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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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继续审议、政协委员继续讨论赵总理报告
加强基础保证农业生产持续增长 发展科技增添经济建设强大后劲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在审议赵紫阳总理报告和“七五”计划草案时,继续就“七五”时期的工作提出积极的建议和意见。许多代表强调指出,“七五”期间应当继续加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大力支援农业,保证农业生产能持续发展。
山东代表团的杨立功代表说,今后农业发展除继续发挥政策威力外,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依靠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农业有较大发展就可以放松了。没有更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更多的物质投入就不能保持农业的持续发展,更不能保持农业发展的后劲。尤其要重视粮食生产,现在粮食确实比过去多了,但就每人占有量来讲,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讲还是不多的。同时,还要十分重视农民收入和粮食统计的准确性。在形势好的时候,有些地方往往估计得高,测算得多。这个历史教训一定要记取。
山西代表团区棠亮代表说,我国是十亿人口的大国,离不开农业,特别要抓好粮食生产。她还建议赵紫阳总理的报告要强调一下抓紧粮食生产,以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她还建议要注意保持耕地面积,保持地力,推广优良品种。她说,今后抓好体制改革,抓好粮食生产,同时控制好人口的增长,这样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青海代表团张文豪代表说,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应适当加大,要保护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有些地方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以及无力实行以工养农、以工补农,粮食价格低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都应加以研究解决。
湖北代表团林少南代表建议尽快制订土地法。她说,珍惜每一寸土地是我国的重要国策,近年来各地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相当普遍。湖北省从1980年到1984年,平均每年占用的耕地相当于一个小县的耕地面积,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河北代表团的郭志、吕传赞、陈植森、冯建章、张庆良、安俊英、马艳秋、申礼成代表在发言中谈到,农村形势很好,发展很快,但农村的问题不可忽视,农村的工作应当加强。他们提出,要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完善承包责任制等十个方面加强农村工作。
江西代表团王书枫代表在发言中认为,实现“七五”期间农业发展的目标需要抓五条:一,中央定的政策要很好地组织落实;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继续搞好,要注意从经济利益上保护粮农的积极性;三,要注意减轻农民负担,严格禁止向农民滥摊、滥派,并精简乡、村机构的人员;四,要继续积极推广科研成果;五,要搞好生产、销售等服务体系。
上海代表团张燕代表说,农村改革使上海郊县出现了新气象。目前上海郊县农业已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化,迫切要求解决人才、科技以及改革流通体系。农村的土地正在向种田能手集中,农业机械化迫在眉睫,这是全国性的事,要有一个远近结合的规划。在流通领域里,要多渠道,少环节,做好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配套的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出席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委员们今天继续分组讨论赵紫阳总理的报告和两个会议的有关文件。在政协委员下榻的七个饭店、招待所的四十八个会议室里,委员们发言踊跃,气氛热烈。他们表示,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人才库、智囊团的优势,为实现“七五”计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献计献策,努力奋斗。
在国谊宾馆的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委员的分组讨论中,委员们回顾了“六五”期间创造的技术咨询、智力支边、开门办学等支援四化建设的经验,决心不断创造新办法,开辟新途径,为“七五”计划服务。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章师明委员说,人民政协有两个宝:一是人才,二是信息。“七五”期间要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作用,使人民政协的工作有新的突破。
科技界委员在讨论中认为,要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有赖于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而经济建设的强大后劲的深厚源泉也在于科学进步。委员们就“七五”期间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化工部副总工程师黄鸿宁委员认为,应当把引进技术作为自力更生的起点,要用引进技术来提高设备的国产化水平。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黄敞委员强调了发展微电子技术的重要性。他说,我国发展微电子技术和工业是有基础的。他提出,在引进、吸收、开发、创新的同时,要锲而不舍地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他建议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发展微电子技术和工业方面订出一个好的具体的“七五”计划。
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杨成武今天上午分别参加了妇女组、宗教组、文艺组的讨论。
在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和卫生部的组织下,医卫界的委员就发展我国医卫事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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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点工程唐山碱厂动工
年产纯碱可达六十万吨
“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河北唐山碱厂四月一日开工兴建。
它是“七五”期间国家建设的三座规模最大的碱厂之一。设计能力为年产纯碱六十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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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远程汉字微机网络系统
为办公自动化奠定基础
记者撰写的一则新闻在北京用汉字输入微型计算机,几秒钟便发到了两千五百公里之外的某地;瞬间,某地又用设在北京的打字机将这则新闻用汉字打印出来,字迹十分清楚。
这是四月一日上午国防科工委在北京试验指挥中心,用所属某单位新近研制开发成功的远程汉字微机网络系统与两千五百公里外的某地进行联网试验的一项内容。
国防科工委一位专家对记者说,远程汉字微机网络系统研制开发成功,为我国实现办公自动化奠定了技术基础。这是我国微机网络研制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这种设备既经济,又实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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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合作装配MD—82飞机
四月一日在上海开铆
中美合作装配首架MD—82飞机,四月一日上午在上海飞机制造厂正式开铆。这标志着这一中美最大的技术合作项目完成了技术准备和生产准备,进入了生产阶段。
这项中美技术合作项目已被列为我国“七五”重点项目之一。MD—82飞机噪音小、耗油省,可容一百五十座,满载旅客航程三千六百公里。装配的第一架飞机计划于一九八七年秋完成,全部二十五架飞机将在一九九一年全部交付中国民航使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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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说
我国各方面发展较协调形势很好
重申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加强中朝友谊的一贯立场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虞家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比较协调。这是在纠正去年上半年经济工作中一些不适当的作法以后取得的。
胡耀邦说,今年的经济形势很好。出席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正在心情愉快地审议和讨论“七五”计划草案。
他指出,各方面的发展比较协调并不是说没有困难、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的经济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基础设施比较差,原材料的生产不足,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还很落后。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努力去解决。如果我们要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至少还要三四十年时间,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新闻》总编辑李成福说,我这次率代表团访华,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五六年的时间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并不长,但在这五六年里中国的工厂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为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谈到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时,李成福说,我们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两国新闻工作者要作为桥梁,为发展和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
胡耀邦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中朝友谊的一贯立场。
他说,中朝两国人民同生死、共命运几十年,历史决定我们两国人民要继续共命运。
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会见时在座。
《劳动新闻》代表团是应人民日报社邀请于3月21日来华访问的。朝鲜同志曾到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参观访问。
昨天下午,李成福总编辑还以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拜会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吴冷西。李成福和吴冷西签署了两国记者组织的友好合作协议。(附图片)
胡耀邦会见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劳动新闻》总编辑李成福率领的《劳动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李生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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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彭真会见摩洛哥议会代表团时指出
中国要发展 关键在改革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张荣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今天在这里指出,中国要发展,关键在改革。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需实行改革。
彭真是今天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艾哈迈德·奥斯曼议长率领的摩洛哥议会代表团时说这番话的。
彭真在向摩洛哥朋友介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说,赵紫阳总理向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作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七五”计划是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计划、改革的计划。他说,中国要发展,关键是改革,对外开放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彭真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说,不改革就不能发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彭真说,当然,改革又是一项很艰巨、复杂的任务,在前进和发展过程中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只能在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改革中得到解决。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有信心、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把改革不断推向前进。
摩洛哥朋友很有兴趣地听取了彭真的介绍。奥斯曼议长说,他相信中国会克服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他说,摩洛哥非常关注中国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发展和所进行的改革和开放的尝试,并希望这种尝试成功,因为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谈到双边关系时,彭真说,中摩两国是很友好的国家,两国之间没有利害冲突,有的只是共同的愿望,那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双方应该也完全可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发展在各个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
奥斯曼说,摩中两国关系始终处在和睦的气氛之中,双方对双边关系问题和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有着一致的观点。他说,摩洛哥同样希望发展两国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方面的合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秘书长王汉斌、委员宋承志,摩洛哥驻华大使哈尔凯特会见时在座。
会见后,彭真设午宴招待摩洛哥贵宾。
今天上午,周谷城同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奥斯曼议长和周谷城副委员长先后介绍了各自国家的议会工作情况、政治经济形势和对外政策。周谷城在会谈中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奥斯曼议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列席明天上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附图片)
彭真会见由艾哈迈德·奥斯曼议长率领的摩洛哥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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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人
——记上海纺织系统的三名共产党员赵仲璧徐鸿书朱品蓉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在有限的人生中,有的人追求奉献,有的人图谋索取,有的人崇尚理想,有的人迷恋享受。这就象一杆秤,称出了人生不同的价值。本文向读者介绍的,是上海纺织系统的三名普通共产党员。他们真诚地追求“对国家多贡献,向社会少索取”,并从无私的奉献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领略到生活的乐趣。人们热情称颂他们忠实贯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了浩然正气,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仲璧:
“从入党那天起,我就属于党的了”
上海羊毛衫八厂六十一岁的女工赵仲璧,退休十年,在工厂义务劳动了十年。十年来,她应领退休补差工资二千二百元,奖金以每月五元计共六百元,车贴三百元,但这些她都不要。工厂领导对她这种不计报酬的精神既感动又不安,近三年代她领了年终奖一定要她收下,她仍分文未动。而十年间,她为国家创造的利润达二万三千多元。
赵仲璧在退休后的三千多天里,除因患腹膜炎住院和参加母亲丧事请过短假外。坚持出满勤,还主动干又脏又累的活——给包装箱刷标记。去年,厂门市部开张后,她常常干完了当天的活,又挪动着一百七十多斤重的身子,赶到门市部把售完货物的空包装箱按规格整理好,带回工厂重新利用,这样又为国家节约支出一万多元。一次有人对她说:“搞义务劳动,是五十年代的老做法,你也该改变改变了。”赵仲璧回答说:“具体做法可以改变,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不会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不会变。”还有人问她:“你拿退休工资来上全天班,图个啥呀?”赵仲璧认真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就要战斗不止。”
赵仲璧退休以后为坚持上班,克服了许多困难。1982年,她老母亲卧床不起,她每月花钱把老母亲托付给别人照顾。去年她的儿媳生孩子,她又每月花四十元钱请人照料,自己照常去上班。甚至当她心爱的小孙女住院病危时,她也坚持上班,只在下班后前去看护。厂领导感动地一再说:“你有事尽管请假,没有人会说话的。”赵仲璧恳切地倾吐心音:“我不是怕人说话,我是怕耽误工作。”
赵仲璧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她却处处体谅着国家的困难。一次,她的独生儿子在衣厨里翻到一叠纸,一看,全是自己出生以来的医药费收据,有好几百元。他问妈妈这些钱怎么没有报销掉,赵仲璧说:“我们付得起,就自己付了。”儿子心想:爸妈两人工资才一百多元,要养外婆,还要贴补奶奶生活费,生活并不宽裕。赵仲璧告诉他:“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现在母亲有困难,我们就要主动为她分挑担子。”
赵仲璧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从1951年参加工作到1976年退休整整二十五年间,她总是提早一小时上班,推迟半小时下班。1954年入党后的三十二年间,她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她说:“从入党那天起,我就属于党的了。”1959年工厂的织机由手摇改为电动,多数工人不适应,降低了生产指标,赵仲璧却不断提高生产指标,成为全行业的一面旗帜。1964年,工厂根据她的工作成绩决定给她晋升工资,她一连几天找厂领导谈心,再三推让,直到组织上接受她的要求。赵仲璧结婚后没有房子,挤在母亲家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厂里两次分配给她房子,她都让给了别人。后来孩子长大住不开了,厂里决定分配给她一间二十八平方米的住房,赵仲璧说:“我是党员,住房水平不能超过群众,给我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就够了。”她又第三次把大房子让给别人,自己住进了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1979年,儿子结婚无房,她征得房管所同意,花两千元钱在空地上搭了一间小屋,始终未向组织上伸手。
赵仲璧入党的时候,群众就赞誉她敢斗歪风。几十年来,包括退休以后,她的这种性格一直没有改,为此,她得罪了一些人,但她从不后悔。她说:“党员在歪风邪气面前不敢斗争,还算什么党员!”人们敬佩赵仲璧的高风亮节。退休前,她六次获得市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和市、区级“三八红旗手”的称号。1981年以来,她年年被评为本系统的优秀党员。
徐鸿书:
“我的理想是:向社会少索取,对国家多贡献”
去年年初,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有六名技术骨干被外省一家企业以高薪和高额“保证金”的优厚待遇“挖”走了。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一些波动,有些有技术的人也心动了。但是,这位厂里技术水平较高,甚至在上海棉纺行业都小有名气的模具行家、共产党员徐鸿书,却一再谢绝外单位的高薪聘任,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1983年4月,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一套进口的气流纺设备全面投产了。气流纺设备上的配套易耗件筒管的补充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靠进口,要花费大量外汇;自己造,又缺乏成功的把握,弄不好反而会影响整套设备运转。就在这节骨眼上,三十七岁的徐鸿书勇敢地担当起试制筒管的任务。
他剖析实物,测试数据,构思模型,绘制图纸,探讨工艺,研究材料,在小组和工场的其他同志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用凿子、冲头、铲刀等简单工具试制成功了这种筒管。
人们通常把模具比作工业的“钥匙”,以此强调它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徐鸿书为了掌握这把“钥匙”,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买了大量有关模具设计、注塑工艺、液压原理、电子电器的专业书籍和杂志,如饥似渴地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经过刻苦研究,他不仅掌握了开模和自行设计模具的技术,并能熟练地操作和维修各种型号的尼龙注塑机,在同行中颇有声誉。
徐鸿书不断追求事业上的创新。几年来,他在两百多副各类模具的设计、研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工厂解决了生产中一系列难题。他设计的棉精梳机齿轮系列模具,成功地用尼龙注塑齿轮代替金属齿轮,改善了金属齿轮噪音大、磨损快的情况。这项革新成果已在全市棉纺行业推广。他将尼龙注塑机的传动装置由齿轮改为液压,增加了机器的功率,提高了机器性能。徐鸿书技术革新成果累累,1985年荣获“上海市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先进个人”称号。
慕名前来用高薪聘请徐鸿书的单位很多。去年6月,外省一个单位派人到徐鸿书家里,表示愿意先付一二万元现金的劳保酬金,然后再按每月三百元薪金聘用他,而且言明每月只需工作二十天,每月一次来回上海探亲的旅差费全部由厂方支付。当时,徐鸿书夫妻两人每月工资不满一百三十元,每月还要贴补双方老人三十五元。然而,面对这样优厚的待遇,徐鸿书的回答是:“我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话。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助;要我辞职受聘,我不干。”有人说徐鸿书太傻了,送上门的“金娃娃”不抱;也有人说他“胆小”、“不识时务”。徐鸿书说:“厂里有搞不完的技术革新,我怎么能为了钱而离开厂呢?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靠!”
象春蚕吐丝一样,徐鸿书摄入少许的养分,却绵绵不尽地付出。长期过度的辛劳使他体质下降。有一次,在技术攻关中,他胃出血四个加号,医生强迫他卧床休息。养病期间,他听说厂里进口布机上的液压装置发生故障,就立即赶到厂里参加抢修,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回到厂里象平时一样忙开了。去年春节前夕,家家都忙着购置年货,徐鸿书却五天五夜没有回家,饿了,啃几口馒头;困了,裹着棉衣打个盹,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人问徐鸿书:“你年轻轻的,不要钱,还整天拚命,你在想什么呀?”小伙子朴实地答道:“我的理想是:向社会少索取,为国家多贡献。”
朱品蓉:
“人生的价值是,为社会增添一砖一瓦”
1982年底,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女高级工程师、共产党员朱品蓉,把刚去世的丈夫留下的二万二千元存款上交给国家。她向组织上恳切地请求说:“一个人活着不是为了钱。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增添一砖一瓦,这才是人生的价值。”就在她上缴巨款的时候,她家里的家用电器只有一架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只五十立升的医用冰箱,家具、摆设都很普通,她的独生女儿也自食其力,克勤克俭。
朱品蓉的为社会添砖加瓦,集中地表现在她在科研道路上顽强探索,为祖国奉献了十几项科研成果上。她把奉献作为自己生活的最大乐趣。
朱品蓉194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工系。她五十年代在上海毛麻公司研究室工作时,就开始了对羊毛性能的分析研究工作。她先后主持的八项科研项目,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中有三项还填补了当时的国内空白。六十年代初被调到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后,她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研究用苯蓖处理羊毛,在提高毛纤维的耐热性上取得了成功。这项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上后,造纸毛毯和烘缸毛毯的使用期分别延长了20%至25%。现在这项成果已在造纸行业推广使用,并获得全国科研成果三等奖。随后,她又马不停蹄地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十年内乱中的非法审查、下放劳动和长期紧张忘我的科研工作,使朱品蓉患了高血压、糖尿病,以后胸部又发生肿瘤,做了两次肿瘤切除手术。医生嘱她全休,她却坚持上班,甚至回家后还在查资料,写论文,为同事译稿、校稿。1982年,与她相依为命的伴侣去世了。朱品蓉忍着悲痛,把科研的进展作为自己的安慰和希望。她以顽强的毅力,又接连写出了“羊毛的风蚀”、“羊绒净洗”、“油脂的色泽”等论文,在毛纺织科学研究中不断地开拓前进。她经过大量实验结果写出的《羊毛油汗色泽对纤维性能及其加工的影响》等论文,为种羊的选留提出了正确的区分依据,也为保存我国的种羊资源开辟了一条新路。这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内专家及其牧区工作者的高度评价。近年来,朱品蓉还主动承担了“羊毛酶法除草屑”的研究课题。这是一项国内没有的、开拓性的科研项目,目前已取得初步效果。这项科研一旦成功并推广应用,将对我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视名利如尘土,只是尽自己的心力,使国家和人民多得她工作的裨益,这是朱品蓉一贯的思想品德。1982年4月入党后,她更是处处注意维护党的形象和荣誉。在研究所,人们称颂她是讲究科研道德的典范。她写过许多论文,也和其他人合作过,而以她为主写成的论文,她总是把参加课题的其他同志的名字写在前头。她工作拣重的挑,在拿科研奖和稿费时却总是一再谦让,或者把钱分给课题组的其他同志,或者为大家买一些政治思想教育读物和技术业务工具书。近年来,有些单位以优厚的报酬聘请她当顾问或担任技术咨询工作,她都谢绝了。她说:“我要让自己的能力全部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出来。”
去年年底,朱品蓉给上级递交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要求退休,并希望院部允许她在退休后不拿补差工资继续上班,完成她的科研项目。有人问朱品蓉:“您是高级工程师,国家规定可以干到六十五岁,而且院里正有重要项目需要您完成,为什么要提出退休?”朱品蓉有自己的打算:退休后,可以把评聘在高级职务名额让给年轻人,把课题组长的担子也交给年轻人,自己可既不占院里的编制,又不给国家增加负担,照样对国家作出贡献。她说:“身外之物我都不在乎,献身科研事业才是我最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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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耀邦会见澳大利亚南澳州政府代表团时说
中澳两国“七五”期间贸易额有望翻番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记者冯秀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上午在中南海会见澳大利亚南澳州政府代表团时对中澳两国贸易发展前景表示乐观。
他说,去年两国的贸易总额约为十亿多美元,比1984年仅增长了3%,这太少了。他希望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往来。他认为,两国的贸易额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翻一番是很有希望的。
会见时,胡耀邦对南澳州总理约翰·查尔斯·班侬率代表团首次来华访问表示热烈欢迎。班侬告诉胡耀邦,代表团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南澳州和山东省之间的友好省州关系。他说,建立这种关系不仅要开展两个省州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
胡耀邦说,这是很好的意见。班侬说,南澳州正在寻求不同的途径进一步扩大澳中贸易,使双方都获利。
去年4月,胡耀邦曾访问了澳大利亚南澳州。今天他对有机会在北京会见南澳州客人感到格外高兴。会见结束时,胡耀邦兴致勃勃地同班侬等澳大利亚客人一起在中南海湖边散步。他们观赏了这里的春色美景,畅叙了中澳友谊。胡耀邦指出,两国的经济合作发展了,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造福于他们的后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会见时在座。
澳大利亚客人是3月30日抵达北京的。他们将于明天离开北京应邀前往山东省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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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介绍

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主席今天抵达我国访问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拉多万·弗拉伊科维奇1922年11月18日生于伏依伏丁那自治省鲁马区布贾诺弗契村,塞尔维亚族。1940年参加工人运动,1943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1941年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在战争期间曾任共青团鲁马县委书记、南共鲁马县委委员、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潘切沃地区委员会书记、南共潘切沃地区委员会委员和该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员。1945至1958年先后任塞尔维亚共产党潘切沃地区委员会组织书记、潘切沃市委书记、潘切沃县委书记、诺维萨特市委书记和诺维萨特县委书记。1958年起任伏依伏丁那省工会委员会主席。1963至1967年任伏伊伏丁那省议会主席。1967年当选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农业委员会主席。1974至1981年任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主席团主席。1978年起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1981年11月起当选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委员。1984年5月至1985年5月任联邦主席团副主席,1985年5月起任主席。
(新华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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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深入到“家”好
何吴
最近,江西一位新上任的县委负责同志下乡了解情况,听了乡干部的汇报后,又到各村实地考察,登门拜访了多户农民,发现工作的实际进度与刚听到的汇报相差悬殊。陪同的乡干部便说:“好典型多在山里,可惜汽车进不去。”这位县委负责同志马上表示:“那我们就一道爬山去看看吧。”这一来,乡干部们只好尴尬地承认:汇报里确有“水份”。
近年来,常听农民议论,领导干部下乡是到“乡”为止,只见乡政府院里小汽车进进出出,就是难见他们的面。人下了乡,只停留在听干部汇报上,就如同井中葫芦,形似深入,其实还是浮在上面。
看来,领导干部深入到农家,是改变这种现状的一个好办法。固然,汇报不能不听,但听了更要迈开双脚到农民家里亲自看一看,听一听,最好住上几晚。这不只是为了“测谎”(有些基层干部讲假话有他们自己的责任,也不能全怪他们,上面也有责任),更主要的是,了解农民的新经验、新问题、新要求,并检验上级机关的领导工作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着的新情况。还可以通过和农民交朋友,建立深厚感情,改进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领导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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