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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事业的发展大有希望
——写在全国图书展览开幕之际
宋木文
我国新时期的出版事业，在党的正确指引下，恢复和发展很快，已呈现出初步繁荣的景象。正在举行的全国图书展览，生动地展现了这一事实。
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出版工作，规定了出版工作的方针任务，使出版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工作要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人民提供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各类文艺、文化娱乐读物，特别要提高通俗文学读物的质量，以抵制庸俗文学书刊的泛滥；积极促进对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宣传我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增进相互了解。
当前，在大力发展出版事业时面临着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如何认识图书的商品特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图书虽然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商品，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因此，图书生产与其它物质产品的生产一样，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使图书生产者不得不对图书生产进行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考虑其经济效益。然而，图书毕竟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它是精神产品的载体，能够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效益。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不应单纯地考虑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因此，出版部门要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关系。图书出版既要面向市场，又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所谓要面向市场，就是出的书要能卖得出去，要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安排。因为从总体上讲，广大读者对图书的需求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之所以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节，是因为有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代表了社会上落后的思想意识。因此对图书市场要进行分析，不能盲目地跟着市场的需求转。同时，由于图书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市场的需求量不能完全反映一本书的价值，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书就得不到出版机会。
由于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我国图书的定价也不能完全按实际成本加平均利润来计算。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一般出版社只能在总体上坚持保本微利的原则，有很多书刊赔钱也要出版。有不少出版社由于专业分工的限制，在总体上也难以做到保本微利，需要给予补贴。
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两种片面性。一种是只讲社会效益，不承认书刊的商品属性，不重视价值规律对书刊生产的重大作用，不注意经营管理，甚至“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躺在国家身上，影响了出版事业的自我发展能力。离开这一点讲社会效益，只能是一句空话。另一种片面性是，把书刊等同于一般商品，甚至不讲社会效益，片面追求利润；或者把书刊出版混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在经济政策上不加区别，增加了出版部门的经济压力，这都不利于坚持出版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
目前，出版部门的自我发展能力很低，生产设备相当落后。我国书刊印刷厂的设备，五十年代以前的产品占一半以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产品还不到5％。由于印刷生产能力不足，出书慢的问题十分突出。现在一部书稿从出版社完成编辑加工到印刷厂印装成书，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有的则更长。这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出版部门要通过改革，加强经营管理，在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各界要支持和扶植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工作的状况，直接反映着并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水平。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版事业都很发达。出版界的同志要求，财政部门应当继续给出版事业以有力的支持。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出版事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我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出版工作面临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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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学评论
“新桥”难新人间情
荒煤
一口气读罢从维熙的《断桥》（载《中国作家》1986年第一期），尽管小号字叫我看得头昏脑胀，我却还面对着篇头两句题记发怔。
“任何哲人的滔滔经纶，都不如生活绝对富有。”这是两句普通的话，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可是，我仿佛还不断看到作品中栩栩如生的朱雨顺、徐虹、叶涛、梁仪、庄华这一群
“真正的人”充满激情的形象在我泪光中闪现。他们悲惨、壮烈的坎坷经历，震撼人心的遭遇与命运，真挚美好的心灵，既证明《断桥》画卷所展示的生活绝对富有，也显示了这些人物的灵魂、精神世界的绝对富有，给我枯老的心灵增添了不少的活力！
我忘不了作者在作品最后描绘的那幅水粉画，那带有洞孔的绿色钢盔的花盆中“婷婷玉立着一束鲜花”，“叶片上滚动着……有情的苍穹洒下来的泪雨”，以及“就在这一霎间，我久思而无所得的小说题目脱颖而出：《断桥》”的描写，以及借画家老黎之口说出的这段话：“因为你参与了垒筑人间鹊桥的艰巨工程！而最后终于塌方断裂，但愿这幅画对你有所安慰！”我觉得这就是作者近一年的辛勤劳动中洒下不少泪雨的出自肺腑之言，既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对那些饱经坎坷的人们一种真挚的慰问。恐怕更重要的，是一种虔诚的求索。正如作者借叶涛所表述的心声：“我倒想从梁仪二十多年煞费苦心地搭一座断桥落墨，用几个人的轨迹，勾画一幅历史的几何图形，让人们去求证，求索！”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通过朱雨顺和徐虹的偶然的邂逅，而终于陷于无法摆脱的同命运、共生死境地；而无论是梁仪、叶涛、庄华这些真正的男子汉怎么煞费苦心，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悲惨命运，让我们不得不去求索一个答案：在我国十亿人口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十年动乱这样一个灾难性的塌方断裂？
朱雨顺和徐虹之间不能建立起来的鹊桥，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爱情的桥梁么？恰恰相反，他们的爱情正是要建立在一座更宽广、更深厚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桥梁，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幸福的桥梁。如果他们对祖国失去了爱和理想，他们就不可能在悲惨的命运中顽强地滋长着如此真诚的爱情。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塌方不仅是埋葬了个人的爱情和幸福，几个人的生命，严重的是制造了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精神上的断裂，丧失了对祖国之恋，对理想的幻灭。
当我看到正是这个可爱的少女刘小飞——因为她骑车越轨招来车祸，也招来了她母亲徐虹和朱雨顺的偶然相识，使徐虹发现了这个真正的男子汉，倾注了真挚的热爱——最后当母亲即将去世的时候，她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却产生了随生父到国外去，“离开生养我这片冷土”的念头，我当时心头上真猛然打了一个冷噤。
多谢作者笔下留情，小飞终于还是留下来了，留在朱雨顺的身边……但是小飞去留这一段情节，的确使我感到心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颤动，使我热泪盈眶……作者固然好心地弥补了小飞精神上的断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象这样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老小伙子们，他们心灵上还依然残存着一片“冷土”，还有多少？！
当然，参与搭鹊桥的同时代人，梁仪、叶涛、庄华，他们与朱雨顺血肉相连，同甘苦共命运，又岂止仅仅是为了朱雨顺和徐虹两个人的爱情？例如庄华亲眼目睹在朱雨顺自己的炮火下埋葬了翠玲老少三代亲人，认为朱雨顺这个伟大战士“谱写了我军战争史上，舍私为公最壮丽的一页！”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领，对朱雨顺的个人生活和命运能够采取冷漠的态度么？难道庄华下矿井亲手为朱雨顺解除镣铐，不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正义和友情的表现么？
再如梁仪和叶涛对朱雨顺这个“煤的性格”，从认识到理解，而后发展到息息相关，无微不至地关怀，不正是表现了我们过去战争中几代人用鲜血凝聚的优良传统、反复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么？这种精神是真正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升华，经得起任何严重的塌方。
因而，我读罢《断桥》，不能不有所感慨，我既为丛维熙同志这部作品的成功而高兴，也为他这种求索精神所感动。我钦佩作者的勇气和功力——他塑造了许多令人信服、真实感人的形象，包括那个觉醒过来的于江，那个虔诚歌颂“文化大革命”却被打死的女校长，以至那个“身上仍存留一颗中国的黄土之魂”的刘梦虹。然而，最宝贵的，是作者给我们求索到一种“煤的性格”：“它在地下深埋得越久，燃烧的火力也就愈旺！”这正是朱雨顺性格的特征，而又富有鲜明个性形象的魅力。而在梁仪、叶涛、庄华身上也同样有这种越烧越旺的火力；就是那临死前还声称懦弱的徐虹，也在珍贵的遗言中表现了煤的性格。她面对死亡并不表示遗憾，因为她终于“懂得了男子汉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有了一个“我心上真正的亲人”。
这些“煤的性格”，既表现了在历史上出现严重的塌方断裂，怎样残酷地践踏了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给他们造成了多么痛心的血泪迸流的命运；也真叫人感到他们燃烧的火力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力量和希望！——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中永远不能扑灭的真实的人性、人情、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火焰！
可是我也止不住要呼吁：我们千万千万不能以此自慰，煤的性格既是如此，多大的塌方也埋不住它的火焰，就再继续往下深埋！人终究是人，而不是煤！作者也不是在挖煤，而是在挖掘真正的人的心。
单就作品的结构来看，人物关系和命运的交叉、互为因果，时空的交替和转换，情节的发展富有传奇性，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无非是尽可能让每个人物以第一人称，用“我”字来叙述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使我们感到更加真实、亲切，更容易透过他们的心声，更深刻地理解他们那么丰富、善良和美好的心灵，也使得我们得到美的享受。
我这篇读后感，只希望起一个小小的作用，能促使有情人都来读一下《断桥》。也表示我一个小小的祝愿，尽管我坚信断桥难断有情人，也希望在我们前进的历程中，切不要再出现这种无情的塌方断裂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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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个兵，活跃在前沿阵地
——漫话王中才的小说和报告文学
李下
王中才本来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出版了散文集《何处觅天涯》和散文诗集《晓星集》、《光斑集》等。近年来他却“转战”到小说阵地上了，还写了一束报告文学。但他在文艺界引起注意，却是在他以《三角梅》获得了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1984年，他以《最后的堑壕》又一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于是人们不免要打听：这个王中才……
他，地道的山东大汉，尽管生在大连海滨，八岁才回山东老家。他刚读完一年财经学院，就放下笔去当了兵。当兵后，再拿起笔时，就不再写数学和统计学公式了。他笔下流出了清洌洌的小溪，他钟情于文学这个美丽动人的“灰姑娘”。
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军事文学也放出了夺目的异彩，无论在题材上、主题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开拓。在这一阵喜人的文学新潮中，王中才是坚持闯在前头的尖兵之一。他敢于冲出“最后的堑壕”，探索战争中的道德观念问题、人的价值问题。他对军外的改革也予以热情的关注。他直面现实，力求在生活的阵地上站得靠前一些，反映得及时一些，新鲜一些，深刻一些。在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中，一些严肃的作家，不为流弊时风所左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映当代军人的高尚灵魂，努力描写历史变革期军人生活的心灵史。王中才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有自己努力的成果。中篇小说《黑马》巧妙地解剖了现代军人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录下了战友心灵间感情撞击的铿锵之声。这里，有对得天独厚地充满了男子汉优势的靳思浩的严厉的道德谴责，也有对“黑马”连长耿大耿的自卑、鲁莽的痛惜和批评。短篇小说《最后的堑壕》在反映战争题材方面，有明显的突破。在我攻击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的关头，到底能不能因为有一个战士冲入敌群而拒绝炮火支援？应该说，这是一个在感情领域极为敏感的问题。王中才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借描写一场战斗，给我们一个重新思索这冷酷的“战争的经济学”的机会。意味深长的是，小说中的军长在跨越“最后一道堑壕”时，举步维艰，只好牺牲赵恂的荣誉，以满足战士们感情上的需要。这里军长的撤掉团长赵恂和《黑马》中对连长的任命，让我们听到了对军队生活中的改革的呼唤。
在艺术观念更新方面，报告文学《大亨》是值得注意的。作品描写了气魄宏大、胆略惊人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九条身子的龙头”徐行。徐行那对传统的歧视商业的观念的抨击，那对“经济北伐”的想象，那对“延安精神”的认识，那秘密攻关一举夺得WP产品引进权的狡黠和干练，还有那对比外商还难对付的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忿慨，反映了作者迅速把握新生活的能力和胆略。中篇小说《远岸》，以其真实、感人的力量，娓娓地道出了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深刻哲理。赵茹本已靠在岸上，却又被邪风吹入迷津，这教训对许多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青年人是极可宝贵的。至于《蓝翅膀的鸽子》和《夏天的红十字》则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主义人生价值深刻内涵的严肃思索。
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作家的真情赤忱是作品艺术价值的酵母。王中才对军人，对军旅生活，对人民，充满了深情的爱。这种爱，从作品中漾溢出来，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他有一个习惯，在大部分作品前头都加上了献辞，从中可以映照出作家那拳拳眷眷之心。在描写军人家庭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的小说《远岸》的篇首，王中才镶嵌了这样一行字：献给战士的慈母和贤妻及痴情的恋人们！在《三角梅》的标题下，作家写道：“谨以此文，祭奠我偶然闻知的一位年轻的烈士。”在描写“文革”中知识分子遭遇的《龙凤砚》的开头，作家也有深情的寄语，献给敬爱的老师。除了献辞，作品的情节中也时有动人之笔，拂人情怀。《政委的秋天》中的李光祥政委，从来顾不上同妻子、孩子一起过春节，却能为丰富战士们那过于单调的生活而去采野花、讨小狗。在《远岸》中，一直痴情地爱着战士李月海的刘茵，主动承担了抚养李月海离婚后留下的婴儿的描写，刘茵去马蹄岛上坟的描写，都是至情之笔。
王中才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不算高产，却在艺术上有韧性的追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善于发现美，也善于捕捉美，也许是得力于他散文创作的实践，他的小说有散文“造意创境”的优美。当然，这也不同于那种小说“散文化”的倾向，为了追求散文化而流于空灵、淡化。王中才的小说优美是基于对普通人和普通心灵的开掘和刻画，使读者捕捉到一种深沉悠长的内蕴。在《三角梅》中，他写战士贺振木，“那战士刚刚站到不远处一丛鲜绿的灌木中，正面对着她，象一尊黄中泛青的铜雕，给人强烈的动人的光感”，只几笔，就绘出了一幅极美的图画。
王中才的作品艺术上有特色的东西是不少的。他结构作品的方式和叙事的方法，总是力图作出新的尝试；他对大自然的钟情和大自然在他笔下的地位和形态，也很值得琢磨；他的心理描写和肖像刻画等方面也自有其独特之处。但我以为突出之点是，他能极为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象征美”这一艺术手段。象征手法并非是什么新鲜东西，人们都在使用。但象王中才这样把象征手法贯穿在自己的大部分作品中，则不多见。这使他的作品加深了意境，增大了思想容量，在浪漫主义的色彩中，事物从优美升华为崇高。例如，王中才在《三角梅》中紧紧抓住“三角梅”这一象征物，“那紫红色的不是花，是三片苞叶，有一朵小黄花包在当中。”“这三片紫红色的小叶，保护了花，人们才把它也叫作花，才注意它……”这既是对战士的歌颂，也把战士美好的内心世界向人们敞开了。在《政委的秋天》中，政委的妻子种苦瓜，苦瓜熟透了裂开来，“那是相思豆般红晶晶的种子，一个，两个……在秋阳里莹莹闪光”的描写，也是画龙点睛之笔，个中的夫妻之情、热爱祖国之情，颇耐咀嚼、回味。
王中才的作品有思想深度，是因为他跟时代的弄潮儿一道奔跑，一起思索；他的作品充满了激情，是因为他植根于大地，植根于火热的军旅生活，植根于人民之中；他的作品能小中见大，含蕴深远，是因为他对更高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有执著的追求。从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作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深刻地表现时代精神，他不怕吃苦。海防上的小岛，他去过；西北的大戈壁，他生活过；黑龙江的大山，他也爬过。听说，最近又去了北大荒，要写写军垦战士的生活。这个兵啊，一直活跃在前沿阵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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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
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的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讨论会，最近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学理论、评论家和作家，怀着改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薄弱状态的责任感，认真地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迈进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具有历史高度的自立地位，当然不能再满足于在创作中仅仅表现对民族性的单向把握，必须同时坚持在作品中铸入我们的时代使命感。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基本支撑点。
与会者还就如何打破阻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封闭氛围，如何在唯物主义反映论指导下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地表现民族生活，如何提高少数民族文学作者的综合素质，如何在宏观研究的指导下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微观研究工作，如何建立一支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相适应的少数民族文学评论队伍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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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争鸣录
关于方法论问题的争鸣
——近年来文艺理论问题探讨概述之二
白烨
方法论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系统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而展开的。系统科学把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考察，其方法包括整体性、结构性、有序性、动态性、相关性等原则。它是现代科学向整体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的反映。关于这一方法在文学中的运用，大体上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系统科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要求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有利于培养人的直觉能力；它强调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把握对象，具有多维多向的开放性；它还能使文学在已有的定性分析之外实现定量分析。引进和运用“三论”是现代社会向文艺科学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文艺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另一种意见认为，把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看作灵丹妙药的做法，并不足取。文学艺术现象是生动的、活泼的，如果一定要把它们纳入信息流程，从中找什么“自然质、功能质、系统质”，就可能陷入新八股，让方法牵着鼻子走。至于用数理统计法分析文学作品的做法，要比一般的考据学还低一个层次。运用这种方法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价值，也难以作出审美判断。
再一种意见认为，在文学方法论问题上，可以放开一些，多样一些。新方法的移植既要慎重，切忌生搬硬套，对新方法目前表现出的不成熟的弊端，也要理解和宽容。这些方法的并存并举，有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多样化。
在方法论问题讨论中，还普遍谈到新方法与传统方法，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原有的方法已失去效用，应予更新；有的同志认为，所谓新方法，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中早已有之的东西；有的同志认为，新方法有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之嫌，应当警惕；有的同志认为，新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丰富，值得欢迎。
新方法论争的进一步深入，也触及到了科学与文学关系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目前正走向一体化，诗与数学的统一，是艺术与科学的对立统一运动的必然逻辑。二者统一的直接形式是两种符号系统的统一。现在，某些数学门类已经能够描述复杂的生命现象和现代艺术表现出的高度抽象性、象征性，就已经预示了这样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为自由的、丰富的人的精神世界所决定，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是直观的、审美的，纯理性、纯客观地观照审美对象，难于发现美、把握美。而且生活中也需要一些非科学、非理性的东西，艺术还需在调节、补偿人的感情方面发挥作用。因此，目前还看不出科学与文学统一的可能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