1975年5月，通知他“解除监护”，下放到江西分宜县芳山林场，他又在荒僻的山沟里当了三年园丁。那是失去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的岁月。廖沫沙原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他参与写作的《三家村札记》中的二十多篇随笔，都是思想健康、文笔活泼的作品。况且，他是1930年入党的老同志，入党不久就参加党的地下报纸的编辑工作，一直工作到全国解放。廖沫沙和邓拓都是在党的提携怀抱中成长起来的。对待这样的同志，谤其作品、辱其人格、诬其历史、抄其家产，肆意关押刑讯，还有什么“法”的观念呢？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践踏。
讲到这里，廖老很激动，赋诗两首，他吟道：“黑白皆颠倒，是非难再分。一朝除四害，天地复清明。”“十年思往事，十载尝酸辛，昔负千钧重，如今身上轻。”这凄婉的诗声，使我猛然想起，今年5月18日，是邓拓同志含冤逝世二十周年。这两首五言绝句，是祭奠邓拓、吴晗和其他含冤而逝的同志的，也是歌咏当今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大好形势的。泪水涔涔的廖老，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以更加深沉的语气说：“《民法通则（草案）》中规定公民的名誉、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合法财产和发表作品等等，都受到法律保护，这是完全必要的，反映了广大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意愿，维护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激发了他们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也堵塞了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可乘之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法是否定‘文革’的成果，也是保障改革成功的法律武器。”
廖老侃侃而谈。午休时间没有休息，也未显出倦意。为了使《民法通则（草案）》更好地发挥作用，他还提了三点建议：第一、要普及法律知识。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人人知法懂法，就会提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第二、执法机关和人员要秉公执法。不能因为亲友说情或得到某种好处而枉法，对徇私枉法者要严办。第三，要肃清“县长比宪法大”的封建主义思想。当官的话就是“王法”，这是法盲的见识，要清理这些糊涂观念。为此要充分发扬民主。过去，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批评”和“批判”不分，“批”与“斗”不分。一“批”就“斗”，一“斗”准完蛋，这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也不利于法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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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立法是富国富民的迫切需要
——访全国人大代表、法学副教授徐大同
本报记者 武培真
谈到法律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徐大同副教授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调节的经济关系愈来愈多。如何调节，要以法为规范，使全国有统一的标准。国家采取微观搞活、宏观加强控制的办法领导经济建设，法律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微观上活的范围，宏观上如何控制，都要以法来明确。
目前，行政和经济手段是比较容易掌握的，而法律手段，人们还不大习惯，而且缺乏足够的重视。拿收税和罚款来说，以什么为准绳？靠一些人的主观意志随便决定吗？不可。要靠法规。提倡横向联合，各企业间的正常关系要靠合同——经济法规来维系。只有靠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相互制约，才能使横向联合稳定健康地发展。从历史上看，凡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都注重立法，讲究以法规来制约和引导经济活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不发达，由于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专制制度，形成了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状况。在解放后，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主要地是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法制是不健全的。现在，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法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所以，抓紧立法，是贯彻执行“七五”计划、富国富民的迫切需要。
对于立法，徐教授又提出，先立什么，后立什么，要有一个统盘考虑。象体制改革要配套一样，立法也有这个问题。不然，有的法规虽然确立了，也难以实施。再就是对建国以来制定的上千件法规，要加快进行审核、修订。由于经济的发展，各种情况的变化，原有法规的某些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显示出局限性，需要审查、整理。加快这项工作对“七五”计划的实行会有推动作用。
记者还与徐大同谈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不良倾向，它严重地干扰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他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部分群众不知法、不懂法，因而不守法规。譬如大宗贸易不签合同，或签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或签了合同并不执行。这需要加强法制观念的教育。二是一些人片面地认为法律是用来镇压敌人的。他们不懂得调节人民内部关系、调节经济关系也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三是有些领导干部惯于靠行政手段处理矛盾，而不愿靠法律解决问题。四是有些人的信条是权大于法。当领导的，喜欢自己说了算，法律合我意，我便利用；否则，我不理睬。因此，对执法部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更应加强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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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月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右一）在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草案）》的分组会上发言。他说：制定外资企业法，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的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可以按法律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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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富裕起来的农民更要讲精神文明
——全国人大河南代表团讨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李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效，农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他们从心眼里拥护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但是，许多代表在发言中谈到，由于各种原因，农村里出现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的现象；同时，多年不见的封建迷信、“拜把子”、赌博等陋习也日趋盛行，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目前农村一个问题。人大代表吕永盛说：“它不仅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扰乱了社会治安，也造成物质上的严重浪费，直接危害着农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自农村的几位农民代表说，现在，一些地方办丧事，扎“金童玉女”，亭台楼阁，还扎罩子，农民说，一个纸罩子就要花八十多元钱，这在农民手里，就是三、四百斤小麦的价钱。人大代表王银忠说：“婚丧嫁娶热闹一下，都在情理之中。但不要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带上了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不少农民对大办喜忧事很有意见。只是屈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许多代表说，刹住这股歪风是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只要各级领导重视，加以引导，是完全可以刹住的。人大代表、新乡县刘庄村党总支书记史来贺说：“刘庄去年人均实际收入一千五百元。群众富裕了，但村上无一人搞封建迷信、无一户为红白事而大肆挥霍浪费，外界的歪风也吹不进来，原因是，我们时时不忘发挥党支部的战斗保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坚持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一些地方之所以歪风盛行，不是群众不听话，而是党员干部不带头、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没发挥。”人大代表、省长何竹康说：“我调查了一些地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忽视或放松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和一些干部对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造成的。大量事实表明、哪里的基层党支部发挥了堡垒作用，哪里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搞的好，歪风邪气就没有市场，新乡县刘庄村就是这样。现在，有的乡村已对此引起重视、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制定乡规民约，建立农村红白事协会，很受群众欢迎，效果也很好。要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实现‘七五’计划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我们河南要把破除迷信，刹住婚丧嫁娶中的铺张浪费歪风当作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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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线的后盾
——访全国人大代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王正光
本报记者 欧庆林
血与火的老山前线，凝聚着军民共同抗敌的决心，也充满着边疆人民与子弟兵的深情厚谊。王正光与我谈的就是这个主题。
文山州地处老山、扣林山和者阴山所在的边境线上。这几年，全州各族人民全力支前参战，加快发展生产，出现许多动人的事迹。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麻栗坡县的猛洞区。这个区有五个乡，其中四个乡与越南接壤。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各族人民冒着敌军的炮火，冲上阵地，送弹药、运物资、抬伤员，还自动捐钱献物，烧茶送水慰问子弟兵。”
王正光说起一位张翠黄大妈。她是苗族，五十七岁。老山战斗打响后的第三天，她与老伴夏廷清宰了家里一头肥猪，磨了六十斤鲜豆腐，买了十一条“春城”牌香烟和七斤水果糖，冒着敌人的炮火，亲自送到前线。猛洞街个体户女青年刘玉琼，曾扛着二十四瓶汽酒，冒着敌人炮火袭击的危险来到炮兵阵地，对战士们说：“我送几瓶汽酒来给你们解解渴。”
王正光告诉我如下几个数字：据砚山、西畴、麻栗坡三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老山战斗中，群众赠送给部队柴料五十六万多斤，蔬菜一万五千多斤，鸡鸭二千八百多只，禽蛋三万多斤，罐头、水果糖、饼干一万一千多斤。全州为部队修了专用公路，开辟专用邮电线路，抢修了饮水工程，还组织了千人输血队伍，并储备了一定数量的血浆。
“我这次来北京参加人代会，听了赵总理的报告，坚定了一个信念：我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越来越富强。‘六五’期间，我们文山州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去年与1980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6.8％，粮食总产增长43.2％。储量达六千万吨的普阳煤矿投产，经济效益很好。”
四十多岁的王正光，显得年轻，机敏。他认为，文山州地处热带、亚热带，雨水充沛，阳光充足，矿产资源丰富，有发展热作经济和矿业生产的优势。“七五”期间，只要把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利用好，一定会有较大的进步。他说：“我们要作前线的强大后盾，必须建立雄厚的物资基础。”
“我还认为，坚定不移地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十分重要的。赵总理强调了这一点。文山州这两年大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效果非常好。参战部队利用行军、宿营、驻训和作战间隙，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移风易俗，帮助修建地方工程，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影响甚大。”
王正光听了义务教育法草案的说明后，在小组的讨论会上提了一条意见：“义务教育法的制定，非常必要。教育是关系到国家振兴的大事，更是少数民族地区繁荣振兴的大事。文山州现在的教育事业，基础还很差，普及义务教育还要克服更多的困难。除国家扶持外，发达地区是否也可以定向定点予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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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再等待
——全国人大辽宁代表团讨论会侧记
本报记者 洪天国 王谨
宁佩英听完赵总理的报告，就横下一条心：“‘七五’期间一定要把二万多纱锭的旧织布车间彻底改造过来。”这位来自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大连纺织厂厂长。
有六十年历史的大连纺织厂，三分之一的厂房漏雨、不通风、水道堵塞，还有几百台五十年代技术水平的老设备，不抓紧改造，说不定哪天机器就会停转，全厂产值利润将减少三分之一。几届前任厂长也知道问题严重，只是躺着等待。等谁？等国家。理由还蛮充分：这么大的破烂厂光靠自己改造哪成？三十几年我们上缴利税五亿多元，国家能眼看着工厂倒下吗？
1984年冬，宁佩英上任后，即对职工说明：“职工住房人均四平方米，是拥挤些。可工厂不抓紧改造，一旦厂房倒塌，岂不难上加难！一定要集中全厂的大部分利润改造旧厂房。”这就是宁佩英的施政演说。
有人劝女厂长：你真傻，改造旧厂房，在你任期内收不到效益，工人干活多，实惠少，会骂死你的！
宁佩英也有点犹豫了。一颗心七上八下，来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赵总理的报告如一阵风，吹散她心中的疑云。
“到‘七五’期末，除极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都要实行自负盈亏。”看来，光想躺在国家身上是不行的。她下决心走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道路。她对记者说，回去马上着手盖临时厂房，从第四季度开始拆迁危险厂房，“七五”期间一定完成二万纱锭更新换代的艰巨任务。这五年，产值利润只能略高于“六五”期间，为了“八五”期间的起飞，我甘当一步台阶！
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长期在旧的经济轨道上运行，要在“七五”期间陆续走上自负盈亏的道路，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面前坐着的是有着几十年交情的“兄弟俩”。“哥哥”富平伯，61岁，抚顺钢厂副总会计师；“弟弟”吴量，48岁，抚顺新抚钢厂副厂长。说他们是“兄弟俩”，不光指年龄，还因为新抚钢厂是抚顺钢厂1958年一手扶持起来的。多少年来，新抚钢厂生产能力一直落在抚顺钢厂的后面。去年，“老大哥”产量二十七万吨，“小弟弟”才二十万五千吨。“小弟弟，更忧虑的是，由于原材料涨价和第二步利改税的推行，新抚钢厂今年可能亏损一千多万元。
怎样摆脱劣势？吴量在发言中说，新抚钢厂“七五”期间将采取内紧外争的决策，在横向联系中用八十万六千吨超产钢材换取辽宁省物资局金属材料公司等单位的一亿五千二百万元贷款，以便完成四项大的改造工程。然而，1989年以后，新抚钢厂的产值可望从1985年的一亿二千多万元增到二亿零五万元，实现利税将从1985年的三千二百多万元猛增到七千万元。
“你们为什么能下这么大的决心？”记者问吴量。
“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造成的压力啊！有些职工责备厂领导是‘父负债子孙还’，我们说，不对，是‘前人植树，后人乘凉’！”
富平伯也坐不住了。抚顺钢厂虽说实力雄厚，可还有不少伪满时留下的设备亟待更新，加上二千五百多名职工的生活福利欠债甚多，如不尽快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往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紧！
富平伯口吐真情：“听了赵总理的报告，感到压力更大了。听了吴量的发言，老大哥的优越感消失殆尽了。”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超过你。”吴量冲着富平伯说。
“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富平伯也把劲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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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求
——访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刘长瑜
刘长瑜，这位著名京剧演员虽然已经四十四岁了，却依然显得很年轻。这次她以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六届政协四次会议。在会上她十分关注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又从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出发，参加讨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在政协会议召开的日子里，我访问了她。
刘长瑜在京剧表演艺术上有着较深的造诣，在国内外观众中有相当声望。但她总是不满足已有的成绩和已经创作的角色，每一次演出都抱着改革的精神，希望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使观众不断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
近几年，刘长瑜在京剧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力图从内容上、形式上丰富戏剧艺术美的内涵。她不拘泥于前人的程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素质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然明快、清新洒脱的艺术风格。在表演中，她努力从塑造人物的需要出发，从理解生活和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入手，努力捕捉人物的心灵，塑造人物的性格。我请她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她爽快地说：“比如在《红楼二尤》这出传统戏中，我先后扮演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我就用心去体会理解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当演到尤三姐得到情人柳湘莲所赠‘鸳鸯剑’时，我吸收了一些舞蹈动作，用载歌载舞的形式来突出人物内心的喜悦之情。为了使角色不千人一面，我力争深刻地多层次地揭示人物的内心情感，精心细致地钻研角色。”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她爱人讲的一件事：在排演《燕燕》时，她几乎达到了入迷的程度，甚至在梦中还念叨着剧中人物的名字。
赵总理在关于“七五”计划草案报告中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们既定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项伟大艰巨的工程，它必将引起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谈到这个问题，刘长瑜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首先要抓好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文艺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京剧作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传统艺术，既要有所继承，更要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应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七五”计划中深刻论述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刘长瑜认为，京剧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京剧界的共同努力。
现在，刘长瑜不仅坚持自己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致力于提携后学，培养青年演员。她表示：在精神文明建设和京剧改革中，愿意做一颗铺路的石子。 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