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思念胡风和田间〔文学回忆录〕
  艾青
1935年10月我从国民党监狱出来,1936年上半年我在常州女子师范教了半年书,下半年,到上海住在亭子间里过笔墨生涯。
一天,一个穿西装的青年来访,看样子不会超过二十岁,捧了两本诗集,一本《中国牧歌》,一本《中国农村的故事》,用瑞典纸精印,毛边,是当时最阔的。在书的第一页上写着“海澄哥教我”,使我很感动。
这个青年就是田间,光华大学的学生,当时已是出名的诗人。而我虽然发表诗文已三四年了,却还没有出版过诗集呢。
1936年11月,我从在狱中所写的诗选了九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出书之后当然送田间一本。
不久,田间来告诉我:“有人写了一篇评论你的诗的文章,想见见你。”我既不知人家怎么评论的,就回答:“等我看了文章再说吧。”
文章发表了,在王统照主编的《文学》上,题目是《吹芦笛的诗人》,作者胡风。我看,文章是田间叫他写的。
从此,胡风和田间成了我的朋友。胡风1902年生,比我大八岁,田间1916年生,比我小六岁,胡风自然是长者。但他不爱发议论,从来没有告诉他的地址,我也没有问过他。
他来,总是静静地坐着,看见我的桌子上有诗稿,就拿起自己读,读完了就带走发表。他在文坛交往比较广。通过田间和胡风,我也认识了聂绀弩,他们也从我这里认识了江丰、李又然。我既然靠写作维持生活,有困难就靠朋友接济。但是创作的确给我以慰安。
胡风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发表了我一部分诗,这个丛刊有两期的封面是我设计的。丛刊发表了我的诗之后,一天胡风突然告诉我:“你的诗已得到了最高的评价。”我不好意思问他是谁说的,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后来我猜是冯雪峰说的,因为那时,冯雪峰担负了中央派他主持上海的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由亲戚介绍到杭州蕙兰中学教书。战事失利,我离开杭州到武汉。当时武汉已成了文化中心,许多作家云集在武汉,胡风、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后来江丰和李又然也来了。
胡风把人们召集一起,商谈出版刊物的事,大家决定办《七月》,七月是全面抗战开始的日子。
胡风和出版界有关系,他编刊物、写评论、写诗都行,作为诗人,他在1937年8月就写了一篇《为祖国而歌》,歌中唱道:
迎着枪声 炮声 炸弹的呼啸声——
祖国啊
为了你
为了你的勇敢的儿女们
为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的感激
我的悲愤
我的眼泪
我的也许迸溅在你的土壤上的活血!
他在1938年8月27日写的长诗《给怯懦者们》,是为了叫大家起来去战胜强暴而不停地呼号的。
田间从一个小旅馆搬到美专和我住在一起。他那年12月24日写了长诗《给战斗者》,这是一首一气呵成的长诗,分很多段,象一串串珍珠似的闪耀在我的心头,他的诗召唤着战斗,象擂鼓似的。
在诗篇上
战士的坟场
会比奴隶的国家,
要温暖,
 要明亮。
我们两人一起送给胡风,胡风当然也喜欢,决定发表在《七月》上。
12月28日,我写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我写完了,真的下起雪了。我对李又然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他听了说:“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也听你指挥的。”我只能笑笑。
这首诗也发表在《七月》上。1938年1月间,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李又然和我,大家一同到了山西临汾,那里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需要人,我们是为了开展工作,为了抗日战争而去的。
当时,丁玲(我在1932年见过面)正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临汾。田间就参加了。其它的人都分散了,有的到西安,有的南下,我到西安。
不久,我离开西安到武汉,我把这次北上所写的诗,都交给胡风,有《风陵渡》,《补衣妇》,《驴子》,《骆驼》,《乞丐》等。4月我写了长诗《向太阳》,7月写了《人皮》,都发表在《七月》上。
 在战争年代,人们流离失所,到处漂泊,谁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到哪儿去。同样,这个年代倒也会从匆匆而过的人群里遇到不期而遇的人物。我从武汉南下到湖南衡山,就碰上1929年到法国的同路人孙伏园,他是衡山县的县长,请我吃了一顿饭,在座的有诗人S.M.他后来也是胡风的朋友,遭受到和胡风同样的命运。在衡山,我也遇到日本的反战的战士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他们当时很狼狈。
我遇见了诗人番草,他是田间的同乡,他约我到广西去,说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就到了广西。桂林也形成了战时的文化中心。
我在《广西日报》编副刊,取名《南方》,原定每周一期,后来被别的副刊挤到半月一期,又挤到一月一期,最后成了无期。我曾开玩笑说:“这个副刊是个公共厕所。”
1939年秋天,我辞去《南方》编务,到湘西新宁衡山乡村师范教了半年书。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学校要我去,育才受国民党敌视,我就搬到重庆市区住。这时间,又与胡风见面。《七月》已停刊,我们只在各种会上相见。他还是很活跃,在文协负责部分工作。
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在北碚和周恩来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后来在草街子育才学校讲了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重庆只有一年的时间,直到1941年春天
“皖南事变”发生了,我和胡风、田汉、宋之的都收到国民党的要员刘峙、吴国桢、陈立夫、谷正纲四人的请柬,请我们去参加“总理纪念周”。只有宋之的去了,他回来说,陈立夫在会上叫嚷了一通:“我们至大至刚,什么也不怕!”
这之后,我的身后就不时有特务跟踪了。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对作家有了安排,分两路撤退:一路到香港,一路到延安。我决定到延安。走前曾问胡风去不去延安,胡风说:“不去。”态度很坚决。
我到延安后,曾向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同志谈起胡风不愿意到延安。他说:“有什么意见,只要到家里,就一定能说清楚。”
但胡风终于没有到延安。
延安和重庆间的信件来往很不方便,我和田间一同署名给胡风写过一封信。以后他大概到香港去了。
1949年1月北京解放,下半年召开第一次文代会,胡风和田间都参加了。
第一届政协,胡风是委员。但那时他住上海。1950年,我为和平签名运动到全国各大城市,胡乔木同志要我找上海的三个作家谈谈,这三个作家就是冯雪峰、胡风和夏衍。我把谈话记录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乔木。
田间写了不少诗,《戎冠秀》、《赶车传》……《赶车传》是巨著,曾被译成德文和捷克文,我写信鼓励过他,但是,解放以后,见面的机会却比较少了。
1954年7月,听说胡风向党写了三十万言书,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本来可以通过自由讨论解决,却想不到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终于夸大成了政治问题给以讨伐。他被当做敌对分子处理,因他受牵连的人数不少。
从此,我们彼此不知死活,音讯隔绝达二十多年之久,直到1980年9月,中央重新审查他的案件,给予平反,他才重见天日。
每逢文艺界开会,他得到通知就来参加,总是坐在远远的地方,我只要看见他就走上去和他坐在一起,只是默默地相对无言,象两块化石。
听他的家属说他还能写东西,记忆力特别强。很多事情,他口述出来,家属帮他记录下来。但是他病了,田间也病了,都住在友谊医院里,我不知道。一天,接到梅志的信说胡风病危,她说不告诉我,我将要埋怨她。我马上叫车到友谊医院,在路上作协的驾驶员说:“胡风已在昨天下午四点钟去世了。”我感到茫然。
我们还是到友谊医院去看了田间,田间这一天精神很好,要我们多坐一会儿,我们走,他送我们出病房。我们装做不知胡风已去世,就对他说:“想看看胡风。”田间说:“胡风患重感冒,医生不让看。”可见他还不知道胡风已经离开人间。
我们只得叫车开到胡风家里。慰问梅志和儿女们,我说:“晚了一步,没有赶上,我很悲痛……”他家里也充满了悲哀。
胡风是1985年6月8日逝世的,终年八十三岁;同年8月30日,田间也死了,终年六十九岁,他和胡风逝世相隔不到一百天。
可怕的癌症又夺走了我的两个朋友。
1986年1月13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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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塞上的雨
  方溦
雨作为诗的材料,在中国怕是早已写滥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写春雨;“坐看黑云衔猛雨,喷洒前山此独晴”,写的是盛夏的雷阵雨;而“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则无疑是写秋雨了。如果雨天里朋友们依窗把盏,要以带“雨”字的唐诗作酒令的话,我想该不算是太难的题目。可是要从当年写边塞生活的诗中找出个雨滴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说“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也只能是蒙混过关,因为认真说来,这诗句中所描写的实际是雪景,“雨”字在这里本应作动词来解。可是,难道塞上当真竟无雨么?
塞上有雨,不过雨量不多,与年降水量在六千六百毫米的台湾火烧寮相比,甚至不及那里的零头儿。不过我想,也正唯其稀少,塞上的雨才弥足珍贵。中原有句农谚,叫做“春雨贵如油”。油也有三等价,倘春雨在中原已贵如菜籽油了的话,那么到了塞上怕要贵如香油奶油了。
塞上的雨不仅少,而且缓。劈头盖脸的急雨,瓢泼般的大雨,肆虐无忌的暴雨,在塞上都绝少见到。它总是那样的潇洒从容,象是一个修养颇深的长者。实在是,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东南季风吹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了。
塞上的雨不仅少,不仅缓,而且来得迟。此地也有一句农谚,叫做“二八月龙口夺食”。塞上一年中最集中的降水期大抵总是在阴阳两个八月,而那时,时令已是秋季了。虽然麦子已经熟了,但要看草原,却正是时候。焦渴了两季的草们,一旦得了雨水的滋润,便拚了命地往上长,或许是它们已经感到时间不多了的缘故?一场雨后一个样,那葱茏,那茂盛,使得塞上后土出现了一年之中短暂而激动人心的繁荣!刘禹锡有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拿来观之塞上的春秋,我以为真是再切实不过的了。
内地的朋友要到塞上看一看的,我总是希望他们能在八月来。且不说八月里那让人神清气爽的甘冽的空气吧,且不说那使人赏心悦目的无边际的绿,单是这塞上的雨,就足以使你销魂了。
塞上的雨绝不象江淮的黄梅雨那样令人生厌。它自下它的,你的被褥衣物绝不会到处发潮。撑一把雨伞,你自可以到草原上去漫步。如果喜欢听雨,你最好撑一把油纸伞。这里没有市声喧嚣,亦无骇人的浪涛松涛。茫茫天地之间,只有雨,在你的伞上轻声地诉说,诉说着一种绿色的温柔。那缠绵,或者间有几分惆怅,真非言语所能道出的。
倘若你登上了赵长城的废墟,那不断的雨丝,许又会扯起你思古之幽情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而今,过了多少个世纪,你来了,来凭吊这古战场,透过蒙蒙雨帘,想当年落日大旗,马鸣风啸,平沙万里,遍野哀鸿的景象;听鬼魂烦冤啼哭,天阴雨湿啾啾之声;吟杜工部“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的诗句;思今日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共图大业的盛世。再看那雨,也象是欣喜至极的泪水呢!
郁达夫说过,凡北方的雨都是可喜的。而我要进一步说,尤为可喜的,当是塞上的雨。
但是,也有的青年人不以为然,说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天意若真怜幽草,这雨就不该如此姗姗迟来。塞上的雨,实在只是聊胜于无罢了,又何足道哉?
我想,世间本来就没有过统一的思想,人们尽可以随意地说,但是草们却绝不会如此的没有心肝。孟郊的《游子吟》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已成流传千古的名句,足见寸草也是有心的。但古人作诗太多束缚,往往因词害义。为押“归”韵,孟郊把雨之功推给了“晖”,便是明证。试想,三春之晖处处皆有,而寸草却未必处处得生呢。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山脉东西两边的景象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太阳在山脊上不偏不倚地照着,而山脊的两侧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肥沃湿润的绿洲,另一边是贫瘠干旱的荒漠。这全是高高的山峰阻截了自海上吹来的雨云的缘故。依我看,天下寸草若真有报答之心,首先当去报答雨露的恩情。然而,寸草之心,又怎能报雨露恩情于万一!
没有雨水,塞上将没有草原,没有雨水,塞上将是一片荒漠!
非洲南部有一个卡拉哈里沙漠,沙漠中一年有九至十个月没有存水,居住在那里的布希族人只能用芦草插入地里吸水解渴。因为缺水,布希人长得又瘦又小,平均身高只有一百五十五厘米;因为缺水,人们连尿也不肯轻易浪费掉,常用它来洗手。在炎热干旱的夏季,他们还常把尿尿在树荫下的坑中,使沙土潮湿,然后躺进坑中纳凉。要是偶尔下一场雨,那简直成了布希人的节日,人们欢呼着搬出了所有的容器,陶盆、瓦罐、甚至连鸵鸟蛋壳也要拿来接些雨水。
没有比较,不觉天高地厚。塞上的草们是理解天意的。跋涉了迢迢千里万里,雨说:“我来迟了。”而草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淌着满脸的泪水,拚出了所有的力气,只是长!长!长!
青年人由于经历少、阅历浅,缺乏比较,总是以理想来批评现实,记得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伊凡·参卡尔有这样一篇小说:一个寒冷的冬天,几个孩子在家里盼着母亲带着食物归来。一直等到暮色降临,他们饥寒交迫,由焦急而生了对母亲的怨恨。他们猜测母亲一定是把他们忘了,一定是独自享乐去了。这时母亲回来了,她的脸被冻红了,手被冻僵了,除了一开门时带进的搅天的风雪,她的旧头巾里还包着一个又干又冷又硬的面包。她知道孩子们等急了,她知道孩子们饿坏了,甚至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想了些什么,她只是连声向孩子们说着抱歉的话。她所以回来晚了,是因为难于找到工作。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在角落里难过得流出了眼泪。
啊,这就是母亲的胸怀!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说不清为什么,每当雨天里眺望塞上的天空,我总觉得那匆匆疾走的灰云,就是参卡尔笔下的母亲那褪了色的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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