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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动资金问题需综合治理
朱田顺
流动资金问题尖锐化的由来
流动资金包括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以及和生产阶段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流通阶段所需要的资金。每一次包括流通在内的再生产过程都是流动资金的一次活动周期。只要有生产和流通，就需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但是，由于财政拨补流动资金已大部改为贷款，去年抽紧银根后流动资金的需求超过可贷资金供应能力的矛盾尖锐起来。现在流动资金问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不综合治理，加以解决，将影响生产和流通的正常循环。
什么是导致流动资金供求矛盾尖锐的原因呢？
第一，基建规模过大，新开工的企业多。近两年来，由于基建战线长，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了流动资金的供求。一是基建规模过大，占用资金多，不仅挤掉了一部分生产和流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影响了原有生产能力的充分发挥；而且占用了企业的留存利润和更新资金，无论是企业被摊派集资搞基建，还是企业自己扩大基建规模，都影响了企业自己补充流动资金以及进行有利于降低流动资金占用比例的内涵技术改造的能力。二是新开工的企业多，需要大量流动资金。现在搞基本建设一般都没有安排和固定资产相配套的铺底流动资金，以致新开工企业一诞生就缺少流动资金。人们把这种现象喻之为“只生孩子不喂奶”。但是，“孩子”毕竟是生出来了，“奶”还是要吃一些的，于是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只好“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两年银行新增加的流动资金贷款中，新开工企业约占20％。三是由于基建规模过大，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刺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扩大了流动资金占用。有些地区计算，1985年企业新增加的流动资金中，属于生产资料涨价的因素约占30％。
第二，追求超高速度，放松企业管理。除基建规模过大以外，原有企业追求超高速度，这也从三个方面增加了流动资金的需求。一是从大中企业到乡镇企业几乎都追求产值增长率，并相互攀比。据了解，工业部门每增加一百元产值平均需要三十余元的流动资金。二是企业没有精力在改进经营管理上下功夫，造成产品质量下降，产成品积压。1985年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的21％，比1984年增加31％。三是由于原材料紧张，不问成本，竞相多存，或盲目进口，增加了材料储备资金。
第三，商品流通扩大，金融流通工具不足。国民经济搞活了，商品流通扩大，商业信用增加，但由于金融流通工具不足，也从三个方面扩大了流动资金占用。一是生产企业自产自销比重扩大，工业企业供销业务增加，增加了流动资金占用。二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应收和预付款增加，影响资金周转。在工业企业中应收和预付款这种非定额流动资金相当定额流动资金的比重，1983年为14％，1984年为18％。商业企业的结算资金也显著增加。三是在途资金占压多，全国联行结算每天平均占压资金六十余亿元（按占压五天平均）。
第四，流动资金供给制，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不流动。流动资金供给制是个老问题，供求矛盾尖锐化并没有完全冲垮供给制，仍然有许多流通“陷阱”。一是产品储备资金所占比重还很大。这主要是收购的农副产品和生产的矿产品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流动。其中有些是国家储备资金性质，有些则属于流动资金不流动。二是过去由国家财政拨给企业的流动资金，仍然是无偿占用，造成苦乐不均，新老企业在流动资金方面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三是有些企业为了保持“盈利”或“摘掉”亏损帽子，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有一部分“盘亏物资”和滞销报废物资，不愿按国家规定手续进行财务处理，宁肯挂在帐上，形成“虚盈实亏”或“盈多实少”，以保持企业眼前的工资奖金水平。这些统称之为流动资金“水分”。历史上已经由国家帮助冲销过几次，有些企业仍然想让国家替它们卸包袱、担风险。所以流动资金的“水分”问题成为一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老大难问题。有些企业流动资金的“水分”多达10％左右。四是企业无论经营好坏，都理直气壮地伸手要求供应流动资金，并要求利息从低。有些银行审贷也不严。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只是目前流动资金问题中比较重大的，但是可以从中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国企业的流动资金还没有脱出“占用多、周转慢、效益差”的窠臼。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业流动资金平均每年周转七至十次，而我国只三点五次。
加强和改善流动资金的宏观控制
流动资金关系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领域。它的运转情况是社会经济效益好坏的反映。银行每年新增流动资金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70％左右。从宏观上抓住流动资金这个牛鼻子，全部信贷资金才能控制好。
第一，把保证流动资金的正常需要作为控制基建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一种手段。在安排基建项目时，应该把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统一考虑。固定资产要有流动资金配套才能进行生产，提供收入。在评估基建规模的可行性时，不仅要考虑能源、交通、材料和基建资金的条件，而且要考虑铺底流动资金的条件。国家、地方、企业、乡镇谁搞基本建设，谁应拿出铺底流动资金。这也应作为控制基建规模的一种手段，基建应为正常需要的流动资金让路。同样，考虑流动资金需要也应作为控制超高速的手段，经济发展速度既要考虑能源、交通、材料的可能性，也要考虑流动资金的可能性。
第二，继续深入经济改革，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扩大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的商品流通。产品只有出现在市场上，才能成为商品，参加流动，实现产品价值和资金循环。乡镇企业应把重点放在农副产品商品化上。在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中，应通过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把产品变为商品，把滞销商品变为畅销商品。总之，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把“睡眠”的流动资金唤醒、搞活。
第三，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目前在工业定额流动资金中，材料储备占60％左右，产成品占20％左右，出现了一种“笨鱼难游”的情况。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技术上和管理上下手，降低材料消耗，提高产品质量，这就必须从宏观上考虑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的来源。宁肯少搞一些基建，也要搞技术改造；宁肯给企业多留一些利润，也要搞企业现代化（包括技术和管理）。特别应支持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四，改变流动资金供给制。一是对过去国家拨给的流动资金征收占用费，用以支持重点企业和出口产品企业的流动资金。二是建立对企业流动资金的清查审计制度，用企业自己消化的办法，分期分批处理流动资金“水分”，并防止留新“水分”。要改变那种怕企业甩包袱而不敢清查审计的思想。企业流动资金状况越是透明，越是“水清见底，游鱼可数”，就越能看到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和遵守财经纪律上的问题。在清查审计中，应批评那种认为转移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或参加集资是“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相互转化”的似是而非的观点。两类资金的相互转化是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通过加强经营管理转化的，而不是抽走正常流动资金直接“转化”。三是实行差别利率或浮动利率，从利率上奖优限劣。四是把企业补充自有流动资金作为一种制度，增强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企业领导应该有金融观念，合理安排企业的流动资金。要把管理流动资金看作是分内的事，并不是额外负担。
从微观上把流动资金搞活
流动资金从占用数量上和对生产流通的重要性来说，既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大问题，必须控制好；又是微观经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搞活。对于企业生产来说，既要纠正超高速，又要满足正常发展速度所需要的流动资金。
第一，灵活掌握年度流动资金贷款总规模。但年度内每季每月资金流量不同，应允许基层银行按照生产情况灵活调度资金。年度流动资金信贷指标应是指导性的，允许基层银行多存多贷。这样也可以调动当地政府关心储蓄和银行存款的积极性。
第二，改革结算制度，加快结算速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应对过去产品包购包销的结算制度加以改革，大力发展商业信用票据，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特别是加速银行电子化进程，首先建立起微型电子计算机远程数据网络，加速资金运转，减少在途资金和相互拖欠。
第三，实行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对于名牌产品、新的适销产品、质高价廉的产品、出口创汇产品、能源交通以及适销的紧缺产品、小商品等，实行按产品择优贷款或放宽贷款条件。一个企业即使经营管理上有问题，不应全面支持，但它有一种产品优质畅销，也可以对这一产品予以支持。对于横向经济联系中发展起来的新的联合企业，应在银行开户和供应流动资金贷款上予以支持。对于粗制滥造、质次价高、不适销对路的产品，不应搞“仁慈信贷”。
第四，挖掘流动资金潜力，处理资金“水分”。解决流动资金问题，应立足于挖掘企业流动资金潜力。该收回的贷款应催收，该处理的商品和物资应推销（对待价而沽，故意积压的应罚息），超储的材料应减少储存。处理资金“水分”，可能影响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处理“水分”的收入归还贷款以后，可留一定比例增加当地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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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邱庄巨变靠的是改革
禹作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大邱庄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靠的是什么？除了某些特殊条件外，主要靠的是经济改革。
第一个改革是发展乡镇企业
我认为，不搞乡镇企业就谈不上改革。中国有八亿农民，八亿农民富不起来，中国怎么能够成为富国？过去的农村，经济上“以粮为纲”，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抓这两条纲，一条抓得穷当当，一条抓得人心慌。总说中国的市场大，我的看法，不是城市的市场大，而是农村的市场大。但是农民光靠种粮食，卖什么，买什么，怎么有市场，商品经济怎么能活起来？还要靠乡镇企业，多种经营。不抓住这个改革，其他改革就不大好谈。我们大邱庄到1985年，工业产值增加到七千八百万元，还不是靠的乡镇企业。上交税金，1985年是五百二十八万元。这五百多万元，没有国家一分投资，没有要国家来搞建设，对国家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谁能说乡镇企业不好呢？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解放前，大邱庄穷得叮当响。解放后，“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学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学小靳庄的赛诗唱二簧，都没有解决大邱庄穷的问题。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全村五年只娶了三个媳妇，二百五十多个光棍搞不上对象。现在翻了个过，还不是靠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大邱庄就大变样。现在全村三十三个厂子，一千三百多个劳动力有一千一百多个在工厂做工，工业总产值占各业总产值的70％以上。乡村工业发展了，就有可能正确处理工业同农业，特别是工业同种植业的关系。仅1982年到1985年，以工业收入补贴农业的资金就有一百六十五万元。这些钱主要用于农业机械和农田建设。农业上耕耙种收基本上使用机械。水利方面，旱能浇，涝能排，四千多亩地全部能旱涝保收。
有了乡镇工业，加强了农业机械化这个基础，我们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有了自己不同的特点，就是承包专业化。开始是把原来的十一个生产队划成二十五个作业组，随后承包到劳，现在又承包到作业组。农业的承包只是包田间管理，耕种收割排灌统统由农机组承包，这样就逐渐减少了种地的人数，逐步把田间管理集中到种田能手身上。1978年以前，一千二百个劳力搞粮食，最高年产量二百四十万斤。1985年种地的劳力减到九十个，粮食总产量达到三百七十万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的粮食，过去是二千斤，现在是四万多斤。1986年，种地的劳力只剩下三十多个，不到劳力总数的3％。现在大邱庄的农业，不是小农业，而是大农业，不是小生产，可以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再补几台收割机、烘干机和除虫机，种地的农民将大大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种地将不是比做工更累的事情。这个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景。
我们体会到，只有发展乡镇工业，并且正确处理好工业同农业的关系，才能把广大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农民向工业的转移，反过来又促进乡镇工业的发展。
第二个改革是打破大锅饭
过去搞平均主义，后果之一是人才浪费。大邱庄能够很快发展起来，靠什么？就靠打破了大锅饭，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大邱庄发展这么快，变化这么大，在许多人心目中，曾经是个谜，猜不透。为什么猜不透呢？他没有估计到，中国的工人，中国的农民，积极性究竟有多高。过去因为吃大锅饭，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人的才能施展不出来。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便有了乡镇企业，也不好发展。通过整党，解决一些“左”的思想，转变认识，把旧的思想变新，还要解决大锅饭这类问题。1979年，我们把原来大队下属的十一个生产队，划分为二十五个作业组，目的是解决干活大帮哄，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这一年，种地的人由原来的一千二百名劳力减到五百五十人，当年产量达到二百八十万斤，粮食多产了四十万斤，各业纯收入与1978年相比，增加了三十四万元。1982年我们总结了三年作业组的经验教训，看到划分作业组虽然打破了大锅饭，但还存在小锅煮，还不能很好地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决定实行统一经营、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累进计奖的经营管理办法。实行这个办法，只剩下二百二十人搞粮食，粮食产量达到三百万斤，比1979年增加了二十万斤，工农业纯收入达到四百多万元，比1979年增加了三百多万元。
打破大锅饭，贯彻多劳多得，还要解决如何对待冒尖的问题。在农村要真正做到按劳分配还是件难事。情况常常是这样，穷的时候想富，真讲富又怕农民多收入。多年来，我们一直讲按劳分配，实际上没有很好地实行，所以调动不起群众的积极性。关键是要认清社会主义差别和资本主义差别的不同性质。社会主义差别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产生的，这和资本主义靠剥削别人劳动所造成的差别是两回事，所以应当允许人们的收入不一样。我们村里的马德良，1983年承包一百三十七亩地，收粮九万八千斤，禹作安承包十八亩半地，产粮三千一百斤，马德良的收入就比禹作安高许多倍。这样鼓励冒尖，群众心里满意，干着放心。鼓励冒尖，也并不是不讲共同富裕，在收入上还是要注意平衡。这主要是根据不同的人安排不同的工作，使他的能力发挥出来。但实际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因为每个人的劳动情况不同。这个不平衡反映了大家的积极性。所以对于冒尖要鼓励，要保护，要支持。马德良冒了尖，我们就是坚决鼓励，结果一个马德良带出了许多马德良。1984年出来了一个刘凤祥，要与马德良竞争，他一人承包一百五十八亩地，收粮九万二千六百斤，收入大大增加。这样你追我赶，大家努力致富，就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改革管理体制
1983年，我们报经县乡两级政府批准，把原来的大邱庄大队改为农工商联合公司。公司下设总厂、农场、贸易公司等十个单位。每个总厂下属有几个分厂，这些厂大都是由一个骨干厂采用滚雪球的办法兴办的。公司有四项权力：①统筹和决定重大项目的发展规划，督促和检查各单位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②对总厂和各单位的正职有任免权；③确定各单位正职的工资和奖金；④组织各单位交流经验，协调并及时解决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公司对所属各单位大胆放权。各单位正职有两大自主权：一是人权。各总厂厂长及各单位的正职有权任命包括副厂长在内的下属干部，有权招聘外来人才，有权决定对本单位职工和干部的奖惩。二是财权。有权引进先进设备（包括国外和国内）；有权决定对现有设备进行处理、改造、更新；有权扩大再生产，包括另建新厂生产新的商品；有权对聘请的各类人才及副厂长以下的干部职工规定工资和奖金。公司对各单位的这两大权不干涉，但不准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总之，我们对所属的各个厂，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厂长的作用。特别是实行厂长组阁，这样形成的领导班子，内外一条心，上下一个劲，有利于形成一个拳头去干事业。我们体会，如果由公司往一个单位派三个有本事的人，但是三条心想不到一块，劲不能往一处使，这样不但做不到人多力量大，反而会互相抵消力量，起负作用，正负相抵，那就把能人变成了废人。如果一个单位只放一个能人，由他自己组织一伙能人，即便是些小能人，也可以起到大能人的作用。在经营管理上，主要是搞层层承包。总厂对分厂只规定纯收入的留成比例，纯收入越多，留成的比例越高。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把指标层层分解，与每个单位及每个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落实到分厂、车间、班组及个人。这样层层包、层层联，有责有权，多劳有奖，就能够把各个单位和个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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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大型丛书《近代稗海》
蔡济生
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以中国近代稗史为主的资料丛书《近代稗海》，第一批共五辑，已和读者见面。
《近代稗海》是一套大型丛书，初步计划收集近千种稗史，出版一百辑。这套丛书选录的准则是：一、原件稿本、抄本和孤本；二、流传很少的罕见印本；三、除全国几处大图书馆外一般难以找到的印本。这套丛书的题材，以叙述史实翔实为准，包括原始文献、野史杂闻、笔记、日记、年谱、记事诗等。在时间上，上起鸦片战争，下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一百多年中，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宗教、会道门，以及名人轶事、掌故等等，凡可以反映当时社会各个侧面的有关著述，均将收录。
选入《近代稗海》的资料，不作内容或文字上的改动，以存其真。但所选资料都经过鉴别，不收伪作。入选资料，编辑者都说明其来源、版本及应注意的地方；同时还力求多收版本会校，尽力避免错讹。在编排上，以一种或数种内容相近的编为一辑，使内容集中，使用方便。
稗史的称谓由来已久，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正史的桎梏和社会的传统偏见，在科学意义上，更能反映社会现象的真实。《近代稗海》的出版，不仅将促进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同时也为国家抢救和保存了大批珍贵文化遗产。
《近代稗海》第一辑，由《方家园杂咏纪事》、《金銮琐记》、《东游纪程》、《乐斋漫笔》、《国闻备乘》、《梦蕉亭杂记》、《梅楞章京笔记》、《革命史谭》等八种稗史组成，主要记述了清末民初的朝野轶事。荣孟源珍藏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讲述了作者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亲身经历，是难得的珍贵史料。聂士成的《东游纪程》，逐日记录了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他奉命考察东北边境的勘察日记。《梅楞章京笔记》揭露了袁世凯东山再起的黑幕，解开了赛金花和瓦德西关系之谜。
第二辑由《一士类稿》、《一士谭荟》组成。作者徐一士生活在官宦之家，见闻甚广，民国以来，卖文为生，著述甚多。他的这两本文集中，涉及清末军政大员肃顺、荣禄、曾国藩、左宗棠、袁世凯、段祺瑞等的事迹。在行文上，作者很少自己发议论，或为亲身见闻，或为转录孤本，或杂闻各种记载而予以考证比较，故可信程度很大。
第三辑包括《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手稿）、《新华秘记》（选录）、《劫余私志》（手稿选录）、《北京官僚罪恶史》中的《内务部官僚罪恶史》等。袁氏窃国，人所共知，但其内幕却传闻不一。张一麐为袁世凯幕僚，他对《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做了眉批，透露了许多密谋策划的内幕，是研究袁世凯的重要史料。《新华秘记》、《劫余私志》记录了不少袁世凯窃国称帝活动以及私生活方面的轶闻轶事。
第四辑比较集中地收集了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及皖系头目的资料。其中有《直皖秘史》、《复辟半月记》、《复辟之黑幕》、《安福祸国记》（上篇、中篇）、《段氏卖国记》、《直皖奉大战实记》、《段祺瑞年谱》等七种。
第五辑由《奉直战云录》、《黎元洪复职记》、《北京政变记》、《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乙丑军阀变乱纪实》、《冯国璋事状》、《吴佩孚正传》等组成，比较集中地揭露了直系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和直系军阀的生平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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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出版消息
△《列宁的风格》是由人民出版社选编出版。全书收集的五十篇回忆文章，都是列宁的亲属、同志及与列宁有过交往的外国朋友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成的。（韩聪）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著的《当代管理心理学》最近由红旗出版社出版。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当前管理工作中的心理学问题，特别是联系改革的实际，对改革中的心理学问题作了大胆探讨。
（艾其）
△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上册）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光胜）
△军事科学院《军事辩证法研究》编写组编写的《军事辩证法研究》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光）
△北京大学经济系傅骊元著《〈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研究》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在教学过程中系统研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成果。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