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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完满结束
通过香港基本法结构草案
姬鹏飞表示继续听取各界人士意见做好起草工作
本报讯 记者邢凤炳报道：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经过五天紧张、热烈的讨论，于4月22日完满结束。姬鹏飞主任委员在闭幕会上说：“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民主和真诚合作的良好气氛。在昨天的大会上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结构（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规则和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专题小组的决定等三项文件，还通过了会议新闻公报。
姬鹏飞在闭幕词中说，对于大会通过的基本法结构（草案），“大家是比较满意的，这就使今后的具体起草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这次会议标志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说，通过这次会议，委员们已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今后将会合作共事得更好。他还说，为了做好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需要全体委员同心协力，真诚合作。内地和香港的委员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思想方法和工作习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况且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十分复杂的，因而在工作中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应当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加强沟通，彼此谅解。
姬鹏飞还说，今后需要进一步了解香港的实际情况，继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现在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展活动，咨询委员会是收集香港各界意见的重要渠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加强同咨询委员们的沟通和联系。
会议宣布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发表公报。
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五十六名委员出席了会议，李嘉诚、项淳一委员因事请假，郭棣活委员今年4月9日不幸逝世。公报指出，会议对基本法的结构、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规则、划分专题并成立专题小组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委员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加强了对起草出一部完好的基本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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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级领导
坚持产销体制改革抓好城市蔬菜工作
商业部等四部门为此提出八条建议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向各地转发了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蔬菜产销工作的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在给各地的通知中说，这一报告已经国务院批准，望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说，去年蔬菜产销体制改革，路子是对的，取得了显著成绩，发展趋势很好。但是，必须指出，今后改革任务仍然很重。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蔬菜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坚定不移地把产销体制改革深入进行下去，切实把城市蔬菜生产、供应工作抓细抓好，努力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为巩固、发展大好形势作出新贡献。
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报告，对1986年城市蔬菜产销工作提出八条建议。
一、认真抓好蔬菜生产。大中城市的蔬菜生产要合理布局，贯彻以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外埠调剂、保证供应的方针。要采取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办法，确保郊区有足够数量的菜田，并对主要蔬菜品种种植面积实行计划指导。要落实以工副业收入补菜的政策。以工补菜的钱，主要用于扶持蔬菜生产，通过支持生产增加菜农收入。要积极地有步骤地发展远郊、邻县和全国性的蔬菜商品生产基地。要根据销区需要，签订供销合同，固定产销关系。
二、搞好为蔬菜商品生产的系列化服务。对郊区蔬菜基地的菜农，要从生产技术、生产资料供应、商品销售等方面，提供系列化服务。这些服务，可由农民自愿组织，也可由商业、供销社或农业部门组织，在生产、技术、销售方面还可以发展服务内容不同的专业户。
三、开展蔬菜产销的横向联系。各地区可根据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需要，采取多形式、多层次、跨地区的蔬菜、副食品横向联合经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要单独核算，合理分配利润。
四、抓紧蔬菜批发交易市场的建设。批发交易市场是蔬菜商品流通的集散中心，要根据城市的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批发交易市场的建设资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资，也可以多方集资。要建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以利于买卖双方交易。批发交易市场可以专营蔬菜，也可以综合经营，按照规定国家不征收蔬菜批发环节的营业税。
五、发挥大中城市国营蔬菜公司的主导作用。蔬菜市场放开后，国营公司仍肩负着平抑菜价、安排市场的重要任务。要端正经营思想、经营作风，改进经营方法，向经营服务型方向发展，增强竞争能力。各种形式的国营和集体蔬菜市场（商店），都必须坚持以经营蔬菜为主，围绕着“菜篮子”开展副食品的综合经营，方便群众购买。
六、保持蔬菜价格的基本稳定。1986年的蔬菜零售价格水平，一般都要稳定在上年放开后的平均水平，上年上涨幅度过大的要力争有所回落。大中城市每月都要安排好几种当家菜的市场供应，实行国家指导价格，遇到市场价格过高时，对国营零售、必要时也可对集贸市场出售的，实行最高限价。菜价大跌时，对国家计划安排的基地商品菜，要按合同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国营蔬菜公司的亏损补贴，仍按国务院规定，列入地方财政预算，逐级落实。
七、加强蔬菜市场管理，办好集贸市场。对蔬菜市场要加强管理，保护合法经营，制止非法牟利。个体经营者要进入固定的蔬菜市场，或到指定区域出售，亮证经营，照章纳税交费。要加强群众监督，设立公平秤。要抓紧集贸市场建设，统筹规划，改善设施，以适应需要。
八、加强对蔬菜工作的领导。蔬菜供应好坏、价格高低，直接关系到安定团结和人民生活，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各级领导都要高度重视。各市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菜，及时解决存在问题。郊区政府要把种足种好蔬菜，支援城市供应当作一项重要任务。要层层有专人负责，搞目标责任制，并抓好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蔬菜产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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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总机关推行目标管理 工作出现务实求严新风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吴锦才）全国总工会在端正党风中从实行目标管理入手，推动了机关工作作风向务实、求严转变。
全总是做职工群众工作的团体，所负责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与一般行政机关相比，工作指令性少，指标不硬，难于考核，存在着办事拖拉、效率不高的现象。全总党组在整党中抓住了“求实”这个大题目，发动机关上上下下一齐来做改进工作作风的文章。从1984年开始，他们首先建立了机关内的岗位责任制，在每年年初订出工作计划表，从书记处、办公厅到各产业工会、各部门及直属单位的全年工作任务都铅印在册，工作目标和要求、工作进程、承办单位和负责人员、完成时间等所有项目都开列得清清楚楚，发给机关各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工会，每个季度末再由办公厅严格检查一次，视执行情况好坏进行表扬或批评。
严格的责任制增强了机关干部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全总机关工作开始变得井然有序，开始出现务实求严的新风气。今年拟出的工作计划围绕四化建设和实现“七五”计划这个中心任务，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重点，在全总书记处、部门和产业工会、处室三级明确了纵横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工作整体。
统一协调的工作计划首先使全总机关历来视为痼疾的会议减少了。前几年还深陷在开不完的会议中的书记处，现在得以从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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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合理组织邮电网路和制定发展规划找依据
我国邮电业务用户构成调查今天开始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通讯员徐达生、记者张锦胜）我国首次邮电业务用户构成调查于4月23日至25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邮电部恳请广大用户紧密配合，共同做好这项有利于改进邮电服务的调查工作。这次邮电业务用户构成调查在全国五万多个邮电局、所同时进行。据邮电部介绍，进行这项调查，目的在于掌握各类用户使用邮电的业务量，摸清邮电业务的流量流向，以便于对各项邮电业务进行预测。通过调查，有利于邮电部门改革和改善邮电业务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并为合理地组织邮电网路和制订邮电发展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时间性强，调查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在调查期间，邮电部门请用户做到：因公使用邮电业务时，除必须在邮件封面或相关业务单册上注明寄发地址外，还应注明自己单位的全称；自费邮件必须在封面的右下角注明一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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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会见福田赳夫、杉良太郎时说
我们欢迎外国朋友直言批评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虞家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著名演员杉良太郎时说，我们欢迎外国朋友对我国各方面的工作直言批评。
胡耀邦对客人说，最近，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林义郎在日中民间人士会议上批评了中国的服务行业。去年9月，林义郎先生在中国访问时买了一匹唐三彩马，准备送给田中角荣先生。12月间，这匹唐三彩马运到日本，打开一看，竟然没有尾巴。他写信要求将马尾巴寄来，结果寄来的却是一只羊角，真是“羊角不对马尾”。胡耀邦说他很赞赏林义郎先生说的“敢于直言是为了真正的朋友，是为了中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句话。他说，“真正的朋友就是要讲直话。我还要补充一句，要做长久的朋友还要讲信用”。 福田赳夫说，守信用是万物之本，朋友与朋友之间要讲信用，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
福田赳夫是正在我国访问的杉良太郎友好访华团的名誉顾问。杉良太郎这次在上海、南京和北京进行了多场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好评。他还捐款为中国青少年设立了“培养青少年基金”。
胡耀邦感谢福田赳夫和杉良太郎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贡献。
交谈片刻后，胡耀邦同福田赳夫、杉良太郎以及访华团其他领导人宇都宫德马、若林正俊、清水正夫、河田博弥等日本朋友来到中南海湖边散步。胡耀邦说，我每天早晚在这里散步，一天走一万步。福田问：“你今天走了多少路？”胡耀邦掀开上装，指着系在腰上的计步器说，到现在已走了六千步。
他还告诉福田，最近他到太行山区走了一趟，前天刚回来。他说，那里盖了不少新房子，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当然比不上你们的生活水平。
福田说，1981年我来过中国。这几年，你们的变化不小。我的感觉是中国的色调比过去明快了。随后，他们绕过瀛台，来到迎熏亭，在三面环水的别致的小亭里，胡耀邦、王兆国同客人讨论了两国文化交流等事宜。（附图片）
胡耀邦会见日本杉良太郎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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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凡人新事
万里集楹联
湖北省江陵县航运公司青年职工刘作忠，为搜集和发掘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楹联。自费走访了湖北省全境。
楹联，集诗、词、曲、赋于一体，起源于五代，盛行于明清，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刘作忠在中国楹联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等的支持下，自筹经费，于1984年8月开始至去年底，东涉黄梅，西进巫山，南上九宫山，北过丹江口，克服重重困难，行程三万余里，搜集、发掘两万余幅古今楹联；整理了几十万字的楹联资料、民间故事、传说等。
目前，刘作忠正精心编写《名人楹联录》一书。
湖北荆州中学 李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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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北方为什么被免职？
本报评论员
锐意改革的宋北方被免职说明，一些地区的行政性公司和经济主管部门，至今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旧的方式方法把企业管住，以至管死。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这类问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企业有无自主权是搞活企业的基本条件之一。国务院发布的有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明确指出，企业自主经营的权益应当受到维护。对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应按照“独立自主、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来经营，上级公司或主管部门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过多地干预基层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有些地区或部门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照样在那里发号施令，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横加干涉。
旧体制下的条块分割，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成了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由此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我们的一些同志习惯于把企业当做部门的甚至个人的附属物，“是我的企业就得听我的！”谁根据国务院的规定提出不同意见，就加以压制、打击、免职。宋北方同志的遭遇，不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生的吗？郑州市委领导决定加以纠正，这是完全正确的。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新老办法都在起作用，新旧政策往往交叉并行或相互发生矛盾。衡量每一件具体改革的方案正确与否，只能看这个方案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都应积极支持，热情帮助，使之不断完善。对改革者工作中的缺点或失误，要热情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更好地前进。对一个改革很有成绩，获得工人普遍拥护的干部，横挑鼻子竖挑眼，而对一个因循守旧，工作平庸，把企业搞得濒于倒闭的干部，却宽容赏识，决不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
在条块分割体制尚未得到改变之前，我们的各级领导部门，要遵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国务院制订的有关企业扩权的规定，充分维护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只有如此，才能把企业搞活。现在，有的公司把人财物和供产销大权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对企业并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利于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看来，解决经济工作中的“中梗阻”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某些公司或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部门如何进行工作，更好地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服务，为企业的改革服务，是当前体制改革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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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宁夏千余干部下乡
本报讯 记者黄翊明报道：最近，宁夏回族自治区千余名干部奔赴贫困地区，与当地群众一起寻觅脱贫致富之路。
这些扶贫干部来自区、地、市、县。他们到贫困地区，实行部门包乡，下乡干部一年一换，要求三年内帮助当地脱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一是抓好农村经济改革；二是深入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制订发展经济的规划和措施，落实到每个农户；三是帮助基层搞好产业结构调整，组织产前产后服务；四是抓好组织建设，协助基层整党和干部培训，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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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锐意改革厂长的遭遇
——记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厂长宋北方
1985年12月19日上午，宋北方被免职了。尽管中共郑州市委负责同志曾再三过问，他还是下了台。
顶头上司们眉飞色舞，“这个‘腌臜菜’，我非把他免了不可！看他能怎么着！”三天前，公司一位负责人酒后吐出的真言兑现了。
工人们气愤难平，“这还有个是非没有？！作出贡献的人挨整，不干事的反而有功，难道搞改革真的没有好下场？”
至此，一场围绕改革中“放”权与“收”权的斗争，终于在市有关部门长达八个多月的“冷处理”后，以“收”权者获胜而暂告结束。
雄心勃勃搞改革
宋北方今年五十四岁，早年曾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系，1984年10月到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任厂长。
这是一个不到三百人的集体小厂，厂区狭窄，房屋杂乱，设备陈旧，职工劳动纪律松弛。勇于改革的宋北方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以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指导，大刀阔斧开始了一系列整顿。
首先，建立了生产责任制，把工资、奖金、福利同企业利润和个人贡献大小挂钩，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为解决技术力量不足，他四处奔走，聘请了七名老技工和工程师来厂当顾问，派出了二十多名工人到外厂实习。
根据生产需要，他大胆地调整了中层干部，调整了劳动组合。他象一台不知疲倦的马达，从早到晚不停地运转着，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工人们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
奇迹出现了。去年第一季度，这个生产条件和技术工艺都比较落后的集体小厂，竟实现利润十七万二千八百元，向国家上缴税利六万九千元，比上年全年交税的总额还多一万九千元。职工的个人收入也相应有了提高。
迈开了第一步，宋北方又开始向更高的目标攀登。他决心一手抓新产品的开发，一手抓对外联营，力争年产值突破千万元，利润达八十万元。他计划在三年内改善职工的住房现状，立志要使这个集体小厂在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于全市先进企业的行列。
一句话招来了横祸
机动车辆厂的变化，受到了市委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公司主要领导人的嫉妒。看到昔日这块“骨头”变成了“肥肉”，眼红了。于是，一道道收权截利的指令接踵而至：
——税后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费全部上交公司；每月按全厂销售收入的3％上交公司作为管理费。
——职工人事档案上交公司劳资科统管。
——技术革新奖，超十元者，必须报公司审批。
——不得随便组织工人加班生产。个别工种如需加班，须报经公司同意。
——原用印章作废，新章一律加上“二公司”。
按3％向工厂提取管理费，这大大超出了提取1％的有关规定，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受到税务部门的抵制，公司不得不取消这条指令。但又同时规定：“自1985年4月起，你厂另负担公司二百名退休工人的全部费用。”工人们风趣地说：“公司领导终于给我们厂放了一条‘权’。”
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这一系列指令，竟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公布之后连续下达的。
宋北方认为：公司的这些指令，直接违背了中央《决定》中关于“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的精神，是变相地搞“大锅饭”。于是，在去年4月上交给市经委、市交通局和二公司的一份生产汇报材料中，他让办公室的同志写了这样一段话：“公司若能在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砸烂‘大锅饭’，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对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在企业内部实行厂长负责制，可以预计，年销售收入将达千万元，利润突破百万元。”
宋北方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句话竟招来了一场横祸。公司党委书记气势汹汹地找到市交通局长说：“这是诬告公司党委！”“凭这一条我就可以免他的职！不免他，我就不干了！”局长们个个心中明白：公司党委书记可不是好惹的哟，但凭此免宋北方的职务也不妥。他们只好对来者婉言相劝。
接着，“宋北方有重大经济问题”、“宋北方大搞吃喝招待”等传闻，在二公司和车辆厂不胫而走。
公司党委派出的调查组进厂了。帐本被翻了一遍又一遍，调查会开了多次。工人们都清楚这是冲着谁来的。此时此刻，宋北方多么盼望局领导能主持正义，明断是非啊！然而，市交通局主要负责人却采取左右调和的态度，一拖再拖，听之任之。
在“捆绑”中挣扎前进
为了争得工厂应有的自主权，宋北方在职工们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去年7月中旬，向市交通局和公司呈报了要求从二公司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脱钩”方案，并从工厂的历史到企业的类型组合以及经营方向等方面，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充分阐述了“脱钩”的必要。
公司负责人对宋北方的这个“脱钩”方案十分恼火，就以“车辆厂过去是用工人的积累投资建设的，要‘脱钩’就必须还款”来要挟。
宋北方咬着牙同意了公司还款二百七十五万元的不合理要求，答应十年付清。谁知，公司又变卦了：还款三百万元，一年付清，另交地皮费。
“脱钩”不成，宋北方的指挥开始失灵了。厂领导班子内有人开始公开同宋北方顶着干。
七、八两月，由于种种原因，车辆厂销售收入下降，公司不是积极设法帮助扭转局面，而是继续单方执行已经过期的“一联三保”合同，并无视工厂上半年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事实，通知银行冻结工厂的三万多元节余奖金，下浮全厂职工工资的50.6％，造成厂内一片混乱。五十多名工人自动到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支持宋北方，救救车辆厂”。
市委负责同志得知此事，指示市委经济部尽快解决。然而，由于市交通局和二公司主要负责人的阻挠，有关部门会议虽开了多次，问题仍然不了了之。
一个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竟长期拖而不决？我们终于在采访市体改办主任时，从这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车辆厂和二公司的问题很难办，主要是涉及到财产问题，没法分个是非，谁去替他断这个官司？改革是个探索阶段，不能急嘛，这类问题还是宜“冷处理”为好。
车辆厂的工人们对市委有关领导的这种“冷处理”实在是不能忍受了。他们气愤地说：“象这种事关改革、是非分明的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来一点‘热处理’？这种‘冷处理’究竟会给国家、企业和咱们工人带来什么？”
欲干不能，“脱钩”又无望。宋北方真想辞去厂长职务。但全厂近三百人要吃饭哪！他不愿看到这个刚刚焕发生机的小厂被这样拖垮，硬是含着眼泪，一边四处奔走呼号；一边力排内外干扰，积极扩大生产，在重重困境中挣扎着前进。到10月底，全厂销售收入仍达五百七十九万多元，占年计划的140％，是上年同期的250.7％；完成产值二百六十七万多元，占年计划的143.1％，是上年同期的141％；实现利润七十五点二万元，占年计划的251％，是上年同期的899.4％；向国家上缴税收三十万元，是上年全年的六倍。
“捅‘马蜂窝’是要挨蜇的。”有人对宋北方的劝告终于成了现实。去年12月18日上午，公司负责人拿着由公司制定的承包方案和市交通局的批示，向宋北方下最后通牒：“你到底干不干？”宋北方心里很明白：“这是在变着法赶我走啊！工厂的承包方案哪有这样制定的？这究竟是谁在向谁承包？”为了工厂的前途，宋北方作了让步：“承包可以，但是，第一，要按厂长条例办事；第二，要按企业法办事；第三，公司对厂里的责任目标规定后，不得随便搞行政干预。”然而，这些正当要求被拒绝了。
第二天上午，“免去宋北方厂长职务，调出车辆厂”的决定宣布了。宋北方愤怒地质问：“为什么免我的职？”得到的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答复：“正常免职！”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的一位副经理。随着新厂长的上任，公司冻结车辆厂的三万多元节余奖金随即解冻。一个新的生产计划诞生了：“1986年全厂实现产值一百五十二万元，营业利润十二点五万元。”尽管这同宋北方在任时，1至10月份完成产值二百六十七点六万元，实现利润七十五万元的数字相差悬殊，但工厂的领导权总算被公司抓了回来。
宋北方的下台，不少人感叹：一位锐意改革的厂长被无故免职，这意味着什么？！
康继民 李季韩 陈子林 陆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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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调查附记
“一位锐意改革厂长的遭遇”一文，经作者长时间深入采访，历尽周折，八易其稿，今天终于见报了。
最近，我们访问了中共郑州市委、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的领导同志以及机动车辆厂的干部和工人。个别同志对整个报道的论点有不同看法，但承认报道所反映的具体事实是存在的。
中共郑州市委已经组织力量调查了宋北方被免职一事的始末。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市委负责同志旗帜鲜明地表示：宋北方是好同志，他任职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机动车辆厂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和市交通局免除宋北方的职务是错误的；从交通局到二公司，都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妥善解决机动车辆厂的改革和宋北方同志的问题，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李文 方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