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经济交流
牡丹江市电业局党委自觉纠正本行业不正之风
查处“以电谋私” 坚持优质服务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电业局党委，自觉纠正本行业不正之风，坚持优质服务，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
这个局担负着给两市四县十二万用户供电的任务。前些年，有少数职工利用管电、供电之便，对用户“吃、拿、卡、要”，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在整党中，局党委着重抓了三件事。
一是领导带头整改，为职工作出榜样。去年3月，市内一家企业给局长熊良印同志家送来三百元钱，老熊得知后，主动把钱退了回去。去年局机关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一共拒收用户送的“小红包”款三千多元，共谢绝二百一十多次“宴请”，受到用户好评。局长熊良印去年听说牡丹江纺织厂和牡丹江造纸厂用电有困难，主动带人到现场解决。工厂领导感慨地说，过去我们请你们还不来，现在不请自到，变化太大了。
二是严肃查处违纪案件。去年这个局查处了五起职工勒、卡用户案件。原用电科副科长陈永贵利用职权，随意勒索用户，贪污受贿二万多元，被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全局去年有十五名职工，因有一般勒卡行为被调离原岗位，另分配了工作。局里还采取各种办法收集到群众意见一百一十多条，其中提到的十四起职工以电谋私的问题，都得到了处理。
三是在全局开展优质服务活动。去年9月以来，很多职工主动热情、登门服务，为用户送温暖，受到了群众的好评。过去穆棱县穆棱镇因电压低，居民不能看电视，要解决升压问题需要三四十万元，当地拿不出钱。电业局主动拿出二十五万元，又从省里借拨了十五万元，局里又派出了工程技术人员，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年春节，全镇八万居民高高兴兴地看上了电视。去年牡丹江市铁北供电局领导发现牡丹江市西海林街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因和邻居平摊电费发生纠纷，已有十四年没用电灯了。供电局感到自己的服务工作没做好，派人为老人安装了电表，接通了电源。去年全局改变作风，服务上门，主动为七十六位孤寡老人安装了电表。 （冀文）
第5版()
专栏：
刹住“吃、拿、卡、要”拒收“好处费”
北京市市话局严明纪律 树立行业新风
北京市市内电话局党委领导班子去年7月整党以来，认真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前段时间，局里三番五次地进行端正党风、局风的教育，但是收效并不明显，一些人“吃、拿、卡、要”的歪风仍然没有刹住，甚至发生了明目张胆地向用户要“好处费”的事情？
经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他们对照自己的工作，认识到，刹歪风不够得力，主要是由于党委本身对行业不正之风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不足，以为社会上不正之风相当普遍，怕自己管严了，下面不服；认为一线干部、工人很辛苦，任务完成得不错，怕严肃处理会影响积极性，等等。于是，遇到问题总是抱着息事宁人态度，致使一些人有恃无恐，我行我素。
局党委总结了这个教训，决心在抓好教育的同时，严明纪律。党委向干部、职工讲清了三条：第一，纠正不正之风，要切实从本系统、本单位做起。第二，不能将功掩过。第三，对一般不正之风问题，通过批评教育解决；对极少数严重违纪的，不论是谁，都要严肃处理。
1984年底至1985年7月，五棵松电话局装拆班两名同志（其中一名是党员），通过向用户索取好处费、拿公家电讯器材私包工程等办法，谋取六千元，在班内私分，他俩各得五百六十元和一千零五十五元。局里根据用户申告，查实了问题，两人分别受到留局察看一年和记大过处分，退回全部非法收入。其中的一位党员，被留党察看一年。
这个局在去年10月召开纠正经营中的不正之风动员大会后，职工中拒绝吃请、受礼的事情一天天多起来。
五十五分局线务员、共产党员张铭在雅宝路旅馆装完电话，请用户签字时，用户说：“我们食堂正换煤气，送您十元钱，在外边吃饭吧！”张铭谢绝了。还有一次，张铭给某建筑公司施工队装机，有人往他衣兜里塞了个大信封，张铭意识到信封里装的是钱，赶紧把信封退了回去。
三十六分局一个班组的同志去椿树整流器厂装电话，厂里给他们三十元饭费，副班长司和民不要，对方把钱塞进他的口袋，他回局后交给了领导，后来分局派人把钱送回。
五棵松电话分局装拆班给古城四中装机，用户送给他们一筐桔子，他们不要，用户把桔子装上汽车，他们还是坚持退了回去，用户送他们两条烟，也被他们谢绝了。
（毅兵）
第5版()
专栏：短评
自身正 敢碰硬
牡丹江市电业局党委和北京市市内电话局党委，以身作则，严明纪律，自觉纠正本行业的不正之风，取得好的效果。这两件事说明，解决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也要从领导机关做起，从主要领导干部做起。
行业不正之风，在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表现。要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抓住各自的重点，切实加以解决。尤其是要下决心解决那些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群众“离不开、惹不起”，而又有一肚子意见的部门的问题。有一些人利用拉“闸”、管“阀”、接“线”、批钱批物等等人民赋予的权力，刁难用户，谋取私利，损害群众利益，严重败坏这些部门的风气，引起群众的不满。这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歪风，积弊日久，纠正之后又容易反复，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花大力气，抓紧解决不放松。
一个部门和单位风气不正，往往与那里领导干部的作风有关。领导带头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比什么办法都灵。自身不干净，就嘴短手软；自身正，才敢于碰硬。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中，既要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又要认真抓教育，抓纪律。对多数职工主要是个教育问题，要善于利用正反面的典型事例，对他们进行有说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通过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推动改革，搞好优质服务。
第5版()
专栏：新风赞
三个没想到
我是机务段出了名的“牢骚大王”，平常总有发不完的牢骚，讲不完的怪话。如今我不发牢骚了，别人讲怪话，我还给他们作点工作。提起我的思想变化，还得从三个“没想到”谈起。
去年段里砌了新房子，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打报告申请住房。我说：“我这人牢骚怪话多，不讨领导喜欢，打了报告也是白搭。”在别人的劝告下，报告还是打了，不过没作指望。谁知分房结果一公布，我榜上有名，没费劲就住上了新房子。可是我们的党委书记还是住的旧房子哩！这是一个“没想到”。
这一次铁路招工，我大女儿报了名。考试成绩是前五名，可一共才有五个名额，第六名就是干部子弟。我心里有点慌。去年我女儿参加娄底市招工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也被别人顶了。有人也说我小孩这次靠不住，要我想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呢，等着瞧吧。没想到我女儿顺利地拿到录取通知书，没遇到一点麻烦。怕是老王我真的交好运了吗？不，是风气变好了。自打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周围的事情了。
首先看到是段长的姨妹子从杭州来，住在机务段的公寓里，还坐机务段的吉普车去娄底新城办事。我没在意，人家是“一段之长”，这点方便还不给吗？没想到段长公事公办，住一晚公寓交费三元，用一趟汽车交款十元。这一回我真服了！有这样的好干部，党风还能不好转吗？
长沙铁路分局娄底机务段工人 王顺东 （车炳炎 整理）
第5版()
专栏：先锋谱
山区人民的儿子
——记湖北省兴山县峡口村党支书钟邦权
1985年，湖北省兴山县峡口村人均纯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十倍多。村里的群众说，好日子是党的好政策带来的，是党支书钟邦权带领大伙干出来的。
1978年以前，峡口村是有名的穷村：“干土块滚，稀泥巴流，走路脑壳撞石头”。村里每年要向国家伸手要十七万多斤供应粮、一万五千多元救济款；一个棒劳力，一天所得只能买包“大公鸡”香烟；村里有七户农民迁往它乡。怪谁呢？麻雀也往亮处飞呀！
“峡口穷属实，但并不是填不满的穷坑。”1978年，出任村党支书不久的钟邦权，奔赴邻县借回两万斤红苕种子，又派技术员去红苕高产区学技术。他带领大伙奋战一年，全村收红苕一百二十万斤。然而，老钟心里却感到惭愧，因为红苕毕竟不是当家的口粮啊！
1979年初春，峡口村支委扩大会坐无虚席。钟邦权和盘托出了自己拟定的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的致富方案，请大家讨论。
“栽柑种桔是个路，但是从哪儿弄钱？”大多数人赞成这个方案，但又愁缺资金。
钟邦权把全村七十个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的人请在一起：“你们搞副业有一技之长，大家放心大胆地去干。”
接着，他决定以副业收入来补缺，发展多种经济。峡口村用七十人上交的副业款，请来了两百多个副业工，开梯田，栽柑桔。
1985年，柑桔面积由1978年的七十亩发展到一千二百亩，柑桔产量由一万五千斤上升到六十万斤。柑桔换来了票子，换来了大米，换来了农民的笑颜。
当峡口村在富路上崭露头角时，钟邦权心里又有了新的目标。峡口交通便利，电力充足，花岗岩质量高。他同村干部商定，兴办大理石厂。
去年3月，钟邦权自己掏腰包，进四川、下武汉、赴上海、访江苏，进行对口考察，往返三个月，行程数万里。6月，他便拿出了可行性调查报告。在办厂方案被批准后，峡口村与外地有关单位签订了技术协作合同和机械设备合同。8月初，一个年产值一百二十万元的大理石厂破土动工了。在钟邦权的带领下，全村只用了一个月，大理石厂的土建工程全部结束了。
钟邦权是致富的领路人，也是村民的服务员。熊作凤心中明白：1983年10月，是钟邦权出面和邻县的一个村委会商量，划给她五十亩荒山种柑桔；苗木紧缺，又是他出面往返四十里，在白鹤村联系了七千株柑桔苗。向立国、李祖勋没有忘记：1982年，当地不准个人买拖拉机跑运输时，是钟邦权以村的名义开绿灯、办手续，使他们买到了拖拉机。
钟邦权当支书八年，可谓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去年11月，他的同胞哥哥跟他说：“大理石厂招工人，让你十七岁的侄子去吧，哥只求你这一回。”他回答道：“侄儿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劳力又不强咋能招？这是村办企业，不是亲戚厂！”人们从钟邦权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
（余正荣 徐永才 蔡钧庭）
第5版()
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如此“惜才”是毁才
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象古董商收藏古玩那样把人才“收藏”起来——既不用你，也不放你，当个摆设，为他们装门面。如此“惜才”，是变相地压抑、埋没人才，实际上是在毁才。摘自内蒙古《党员教育》
莫做“通用鉴定”
有些乡镇整党的党员登记表，组织鉴定千篇一律，讲优点大多是学习认真、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缺点很少提及，只提“希望继续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的话。有人编了段顺口溜：“成绩多摆几条，缺点少而又少，希望务必提到，此乃通用公司制造。”做鉴定应实事求是地分析其表现，恰如其分地肯定成绩和指出缺点。如果一味赞扬，做表面文章，把鉴定公式化，那就失去本来的意义了。
摘自浙江《共产党员》
只讲“不够”还很不够
在乡镇整党中，有些党员对照检查时一口气说出十多个“不够”，但为什么不够，如何解决这些“不够”，却避而不谈。对于以权谋私、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群众最反感，直接影响我们党的形象和威信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种貌似全面、深刻的对照检查，是走过场的一种表现，不符合整党要求，必须纠正和克服。
摘自四川《党的建设》
重档案，更重现实表现
考察干部，只看一时一事的现实表现，而不审查其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就不易考察得深入。一味强调档案的重要性，而不注重现实表现，同样会压抑人才。重档案，更应注重现实表现。
摘自甘肃《党的建设》
第5版()
专栏：来信
不能这样“层层加码”
党中央号召再经过两年努力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我们热烈响应。但是，这个奋斗目标到了市里、厂里层层加码，甚至提出在今年“七一”前就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我们基层支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打算把时间再提前一点。我认为，这种希望党风早日根本好转的迫切心情是很好的，但是，实现党风根本好转不同于完成生产指标，一个单位的党风和全党全社会的风气密切关联，如此简单地规定一个单位党风好转的日期，是会事与愿违的。
南京汽车制造厂科技处 马光宏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岂能“瞒天过海”
今年元月，湖南省交通厅的一些同志写信给本报，反映该厅副厅长马凯同志以权谋私、庇护下属错误等问题。
来信反映，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马凯，1983年初，通过该厅在国外援建工程工地负责人，用援外人员食堂的伙食费一百八十元外汇人民币，买回一台双缸洗衣机，然后在国内交等额人民币作抵。1983年10月至12月，他到国外工地慰问六十五天，尽管工地负责人在伙食方面给予他特殊照顾，他还从援外人员结余的伙食费中分得外汇人民币一百五十元，并让援外工地垫付外汇人民币二百九十八元，买回一台四十六厘米日立牌彩电，第二年5月才交了等额的人民币作抵。1984年，马凯还通过国外工地负责人，直接买了一台工人转让的从国外买回的电冰箱。
前不久，记者到该厅及一些厅属单位找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查阅了有关帐目，走访了湖南省审计局、劳动人事厅等领导机关和国家交通部有关局、办、公司，证明来信反映的这些问题是属实的。
然而，这些事实确凿、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追查和处理呢？据记者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厅少数领导同志坚持自己的错误，瞒天过海，“官官相护”。
关于马凯利用职权，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购买洗衣机、彩电和电冰箱的问题，1984年该厅整党时，一些党员、群众就向马凯本人和省委整党办驻该厅联络员小组提出过。马凯谎称，他从国外买回的彩电是经过我国使馆批准的，是合乎规定的。他又叫厅援外办写出证明：中国路桥公司同意他买彩电的差额“在国内补交”，“所购大件在规定范围内，其差额不应属国外买进口物资国内抵交人民币的逃汇性质。”这次整顿党风中，一些党员和群众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他纠正。马凯故技重演，又叫人写了不实的证明：给马凯从国外购买洗衣机，是中国路桥公司办事处认为“湖南对国外工作很支持”，“给国内有关领导表示一点意思”，而且用的是“职工不要的指标”。至于交人民币抵外汇人民币，是由于“当时外经供应站是按人民币计价”，马凯同志在出国期间所购买的彩电“完全属正常购买，不存在以权谋私和违反外事纪律的问题”；马凯所购的电冰箱属于双方“自愿让售”，是“正常的”。
为此，记者走访了中国路桥公司。该公司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告诉记者，国家规定：援外人员转让从国外购进的分配商品，必须经过工商行政机关，由购买的一方按规定向国家纳税；临时出国人员可带回一件免税商品，自己必须有足额的购买免税商品的外汇或外汇人民币，否则不能购买；国外购进物资国内抵交人民币，是套取外汇。这位同志在看了马凯授意他人写的“证明材料”后指出，马凯购买洗衣机，用的是援外人员指标，应纳税而未纳税，是偷税行为；马凯购买电冰箱，又没有足额的外汇交付，违反国家规定，购买援外人员转让的电冰箱，应纳税而未纳税，按一元外汇人民币折合两元人民币付给转让人，属于漏税行为；购买洗衣机的钱款和彩电的差额款共四百七十八元零六分，这是用公家的外汇购进物资在国内抵交等额人民币，属于套取外汇；私人买洗衣机的钱款和彩电的差额款先由公家垫付外汇人民币，属于挪用公款。
马凯不仅极力掩盖自己的错误，而且对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老朋友”刘文增的错误问题，也耍尽花招，加以袒护。原厅属省汽车运输局（现改名为汽车运输公司）党委书记、现厅属省汽车配件公司党委书记刘文增，1982年通过其亲属、当时汽运局分管机关事务的副局长欧某，让自己河北老家的弟弟用三千元买走局机关行政科的一台净值为一万多元的汽车；汽车开走时，还从该局无偿换上了价值合计近千元的两个新电瓶，并带走几桶柴油。马凯却组织人编造所谓证明材料，说：刘文增弟弟买的那台车，是一台处理车，“进价二万二千元，但已超过八年行驶，按照国家规定的车辆折旧计算，此车到1982年的累计折旧金额为二万元”，“刘的弟弟用三千元买回这台车，是经过当时主管领导同意，由局车管科按车议价后购买的。”事实并非如此。经查证，这台车是1975年从日本进口的，既没报废，也不准备处理。这台车原价二万二千三百九十六元，累计折旧金额为四千三百七十三元七角三分。1981年底这台车的净值为一万八千多元。在让售这台车的过程中，副局长欧某一再向有关人员打招呼：买车人是刘文增书记的弟弟。让售前，由欧某主持召开关于这台车的定价会议，车管科负责人一再坚持至少要卖一万二千元，由于有人左说右说，车管科负责人只好让步，会议最后正式定价为八千元。可是事后，又由欧某授意当时的局行政科写了一个签呈报告，然后由欧某批准，以三千元让售。
马凯自己套汇、漏税，不作检查，还庇护犯有错误的下属。更有甚者，他还出具伪证，为自己和下属的违纪行为狡辩。这些，明显违犯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党性原则。在党组织和群众面前，玩弄花招、“瞒天过海”是极其错误的。对马凯同志来说，彻底认错、改错，才是明智之举。
本报记者 吴兴华编后
古人有三十六计之说，“瞒天过海”则为三十六计之首。这种示假隐真的疑兵之法，本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如果今天有人用它来对付党组织和群众，就显得十分有害而且愚蠢了。
犯了错误，改正了，还是一个好同志；讳疾忌医，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这个道理，连小学生也懂得，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更应当懂得。那么，为什么一个领导同志，要掩盖自己的错误、庇护下属的错误呢？这说明他们口里讲一套，行动上又是另一套。不管是谁，对组织搞“瞒天过海”的那一套，是绝对不允许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思想上认识错误，从行动上与错误决裂。对错误性质严重、屡教不改的，还要绳之以党纪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