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坚定不移地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
——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四）
继续加强能源、交通建设非常重要
陆钦侃委员（水电部科技情报所高级工程师）说，“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和10％，超过了世界各国同期的发展速度，这是正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后取得的成果。但目前我们在能源方面还存在不足。能源和发电量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5.7％和6.3％，能源弹性系数只有零点四一，发电量超前系数仅零点五八，这不是超前而是落后。“七五”计划的能源平均年增长率降至3.4％，水电发电量降至4.8％，这将严重影响“八五”和“九五”的发展，希望能加以调整。
汪少川委员（原铁道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说，我国公路建设可以实行民办公助，多家办、一家管的办法。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去年就是用这个办法改建、新建了公路两万多公里。农民投资办交通应宣传推广，渭河大桥就是一个乡建起来的。建议交通部进一步研究权力下放和加强宏观管理的办法，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邓少云委员（长江航运管理局顾问）说，长江航运形势很好，现在“有水大家走”，由独家经营发展到八千家搞航运。但民船不懂航运规则，事故增加，急需加强航道管理，希望制定内河航运法，建议建立长江航运法院。
赵维纲委员（水利部副总工程师）说，我国的交通运输问题是割裂的，联系不起来。应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主管运输，综合平衡，统筹安排，通盘解决运输问题。
亟待改变我国邮电事业的落后状况
叶培大委员（北京邮电学院名誉院长）说，“七五”期间把邮电通信列为战略重点，这是第一次，令人鼓舞。目前我国通信确实很落后，去年以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从上海往北京打电话用了两个半天才打通，但通话质量很差。邮件积压严重，没有场地堆放，没有车辆运输，铁路部门不愿多给车辆，加上我们现在处理邮件全是手工操作，十分落后，结果问题越来越严重。要发展我国通信事业，除了必要的投资外，我认为还要采用新技术，要由国家科委抓一下通信系统的规划，全面研究安排，应打破闭关自守、独家经营的局面。
刘宜纶委员（重庆邮电学院副院长、教授）说，我国目前每百人中仅有电话零点五部，而1982年统计全世界每百人占有电话为十二部，美国则已达到八十部以上。尤其在华盛顿等大城市，每百人中占有电话一百八十部。相比之下，我国的邮电事业太落后了，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不尽快改变这个状况就会拖四化建设的后腿。建国三十四年中，国家给邮电的投资仅六十亿人民币，为宝钢一期工程的一半多，而美国1982年一年的投资就有二百四十亿美元。现在中央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确定到本世纪末邮电事业翻三番，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二点八部。但仍远远落后于1982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我们十分着急，希望能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
林兴明委员（广州市电信局总工程师）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讯落后的问题越发明显。我国的通讯设备大多是五十年代以后自己制造的，与当今世界上的先进通讯设备有很大差距。要改变这种局面，单靠国家投资是不行的。通讯部门应打破独家经营的思想。在引进通讯设备时，要把外汇用到刀刃上。现在有的地方引进的设备五花八门，有的搞分散的、多头的引进，结果造成惊人的浪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钱家治委员（邮电部科技局总工程师）说，建国以来，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了五十倍，而通信投资才增长几倍。三十多年来，通信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共才一百一十亿人民币。通信能力严重不足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因此，“七五”期间邮电通信应适当加快发展速度。
马大猷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说，现在邮局有个规定，出版杂志，在邮局发行起码够一万份，邮局扣收入的35％；如不足一万份也按一万份收费。我们办的声学学报，发行量只有二千五百份，如果交邮局发行，每月还要赔出九百份的收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刊物，因订户数量较少，邮局不愿发行，科学出版社只好自己发行，邮局连订户名单都不给，搞得科学出版社的工作十分困难。
钱伟长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说，我们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因发行量只有五千份，也按一万份收费，结果收入还不够付邮费。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刊物，有七十种只好自己发行，还有其他方面出版的一百多种学术性刊物也靠自己发行，因人力、物力有限，工作困难万分。由于邮局的不合理规定，影响了学术刊物的发行，严重影响了学术交流，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十分不利。
钟夫翔委员（原邮电部部长）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邮电部工作过去不受重视，是由封闭的自然经济决定的，有历史原因。现在对外开放了，认识到了现代化邮电通信的重要和对经济建设的巨大影响。我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进行体制改革，权力要下放。我国面积大，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况，独家经营不好。第二，要加强通信网络的建设速度。第三，要根据我国文字的特点加强研究工作，采用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方法。我国文字是方块字，又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经由编码方式进行通信成本高而且费时长，可采用传真通信技术等现代化方法。
城市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问题
吴翼委员（合肥市副市长、高级工程师）说，建设现代化城市，必须重视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目前我国绿地最多的昆明、拉萨，人均不过八点九平方米，最少的上海只有零点四二平方米，而世界发达国家最高达七十三平方米。建筑间距标准要求为前排建筑物高度的一点五倍，我们有的城市只有零点八倍，致使一些建筑底层终年不见阳光，人为地造成生活环境的恶化。城市建设一定要有长远打算，考虑生态效益、审美效益、游戏效益，各个角落要普遍分布小型绿地，增加绿量，建街头公园、带状公园，以小为主，中小结合，以面为主，点线穿插，建设有中国园林风貌特色的城市。
朱临委员（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总工程师）说，“六五”期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在“七五”期间，城市建设投资重点应放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上，例如垃圾的运输和处理，现有公路的充分利用和改造。要加强城市的综合治理，就要投资，钱不能少，否则老帐未清，新帐又添。
乌云娜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副主任）说，赵总理报告中对环境保护应强调三同步，三统一，不能先建设，后治理，否则后患无穷，这一点已有教训。国家预算中应规定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环保，只讲谁污染，谁治理，统一的计划取消了，难于解决问题。
林里夫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说，现在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空气、水的污染造成许多农副产品的污染。随着工业的发展，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北京采取的措施是把一些工业企业移往郊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把污染转移了。解决污染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应该保证治理环境污染的经费。
陈邃衡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说，赵总理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家在环保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江苏省新建乡镇企业八万多个，年排放废水七亿七千万吨，废渣六百万吨，多未经处理，致使江河湖海成了废水废渣的汇合地。建议把治理污染问题摆到重要位置上来。
进一步重视医疗卫生事业
张普云委员（山东省立医院教授、主任医师）说，应进一步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因为它关系到十亿人民的健康。现在对衣、食、住、行较重视，不过人民的生、老、病、死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应加强医疗保健立法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邱茂良委员（南京中医学院教授）说，三十年来在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中医有所进展，但速度慢。去年中央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增拨了中医经费，全国各地举行振兴中医大会。可称中医的“黄金时代”。中医本身应当克服各种弱点。
吴英恺委员（中国医科大学教授）说，医院的经济管理应该加强。如何合理使用经费是值得研究的。现在收费不合理，一级医院不如一级旅馆，二级、三级也是如此。医院是一个社会福利单位，国家又不能全包，医院入不敷出，使购买仪器、药品的经费缺乏，造成许多困难，希望国家认真研究一下医院的问题。
张洁梅委员（中国医大教授）说，医生应讲究医德。现在很多地方医疗制度混乱，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我所在的医院开展了“假如我是一个病人”的讨论，这是对医务人员进行医德教育的一种好形式。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医疗问题亟待解决。乡村医院的大夫不安心乡村工作，城市医院的大夫不愿到农村去，使得城市医院人才聚集，乡村医院大夫奇缺。建议城市医院的大夫轮流到乡村医院去工作一段时间，一方面可以传授技术，提高乡村医院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对他们自身也是个锻炼。此外，乡村医院的医疗设备简陋，有的地方甚至缺少必要的消毒器械。这种状况应当改善。应加强对护士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专业思想教育，提高她们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本领和觉悟。现在医院的大夫往往比护士多，因为缺护士，竟使一些医院不能开足床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李果珍委员（北京医院放射科主任）说，建议将现由国家经委领导的国家医药管理局仍归卫生部领导。理由是：（1）便于制定基层单位所需医疗器械的规划。如“C·T”这样较先进仪器，不应该全靠进口，而且只进高精尖的新型号；应当自己生产为普及所需的小型简易的“C·T”，可组织专家讨论规格和数量，制订规划，普及到专区。这些工作由卫生部承担较恰当。（2）有利于药物的生产、管理、鉴定和供应，改善医疗急需药品的短缺，防止有利可图的滋补药泛滥和杜绝假劣药品的发生。
宋鸿钊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说，目前市场上抗癌药脱销，主要是厂家因生产抗癌药成本高，利润低，不愿多生产。故紧急呼吁：为挽救癌症病人，望有关单位顾全大局，争取时间，积极组织抗癌药的生产。
王秉正委员（西安医科大学教授）说，医院收费标准由物价局管，卫生厅（局）让调整收费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目前有些医院的收费名目繁多，如麻醉费、检查费、拆线费、按摩费等。这不是解决亏损的好办法。靠超额劳动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应研究出妥善办法。
赵士杰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说，黑龙江省很穷，去年二十个县受灾，今年十个县要靠政府救济，若医院采用按成本收费，农民承受不了。应根据城市、富裕地区、贫穷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收费办法。
要合理地组织和使用人才
王诗恒委员（医科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说，给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专家、老教授配备助手，以整理他们宝贵经验的问题应进一步落实。同时希望进一步改善知识分子的衣、食、住、行的困难状况。
赵丛礼委员（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副主席）说，要鼓励中高级科技人员到基层去，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待遇。现在搞聘任制，规定应聘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同级行政领导副职的工资标准，这样规定，中高级科技人员就不愿到县以下单位去工作了。
林盛中委员（台盟总部副主席、中国地质科学院副研究员）说，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就应该从根本上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苏联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他们的科学院院士比总书记的薪水还高。我们不能认为按劳分配仅仅体现在体力劳动上，要重视脑力劳动的价值。由于国内在人事、研究条件、生活待遇诸多方面存在着许多弊病，造成了一些科技人才的外流。如果不是许多知识分子受党多年教育而具有高度的爱国心的话，人才外流问题会更加严重。
王守武委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说，我们的规划一贯强调的是资金分配，只注意物的因素，对人才的组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拿电子领域来说，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权威还不够，结果有些地方人才高度集中，却争取不到任务。
李德平委员（核工业部七所研究员）说，我们在组织全国科技力量协同作战方面做得很不够。我国脑力劳动的费用相对说来较低，这就更应当在组织上下工夫，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黄铭新委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说，老年知识分子的工作量太重，我已八十多岁，每天要查房、会诊、带研究生，还要著书、写稿、抄稿、回信，还有其他社会工作，希望有固定的助手协助工作，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作贡献。
陈敏之委员（民盟中常委、江苏省民盟主委）说，现在中年知识分子思想不大稳定，特别是在工资改革和评定职称问题上反映比较强烈。他们认为工资改革后，变化不大。有些人多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上拚搏，待遇还不如那些不能担负教学、科研任务，而当上了行政领导的人。我呼吁对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应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谢浩然委员（辽宁固沙造林研究所固沙室主任）说，现在对科技人员的退休年龄一刀切，不利于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农业科技研究更不利。农业科技人员本来就青黄不接，况且农业科技研究的特点是周期长，培养一个优良品种要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现在农业科技的骨干力量是五六十岁的人，这些人到了年龄就走，会造成科研工作的真空。
王幼辉委员（河北省人大副主任）说，一个人的年龄可以分为绝对年龄，生理年龄和思想年龄，现在只强调绝对年龄，而不考虑生理年龄和思想年龄，使一些老科技人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
隋铭珊委员（吉林省政协常委）说，六十岁以上的科技人员并没有多少，是我们国家的宝贵人才，应当考虑怎样进一步发挥这部分人的余热，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出妥善安排。
邓先诚委员（黑龙江林学院高级工程师）说，科技人员的退休年龄应与行政人员的退休年龄有所区别。
王光英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人才的合理流动应引起各部门领导的重视。三线地区积压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这是事实。既然我们全力以赴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完全可以把不少人调出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同志经过二十多年的锻炼，年富力强，把他们调到合适的岗位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才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部门的私产，各部门的领导要为人才的合理流动开绿灯，以便做到人尽其才。
陈铭珊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说，有的单位提出，调一个大学生，要用一万元交换，这种部门所有制，实际上带有封建割据的色彩。
张顺臻委员（包头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说，包钢有一千五百多工程师，现在有九百多人担任行政职务，不利于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另外，他们的工资比继续做技术工作的一般要高二三十元，给后者带来消极影响。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要从实际出发。
宗教政策落实得好
玉赛音阿吉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说，我们新疆的政协委员通过一年一次的朝圣活动，与土耳其等地华侨见面，消除了他们对国内大好形势的怀疑，增强了他们对祖国的感情。
乌兰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常委）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蒙古有二百一十名喇嘛被安排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七十一名喇嘛被安排在各级的佛教协会工作。一些有生活困难的喇嘛得到政府补助，温饱有了保障。1985年以来，国家还拨款帮助修缮了十八座寺庙。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对我们喇嘛的关怀。
沈遐熙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说，近几年，上海、宁夏、山东和湖南等地召开了宗教界为四化服务表彰大会，表扬了在科技、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上取得成绩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这说明，宗教界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能为四化建设服务。
韩生贵委员（青海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说，近几年来，党和政府贯彻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真正做到了“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我们宗教界要认真学习政策，认清形势，一心跟党走。目前，有些穆斯林聚居地区恢复了一些已被废除的封建剥削制度，如有些阿訇向群众征收什一税，歧视、甚至鞭打不信教的群众，这是违背宗教政策的。全面正确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宗教活动纳入正常轨道，是我们为四化作出贡献的实际内容。现在西北穆斯林聚居地区常因教派矛盾影响生产，有时发展到械斗。今后我们要引导伊斯兰教徒在解决教派矛盾、搞好民族团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伍并亚·温摤委员（云南省德宏自治州瑞丽县佛协会长）说，在“文革”中云南边区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教徒逃往国外。我在“文革”中也受到迫害，后来去了缅甸。现在咱们国家政策好了，1983年我又回到了祖国，因为我没有忘记我是个中国人。很多在国外的教徒都陆续回到祖国。最近，缅甸的宗教徒来我国参观，看到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宗教活动逐步正常化，无不惊叹。当然，治理边区还需要下大工夫，正如衣服的边沿破了，很难缝补一样，但我坚信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路会愈走愈宽。
王学明委员（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主任）说，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没有认真学习中央十九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对党的宗教政策不了解，所以不敢放手落实宗教政策。
落实侨务政策 做好侨务工作
黎顺兰委员（深圳市食品工业发展公司助工）说，广东省落实侨房政策任务很重。中央规定，五年内要落实好侨房政策。可我省有的县一半人口是归侨，因为资金不足，侨房问题很难解决，省里压力很大。实际上归侨看重的并非是否给他一间房子，他们是要寻根。希望中央多拨给广东省一些侨务工作资金，使归侨的房子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庄炎林委员（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说，侨务工作抓好了，作用很大，会促进侨乡经济建设的发展。广东省台山县给香港同胞伍舜德先生落实了侨房政策之后，伍先生十分高兴，他主动捐资为自己的家乡兴办公益事业，先后兴建了小学、中学、康乐楼（敬老院）、科学楼、文化楼等五个项目，还准备捐资建一个图书馆。
王玉清委员（政协特邀）说，现在，海外的华侨、华裔搞科学技术工作的很多，有很多人也愿意把他们的科学技术资料贡献给祖国的四化事业。趁老一辈的人还在，我们要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
文强委员（政协特邀）说，对海外的工作，应着眼于第二代、第三代人。他们有知识、有才干，愿意为祖国出力，要多宣传我们的政策。
杨甲三委员（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教授）说，海外华侨在国外多数是爱国的，建议有关部门举办华侨在国外取得成就的展览，以激励华侨的爱国热情。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孔筱委员（国家旅游总局副局长）说，近年来，在精神文明建设、端正党风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和建设物质文明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实现“七五”计划，如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的方针、政策也难贯彻执行，经济建设也很难上去。应进行综合治理，加强对宣传工作的政治领导。电视台节目中广告太多，有的节目，低级古怪。建议中央电视台另外设立专门的商业广告电视台，改变强迫大家非看广告不可的状况。
郑森禹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顾问）说，建议开展一个“提高质量，反对浪费，爱护公物，勤俭建国”的全民教育运动，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吴大琨委员（民建中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说，赵总理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结合学习“七五”计划，推进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十分必要。近几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集中反对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我们的一些青年也盲从，甚至有的理论工作者也认为《资本论》过时了。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七五”期间理论工作要跟上实践的发展，要创新，开拓新局面。
裘祖源委员（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研究员）说，广告也存在一个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对广告应加强管理，尤其对医药广告要慎重。
邱德根委员（香港远东集团董事长）说，应制订电视、录像版权法。把钱集中起来，办好几个大城市电视台，小的地方电视台不必购置整套设备，可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对于提高电视、录像的质量是有益的。另外，应有广告法，使人们了解广告是需要的，电视台不要总是由国家贴钱。
坚持不懈地整顿党风和社会风气
杨放之委员（原国家外专局顾问）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中央早就重视这个问题，下决心抓好。今年年初虽然开了八千人大会，但有些同志还是注意得不够。同物质文明建设相比，精神文明建设还差得远。物质文明建设放在优先地位，有计划安排，有好多部门在抓，这是对的。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应放到什么地位，有什么计划，有谁在管？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整党走过场，纠正不正之风也走过场，如果这次整顿党风不明不白地结束了，我们党就会在群众中丧失威信。因此，建议中央整党指导小组长期工作下去。
王起委员（中山大学教授）说，这几年形势确实是相当好的，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社会秩序安定，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知识分子心情愉快。这是形势的主流，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主流。但是也要十分注意到消极的一面，看到那股暗流。拿广州来说，以奢华为荣、以洋化为美的思想还是较为严重的。有些人就认为赚多少花多少才是“精仔”（聪明人）。现在广州的刑事犯罪率下降了，但经济犯罪比例却上升了。有些人是内外勾结，其中一些国家干部、干部子女参与犯罪活动，“我出钱，你出权”，合股办公司。教育界也出现了“皮包大学”、“议价学生”，请客、送礼、拉关系不正之风也出现了。这些问题不解决，“七五”计划是难以实现的，它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因此我特别赞成赵总理说的：“纠正不正之风，要由领导带头，从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做起，从各级负责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严格要求，以身作则。”
刘公诚委员（民建中常委、国家建材工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委）说，要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关键是要端正党风。现在有些机关基层党支部生活不正常，学习讨论只是泛泛空谈，不联系自己的实际，民主生活不健全。还有的领导以权谋私，把自己的亲属调进好单位，把房子分给亲朋好友，群众意见很大，这些不正之风应坚决纠正。
汪少川委员（原交通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说，有些机关党委不敢监督领导干部，不敢反映上级的问题，这很不好。例如山西某县委书记在一个报告中说，下面许多问题根子在上面，立刻遭到非议。纪委要有魄力和勇气。
加强对台工作，促进祖国统一
李纯青委员（台盟总部副主席）说，统一祖国是我们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香港问题解决之后，台湾问题就显得更迫切。全国政协固然对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工作，但若要使工作更有成效，还需要加强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全国政协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组织各界人士对台湾问题进行研究。
孙瑛委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说，我才从美国旧金山探亲回来，这次去美国，我最关心的是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态度。旧金山各派中文报刊很多，我注意了一下，在亲台的右翼报纸上，对我国目前形势的谩骂比两年前少得多了，对国内打击经济犯罪、体制改革等问题都作了报道。我接触到的台湾亲朋故旧都表示希望祖国早日统一，认为台方的“三不变”政策实在不通情理，对“一国两制”的构想普遍表示欢迎，认为是行得通的。各界人士普遍对祖国的前途感到乐观，认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会发展为世界强国。听到这些我十分高兴，我要更加努力地为祖国的统一做工作。
容汉诠委员（宁夏台联会会长）说，一年来，台湾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可我们的工作不能与之适应。第二代台胞的培养很慢，高山族更差，这问题常提，但解决得不好。对二代台胞的培养应有特殊政策，这是迎接统一的准备工作之一。
戴见能委员（台盟湖北分部主任委员）说，现在相当一部分大陆台胞青年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岛内和海外台胞青年相比差距很大，要引起充分重视。目前对台胞考大学采取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的办法还是必要的。我赞成福建台联的做法，要深入调查，积极推选优秀台胞上大学。
涂添凤委员（天津市台联会副会长）说，天津市台联搞了几次调查，很多台胞对降低分数线不赞成，认为应一视同仁，鼓励台胞青年自强奋斗。
廖秋忠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说，党的对台政策是明确的，但落实政策的一些具体措施没有跟上，也缺乏专门的机构去做一些实际工作。譬如，现在有不少台湾同胞想回大陆来定居，但有些实际问题就解决不了，这样就使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兑现。
李大维委员（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说，对待回到祖国的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我们既要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温暖他们，又要从政治上爱护和帮助他们。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一味吹捧。要选择一些政治立场坚定、品质高尚的同志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切忌派一些目光短浅、水平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的工作。否则将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孙城曾委员（香港中侨国货公司董事长）说，政协报告中关于今年的工作部分提出，本着“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精神，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出力，这一点很重要。但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政协委员要积极提意见、提建议，促进党风的好转；但主要方面，党内应认真抓好端正党风的工作。
徐四民委员（香港《镜报》社社长）说，目前海外人士对党风问题很关心。此次来京开会之前，有些人找我，要我在会上提“三个喜、三个忧、三个希望”。三忧之一就是忧党风不正，三个希望之一就是希望逐步整顿好党风，要求每年有所好转。我们希望共产党好，政协应发挥监督作用。
张纯之委员（农工党中央宣传部长）说，社会风气的好转，关键在北京，希望在抓大案要案的同时，抓抓北京的不正之风，首先是抓北京市商业部门的不正之风。现在北京市场上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实在很差，商业部门应以北京市为重点，先进行教育，再订些制度，然后对拒不改进的采取一些措施，让“铁饭碗”变成“瓷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