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让”的魅力
孟庆立
魅力，是一种能使人倾心相向的巨大的吸引力量。那么，“让”也有魅力吗？是的。我们且不说发生在战场上的那种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危险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的诸多动人事迹，激励过多少热血青年和一切爱国的人们，仅就在调整工资、分配住房中，领导干部让指标、让住房这些事，其魅力也是大得很的。
随便举个调资让指标的例子吧。据山东《支部生活》杂志今年第三期报道，去年接近岁末的时候，济南汽车配件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对3％的职工实行晋级调资。虽说这个比例很小，可也牵动着每个职工的心。不少人在计算着这个比例到底与自己有多大缘分。算着算着，有人失望了：全厂总共两千多职工，中层以上的干部就有一百多，调资名额全给他们也不够分的啊。本来，厂调资办公室的同志在确定厂级干部调资名单时，经过慎重的考虑和认真的比较分析，认为四位厂级干部原工资水平都不高，论贡献也都比较大，完全符合调资条件。于是，他们把这四位同志的名字写到了名单里。但是，当这个名单送到厂党委书记马纯济手里时，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名字划去了，同时决定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讨论一下领导干部应如何对待调资晋级，提倡一下有利让群众的精神。结果，领导干部们纷纷表态让指标，会议作出如下决定：鉴于本厂历次工资评定工作中遗留问题较多，这次调资，现职党委正副书记、正副厂长一律不动……。厂领导干部让指标、一心为群众、好处面前不伸手的无私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厂干部和群众。当天，工艺科长等七名中层干部也向党委提出了这一次不长工资的请求，许多职工都纷纷向组织表决心：要在工作中比贡献，不在调资中争高低。仅用十几天，全厂调资工作圆满结束。而且不论是否晋级增资，大家都心情舒畅，增强了团结，推动了生产。在“好处”面前，这种“让”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假如这个厂的领导干部对原来那个名单采取默许的态度，那必将是另一番情景了。假如这个厂的个别领导干部本来就不够调资条件，反而利用职权与群众争名额，那就要让群众在背后指脊梁骨了。
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每调整一次工资，就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增加一些消极因素。这恐怕是同领导干部的争而不让，没有带个好头很有关系。
“让”的魅力，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美的品德和精神。共产党人、领导干部，正是靠了这种精神去号召群众、团结群众，并带领群众一道干革命的。可惜，在有些党员干部身上，现在这种精神不多了，有的甚至见利忘义，有钱就图，见了有“好处”、占便宜的事就上，就争，不仅为自己争，而且还为子女、亲友争，似乎还争得那么理直气壮。“让”的魅力，在他们身上已经消失殆尽了。我看，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很有必要提倡一下“让”的美德，使我们每个党员、干部都具有“让”的魅力。我深信，当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具有“让”的魅力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党风根本好转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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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与散文
散文的美
唐弢
诗和散文（狭义的）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古来凡是稍通文墨的人，大抵都写诗，而写得更多的是散文。我想，这是因为散文原来带有应用文性质，后来才慢慢地另外分出了一支：美文。具体地说，人们经常写应用文，写着写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岁月的冲洗，不知不觉的或者有知有觉的，竟将应用文写成为美文了。这不是我的猜想，生活的发展留下了许多这样的迹象。
我从自己的体会中认识到散文的美。
从这点认识出发，我以为散文的美固在于它的形式，更在于它的内容，虽说内容和形式是有机地结合着的，但内容在这里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而每一篇散文的形式又必须和它的内容相适应。就形式说，为了使它适应内容，俗语叫“做文章”。我觉得文章不能不做，主张不做是错误的，但必须做到使人看不出一点“做”的痕迹来：浑成流利，纯乎自然。至于内容，我说的也不仅仅是思想和生活，还包括和这个内容相关连的作者的思想造诣和生活气度，一句话，是每一篇散文在表达过程中传递给读者的它的全部精神内涵——它的情致，它的神态，它的气韵，因为我们写的是美文。
美文不同于应用文，它不是要让读者懂得，明白，增进知识，而是要让读者领悟，感染，潜移默化。中国的散文作者在情景结合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们善于运用生活形象和作者头脑中的意象，构成境界，使读者从中得到启发，得到生动深刻的艺术的享受。少时读归有光《项脊轩志》，读到“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作者在朴素的叙述中，将眼前枇杷树的形象，和头脑中悼念亡妻的咏叹不尽的意象结合起来，逗引读者对生活的思考，虽然不是积极但也决非消极的思考。我对此感到惊奇而且佩服。等到读了许多别的散文，遇到类似的却又非常不同的创造，我才知道这不完全是归有光的，而是中国散文的一个传统的特点。以后又读到鲁迅的《风筝》、冰心的《笑》，朱自清的《背影》，知道这个特点不仅存在着，而且是被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了。
散文的这种内涵的美，使我沉醉。
有人说，这类散文大抵含有一点生活的哲理，我想是的。但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总是将所谓哲理蕴藏在形象或者意象中，让读者自己去发现它。他不告诉你。说来也是，如果一个作者直接告诉读者他的所谓哲理，那就违反了艺术的特点，他写的不是教科书便是格言录，距离美文实在太远太远了。
我觉得这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我喜欢有这样特点的散文，以为它很美。但这里说的只是个人爱好，我不排斥其它，因为这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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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卖羊老大爷
刀书林 巴莫曲布嫫
清晨，他从山上的瓦板房走出。脸，仿佛一方黝黑的土地；额，象一道道深深的犁沟。他从屋后的畜栏中赶出了一群唱着歌儿的羊。
他一步步跨越纵横的沟壑，走上车水马龙的大道。他嘴里吆喝着，把山村带到了城市，把彝族服装带到了站满时装模特儿的橱窗前。
洪荒时代的黄昏，在祖辈们的祈祷声中，圣洁的石片，割断了羊的头颅，雪白的羊身变成了黑色的祭品，供奉在朝东的土地上。
为了祛除妻子身上的病魔，他曾请来跳大神的，杀了家中唯一的一只羊，放在占卜的锅庄旁。最终，却只能呆望着没有了母亲的孩子……
今天，他走进了喧嚷的农贸市场，抬起高高的头颅。他吆喝着，把羊群赶进了挂着广告牌的城市；把啤酒、收音机、日用百货带进了山村。城市和山村，顺着他眼角深深的笑纹，向着繁荣、昌盛的凝聚点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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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庐山的司机
姜维平
要登庐山，就得在一定的时间里，把自己的命运慷慨地交给司机。无怪乎乘坐旅游车之前，售票员在给你车票的同时，还要给你一张保险收据，人身保险意味着牺牲生命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情况确有发生，但你完全应当信任庐山的司机。
我此次漫游庐山，初步地了解了庐山的司机，并对他们产生一种敬佩和羡慕之感。
庐山因为飞峙于江湖之间，饱含云雾之气，诡特俊伟，向来以“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名扬古今。不用说和大诗人苏东坡的名字联在一起的石钟山，碧波万顷的鄱阳湖，雄奇壮观的地下艺术宫殿龙宫洞，单是庐山那属于淮南弧形山系的九十余座山峰，在鳞次栉比的长达二十五公里、宽约十公里的区域内，要到达各个风景点，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司机也成为庐山最值得骄傲的一种神圣的职业。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行驶，由山下到山上，的确如毛主席在诗中所写的“跃上葱茏九百旋”。每到一个盘旋处，都有一侧是幽谷深涧。而由于山势险峻，雾气升腾，能见度较低，司机必须首先具有火眼金睛，其次还要果断、灵敏和富有很强的责任心。那天，我们乘坐旅游车由石钟山归来，忙于赶路，汽车行驶到山腰的一个“之”字形路段时，司机无法判断前面转折处是否有汽车对开，故试探性地按响汽笛，而正好一辆面包车以相当快的速度迎面开来，一场车祸眼看就要发生，我们做游客的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一旦相撞，我们只有跌进万丈峡谷，粉身碎骨了。然而两个司机同时紧紧拉闸，稳稳停住，然后互相点头微笑，以示谅解，便各自开去了。我由此想到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一些司机每每因为超车或抢道以及其它小摩擦而争吵不休。庐山的司机却大都具有大将风度和真正男子汉的宽广胸襟。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庐山开车的司机，年龄大都在三十岁左右。据说，长年在山上拚搏的司机，太年轻了，不够格，没有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不敢在此比试；而上了岁数，反应迟钝，又不愿担风险，只好引退了。所以这种年龄上的共同点，也很耐人寻味。
庐山的司机还大都对庐山的历史地理、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心里如同一部小百科全书。旅游车上不配备导游，每到一处风景点，司机代为做风光介绍，虽然往往三言两语，倒也画龙点睛。因此他又成为一支游览队伍的组织者和导游员。在庐山开辟的四条旅游风景线上，司机们终日奔忙，都是清晨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归来，一日之内，唯一的享受是在中午，当游客津津有味地品尝“云雾茶”和三石（石鸡、石耳、石鱼）的时候，他躺在驾驶室里美美地睡上一觉。
我曾问一位司机自我感觉如何。他笑着回答：“没有真正的功夫，不敢到庐山来混饭吃。在大城市的柏油马路上开太平车的，不一定敢跑山路，我们是真正的司机！”
是啊，成年累月奔忙于庐山的司机，自己无暇顾及千峰竞秀，湖光山色，但他们无私地把游客送往诗一样美好的境界中，……他们朴实无华，平常得很，但我看他们本身就是美的画图中一点移动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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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是，我这样歌唱
易殿选于是我这样歌唱朴素而且自由沿着乡村舒缓的小路唱庄稼的忧郁唱从最初的童贞里绽放出的蒲公英或大槐树下的故事里那些不死的魂灵于是我这样歌唱低沉而且动情循着母亲凝重的目光唱这里温柔的黄昏唱播种人的眼睛里流溢出的渴望或与炊烟一起从茅檐下袅出的乡音我首先是一个农民哟然后才是一个诗人我唱这里的一切奉上对于这片土地的全部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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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候机室壁画
乐建中仿佛走进了一片美丽的树林有花纹斑斓的小鹿有清澈宁谧的湖泊月亮是溪底最圆的卵石不再感到局促不再感到时间的脚步也是一种噪音不再感到开了无数扇窗户依旧望不到世界雾霭升起湿润的韵味仿佛生命必须穿过这个长廊久久的等待是为了瞬间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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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时
胡愈之与《流亡在赤道线上》
周建强
近年来，回忆录、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方兴未艾，颇受各界读者欢迎。但是，有关南洋的回忆文章却不多见。北京三联书店即将出版发行的《流亡在赤道线上》，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该书收入胡愈之、沈兹九的文章共三篇。沈兹九的《流亡在赤道线上》写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和胡愈之、郁达夫、高云览、王任叔、张楚琨、王纪元、邵宗汉、汪金丁、吴柳斯等数十位进步文化工作者，为不愿事敌，冒着生命危险，撤离已“四面倭歌”的围城新加坡，流亡苏门答腊。在当地人民和爱国侨胞的掩护帮助下，自谋生计，坚持学习和斗争，与日本宪兵、汉奸特务在热带丛林中巧与周旋的传奇式经历。本文写成于日本投降后的新加坡，当年在《风下》周刊连载时，即以其朴实流丽的文笔，浓郁感人的生活气息和神秘迷人的异国风情，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是胡愈之在亲自调查了郁达夫失踪案之后，写的亲切感人的纪念性报告文学，第一个揭开了著名文学家、诗人郁达夫的失踪之谜，用铁的事实为依据，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为杀人灭口、逃脱罪责而犯下的滔天罪行。战后初次发表时，曾引起日本及海内外同胞的强烈反响。
《南洋杂忆》是胡愈之耄耋之年的新作。胡愈老自1940年12月，身负重任，巧渡重洋，赴新加坡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至星岛沦陷，在苏岛隐姓埋名凡三年零八个月，胜利后又重返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南侨日报》，直至1948年3月离新归国，在南洋生活工作了七年余。《南洋杂忆》凭胡愈老惊人的记忆，参考丰富的历史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在南洋七年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并详述了他改造《南洋商报》，创办《风下》、《南侨日报》的经过，是亲切感人的回忆文学，亦是弥足珍贵的新闻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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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峡江远眺〔中国画〕杨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